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帖由 double_voc 于 2008-6-26 21:33 发表
世界历史中的强国之路与中国选择
——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讲座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张文木
目录
一、自主还是依附：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发展也存在“两条道路”的斗争
二、国际政治研究容不得太多的“香水味”，文章不能救国，那就纯属瞎掰
三、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强国之路
四、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大家晚上好。今天的讲座是应北大马克思主义协会邀请而举办的，我首先对马克思主义协会表示敬意。因为在今天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更应该发扬光大，马克思主义不仅是马克思的学说，特别应该注意包含列宁的学说，因为是列宁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具有了世界意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讲枪杆子的，不然，它就变成了戈尔巴乔夫式的政治童话而不是一种政治主张。我想从三面几个角度展开我们的话题。
一、自主还是依附：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发展也存在“两条道路”的斗争
历史表明，只要存在国家间的斗争，国家财富就不主要是生产的结果而是分配的结果。生产创造财富，但财富多少取决于生产者在分配体系中的地位。其实很多国家干得不多，拿得不少。为什么？因为国际分配体系是他们强力打下的。我们现在外贸顺差这么大，为什么拿钱还这么少？ 因为我们拿的只是工钱。你看那个微软，就是一项技术，赚了多少钱？我们拿八亿件衬衫才换西方一架飞机， 这八亿件衬衫，我们有多少工人农民的血汗在里面，多少国家资源在里面，而我们拿回的是什么？拿的仅是工钱，而且还是越来越低的工钱。钱少而活累，然后西方人就表扬你“中国人勤劳勇敢”，告诉你“劳动光荣”。（笑声）然而，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凡事都不可过分。当劳动者及其国家在国际分配体系中的连工钱都赚不到时，那这个国际体系就维持不下去了，就会出现“9•11”式的反抗。
但有些国家似乎是特例，像印度这个国家就没有强烈的革命传统。（笑声）为什么？因为三百年殖民压迫已压得它没脾气了。印度人最自豪的，那当然也是英国人鼓励的“反抗”，是“非暴力不合作”。那天，有个同志给我打电话，说香港人特讲实惠，把大陆所有的崇高都给化解了：大陆人说“找工作”，香港人则说“找食”；你说“相声”，香港人说“搞笑”，似乎香港人看问题都看到“本质”。我说这只能说明英国的“成功”，这样香港就出不了“丘吉尔”式的人物了，香港要是出现了丘吉尔，英国怎么来统治呢？设想香港要早出现了毛泽东，那大英帝国就早就“夹着尾巴逃跑了”。英国将香港人培养的都“找食”去了，还怎么能出毛泽东？（笑声）什么叫殖民文化，这就叫殖民文化。英国人不会把培养英国人的意识形态灌输给香港人。你看英国文学有怎样的作品，有《失乐园》、《唐璜》、《天路历程》、《傲慢与偏见》、《双城记》，他们讲乔叟对英语民族化贡献，讲拜仑、雪莱，讲莎士比亚的戏剧。至于它统治下的香港，那是不能这样的，顶多只教育他们做个甘地式的人物：非暴力，不合作。黑格尔对此真是“哀其不幸”，他说：“大体上说来，印度文化的分布只是一种无声无臭的扩张，那就是说，没有政治的行动。印度人民从来没有向外去征服别人，而是自己常常为人家所征服。”
一个人，总要给彼岸留点地方。你可以把彼岸世界叫做宗教，也可以叫理想。人的彼岸世界如果有崇高、有浪漫、有自尊、有理想，那这个人才是幸福的。（掌声）一个民族也是一样，如果一个民族的彼岸世界没有了，那这个民族就没有灵魂，没有灵魂的民族，那将是怎样的悲哀呀。犹太人曾是一个很实际、满世界“找食”的民族，结果呢？结果找到“奥斯维辛”去了。从“奥斯维辛”出来后，犹太人便从此有了不屈的灵魂。
英国人在印度就把印度人的彼岸世界中最能动的革命意识彻底抹杀了。你到印度去看一下，没有一点革命精神。我有一次在印度一家小店吃饭，老板娘情绪高兴，问其故，她说儿子今天拿到绿卡了。（笑声）拿绿卡高兴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理解，这意味着你来到发达国家。但进了发达国家并不意味着你就是发达人了。印度人很朴实，但对富人，尤其是西方富人有天然的自卑感，满街讨钱的、没胳膊没腿的追你。有一次我看到有个人在马路边站着，刚一迈步，一个轿车就过来把他撞得就像一件飘起来的衣裳飞起来，飞出一丈多远。但这个人倒到地下滚了几滚，站起来，抖动抖动腰，摸摸衣服就让车走了。为什么？那是轿车，坐轿车的是有钱人。在中国的有钱人就没这等便宜事。（笑声）还有一次我看到一辆摩托车和三轮车相撞，两个人随车在地上滑出去半米远，起来后只是比划着吵嘴，声也不太大。绿灯亮了后，两个人又各走各路了，什么事也没有。在印度呆了一年，从北方的新德里走到最南海边的科摩林海角，一路见到有人吵架，但从没见过打架。你看咱们中国也有这样种现象，凡是殖民化厉害的地方就只吵架、不打架。你到上海看看，上海人说半天，东北人一扬拳头他就跑了。（笑声）上海人十回合不解决问题，东北人只要两回合就解决问题。当然不是所有上海人都这样，也有一些上海人还是很不错的。（笑声）当然，我不是说打架比吵架好：在人民内部矛盾上，还是和为贵，要讲君子动口不动手，但在反抗阶级和民族压迫上，要有点血性，有点人格力度，要有点毛泽东不信邪不怕鬼的劲头，不能只讲“非暴力，不合作”。为什么毛泽东坚持对《武训传》的批判，因为那个作品潜藏着一种毛泽东最反感和最不能容忍的奴性。
中华民族文化中流淌着英雄的血，它是一个民族生命力的表现。我到陕西茂陵去看过汉代雕塑作品：一块巨石上简单地勾勒几笔，一头大熊就出现了，雄浑大气。大家看过那个“马踏匈奴”吗？它粗犷、古朴，有点原始力度。你把“马踏匈奴”跟清朝故宫那雕塑的狮子和龙比，哪个更好？我说“马踏匈奴”好，因为它有想象力，有张力。你看清朝的那个龙，连睫毛都刻出来了，太细腻了，当艺术细腻到这个程度，艺术就死亡了。艺术是人心的镜子，艺术巨细如麻，人心也就难有“飞起玉龙三百万”的壮观和豪情。如果艺术死亡了，这个国家也就死亡了。还有个例子，王羲之的字为什么写得那么好？因为从他的字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华民族从北向南扩展时那种天马行空的精神。后来唐代开辟大西北，那时的边塞诗就充满了血性、个性和理想主义的张力。有血性、个性和理想主义，往往是一种民族处于上升时期的表现。你再看书法中的魏书，那个撇捺就像马蹄子，很有力量，可以看出少数民族南下时的雄健奔放的力量，有一脚踢翻半个中国的气势。这些东西，在英国统治的印度已被打碎了，每几年西方人就给甘地一个什么奖，我想西方人永远不会为东方人设“毛泽东奖”，尽管西方人自己不乏“罗斯福奖”或“丘吉尔奖”等奖项。所以我说今后我们中国人不要将毛泽东留给我们的民族魂再打碎，做人就要有点天不能灭、地不能埋的倔强精神。
今天中国毛泽东又热起来了，马克思又热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经济发展中有走上拉美模式的可能。当时蒋介石就走的是这条路，毛泽东思想中也有反对国家依附型发展道路，坚持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内容。值得一说的是，毛泽东不仅反对依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反对依附苏联这样的发达社会主义国家。亚洲大国中拉美道路走得最早的是咱那位蒋委员长。在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上，蒋介石在北伐后就与工人农民分道扬镳了。这是必然的。因为蒋介石的基础与共产党不一样，蒋委员长走的是“精英路线，”坐的是土豪劣绅、江南资本家和买办们给的座椅。中国资本家是在依附国际资本的买办路线中成长的。正如毛泽东分析的那样，中国的资产阶级天然就有依附性和软弱性，蒋委员长也是这样。开始的时候他也想依靠工农，比如北伐战争的时候，就是他和共产党一起依靠工农取得胜利的，那时他如鱼得水，挥洒自如，以至宋美龄都爱上他了。（笑声）宋庆龄不会喜欢他，因为人家已仰慕孙中山。（笑声）自从蒋介石失去工农的支持后，他的战略能力就没有了，显得很笨拙，因为支持的人少。建国后，毛泽东也反苏联，说他是“社会帝国主义”，为什么？因为苏联想让我们走“东欧模式”，这种模式也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拉美模式”。毛泽东要中国走的是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当然，走这条路需要的是社会主体人口即人民的支持。西方英美国家在初期失去了人民支持，导致其在国内由人民革命——如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大革命及美国70、80年代的工人市民的反政府暴动和大规模示威——提出来的政权合法性危机。这种危机迫使英美国家政府的东方扩张政策，最后通过巨大的利润回流实现本国“工人阶级贵族化”并由此获得了本国主体人口的重新支持。与此同时，他们却诱导后发国家走拉美道路。西方资本对东方国家的策略是，叫工农出血，买办帮闲吃洋人的剩饭，西方将高额利润返回国内补贴中产阶级。所以说，对于没有外部扩张能力的后发国家而言，国家主体人口即人民的支持是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绝对条件。简言之，没有独立自主，国家便没有光明的前途；而没有人民支持，国家则无独立自主；而要获得人民的支持，尤其是获得人民对市场经济政策的支持，那对没有对外扩张能力的后发国家而言，就必须节制资本，节制精英意识，倡导“人民创造历史”而非GDP即资本创造历史的世界观。明乎此，也就明白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
值得一说的是，蒋介石时期，中国的GDP发展得也很快，但为什么中国越来越穷呢，因为他牺牲工农，走的是拉美式的依附模式，不是英美式自主资本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生长前提是国际资本，继而买办资本赚大头，民族资本赚小头，最后牺牲的工农。毛泽东为什么说中国的“右派”长不了呢？因为他们以工农为敌，而工农又是中国的主体人口，惹不得。中国现在的工农也有八九亿了，这是什么概念，你敢叫他两极分化？前几天我们公布了个统计资料，说“中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这里头就有问题了，因为他没有告诉你是在什么样的基尼系数范围内的“人均水平”。比如我一个人1个月赚10000元，其余999人都没赚钱，若平摊，名义上就可以说人均月收入每个人都赚了100元。能这样平均么？不能，因为这个“人均收入”是虚拟的。如在基尼系数高值范围内，那这就是国家接近政治动乱的“人均水平”，而非富裕的人均水平。因此，“人均收入”计算必须介入基尼系数。不介入基尼系数，就反映不出真实的“人均”情况。蒋介石当时走的也类似这条路，所以外资大规模涌进来、生产力上升的同时，工农却迅速破产。清末的国民生产总值也不低，至少比日本高：1890年中国GNP是日本的5.28倍；中国的GNP增长率从1700至1820年间一直领先于欧洲和日本。 同时，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南方造成农民大规模解体，并爆发了覆盖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与当年《拿破仑法典》要解决的问题形似，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 就是针对农民问题的土地纲领，都是要解决土地问题。土地问题，就是农民温饱问题。
与蒋介石时期的中国、尼赫鲁时期的印度相反，美国走的就是自主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美国起步时比较惨，也就是那十三个州，巴掌大点地方，硬是靠铁血奋斗打出一片天地：开始是独立战争，后来1812年至1814年抵抗英国入侵。当时英国多厉害，就像今天美国一样没人敢惹。当时英国人都打到白宫了，但美国人誓死坚持，结果硬是将英国赶出美国。最终获得彻底的独立。
早期美国人的奋斗历史真值得我们中国人学习。欧洲人瞧不起早期的美国人。欧洲当时整个的舆论认为北美人简直就不是正常人。（笑声）当时几乎所有欧洲学科都歧视北美人，当时欧洲的人种学家说动物到了北美去，三代以后就变小了，如果人到北美去，三代以后也会变小。（笑声）以至黑格尔都说：“美洲在物理上和心理上一向显得无力，至今还是如此”“美洲土人体质的孱弱，实在是输送黑人到美洲的主要原因。”黑格尔说得不仅有理而且有据，他举例说一位英格兰的旅行家知道“一个北美土人，他的智力已经充分发达，他居然能够从事研究学问，但是开始不久，他就因为狂饮白兰地酒而死了”。 所以，在欧洲人看来，北美是去不得的地方，就和我们今天想象中的非洲一样。其实非洲的丛林也并非那么可怕，只是国际上的“贵族”国家把它妖魔化了。所以当时欧洲人说起北美生活就如下了地狱。为了纠正这个偏见，杰斐逊写了《关于弗吉尼亚州的笔记》据理反驳， 富兰克林在法国巴黎的住所请那个骂美国人的作者及其他几位法国学者，他同时也带了同等人数的美国学者。先让他们大谈一通美国人种如何不行的观点后，富兰克林说“全体起立”。起立后一看，美国这边个子都比法国人高，最矮的就是那个骂美国人的作家。
这也不奇怪，欧洲人对其征服过的民族历来是看不上眼的。法国曾在11世纪中叶征服过英国，马克思说：“英国悲剧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它把崇高和卑贱、恐怖和滑稽、豪迈和诙谐离奇古怪地混合在一起，这使法国人如此地反感，以致伏尔泰曾经把莎士比亚称为喝醉了的野人。” 英国崛起后，整个欧洲又开始将昨天法国人蔑视英国人的眼光投向美国。
这说明美国打小就是在骂声中成长的。为什么？有个性，不信邪。早期美国人根本不信英国人宣扬的“自由贸易原则”。华盛顿在就职的当天，特意穿着国产布料制成的服装，这意在告诉美国人怎样才能够促进这个国家的福利。弗里德里希 • 李斯特对美国独立战争的性质作了中肯的评价，他说：“一切工业都垄断在祖国的手里，这一点就是美国革命主要原因之一，至于茶税事件只是提供了革命爆发的一个机会。”李斯特通过对美国经济的研究，对当时流行的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提出批评，他说：“美国早期以及比较晚期的经验都证明，当（经济）恐慌发生得最频繁、性质最严重的时候，也正是对英国商业往来限制得最不严的时候。” 南北战争中，美国人硬是不信邪，将亲英的南方奴隶主阶级打败了。结果北方民族工业资本获得胜利。此后，美国在政治上形成了比较集中的中央政府的控制权，以高关税为手段强力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市场。1820年到1902年美国制造业产品平均关税税率从40%猛增到73%，这远远高于当时其他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关税税率才大幅下调到44%，这时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优势地位已经确立。美国人奋斗的结果是：曾让欧洲人最瞧不上眼的美国人，经过三百多年的奋斗，竟成了后来欧洲人的保护神。
欧洲文明比美国早，所以欧洲人瞧不起美国人，但对亚洲人则另眼相看。你看黑格尔书里就有就有专门介绍中国文明制度的内容。 伏尔泰他们那些人都对中国很敬佩，甚至到清朝时欧洲还有人到中国翻译中国文化。欧洲人文明早，所以也知道深浅，马可•波罗把中国的繁华介绍到欧洲，当时欧洲还很黑暗。法国大革命时期，他们的书上还说，从巴黎到里昂，路上还有狼呢。（笑声）所以对比来看，我们中国在中世纪时就是黄金世界，是比美国今天还要耀眼的文明之灯。美国有白宫，咱这儿有皇宫。（笑声）并且咱有文化制度，听说曾有人要去欧洲学习文官制度，欧洲人就说，你还来这里学习，我们的文官制度就是学你们中国人的。其实，未来他们西方人还是要学习中国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文化是和谐文化，中国传统经济是可持续性发展经济。大家看看孟子和梁惠王的讨论，所谓“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讲的就是可持续发展，这种认识贯穿着中国人的全部世界观，与西方比，这是东方中国的强项。
自然经济条件下，欧洲人从我们这学到了有益的东西，同样的道理，对今天中国人而言，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应该在继承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学习一些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留下的经验，特别是其中治理世界的经验。中国文化中重义轻利，一部《水浒》讲的就是一群好汉们为义而聚，同时也为义所累的故事。中国人说“好朋友，明算账，好亲戚，勤打墙”，但做到这一点，对中国人，尤其是传统的中国人却很难。在西方那里办事，尤其是处理重大原则问题时，往往是商业原则优先，对此他们没有一点不好意思。罗斯福说“外交就是商务”，说白了就是将商业的原则用于外交：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决不含糊。1807年6月25日，拿破仑与亚历山大一世在提尔西特谈判，一见面亚历山大一世说，我的敌人就是英国，拿破仑说，好，那我们成交。 （笑声）7月7日，双方就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 1944年10月9日，丘吉尔来到莫斯科和斯大林谈判也是这样，他们先谈势力范围，要地盘。丘吉尔一步到位，列出个表，大致是说东欧主要国家英苏势力范围分配百分比，斯大林看完后打了个勾，谈判就成交了。（笑声）罗斯福又请斯大林出兵东北打日本，斯大林先问罗斯福能给点什么，好向俄罗斯人民交待。罗斯福就牺牲中国的利益将辽东半岛等让给了斯大林，斯大林这才在1945年9月2日发表《告人民书》中说，“1904年俄日战争时期俄军的失败，给人民留下了沉痛的回忆。那次失败是我国的一个污点。我国人民相信并在等待着总有一天日本会被打败，污点会被洗清。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我们再看看对西方商业原则阅历甚浅的蒋经国怎么跟斯大林谈的。斯大林要外蒙古，蒋经国说，要外蒙古可不行，因为我们抗战刚结束，人民付出太多，人民不答应。斯大林说，你来求我，还是我求你，你有本事，你去打日本，你又打不过，还说人民不答应。（笑声）斯大林怨小蒋不会言利，小蒋埋怨斯大林不会言义。斯大林的逻辑是，要我在东北出力，你就得给回报。斯大林最后给小蒋挑明说：外蒙古肯定是要的，这是为了俄国西伯利亚铁路不至让中国拦腰截断。蒋经国说，中国不可能去进攻你苏联，因为我们都已经签了友谊条约了。斯大林说，那是没有用的。中国必然强大。蒋经国说，强大了我们也不会侵略你们。斯大林说，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就会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 （掌声、笑声）蒋经国是幼稚，姜还是老的辣。老蒋根本就不去谈判，因为他知道手伸不到的地方，谈判都是没有意义的。蒋经国想不通，就问斯大林日本将来会怎样。斯大林说，日本消灭不了，美国统治下它五年后必然崛起。这个国家爱记仇、会报复。蒋经国又问，“如果是你统治日本呢？”斯大林说，最后也不过多管五年。他告诉蒋经国：一个国家可以被毁灭，但民族不能被消灭。蒋经国与斯大林的对话是两种文化的对话。蒋经国满口“之乎者也”“仁者爱人”，这些话，西方人只能在教堂里听得明白，可一到谈判桌上，就完全听不懂。
苏联人，尤其是苏联共产党人也不是一开始就会言利的。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需要与西方人打交道，谈生意。当时苏维埃干部大部分没有与资本家“言利”的本领，针对这种状况，列宁告诉苏维埃各级干部说：“不要以为在国营托拉斯和合营公司中，到处都有负责的优秀党员，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有了这些党员也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因为他们不会经营，在这一点上他们还不如那些经过大工厂大商号锻炼的普通的资本主义店员”。 列宁棒喝这些品质优秀却不会也不愿“言利”的官员说：“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至于要消灭所有的狼（在一个合理的人类社会里理应如此），那我们就要照俄国一句精辟的俗话去做：‘上战场别吹牛，下战场再夸口……’”。 这就是说，道义在革命时期，需要革命者在战场上的胜利来支撑，而在建设时期，就需要国家不断地赢利来支撑；没有实际利益——在革命中是阶级利益，在建设时期是国家利益——的获得，革命只能成为斯巴达克式的殉难。
世界就是这样，如狼似虎，你只要有了武装、有了力量，才会有文明。你看当今所谓的文明人都是从血泊中起来的。美国人把印第安人都杀光了，头盖骨甚至便宜到几美分一个，但直到今天美国人都只叫别人承认历史错误，它自己不仅从不认错，反将自己扮成文明的化身。世界文明的历史进程就是这么靠“恶动力” 推动的。再比如联合国是国际民主的象征，但它那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权，靠的不是胸前的领带，而是靠背后戳着的五个原子弹，那不是娃哈哈。（笑声）大家都有了原子弹，谁也打不过谁，这才谈判。所以，我们在这个发展问题上，不能幼稚，文明的背后需要力量，如果没有力量，就像羊和狼一样，它们之间是没有办法“共舞”。后来苏联共产党人学会了西方人谈判方式，谈判时就特有效率。
战略遇历来都是为强者准备的，美国早期的历史就是对此最有力的证明。早期美国人真有些邪性，楞是不买英国霸权的账。而且那阵“天时地利”都偏爱美国人。美国的“天时”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欧洲的“灾难”。1926年，外交史学家塞缪尔•弗拉格•比米斯认为：欧洲的灾难就是美国的机会。 “地利”是什么呢？就是欧洲人因内部矛盾，将大片大片的土地，比如路易斯安那、阿拉斯加等“贱卖”给美国。
刚独立不久——这与中国抗美援朝时的背景相似——的美国在1812年到1814年那场战争中之所以能打败当时世界头号霸主英国，是因为这时拿破仑正好在欧洲与英国开战。为此，拿破仑需要从大西洋西岸再为美国扶持一个对手，与法国一起从东西两面牵制英国。这是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思维，即如果我打不过你，就给你培养个对手，叫你受到两面或多面牵制；我要是能打得过你，那为了使你对我永远忠诚，我也得先分裂了你，使你弱得永远无力向外挑战。黑格尔书中说，“欧洲人初到印度的时候，看到的是许多的小王国，国君都是穆罕默德教和印度的君王。” 印度人对英国的忠诚，那是因为英国通过加深印度原有的分裂把印度给残废了：首先印度内部是分裂的——民族最多、宗教最多、土邦最多，印度就这样被英国整个从心理、生理上都给残废了，而且英国走的时候还将印度的国土分裂了。英国人为什么这么狠，把世界想得这么透呢？因为英国也是打出来的，它先跟西班牙打，再跟荷兰打，最后再跟俄国打，打了三百多年，从那么小的国家发展出一个“日不落”帝国，很不容易。它知道治理世界玩不得虚，玩虚的是陈独秀、戈尔巴乔夫那类秀才的事。此类“秀才”，顾名思义，多为做秀之才。（笑声）为了打败英国，至少为了减缓英国对法国的压力，拿破仑在1803年把路易斯安那卖给了美国，他知道只要北美洲再与欧洲一样处于分裂状态，那英国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获得路易斯安那，这对美国而言，真给美国创造了一个成为大国的机会，美国版图一夜间翻了一番。就这样拿破仑在英国西面扶起了一个与法国一样强有力的大国。对此拿破仑自己说得明白，他说：“进入这片领土可使美国的地位永远屹立不摇，而我则为英国创造了一个迟早会挫其锋芒的海上对手。”
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当时的美国人特讲政治，他不只是考虑赚钱多少。这一点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是要学习的。如果一个民族让钱而非政治引领的时候，这个民族肯定是要灭亡的。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叫钱引领过？从来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们经历过犹太人唯利是图的教训。二战前的犹太人有的是钱，最后被钱引到奥斯维辛焚尸炉里去了，连牙齿上的金子都被撬下来了。（笑声）从焚尸炉里出来之后，犹太人组建以色列国家，从此犹太人就不一样了，就讲政治了。为了以色列国家利益，他们会倾其家产。“恐怖主义”打乱了美国，那么厉害，可为什么没有把以色列打掉，因为以色列人是“孙悟空”，他的爱国心是从“八卦炉”中炼出来的，他们知道焚尸炉是什么滋味。（笑声）萨达姆不知道焚尸炉是什么滋味，弄些花里呼哨的东西，还爱写小说，开战前与宋襄公一样先来个自废武功，而且废得很阳光，结果被美国大兵从地窖里揪出被吊死了，首身分离，死得很惨。现在伊拉克人再也不信美国人的“解放”之说了。与萨达姆同期被美国列为另一个“邪恶轴心”的朝鲜，根本就不信邪，在美国的高压下反放了一颗原子弹，结果美国却立即表态说：美国无意于打击朝鲜，还给朝鲜不少钱花。以色列人更不不屈不挠，与美国合作，但不依赖美国。打赢了六场中东战争，终于在中东立足了。
不打几次架的男孩长大后是无法在成人堆里混的，国家，尤其是新生的国家更是这样。早期美国人抵抗英国入侵，迫使英国承认其独立。南北战争时，美国人仍是“政治挂帅”。大家看过《飘》，当时南方生活太富有诗意了，按照那样的描述，大家会想：南方那样好，干嘛要统一，因为人民都过着幸福的生活。况且，当时南方的棉花还比北方的工业品赚钱。但美国这时候是政治第一，不为GDP引领，国家统一高于一切。林肯说：“如果一幢房屋内部自行分裂了，那它就无法再站立”。 结果南北交手，北方赢了，此后美国有了统一的民族市场，同时还用高关税保护自己的民族资本，特别是西部大铁路修成后，美国崛起便成了不可阻挡趋势。试想，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如果还有一半国土是开放给外国资本的话，那美国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其最可能的结局将与印度一样。因此，美国南北战争的经验不仅对中国，同样也对所有的后发国家的发展道路选择都有正面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