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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05-1-11 22:59

城市·明日之后



江东子弟 发表在 城市论坛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128-1.html


  城市·明日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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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拉斯哥(上)。伦敦(下)。英国城市的新发展大多强调河流的运用。



  我们出生之前,城市已经在那里;我们成长,城市继续发展;将来我们死去,城市的生命肯定还远没有穷尽。即使它呈现衰落的症状,也有新出生的人、成长起来的人想尽办法实现振兴,把下降的趋势变成上升的趋势,把老迈的城市变成青春的城市。

  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不时会遇见各种进行中的改变,有些是从零开始的“诞生”:一个规则的颁布,一条道路的开通,一座桥梁的落成;有些是“旧”变成“新”:工业区、港口区也可以改为住宅区或者商业区,废弃的建筑物不知何时又搭起了脚手架,甚至多年之后又亮起了灯。不过未必谁都联想到这些不同时空中发生的改变其实存在紧密的联系,幕后有一群人正作出持久的努力,经营着令衰退城市复兴的全盘计划,如果他们不能取得完全的成功,也会有将来的人接替。

  英国是个好的例子。英国拥有悠久的城市历史,伟大的历史城市,90%以上的人口居住于城市区域,城市理应是这个国家的动力中心。然而过去1/4个世纪里,包括伦敦在内的英国主要城市都经历着严重的衰退问题,由于受经济形势影响和总体规划不足,城市结构混乱、欠缺设计,居住和交通状况恶化,同时产生失业、犯罪、种族歧视和贫富悬殊等严重社会问题——也许跟其他一些国家的现状作水平比较还不算太坏,但若跟自己曾经拥有的辉煌作垂直比较则明显在走下坡路,它们逐渐失去对城市人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更新(Renewal)”、“复兴(Regeneration)”等已经作为城市发展的口号被提出,而随着一些重要改革措施在新世纪实行,英国的主要城市开始感受到显著的变化。

  老去的城市如何重新获得生命力,这是值得关心的问题。我们到英国实地体会那里经历着的转变,同时访问指引城市未来方向的关键设计师,了解那里的人们可以为治愈和唤醒自己的城市发挥怎样的主动作用。

  我们讨论的话题就是“城市复兴(Urban Re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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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查德·罗杰斯爵士(左)和他永远以“红孩儿”形象出现的老搭档迈克·戴维斯

  泰晤士河畔的理查德·罗杰斯事务所一角

  理查德·罗杰斯:我们都必须想像未来

  理查德·罗杰斯

  理查德·罗杰斯有英国和意大利血统,1933年出生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迁往英国定居,1954年-1959年就读于美国耶鲁大学,1985年获得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金质奖章,1999年获得美国托马斯·杰佛逊纪念基金会奖章,2000获得日本皇室世界文化奖建筑奖章。他在1991年被封为爵士,并于1996年成为贵族。

  罗杰斯最有名的建筑作品有伦敦的劳合社总部大楼、千年穹顶,巴黎的蓬皮杜艺术中心,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庭等等。理查德·罗杰斯事务所成立于1977年,在伦敦、巴塞罗那、马德里和东京设有办事处,目前最主要的建设项目是伦敦希思罗机场的5号候机楼和马德里新机场,后者为当今欧洲最大规模的建筑项目。其他项目包括伦敦的一座超高层办公楼、安特卫普的法庭建筑群、格拉斯哥的一座新桥梁以及巴塞罗那的一座酒店/会议中心。

  理查德·罗杰斯爵士是伦敦市长的首席规划顾问,同时对英国内阁也有相当的影响力。1998年,罗杰斯被英国政府任命为城市规划特别小组负责人,对城市发展的现状进行了为期3年的调查研究。以他的工作成果和建议为基础,英国政府于2001年发布了《城市白皮书》,这是20年来英国第一份针对城市建设领域的重要的政策性文件,被称作英国城市发展的“白色希望”,标志着英国的城市复兴事业进入了新的阶段。

  在位于泰晤士河边的理查德·罗杰斯事务所总部,我们见到了这位英国建筑界地位崇高的人物。他首先向我们介绍了他所主张的城市发展6大原则:

  第一,城市必须集中,发展不应向外延伸到乡村,除非万不得已。伦敦人口增长很快,这些增长应该被限制在城市里面,例如利用前工业用地,增加交通枢纽,鼓励人们走路或者使用公共交通方式。

  第二,生活,工作,休闲应混合在同一区域里,同时鼓励穷人和富人一起生活。

  第三,鼓励行走和骑自行车,其次是公用交通工具,私人汽车应该被限制。中国非常幸运地拥有大量自行车,而英国目前正在想方设法鼓励人们骑自行车。

  第四,好的设计。人们应该是被城市吸引而住在这里。人们喜欢处在美丽的公共空间,而好的建筑物提供这样的空间。好的设计能够提供宽阔空间,美感和节奏。

  第五,我们必须对环境负责。城市比其他任何形式的组织方式都产生更大的污染。城市是我们需要清洁的地方。有很多人因为害怕污染而搬到城市以外居住,那反而会把污染带到城市以外的地方。

  第六,社会正义感、责任感和包容性。

  在被问及复兴计划希望给英国的城市带来怎样的变化时,罗杰斯爵士解释说:“以伦敦市为例,我的工作着重针对两个领域。一个是如何使公共空间更文明——对行人和自行车而言更文明。欧洲大陆有些国家的城市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像意大利的维罗纳和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丹麦的哥本哈根和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向这些城市借鉴,我们相应为伦敦制定了增加行人和自行车使用空间的8年计划。另一个重点则是建立结合居住、工作、娱乐的可持续发展社区。”

  罗杰斯一直主张建筑和规划应该合理设计和运用空间,这次他以自己在巴黎的经典作品蓬皮杜艺术中心来说明:“蓬皮杜中心是欧洲最多人参观的单独建筑物,当然它里面有很好的艺术收藏和很好的图书馆,但其中许多参观者被它设计良好的公共空间吸引而来。它前面有个很大的广场,加上走廊、扶梯等等都被视为供公众使用的空间。公共建筑物的社会意义不仅仅是它的设计风格和形式。”

  普通人的想像中,建筑师的成就总是与具体的作品和设计实践紧密相关,而作为英国城市规划的领军人物,罗杰斯同时关注着道德、观念等主要的社会问题。“前面提到的城市复兴6原则中,设计良好的环境和社会包容度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原则。一个属于精神层面,一个属于物质层面。这样或那样的建筑风格其实与城市复兴无关,只是功能性的体现。好的建筑在当时都是很‘现代’的。一千年前如此,两千年前如此,今天也是如此。可以向过去学习,但不能向过去抄袭。现存的有它自己力量,但我们都必须想像未来。”

  不过相对于比较抽象的城市规划理念而言,具体的建筑作品可能是更有趣的话题,而且公众如何接受历史名城出现的新建筑,也属于改造实践里值得注意的方面,罗杰斯自己的许多设计作品就被贴上“先锋”、“后现代”和“高科技”等标签,也曾经引起广泛争议。最近英国刚刚有一项关于伦敦市民最喜爱和最憎恨的10大建筑调查,结果“最喜爱的10个建筑物”变成了老房子的专利,“最憎恨的10个建筑物”则无一例外全是新建筑物,泰晤士河边由废弃发电厂改造成的泰特现代艺术馆高居“最憎恨”榜首,罗杰斯爵士对这个话题的态度可以用“豁达”来形容:“媒体们每天都在组织这样的调查,每次调查结果都不同,我只会记得那些对自己有利的调查结果。比如说我喜欢的调查是‘最受欢迎的新建筑’。有些调查说我的劳合社总部大楼最受欢迎,有些调查又说它最不受欢迎,其实它们都不足为信。当年蓬皮杜艺术中心在巴黎的建设计划也招来很多批评,只有《纽约时报》、《卫报》等一些关键媒体支持我们,其他的舆论几乎一面倒地反对。但是等到蓬皮杜中心落成,他们发现那么多人在排队等候参观,才停止了对我们的攻击。”

  作为世界上最顶尖的建筑师和城市规划专家,罗杰斯爵士不仅参与了英国以外许多地区的重要建设项目,而且也关注着各个国家的城市发展现状,他认为振兴城市的原则是一致的,但具体解决方案可能不同。他还表达了对中国的期待:“中国是目前最令人兴奋的国家,你们的增长简直不可思议,而你们的城市改变也跟经济增长一样必须受到良好控制。因为你们的国家非常重要,我们所犯的一个小错误,在你们国家就未必那么小了。这个时代的一大有利条件是我们可以从不同城市、不同国家学习什么是对人好的,什么是对人不好的。我们必须学得很快。这对中国尤其重要,因为中国有世界上1/5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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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中的马德里新机场候机楼  资料图片

  位于伦敦格林威治半岛北端、占地10万平方米的千年穹顶,曾获得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大奖和欧洲钢建筑设计大奖等荣誉 资料图片

  特里·法瑞尔:发展也意味着保护“旧的”

  特里·法瑞尔

  特里·法瑞尔1961年毕业于英国纽卡斯尔建筑学院,1962-1964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学攻读建筑和城市规划硕士学位。他于1978年获颁OBE(英帝国军官勋衔),1996年获颁CBE(英帝国司令勋衔),2001年因其在建筑和城市发展方面的贡献被封为爵士。

  特里·法瑞尔爵士的著名建筑作品有伦敦的军情6处总部大楼、爱丁堡的国际会议中心等等。特里·法瑞尔事务所1980年成立于伦敦,并且在1991年和1992年先后增设香港办事处和爱丁堡办事处,近期的重要建设项目包括英国伦敦的格林威治半岛、纽卡斯尔生活中心、中国香港的九龙火车站和韩国的仁川交通中心等等。该事务所过去10年内在世界各地参与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被整理为《十年,十个城市》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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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敦查林十字路火车站上层的河岸广场

  爱丁堡国际会议中心(中、右图,本刊资料图片)

  对英国的军事情报6处来说,詹姆斯·邦德是虚构的,特里·法瑞尔爵士则是现实的。12年前,法瑞尔为他们设计的总部大楼落成,随后一部007电影的打斗序幕就在这个建筑物拉开,它成了伦敦展现于全世界眼前的又一地标式新建筑——多年以来他的手笔就是这样改变伦敦的面貌。不过同样是上世纪90年代初,特里·法瑞尔加快了走向世界的步伐。造访伦敦威斯敏斯特区哈顿街的特里·法瑞尔事务所之前,另一位当地建筑师和我们谈起10多年前当地建筑市场不景气,“法瑞尔聪明地将眼光转向了外面,赢得许多国外的重大项目”。

  确实如此。从那个时候起,特里·法瑞尔爵士的角色就不再是纯粹的伦敦建筑师,他转变为享有国际声誉的建筑和规划专家。这次他和我们谈论的话题一开始就超越了国界。

  “我参与了中国一些城市的建设项目,包括北京、上海、广州,发现难度也相当大,因为中国的城市发展迅速,由一种不太西方的风格转向西化的风格。对建筑师和规划者来说,太快的发展是个难题,甚至希望放慢一些更好。因为跟人相比,城市的存在要长久得多,而对城市发展的决策却往往由具体的人在短期内作出,这些决策对居民生活、环境状况等都将产生长期影响。我也发现中国的人才进步很快,尤其是在电脑和建筑技术方面。跟许多国家一样,最大的困难是如何决策。”

  既然涉及中国,我们当然最感兴趣。特里·法瑞尔事务所曾参与北京国家大剧院项目竞标,他们的方案成为最终的两个候选方案之一,输给了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的方案。被问及如何看待这个结果时,法瑞尔借自己的方案解释了他对城市改造所坚持的观念。

  “就中国的国家大剧院而言,我的方案主要考虑到中国文化背景,很尊重城市个性、环境等等,同时合理使用空间。我对北京作过仔细研究,发现它跟其他一些中国城市一样,很多项目委托西方设计师设计,这样可能产生很多问题。我不想做极端的西式设计,应该保守一点,出于保护传统的考虑。”

  但他并不认为保护传统是无条件的。“有些项目不太需要考虑到当地的历史文化,例如为城市修建新机场。只是如果要在市中心发展新的项目,城市本身的个性就很重要。以北京为例,建设时需要考虑它本身的棋盘布局,这种结构属于人为设计,相比之下伦敦则经历了几百年有机发展,不那么有规律。另外,伦敦还有个明显特点是泰晤士河穿越全城,北京没有河流,由两条主要道路贯通。中国的城市更大,有大建筑、大空间,这些是英国没有的,也是欧洲没有的。中国城市的表面和地下活动的人群都很多,这也跟欧洲的城市非常不一样。再有,伦敦历史痕迹明显,保留了从罗马时期到近现代的建筑,中国的城市则看得出来经过巨大的变革,而这些革命性的变化都很突然。北京存在着不同风格强烈冲突,也没有完全解决好,没有完全整合。”

  普通人看来,特里·法瑞尔爵士的许多“高调”作品往往以“后现代”和“高科技”的风格吸引着眼球,不过法瑞尔仍然认为处理“新”与“旧”的关系敏感而且重要。除了伦敦,特里·法瑞尔事务所也参与了苏格兰历史名城爱丁堡一些重要项目,如国际会议中心和迪恩艺术馆等,前者为设计一座全新的建筑物,而后者的重点在于改变一座受保护的19世纪建筑物(原为孤儿院)的用途。

  “通常人们印象中的爱丁堡文化古城其实只是爱丁堡的一部分,整个城市扩展的面积更大,譬如码头区都有很多住宅区是很贫穷落后的。在爱丁堡市中心,也就是老城区的建设项目都会倾向于使用更加传统的石头结构,充分考虑当地历史文化背景,就像在北京建造大剧院那样,需要考虑周边环境以及传统。而在非典型传统文化地区,就是其后发展起来的爱丁堡新城区,则可以采用全新的建筑材料和风格。实际上为了保护有历史的老房子,爱丁堡城市中心并没有发展太多新建筑的机会,周边地区则可以更加自由地兴建新项目。像中国很多城市,都有需要努力保存的旧城区,也有完全从零开始发展出来的新城区。”

  如何保护城市的历史文化,尊重城市的原有个性,始终是特里·法瑞尔爵士希望向我们强调的主题。“有些国家建设她们的城市时存在很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对旧的传统给予保留。人们误认为‘发展’就是建立‘新的’,没有想到同时也意味着保护‘旧的’。”

  瞬间目击英国城市复兴

  文>>仇敏业

  离开希思罗机场,道路两旁一派田园风光,我们到了英国;天上的客机几乎是排着纵队向机场方向飞去,果然是个大都市;大巴进了城,路两旁都是维多利亚时代的4层老房子,这就是伦敦。在随后的7天8夜里,当一个更大的伦敦和更清晰的大不列颠出现在我们眼里的时候,渐渐明白,一座拥有伟大历史的城市怎样可以不露痕迹地拥有摩登气质,一座曾经破落的建筑又如何能散发出由内而外的现代气息。

  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英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如今又以出色的城市建筑规划在欧洲乃至全世界闻名。今年10月,在爱丁堡古城的中心街道The Royal Mile旁边,一座崭新的建筑刚刚建成,它是由西班牙建筑师Enric Miralles设计的苏格兰议会大楼。这是一幢令人窝心的建筑,它并不雄伟,不会让人有距离感,建筑的门窗都尽量小小的,就像一个蹑手蹑脚的乖小孩,生怕惊扰了对面那有500年历史的Holyrood Palace。建筑内部除了运用现代建筑流行的玻璃混凝土和钢材料外,大量可见的是亲切的木头材质。2楼展示室连接着旁边原先的旧建筑,旧墙上那些有年头的石头坦然地暴露在外,建筑师尊重历史的心意流露无遗。或许,只有这样的建筑师的作品、这样设计出来的房子才有资格坐落在Holyrood palace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建筑的背面,一堆被木条包住的漂台从建筑中延伸出来,看上去宛如音符,似乎是审美的需要,而建筑师的用意却是:人需要思考,即便是在办公大楼里,人也应该有自我的空间。

  在整个大不列颠岛上,要面对如此艰深的新旧对比的建筑并不多,但需要考虑如何与整座城市有机而环保地融合的建筑却很多。在伦敦,整个Dockland码头区就是在这样的思考中一步步改造出来的。Dockland位于东伦敦,在上世纪80年代,这里是废弃的码头区,脏乱差。经过10几年改造,现在的Dockland是伦敦的CBD,Canary Wharf的大楼高高俯视整个伦敦城,几乎每个面对城市规划的城市都会知道伦敦有个Dockland,但其实Canary Wharf能告诉我们的并不多,无非是Canary Wharf集团18个月建8幢大厦的高效率和“要想富先修路”的道理——Canary Wharf在初建的前两年竟然没有公共交通跟进该区,直到后来Dockland轻轨的投入使用。需要揣摩的倒是搭乘Dockland轻轨从这里出发经过几站之后到达的Cutty Sark,一艘19世纪的旧船仍停泊在泰晤士河旁,装载着Dockland人的过去,大概也是忆苦思甜的意思吧。在旧船的旁边是一个广场,广场上有初中生在玩滑板,广场上有一长排椅子,有年轻人在看书,也有人望着对面,对面有棵大树,大树下一个年轻人在弹电吉他。一堆被废弃的码头,变成了人们留恋的场所。

  如何让人留恋,这应该是城市规划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格拉斯哥的Gorbals区或许是个好例子。在这个由格拉斯哥市政府主动规划建设的新区,有诸多依照人们需求设计的设施。例如新建的Gorball公园,公园里有儿童游乐设施;新区里还有活动中心,集我们国内的老人活动中心、少年宫和俱乐部的功能于一身。这些在国内的住宅小区里似乎也很常见,少见的是活动中心里有钢琴和教钢琴的老奶奶,以及在小区入口处高悬在上的巨大守夜人雕塑,这暗示的是大不列颠对艺术的崇尚。

  自从古根海姆西班牙博物馆救活了比尔巴鄂之后,很多城市都开始寻找自己的古根海姆,格拉斯哥也不例外。在克莱德河南岸,我们看到了蛋型的科技馆,由BDP建筑事务所的Colin Allan设计,现在它已被列为英伦标志建筑。但格拉斯哥政府觉得只有这样一只“蛋”还不够,正着手筹划在“蛋”的周围建更多的“标志”。

  想到这里,又有了还没找到答案的新问题:是否全世界的城市新规划都有类似的趋向?标志性建筑到底属于谁?属于一座城市,还是属于住在城市里的人民?属于千年浸润的文化,还是属于谁都不知道会怎样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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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格兰议会大楼内部

  格拉斯哥的国际会议中心和贝尔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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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泰晤士河上看由发电厂改造而来的泰特现代艺术馆

  格拉斯哥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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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里藏着一声深深的叹息
谁能带我逃离这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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