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江苏调任昆明的仇和，再次成为了舆论焦点。
同样是施以铁腕，上次人们知道得更多的是他在江苏宿迁针对一般社会成员的强制行为，这次人们知道的是他在昆明对官场所加的疾风暴雨。而舆论的反应也因之大变，上次他遭到了很多批评，这次他收获了不少掌声。
但仇和仍然是仇和。他在昆明所做的，与在宿迁所做的，也许并无不同，只是在宿迁的仇和被作了选择性的报道，而在昆明的仇和还未及充分全面展现而已。而不管是要求交通违章的市民穿特制马甲站马路，还是公布全市官员办公电话、让开会打瞌睡的副局长迅速辞职，仇和都是个性毕现。
很多人对仇和在发出人治还是法治、靠铁腕人物还是靠制度的思考。这些思考无疑是有意义的，但可能也是过于简单的。答案很容易，办事情要靠法治、靠制度。然而，如果以此去要求普通人，或许不无问题。现实中，民意既无展现的机会，也缺少展现的途径，民众在法律和制度中地位被动，指望“青天”，指望“好人”，就不可谓不正常。
事实上，仇和之作为也很像“青天”和“好官”。他勤勉、敢决断、敢作为，但与其说他表现了现代官员率然而行的特性，不如说更加类似于我们从古代历史上看到的能臣干将。能臣干将既可能恩重如山，也可能威重如山，既可以是英雄，也可以是枭雄。
在一个并非现代形态的社会里，可能出产的最好官员实在也只是能臣干将，更高产的则是庸臣昏将。你说铁腕的仇和靠的不是法治，那些在潜规则下混事固位的官员难道靠的是法治？你说仇和不尊重制度，那些毫无个性的官员难道更尊重制度？法治和制度的缺陷，是所有这些官员的总环境，不论能庸，概莫能外。
法国总统萨科奇在农产品展销会上与一名不愿与他握手的公民对骂。利文斯通把伦敦治得英国政府“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这名市长一直谴责英美政府的行为，甚至2005年在伦敦受到恐怖袭击后声称这是英国政府造成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白宫与实习生做性游戏。这样一些政治人物可谓个性十足，稳定的民主制度不仅使这些人获得了担当职务的合法性，也有效限制他们的个性演变为乖张的政治行为，几乎没有人担心他们的个性会导致社会灾难。
当今世界，在现代转型并未完成、政治文明尚未建立或稳固的社会里，也代不乏人地产出个性领袖，他们的个性往往会令人担忧是否带来国家的悲剧、国民的苦难，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个性独特的人后面是无数个无个性的平民，一个人的个性足以主宰其他人的生活。像仇和这样的个性官员之所以让人时欣时忧，忧欣交织，原因也无非如此。
类似仇和这样显示出个性的官员近年不断出现，并非偶然。他们既是由改革以来不断松动的社会所催生，也预示着改革向政治纵深发展的趋势。如同当年在经济领域产生许多“弄潮儿”，如同随后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许多特异者，现在官员中也在不断出现个性张扬的人物。而经济改革的“弄潮儿”、思想文化界的特异者各不相同、起伏跌宕的际遇，或许也预示着个性官员的命运。
这些个性官员的复杂性，是强固的体制开始松动的阶段所决定的，他们既给人惊喜，也使人忧虑，既带来了铁腕，也撞击了铁桶。如果朝前看，你会觉得铁腕不是未来的方向；如果朝后看，你会看到那不容新鲜空气进入的铁桶必须被撞破。个性官员就在这样的历史格局之中，现代形态的官员则只在我们关于未来的观念世界里。

政府改革就是要打破这几千年的铁桶，否则一切都是徒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