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两会完成周末包机及大陆观光客来台两项协议签署（见图），象征两会开启事务性协商，而多层次互访与高层热线电话也将正式启动。>>两会复谈专题

　　中评社报道，海基会、海协会原只有紧急热线电话机制，“陈江会谈”搭起两会高层热线，而且一下子拉高两个层级，到副董事长与副会长、董事长对会长层级，未来江丙坤与陈云林可以相互拿起电话直接对话，有助于两岸沟通较为棘手的事务性议题，甚至是政治性敏感议题。

　　曾参与两岸谈判的官员一针见血点出，热线电话畅通的重要性。以后两会只能就紧急事件，如天灾地变、重大旅游纠纷或台商人身安全等意外事件进行电话连络，增加两个高层级次热线电话后，有助于解决双方歧见。

　　又如，下一轮在台北举行的“陈江会谈”很多事务性或较为枝节事项，两会高层可先透过电话确立大方向、大原则，比起函件往返或组团预备性磋商更有率效。

　　另一个被忽视却对两会沟通极为重要的是，副秘书长层级的“组团互访”。这次“陈江会谈”提到台湾协助四川灾后重建计划，就可以透过海基、海协为平台，两会以顾问名义组团互访，这对两岸非政治议题的合作有帮助。

　　其实，在台湾1999年921大地震后，海基会曾邀请大陆地质专家学者以海协会名义组团来台考察，并与台湾中央研究院进行学术交流，这对两岸地震研究以及如何探测地震、防震有很大帮助。

　　至于，最近受到关注的货运包机议题，两会已确立在3个月内达成协商，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高孔廉就点出，双方在货运包机的细节方面仍有歧见，可透过双方局处级官员先协商出共识，再进入副秘书长级协商。他认为，两岸货运包机不用等到9月奥运结束后再谈，7、8月就可以展开协商，可由司处长及副秘书长层级先行进行预备性磋商，这是多层次互访的具体展现。

　　不容讳言，这次两会复谈，外界把焦点放在陈江会谈、胡江会、江丙坤与王毅会面等政治性会晤，台面上的协商成果及对话内容，排场规格更是镁光灯焦点；但就两岸两会实际操作面而言，恢复两岸两会的“常态性”会晤，更具实质意义与重要性。

　　举世瞩目的大陆海协会和台湾海基会复会，6月13日终于以完成两岸周末包机和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的签字仪式而圆满结束。这次复会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但在于这是马英九上任后，两岸正式互动的开始，而且还在于在互动过程中，双方既抱着诚意，同时也采用创造性模糊的原则，迅速找到公约数和互动基础。更重要的是，这次互动虽然局限于技术性层面，但却是两岸未来在创造性模糊原则下，继续探索包括政治框架在内的其他互动样式的第一步。

两岸建立互动基础
　　众所周知，马英九上任后，两岸互动基本上分成两个阶段：一是非敏感性、可操作的技术性议题，例如周末包机、陆客赴台以及未来可以期待的“三通”和经贸整合等；二是具有相当政治敏感性、但从两岸长期稳定角度看又难以回避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和平协议、政治框架等。作为过渡阶段，两岸可能就台湾适度国际空间等问题展开互动和探索，同时也有可能使此次已具有准官方色彩的官方互动，在双方民意和内部各派力量可以接受的情况下，予以升级和强化。
　　所有这一切对分离已久、尤其是经历过去十几年风风雨雨的两岸而言，都是十分积极的迹象。诚然，以务实的眼光看，无论马英九还是北京，迈出这一步都有其各自的内部考量：从马英九来说，迅速兑现选前的支票，借助与大陆的联系来提升台湾的经济竞争力，自然是不可忽视的考量之一；从北京来说，两岸局势缓和，对舒缓崛起期带来的压力，无疑也有正面意义。当然，从更长远的角度看，两岸关系的最终缓和，对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有着不容置疑的积极意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马英九上任后，两岸最高当局迅速以“两岸同属中华民族”来替代或淡化过去若干年曾令双方进退失据的“一个中国”和“九二共识”，迅速找到双方的公分母和互动基础。
　　当然，鉴于各自的压力，尤其是台湾绿营的压力，两岸在完成技术性议题的互动之后，将有比较长的一段“安静期”，不会立即展开政治框架的互动。但正如笔者之前的评论，从原先以有争议的政治实体为出发点的“一中原则”，暂时退回以文化和民族认同为特征的“中华民族”，只是退一步海阔天空，以便抓住马英九上任后的黄金机遇期，迅速开启良性互动进程；但从长远看，文化认同最终还须回归政治概念，因为两岸间未来一系列有待互动的议题，将无不涉及双方均关心的政治框架。
　　换言之，对北京来说，虽然有诚意帮助台湾获得适度的国际空间，但若没有合理的政治框架为保证，一旦马英九时代结束，“两岸同属中华民族”的共识不再，则北京今天帮助台湾获得国际空间，不啻成为帮助台湾迈出隐性台独的关键一步。

模糊探索？盲人摸象？
　　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台湾国际空间还是和平协议，若没有双方认可的政治框架为基础和前提，不啻将成为“摸着石头过河”而充满不确定因素和风险，也将使双方在模糊探索的过程中充满猜疑。因此，从现在开始，两岸的有识之士就应当开始探索，未来的政治互动是否可能导致出现一个乃至数个可能的架构，以及一条乃至数条必要或可能的途径。这也就是所谓的两岸政治互动“路线图”。
　　有了关于“路线图”的概念，两岸未来在包括台湾国际空间在内的一系列议题上的互动，才能遵循其内在逻辑，而不致陷入“盲人摸象”的状态。
　　在这里，有几个概念需要理清：第一，所谓的政治框架并非台湾原来理解的再次试图以“一中”来框住台湾的手脚，而恰恰是试图触碰和解决两岸关系中的一个结构性障碍，即中华民国的定位及其在两岸关系中的位置；第二，关于“路线图”的讨论，并不否认两岸目前的创造性模糊探索，相反恰恰是为了这一模糊性探索寻找更为稳健的轨道和方向。
一个主权，两个实体？
　　虽然两岸目前以“中华民族”这一文化和民族认同作为互动基础，相较几年前已经是一个难以想象的跨越，但在同一民族认同之下，存在两个不同的政治实体，却是一个难以否认的事实。问题是：这两个同一民族之下的政治实体，与国家主权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这是长期困扰两岸的问题，也是过去若干年导致双方产生“一中各表”争议的关键，其症结在于：双方均坚持以各自政治实体为代表的国家主权。在这一争执之下，才延伸出李登辉基于德国模式而提出的“特殊的国与国关系论”，亦即“两国论”，以及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
　　但如果将国家主权直接与“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对接，则可以生发出“一个民族，一个主权，两个实体或政权”的模式。过去曾有不少人提出联邦制、邦联制或欧盟模式，但在主权问题上似乎都没有明确的定义。未来是否可以在两个政治实体各自上交部分主权的问题上有更多的探索，似乎不应再成为禁忌，因为只有探索之路越宽，未来的两岸和平相处乃至整合之路才能走得更加稳健。

2012年：关键一年？
　　如上所述，就目前而言，由于双方内部有压力，这一步尚不能迈得太快、太大，但马英九执政的四年或八年，似乎应成为双方探索的基本时间框架；因为一旦马英九卸任，则台湾内部的局势又将不可预测，如何使两岸良性互动不可逆转，应该从现在开始就成为两岸间一个至少可以私下讨论的话题。
　　三年前马英九当选国民党主席时，笔者曾论断，胡锦涛与马英九的性格有许多相同之处，两人化学反应相投，只要条件合适，应该可以具有内心感应。局势的发展部分印证了这一论断。着眼于未来两人在政治框架上的互动，现实地看，2012年可能是关键的一年：届时，马英九可能已开始第二任期，无竞选连任压力而有留下政治遗产的雄心；胡锦涛则进入任期的最后一年。若错过这一机会，则历史又可能重写

　随着民进党执政八年的“烽火外交”，台湾邦交国数字已遽降至23国，相对中国大陆崛起引起的全球政经效应，台湾的外交处境确实极为艰难，最近的巴纽案更让台湾的外交形象跌至谷底。当下两岸复谈之际，外交休兵不仅有必要列为议题，也应将其视为两岸加强互信的重要步骤。

外交休兵需明确定义

　　无论是“外交休兵”或欧鸿炼部长所称的“外交共存”，两岸间有必要先透过协商与谈判，清楚地阐释外交休兵的完整定义。欧部长所说的“休兵是希望两岸不要互挖墙脚”，它只能算是表面的定义，若谓休兵的实质内涵，恐难只用一句“不互挖墙脚”，即可完整诠释复杂的外交休兵问题；换言之，外交休兵除了具有冻结双方现有邦交国数字的意义之外，两岸间势必要针对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包括NGO）、台湾在国际间使用的名称、北京是否需要对国际社会宣示其休兵立场等问题，进行必要而细部的协商。

　　两岸对“外交休兵”的定义未必相同，如果它指的是两岸外交维持现状，是否表示双方不再增加邦交国数字之余，台湾也和与过去一样，不能加入任何国际组织。果真，此举必然让许多台湾民众感到尊严扫地。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最近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台湾近九成的民众（88.9%）都支持两岸休兵（包括外交），认为马英久对两岸关系的主张已顾及台湾尊严的民众也有64.3%，由此印证马政府是可以放手与北京谈判。问题仅在于，北京如何界定外交休兵的内涵？民进党又能否接受国民党和共产党界定的外交休兵？

外交休兵面临困难

　　两岸外交休兵靠的不只是双方领导人的诚意，它还需要实施的步骤与细腻的外政策思维。欧部长提到两岸要先在经贸议题方面有良性互动，才可能创造第二阶段协商外交休兵的空间，这句话其实已经点出了两岸外交休兵议题的脆弱面。分析中方的立场，面对马总统把我国家发展战略定位于“不独、不统、不武”的基调，北京领导人或迫于现实而必须接受，但胡锦涛针对台湾拓展国际活动空间所强调的“尊严、自主、务实、灵活、”等原则，又会接受到什么程度？两岸尽管都愿意跳脱邦交国数字的迷思，北京或会暂停松动我邦交国立场的外交动作，但如果它只是两岸领导人达成的默契，未必获得保障，日后一旦出现我邦交国主动要求与中方建交的情况，北京究竟是遵守两岸协议予以婉拒？或是破坏两岸协议让问题回到原点？

　　国际活动空间应不仅止于官式互动，国际社会尚有众多民间性质的二轨活动。以往的经验显示，两岸经常会在国际场合出现短兵相接的情形。例如，中方最常采取的动作是利用体育活动、文化艺术展或与政治毫无牵连的旅游活动，对我方悬挂国旗或使用名称问题，动辄施压主办单位。这些问题在两岸达成外交休兵的共识后，是否就此销声匿迹？过去北京打压台湾在国际间使用“台湾”的名称，履见不鲜，未来两岸如果都想避免无谓的外交战，台湾势必要先就过去的经验，拟订一套与北京谈判的策略。

　　外交休兵不是单行道，假设只有一方表达善意，休兵可能遭致反效果。我方面临的最大问题，除了朝野政党长期对立又缺乏共识外，“看对方笑话”与“扯后腿”的心态最令人忧心；换言之，两岸磋商外交休兵之际，台湾如果陷入“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窘境，外交休兵最后依然只是空谈。

　　台湾朝野政党缺乏互信已非一朝一日，双方对外交休兵的分歧点，应非“该做”或“不该做”的问题，而是休兵涉及两岸复谈，民进党若受制于意识形态因素的驱使，质疑马政府确保国家主权与尊严的意志，更确信北京的任何善意都为吃掉台湾，那就是从中作梗，阻碍马政府尚未着手的施政作为。

思考新的外交思维

　　总统享有宪法赋与的外交权，他面对一个不确定未来的两岸关系，口头对中方表达善意之余，也必须要有国家长期发展的战略规画。“弱国无外交”是政治学的ABC，而台湾是否具外交能力，端视台湾的实力是强或弱？全球化的今日，软实力系检视台湾强弱的要件之一。台湾打破边陲外交设计时，必须思考如何能将自身的发展与大国利益相交集。过去的三十年期间，没有任何国际强权愿意和台湾建立邦交，但台湾在国际社会依然享有崇高的尊严。原因无它，经济富裕而已。

　　其实，两岸这些年来的外交竞赛，谁赢谁输已有定论。两岸金援外交竞争的结果，已让台湾的财政捉襟见肘。台湾朝野除非完全不计较邦交国的数字，否则两岸达成外交休兵，除了经由谈判化解歧见，似无其它更好的办法。外交政策思维的改变，涉及决策者的国际观。具有国际观的外交决策者，在推动外交作为之前必定深思熟虑，外交手腕自然讲求细腻而非粗糙、成熟而不轻浮、有效率而不求近利。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运作，一方面主张自由辩论和容忍妥协，另一方面也强调实际主义，因此政治决策阶层习惯于辩论与沟通，他们认为政治是受法律与规则约束的竞赛，任何参与者皆须遵守规范，为了争取政权又不得不妥协，这种心态表现于外交事务时就会注重实际主义。换句话说，西方国家领导阶层惯于用企业管理的方式去处理外交议题，因此而把谈判视为打破僵局和解决问题的途径，斡旋与妥协很难避免。

　　台湾想打破边陲外交的措施与设计，需要马政府建立新的外交战略思维，进而带动非政府部门及企业界的积极作为。马总统主张台湾应该发展出一套“活路外交”的模式，说穿了就是试着与对岸进行政治谈判，借着两岸复谈的契机让台湾有经济重新出发的空间，并在国际社会把台湾塑造成“和平缔造者”。观察马政府的外交人事布局，未来台湾的外交决策者的个性多属沉稳而保守，显示台湾外交将会转攻为守。

　　将台湾塑造成国际和平的缔造者，应该是马政府外交政策思维的主轴。果真如此，制造国际间的活动空间有赖两岸谈判与协商，但短期内它不可能有重大突破或令人满意的结果，主因在于两岸领导人需要时间来建立互信，更何况历史经验显示，国际间重要的谈判鲜有短时间可以促成。严格来说，台湾未来想在外交上有所突破，关键因素可能还在于，马政府是否愿意就台湾定位问题与北京妥协。如果北京在国家主权方面坚不退让，除了“中国台湾”之名称外，不接受台湾用任何名称参与国际活动，马政府是持续谈判沟通、为顾及尊严而中断协商、或采取折衷的妥协方式（例如使用Chinese Taipei的名称）与北京周旋？

外交休兵的阶段性思考

　　未来的情势无论如何演变，台湾在短期内应该是厚植经济实力，让国际社会无法忽视台湾的存在。至于台湾拓展国际活动空间的方式，有必要改变传统惯用的金援手段，而改用人道主义、善治（good governance）及文化优势的思维，在国际间提高台湾的知名度和能见度。

　　中程目标应致力促成与北京达成政治和解，利用谈判协商与对岸进动信心建立措施（CBMs），终而达成两岸签署和平协议之战略目标。两岸谈判必然是建立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台湾方面为避免北京把“一中各表”演变为“一中不表”，似乎可以思考要求北京对国际社会宣称“台湾与大陆皆属同一个中国”之际，再加上一句“因此，台湾在国际社会也代表中国”；换言之，台湾既可以代表中国，就有资格拥有国际组织的会籍，至于台湾用什么名称进入国际组织（例如“中华台北”或“台澎金马关税区”），可以经由两岸协商解决。此举的真正意涵在于，它可以检验北京对两岸外交休兵的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