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的叫权力 好的叫法治 
daiyan 发表在 辣眼时评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76-1.html
刘思坤
一、传统的力量
父亲学中文出身，却从事英语写作，经常给报社写专栏，免不了经常盯着屏幕。可惜电脑陈年购置，屏幕为显像管，有闪烁，且拖着背后的长肚子把不大的办公桌占了个满满。因此我多次劝我爸换一台新的液晶显示器，即便磨破嘴皮、说破液晶空间小、不伤眼的好处，父亲总是友善地、同时又是固执地说：这样就好，换了反而不习惯。
经常听母亲说父亲是一个很传统的人，怎么传统，就是遵循过去的行为方式。
可能有遗传的因素，自己也是个传统的人。导师对我说过一句话：“平时说什么不重要，关键是事情来了，自己内心认不认同。”我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喜欢表现的人，但我却无法控制自己不断表现。当我对同事描述Google品牌价值的时候，总是喜欢说它的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传奇而富含魅力的个性、融资的技巧和成熟的赢利模式，而不是在说品牌价值的“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样”——我把这些从别人那里嚼烂了的东西拿过来，作为显示自己知识与水平的证明，我似乎在表演，而不是在分享观点。事后，我给自己提了一个问题：在一个情不自禁的场合下，我能否放弃自己的表现传统，踏踏实实、字斟句酌地讲些实在的东西？
传统总是在被理性排斥的前提下，不知不觉地钻出来，重新占据你的价值观与行为模式。这就是传统的力量，它无声无息，却无处不在。
中国转型的艰难，部分、甚至很大部分来自于传统向后的拉力，这种拉力强大而坚挺，成为了审视“中国转型”逻辑的基本出发点。
跟俄罗斯转轨时期剧烈私有化运动的发起者——青年改革派有着同样的观念，中国的学术界和部分改革者曾经天真地认为，只要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引入竞争、供求、市场等概念后，资源会自动地最优化配置，就如同一部程序一样，只要做好了这门程序，所有资源配置就一切妥当。然而国家对私人逐利的认可并不能使人们长期兴奋，十年改革开放并未换来人们想象中的美丽——资本被重新分配，却被权贵资本主义攫取，大多数改革开放的贡献者分得了几口残羹冷炙；权利被重新分配，公民权利大多被悬置，权力却成为支配利益的潜规则；社会被重新分层，强者更强，弱者更弱，贫富差距，社会冲突。这就是我们要的市场经济？无疑，俄罗斯人和中国人都面临转型的眩晕。
眩晕来自哪里？来自传统的力量——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权力。走向健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场战役，既然是战役就会有达到目标的过程，传统总会在这个过程中如幽灵般出现，看不见摸不着，但你我都知道——它就在身边。
二、权力规则
弗里德曼精准地描述市场经济的魅力，并以此确认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基本经济方式：甲手中有A物品，乙手中有B物品，只有当甲认为B物品比A物品值钱且乙认为A物品比B物品值钱，双方才会交换，实现各自福利的增加。这当中有两个逻辑：一是交换实现价值，福利都增加，二是交换要有规则：自愿。
吴敬琏将市场经济分为好坏两类。无论论述多么浩繁，其区别好坏的关键点在于：市场经济交换的规则是法治，还是权力？前者带来的是稳定的预期，极低的交易成本和资源的效率配置；后者带来的是紊乱的未来，极高的交易成本和资源的集中配置。法治对一切一视同仁，权力则有喜悦、怒骂、偏好与个性。在西方搞企业，关键看你懂不懂法，在中国搞企业，关键看你认识谁。西方的商学院讲述企业经营的关键在客户喜不喜欢你，中国的企业家心里却都明白企业经营的关键在官员手中的那只笔。
权力催生下的市场经济规则不是人人都能享有的规则，更不是人人都能玩得起的规则。这种规则实质上不是规则，而是传统力量在现代体制中的顽强延伸。
规则主宰要素流动、资本分配和资源配置，因此至关重要。人是生存动物，对于（可能的）危机有着天然的防范，而规则将直接改变人们的利害选择。权力主导的规则有着人为的“进入壁垒”，要获得准入，必须把权力的掌控者伺候舒服：要么他欣赏你的才干，要么他喜欢你的奉承，要么他需要你的金钱。小企业家玩不起，退出，做远离权力笼罩的行业，微利生存；大企业家能玩，却因其成本太高而不愿意玩，却不得不玩。任何一个真正有职业精神的企业家在跟官员觥筹交错间大概都在感慨：不知多少商机与健康付诸东流。
权力主宰的规则发展到一定程度，还涉及到人们的安全感。公民社会中的市场经济由法治充当最后的保护线，公民的生活虽然有压力，但最坏的结果莫过于被政府养起，没有真正的温饱压力，如果奋斗则有可能实现更大的成功，公民没有绝对的危机感。而权力主导下的市场经济不会给人们保底，人们不敢参与大的经济活动，一有风吹草动，很容易倾家荡产。这一社会唯一可靠的安全感来自于权力，有了权力就有了最踏实、最长久的安全感。于是人们纷纷对权力表示无比的喜爱和追捧，挤破头的公务员考试、拼劲老命搭上权力的便车，也就成为社会常态。
物是人非、时空流逝，权力依然是当今中国社会运行的动力系统，从文明进步意义上说，它腐朽不堪，从事实与现状来看，它强壮无比。这些都是传统依然顽强生存的证明。
任何从传统体制（计划经济）向现代体制（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都存在传统的现代化问题：如何让中国传统社会运行的逻辑（权力、人情、关系、血缘）适应现代性话语（全球化、国际规则、信用、陌生人交易）？转不过来，权力就是稀缺资源，在官员手中就是一种“租”，资本家要想办事，必须借助这种资源，登门拜访、千方百计地寻租，官员则有选择地对“喜欢的人”发放租权，回收租金，用权力支配的资源换取资本家的“好处”，却将“全体人民”委托——代理的国有资源低价出售给了资本家。造成的结果是，把市场经济残酷的竞争所带来的赤贫留给百姓，却把市场经济带来的财富效应集中给了权贵资本。公平沦为效率的牺牲品，市场沦为权力的附庸，期盼沦为国家的谎言。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国家引向迷途。
当杨小凯与林毅夫就中国转型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展开激烈争论的时候，一个紧迫的问题被提出来：传统有哪些正在形成障碍？传统有哪些能够转化为改革的思路？规章制度可以直接套进，这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然而没有民族心理、公民意识、市场观念的确立，这些在西方屡试不爽的规章制度能够在中国这块有着传统毒瘤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制度本地化成本要想消弭，又岂是一朝一夕之事？
中国的改革自上而下，政治天然地嵌入到经济逻辑中，“摸着石头过河”的前进没有让人们对利益再分配做好心理准备。当人们看到转型社会因权力利用市场制造出令人瞠目的不公、差距与失望，回想起阶级社会被全能政府所规划的安逸的人生，难免不会怀念毛时代，怀念那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主义社会”。要命的是，这种怀念本身扭曲了社会进步的标尺，将人类用几千年实践的代价换来的普世价值（民主、选举、平等、法治、自由等公民社会价值系统）予以否定，盼望回到过去有神膜拜的岁月。无疑，这一切都来自坏的、权力主导下的市场经济。
三、市场经济的本性
克服坏的，建立好的，谁都会说，关键看做。而在当下语境，破难，立更难，难度系数之高，前人历史无以完全借鉴，后人更是无法预知。市场经济对中国来说，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大动作。
这个动作怎么做好，专家学者都有自己的良方，当中大致有两类逻辑：一类是理想主义者，直接到理想的彼岸，持此观点者多有留学经历，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他们描绘对岸清新的空气、翠绿的草原与鲜艳的花朵，主张中国直接学习，纳入理想体制并即刻执行。一类是现实主义者，把中国国土看作特殊区域，任何想在这里扎根的制度与文化必须服从这里特殊的逻辑：权力、束缚与规制。他们认为，西方的市场经济之所以有效，是因为背后有一系列健全的政治、社会体制作为保障，而在中国这一传统土地依然丰饶的国度，我们没有空间和养分养活健全的市场经济。换句话说，移植需要高昂的制度与文化成本，要依实际量力而行。
显然，如今学界很多争论都在两种不同定位间你来我往，看似围绕一个主题，实则没有共同的起点，遂力量都足、逻辑都对，但不在一个层次，难免拳头打不着对方，还累得够呛，自然，真理不会在这当中辨明。
不如跳出争论具体话题的圈子，首先把市场经济内在的精神进行归整与梳理，继而加以继承，无论能否走到对岸，毕竟这是找出良方的第一步。
市场经济首先是陌生人交易，最需要规则与信用。市场经济是全球化的内在逻辑，即交易是在全球范围内呈现的。资本与要素总是在地球的成本最低、收益最好的地方出现，必然打破空间阻隔，陌生人之间必然会发生交易。交易必须有规则：自愿。信用则是对规则最好的保护：信息对称。信息对称是保证自愿源自理性的根本保证。
市场经济要求人们必须是海盗，有着海盗般的侵略性与进攻性。出于经济人自利的天然假设，市场经济要求卖方必须在最大范围内找到出价最高的买方，买方要求必须在最大范围内找到出价最低的卖方，这就要求双方广泛的接触。这种接触的背后有着生存压力，如同海盗，面临茫茫大海，必须寻找到猎物与财富，否则自身难保。市场经济或许不会带给人们安逸的生活（生活最底线的保障来自于政府），但一定会带给人们生存的压力。这种压力的背后有着生物进化的积极意义：人只有在压力中才会发掘潜力，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最大化。
市场经济会让道德与情感更加纯粹，更加独立，更加显化。鼻祖亚当•斯密用两部著作为我们树立了最经典的榜样：《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前者描写抽出道德的市场经济，后者阐述没有市场经济的纯道德。实际上，市场经济的长期发展改变了人们因着血缘而建立起来的经济联系，当一个社会有足够的金融工具与衍生品（证券、期权、保险等），人们会逐渐脱离原先的由血缘建立起来的天然经济联盟，而转向没有情感附着的金融产品来保障自己的经济安全。从而让亲戚、朋友间的关系少了经济利益的干扰，更显情感的纯粹与美好，个体人格将更加独立、人与人关系将更加健康。
笔者相信，有着精神的融入、指引和行动，“破”坏的市场经济就会更加自然，“立”好的市场经济则更显希望与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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