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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标题:《失去的胜利》德国陆军元帅弗里茨·埃利希·冯·曼施泰因回忆录
clarkken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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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斯曼少校的任务就是为了想要调和两个司令部之间的意见，结果却并不能令人感到满意。保卢斯本人对于艾斯曼所告诉他的一切，并非毫无印象，但他却强调指出自己所面临任务的困难与风险。该集团军作战处长和军需处长也同样向艾斯曼少校强调说明这种困难，但两个人却都宣称，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应该趁早突围，而且也完全可以突围。不过最后决定第6集团军态度的却还是其参谋长希米德少将(Maj-Gen. Sohmidt)的意见。他认为该集团军此时不可能突围，并说这种办法是无异于自取灭亡。他告诉艾斯曼说，“第6集团军将会在这里过复活节，你们的任务就是怎样使其获得较好的补给。”希米德显然认定，使该集团军脱离现有情况，应该完全是统帅部或集团军群总部的事情，因为受困于此并非他们自己的错误，当前主要问题就是应保障其适当的补给。这一观点可以理解，就理论而言，他也有权坚持。不幸的是环境更具有支配的力量。艾斯曼指出，虽然集团军群总部已经竭尽全力维持补给，但天气不好使空运停顿，那却非其罪也，而且它也无法从帽子里面变出运输机来。但是他虽然善于辞令，可是对于希米德而言，却无异于对牛弹琴。甚至于艾斯曼企图指出，第6集团军的突围对于全盘作战利益是必要的，这个参谋长也不让步。尽管该集团军司令可能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战术家，思路也比较清晰，但是他的参谋长的个性却比他强硬。结果，保卢斯本人在其影响之下，也就宣称突围是根本不可能的，并指出放弃斯大林格勒是“元首的命令”所禁止的！(注：在这种情况之下，希米德的顽固成性，实为酿成灾难的主因，不过这一性格却使他在被俘之后表现很英勇，结果他被敌人判决了25年的强迫劳动。为了公正起见，我们对于他的行为仍应表示敬意。)　艾斯曼固然已经使第6集团军司令部充分了解当前的情况和集团军群的意图，但却始终未就第6集团军的任务达成一致意见。当集团军司令和其参谋长都在怀疑这种作战的可行性时，我们又如何可以希望这个集团军司令部能够执行如此困难的作战呢？　若在任何其他的时候，像这样的意见分歧即可以当作要求调换集团军指挥人员的理由，不过在现有的紧急情况中，这种行动却是不在考虑之列的。任何继任的指挥官或参谋长都需要时间才能进入状况，而在这个时候却一点时间都抽不出来。此外，我们也无法获得希特勒的批准，因为他相信这个人能够为他守住斯大林格勒。　尽管如此，顿河集团军群总部却决定不顾任何困难和危险，绝不放弃这个救出第6集团军的最后机会。它准备发出一个正式命令，免除集团军司令对于冒险突围以及放弃斯大林格勒的一切责任。我们经反复考虑打算采取这一步骤。至于第6集团军最后因何未曾执行这个命令，下文再加分析，我与保卢斯以及双方的参谋长曾经利用新建立的超短波无线电话对此问题作过无数次的谈话，而我们的总部与统帅部之间也是一样。次日，12月19日，又使我们感觉到在顿河东岸的情况有好转的希望，可能不久两个集团军即能合作，以将第6集团军救出斯大林格勒。在那一天第57装甲军获得了一个值得敬佩的成功。它居然渡过了阿克塞(Aksai)河，向北挺进达到了米希柯伐(Mishkova)河，其矛头实际上距离南面包围圈已在30英里以内！救兵的接近使第6集团军可以突围的机会终于来到。假使第6集团军现在开始突击，而第4装甲集团军则仍继续向北进攻，或至少能吸引敌人的兵力，敌军就面临两面夹攻的情况，这至少有希望建立足够的接触，使第6集团军获得其继续突围时所需要的燃料、弹药和食品。为了这个目标，集团军群总部已经集中了一支运输纵队，装载了3000吨的补给品跟在第4装甲集团军的后面前进，并且还加上牵引车以便拖救第六集团军炮兵中的机动部分。只等坦克打通一条道路之后，即使是暂时的，这支运输纵队也准备冒险直向被围的集团军冲去。集团军群在顿河以西的情况，就12月19日而言，也还可以勉强支撑到让第6集团军有向西南突围的机会时为止，暂时还不会有决定性的发展迫使我们停止顿河以东的作战。
　　
　　同时，我们在齐尔河下游的防线也仍在坚守之中。虽然集团军群发现必须动用何立德集团军来稳定那一方面的局势，但基本可以按计划顶住。不过，对该集团军暴露的侧面却仍然存在威胁。
　　
　　在顿河两岸，与死亡之间的竞赛都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决定性阶段！集团军群能否使顿河大河湾中的情况再继续稳住几天，好让第6集团军不错过这最后一次机会呢？只有不再浪费一个小时，才可能达到这个目标！
　　
　　所以在12月19日的正午，集团军群用电动打字机向统帅部提出一个紧急呼吁，要求准许第6集团军撤出斯大林格勒，并立即向西南突围以与第4装甲集团军会合(见附录三)。
　　
　　当这个要求未能获得立即的反应之后，在18时，我又直接命令第6集团军，要它立即向西南突出(见附录四)。这个作战的第一阶段仍与12月1日所命令的“冬季风暴”攻击一样。不过于必要时，它应再继续前进，越过顿斯卡亚沙里特沙，以求与第4装甲集团军取得接触，并使补给纵队可以通过。同时，这个命令又规定如有必要时，在“冬季风暴”攻击之后，还应继之以一个第二阶段的作战。当接到了“雷鸣”(Thunderclap)的代字命令之后，第6集团军即应立即继续向第4装甲集团军前进，并同时分区逐渐撤出斯大林格勒地区。为什么暂时保留这个代字命令的发出，其原因是为了使两个集团军的行动和运输纵队的通过在时间上有完善的配合。更重要的，是集团军群总部还要尝试说服希特勒收回其死守斯大林格勒的命令，因为当“雷鸣”命令发出之后，一切责任当然是应由集团军群总司令自负，而与该集团军司令无关，可是只要希特勒的命令还存在，集团军司令就会感觉到有所顾忌，不敢行动。最后机会的错过
　　自从11月底，希特勒拒绝允许保卢斯在敌人尚未巩固包围圈前撤出斯大林格勒之后，若说仍有救出第6集团军的机会，则这个机会就只有12月19日那一天了。集团军群总部已经给予了这个命令，尽管第6集团军的突围也许会遭遇到困难，而集团军群正面的其余部分也正在处于危险的情况之中。后一方面所冒的危险将留待下文中再检讨。眼前的问题——那就是从12月19日到25日——却还是第6集团军能否与愿否实际执行我们所给予它的命令。
　　
　　希特勒事实上已经同意该集团军为了与第4装甲集团军会合的目标，应向西南攻击。不过他却继续坚持该集团军仍应据守其东西北三面的防线。他仍然希望有切开一条“走廊”使在斯大林格勒的集团军能有获得长期补给的机会。对于这种想法有两个极明显的反对理由：
　　
　　一、就集团军群的全盘情况而论，尤其是有关B集团军群邻近地区的情况，已经不再容许把这两个集团军(第6和第4装甲)滞留在顿河以东的地区中。到了此时，不仅第6集团军的命运已经危在旦夕，只要敌人肯采取坚决的行动，则顿河集团军群与A集团军群都有被切断交通线的危险。
　　
　　二、要想第6集团军一方面动员所有残存的攻击力量向西南方突围，另一方面又希望它能守住斯大林格勒周围的现有防线，事实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它也许可以这样勉强支持一两天的时间，等到敌人明白了其意图时，它就决不可能既固守城中，又能同时够维持与第4装甲集团军的联系。
　　
　　希特勒反对执行本集团军群12月19日命令中所规定的计划，其理由固然是不现实的，可是第6集团军所提出的反对理由，却不可以视而不见。那些理由指出若要执行集团军群的命令，第6集团军会冒多大风险。
　　
　　假使该集团军宣称，只要希特勒坚持仍应守住斯大林格勒，它就不可能实施突围，这一点都不错。因此，集团军群已经明确命令，在收到“雷鸣”代字命令之后，该集团军即应立即撤出该要塞地区。不过，这位集团军司令仍要选择应该服从于谁——希特勒还是集团军群总司令。
　　
　　此外，这个集团军又认为需要6天的时间来准备突围。照我们看来，即使由于机动性大为降低，该集团军行动时面临十分重大的困难，然而这种估计仍然偏高，并且在现有的情况下更是不能接受。再等六天根本是不可能的，单就集团军群左翼的情况，就无法保证。尤其是围困该城的敌军，更不可能这样长久地袖手旁观，而让我军在他的鼻子底下进行突围的准备。这些准备工作(包括从其它方向抽调兵力)，在有限的时间之内也许还可能掩饰，但是如果需要6个整天的时间以集结兵力向西南方突围，则敌人不等突围行动开始，即早已在其它方向上发动攻击了。这是无论如何都要避免的。
　　
　　该集团军同时又怀疑它是否能从其现有防线上抽调兵力供突围之用，因为那些防线早已遭到局部攻击。在这里，核心还是速度。假使该集团军能把握开始突围的时机，则它可以避免与敌军在其它方向纠缠，而只需要作迟滞行动来掩护步步为营的撤退。
　　
　　在保卢斯将军与我本人，以及双方参谋长的谈话中，该集团军都曾经正确地强调，“雷鸣”的代字命令应紧接着“冬季风暴”之后发出，中途不能停顿，例如在顿斯卡亚沙里特沙。这一点我们完全同意，事实上，集团军群的命令中早已暗示，“雷鸣”应直接连在“冬季风暴”之上。
　　
　　毫无疑问，第6集团军司令的心情十分沉重，因为部队都已经疲惫不堪，而马匹被屠杀充饥之后机动性也就更形减低——尤其是在如此严寒的环境中——想要执行这样困难和危险的任务，其成功的可能性当然不太高。
　　
　　不过最后还是燃料问题使第6集团军决定反对突围，并要求集团军群不应坚持执行其命令。保卢斯报告他所有的燃料只能够使其坦克(大约尚有100辆可以使用)最多行驶20英里的距离。这也就是说，除非能够保证提供适当的燃料(和口粮)，又或是第4装甲集团军能够进到距离敌方包围圈在20英里以内的地点，否则他就无法开始行动。现在这是谁都无法反驳的：代表第6集团军主要攻击力量的坦克，既然只有足够行驶20英里的燃料，那当然不可能要求它越过约30英里的距离。相反，我们也不可能等待这个集团军的燃料储量达到其所要求的水准(4000吨)——根据我们的经验，空运这样大的数量绝对不可能，而且时间上的延迟也将坐失突围的机会。
　　
　　我们只能依赖手中已有的东西来行动——当然，包括今后几天内当这个集团军仍在集结兵力时所继续空运的燃料在内。此外，我们还可以希望在突围的过程中，仍可以源源不断地从空中补充燃料。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部队实际保有的燃料总是超过书面报告中的数量。但即使不考虑这些方面，也还可以希望事态依照下述路线发展。当第6集团军向西南发动攻击之后，第4装甲集团军的处境就会变得较为轻松，敌人将不可能再从包围圈中抽调兵力。所以在12月19日，第4装甲集团军并没有确实的把握越过米希柯伐继续前进；可是一旦由于第6集团军的行动而使其所受的压力减轻之后，则它毫无疑问可以继续完成那12英里的额外距离。
　　
　　当然在我们的计算中不无冒险之处，但若不如此，则根本上就不可能设想把第6集团军救出。不过为什么这个燃料问题会如此的具有决定性，其主要的原因却是因为希特勒在包围圈中留有一个连络官。经过连络官的报告，希特勒知道保卢斯不仅认为燃料的情况使他不可能发动突围作战，甚至于连达到出发阵地都不可能。
　　
　　我在电话上花了不少时间，尝试使希特勒允许第6集团军突围并放弃斯大林格勒。但他却回答我说：“我不知道你怎样想的，保卢斯所有的油料最多只能行驶15英里到20英里，他自己说他现在不可能突围。”
　　
　　所以集团军群只好向两方面都表示屈服了：一方面是统帅部，它认为当第6集团军向西南攻击时，必须同时维持着在斯大林格勒其他各方面的位置；另一方面为第6集团军军部，它声称由于燃料短缺，无法执行集团军群的命令。希特勒又可以利用该集团军的意见来当作一个极有力的根据，来支持他自己的决定。假使希特勒当时没有这样一个借口，则现实的压力也许就能迫使他最终放弃在突围过程中仍应继续坚守据点的念头。若能如此，保卢斯将军对于整个问题就会有另外一种看法，因为他不再需要违反希特勒的命令采取行动。 我之所以要如此详细地分析第6集团军未能掌握最后的机会以救出自己的动机，其原因是我认为这与保卢斯的个性或以后的行为都是没有任何关连的。我早已说过，保卢斯所举出的理由没有一个能说是不合理的。不过事实上，这却是我们能够救出该集团军的最后机会。不管所冒的危险有多大，若不利用这个机会，即无异于放弃了一切得救的希望。利用这个机会也就等于孤注一掷。照集团军群总部的判断，现在只能采取这个办法。
　　
　　在这种紧要关头上，要批评保卢斯的态度，那是太容易了。诚然，这决不仅是“盲目服从”希特勒而已，因为保卢斯本人在内心里也怀疑他应否发动这样一个作战——既直接违反了希特勒的明令，而又必然会把斯大林格勒让与敌人。不过就这一点而言，值得注意的是因为集团军群已经命令撤退，这个责任自然由后者担负。
　　
　　不过除了这种良知上的冲突以外，假使这个集团军司令服从集团军群的命令，他也就要面临一个巨大的赌博。突围固然使该集团军获得一个得救的机会，但同时也可能全军覆没。假使第一次突围的企图就失败了，假使第6集团军陷在半途中，而第4装甲集团军又无力再继续前进，又假使敌人能从侧面或后方击溃掩护突围的兵力，则第6集团军的命运也就从此不堪设想了。所以它面临着的任务的确是艰巨和危险到了极点。好像是一个正方形，四面都同时作战，当它向西南突围时，前后左右都有被敌人击破的可能。而且在执行这个任务时，其部队在饥寒交迫之中早已精疲力竭，其机动性更是极有限度。不过，由于希望重获自由和逃出死亡、被俘的命运，也许可以激发他们死中求活的精神，来完成这种表面上似乎是绝对不可能的任务。
　　
　　保卢斯将军终于让这个最后机会溜走了，当他首先犹豫踌躇，而最终还是反对这次冒险时，他之所以如此，的确还是感觉到自己所背负着的责任。虽然集团军群总部希望用自己的命令来解除他的责任，但他却仍感到无法卸责——或者是对于希特勒，或者是对于其自己的良知。
　　
　　在集团军群总部命令立即突围后的这一个星期之内，第6集团军的命运也就完全决定了。
　　整整6天之中，集团军群甘冒一切可以想像得到的危险，使门户开放便于让第6集团军能够重获自由，并与第4装甲集团军会合。在这个阶段中，集团军群无时不在惊涛骇浪之中，敌人在意大利集团军的地区中突破之后，就决定扩张其战果，或是渡过顿涅茨河直趋罗斯托夫，切断我方整个南翼的生命线，又或者是旋转过来，窜入顿河集团军群左翼何立德集团军的后方。甚至在齐尔河下游的正面(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和何立德集团军地区中的这一点单薄屏障兵力也都有完全崩溃的可能。
　　
　　尽管如此，集团军群总部还是尽可能把第4装甲集团军留在顿河以东的突出位置上，以求使第6集团军仍能获得突出重围的最后希望。直到集团军群左翼的发展迫使我们不能不从顿河左岸抽调兵力赶往救援时，终于到了时限，到12月25日，第57装甲军已无法继续留在米希柯伐河畔。
　　
　　现在就把这一个星期以来的大事，简明的叙述如下：
　　其起点是在集团军群的左翼，或者说得更精确一点，就是在何立德集团军的左侧面。我们不清楚意大利集团军的实际情况如何。似乎只有一个轻型师和一两个步兵师曾经作过值得一提的抵抗。12月20日上午，在意大利集团军右翼的一位德军的军长报告说，因为据报已有敌方的两个装甲军深入了侧面，所以他所指挥的两个意大利师已经望风溃逃了。结果遂使何立德集团军的侧面完全暴露。
　　
　　当集团军群总部获得了何立德将军的报告之后(他实际上已由B集团军群指挥)，就立即指示他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阻止意大利部队的溃逃。在他指挥之下的集团军，奉命守住齐尔河游的阵地，并且用梯次防御以掩护其左侧面。
　　
　　不过在这一天当中，该集团军的单薄正面也已经有两处被敌军透入。罗马尼亚第7师未奉命令擅自撤退，罗马尼亚第1军的军部在恐怖之中放弃了其指挥所。
　　
　　到了12月20日黄昏时，何立德集团军的纵深侧面情况已经混乱不堪。谁都不知道意大利部队是否仍在抵抗或在什么地方抵抗。在何立德集团军的后方，到处都报告已经发现了敌方的装甲矛头，甚至于深入到了卡门斯克-夏赫亭斯基(Kamensk-Shakhtinsky)的顿涅茨河重要渡口之上。
　　
　　在以后两天内，何立德集团军的处境变得更为紧急。不仅正面已经被透入，同时其侧面和后方对于敌人的装甲兵力也完全无力抵抗。敌人现在已经可以在原先由意大利集团军防卫的地区中自由运动。要不了多久，在齐尔河下游的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也注定会受到这种危险情况的影响。
　　
　　何立德集团军所要作的第一件重要工作，即为大致在与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平行的位置上建立一道新正面，以便能同时掩护后者的侧面和莫罗索夫斯基与塔特辛斯卡亚两个机场，它们也是对斯大林格勒空运补给的必要基地。同时也应尽可能保护顿涅茨河在弗尔赫斯塔德(Forchstadt)和卡门斯克-夏赫亭斯基的重要渡口能够畅通无阻。
　　
　　非常明显，这些临时性的应急措施最多只能使集团军群的左翼暂时稳定两三天而已。早在12月20日，集团军群即曾致电陆军总部，明确指出假使敌军在突破意大利集团军的正面之后，决心作进一步扩张，则他会一口气冲到罗斯托夫，然后企图一网打尽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这又恰好碰着了统帅部中的流行怪现象，那一天恰好希特勒正在与意大利的一个代表团进行谈判——只有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参加——甚至陆军总参谋长都无法把这个紧急报告送到希特勒手中。我们所得到的唯一答复就是12月22日所收到的一件陆军总部的命令，指定何立德集团军应改守某一条防线，而事实上那却早已失守了。同时在那一天，想靠这个集团军的薄弱兵力，能否从正面撤出来建立一道新防线都有疑问。
　　
　　由于意大利部队的崩溃，在我们的正面与B集团军群之间已经被撕开了一个大裂口，本集团军群很明显已经不可能指望统帅部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来稳定局势。它甚至于连从A集团军群方面迅速借调一个步兵师来保护罗斯托夫的请求，也都已经拒绝了。所以我们就只有抽调自己的资源——这个决定非常痛苦，因为事实上，就只有抽调我们的右翼兵力，换言之，即为现在正在顿河东岸苦战的兵力。可是现在已无犹疑之余地，因为在12月24日那一天，何立德集团军的危机已经达到了最高潮。3个敌方的坦克和机械化军，已经从意军及罗马尼亚第3师的正面缺口上冲入。其中两个军(第25坦克军和第50机械化军)早已接近在莫罗索夫斯基和塔特辛斯卡亚两地的重要空运基地；其中第三个军(第8坦克军)则迂回到了这个集团军的后方，而我们的援兵却还正在齐尔河的中游或上游地带浴血苦战。
　　
　　当集团军群的左翼情况，尤其是其暴露中的西方侧面，已经变得日益严重时，我们却还在希望能够救出第6集团军，这一方面要靠希特勒肯放弃其坚守斯大林格勒的意图，另一方面则有赖于该集团军的愿意冒险一试。
　　
　　第4装甲集团军此时正在尽其全力来完成向斯大林格勒的最后一跃，但同时也希望第6集团军能够发动向西南的突击，使其任务可以比较易于完成。
　　
　　在12月19日抵达米希柯伐河以后，这个救援集团军次日即陷入苦战，敌人从斯大林格勒不断抽调生力军，一波又一波来攻，以阻止其继续前进。尽管如此，第57装甲军还是在北岸占据了一个立足点，经过一再扩张之后，终于将其构成一个桥头阵地。敌人虽然大举进攻，但结果只空受损失而并未能撼动我军的地位。在遥远的地平线上，该军的先头部队早已能够看见斯大林格勒周围的炮火火光了！假使第6集团军能够在此时乘机发动攻击，至少牵制着敌军不让他再抽调生力军来挡住第4装甲集团军的进路，则成功似乎还是有望的。可是由于上面早已说过的理由，第6集团军的攻击却始终不曾实现。到了12月23日的下午，集团军群被迫不能不顾及其左翼的情况，而必须向该地区调动兵力。在齐尔河下游的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奉命抽出第48装甲军军部和第11装甲师来稳定集团军群右翼的地位，为了补充这个损失，第4装甲集团军只好拨出一个装甲师给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若是没有这一个师的抵补，则齐尔河下游的正面也就不可能守住了。第二天的发展即足以证明这个措施是何等迫切。塔辛斯卡亚机场已经丧失了，从空中补给第6集团军的工具也随之而丧失了一个。直到12月28日才将其夺回。集团军群总部已经知道第6集团军决不会乘机突围了，于是才作了这个痛心的决定，从第4装甲集团军中抽出一个完整的装甲师来。甚至于到现在，也是因为第16摩托化师已经可以参加作战，它才可以抽出。直到12月20日，陆军总部才批准了我们的要求，允许从B集团军群中抽调“维京师”(Viking Division)来代替在依里斯塔的这个师，但很不幸，换防需要10天才能完成。自从集团军群第一次要求调用第16摩托化师的时候算起，中间整整耽搁了10天的时间！假使能够一要求就获得批准，则该师在12月23日就能立即用来参加齐尔河的战斗，于是第57装甲军就可以不必抽调那个装甲师了。与已往相同，这都是希特勒犹豫不决的后果。虽然希特勒现在也允许把第7装甲师拨给本集团军群，可是对于已展开的救援作战已经太迟了，来不及参加，同时因为第一个虎式(Tiger)坦克营就要到了，所以希特勒现在希望局势可以好转，但这种希望也同样被证明是荒谬的。事实上，虎式坦克不但制造过程费尽周折，而且还从来没有经过实战考验，所以最初的问题极多，使这种新式坦克一时还不能作出任何有价值的贡献。希特勒对于新兵器的威力总是未免估计过高，这正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于是，在顿河以东的战场上，主动权也开始转移到对方的手中去了。12月27日，第57装甲军在米希柯伐地区中，遭到了强大的攻击，敌人的兵力不断增强，我军终于被迫退回到阿克塞河。在以后几天之内，俄军的意图很明显就是从东西两方包围这个军。
　　
　　在第4装甲集团军北面和东面的正面，发现了俄军两个集团军的番号(第51和第2近卫两个集团军，共辖3个机械化军、1个坦克军、3个步兵军和1个骑兵军)。这些兵力中的大部分都是从斯大林格勒前线上抽调出来的，不过有一部分却是越过伏尔加河前来增援的。
　　
　　在一两天之内，敌人现在所集结的强大兵力也开始迫使第4装甲集团军一直撤到柯特尼可夫，这也正是它在12月12日开始向斯大林格勒进攻的起点。由于当第57装甲军在阿克塞河苦战时，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的部队无力担负对其侧面的保护，所以这种撤退遂无可避免。负责掩护第57装甲军东西侧面的罗马尼亚第6和第7两个军已经丧失了斗志——部分原因是由于指挥人员未能努力维持士气。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的司令面对着这种崩溃现象也感到毫无办法。最后，我们只好将这些部队从前线抽回，送回罗马尼亚整补。
　　
　　从12月12日开始的救援第6集团军的企图已经失败了，至少就目前而言如此。从最近的发展上判断，是否尚有卷土重来的希望呢？今天事后看来，从B集团军群地区中的情况变化上来看，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不过当时没有料到，在意大利集团军惨败之后，1月底以前，顿河的匈牙利集团军地区中又遭到了一个更惨重的灾难。
　　
　　尽管存在各种反对势力，本集团军群仍然不愿意放弃援救第6集团军的设想。所以在12月26日，它又把下述建议向陆军总部提出：
　　
　　敌人正在威胁从集团军群左翼向罗斯托夫突破，为了维持左翼的地位，我们要求陆军总部至少在一段有限的时间之内，立即把一个集团军规模的“战斗群”(Armeegruppe)投入战斗。它早已在米里罗夫(Millerovo)地区开始集结，恰好在B集团的右翼后方。此外，我们要求从A集团军群的第17集团军中调出一个步兵师，迅速占领罗斯托夫地区，以便对它提供直接的保护。此外，那个已经暂时拨给本集团军群的第7装甲师，固然太迟了无法赶上顿河以东的战斗，可是对于集团军群左翼的战斗却可以有所贡献。
　　
　　在集团军群中央正面所预计的最坏情况即为撤到顿河、顿涅茨河一线。此外，齐尔河下游的情况在最近几天里也略为缓解，因为敌人已经显明将兵力集中在靠西的位置，以求攻占我方在塔特辛斯卡亚和莫罗素夫斯基的机场。
　　
　　对于斯大林格勒是否还应再次试图解围，关键就要看我们能否在顿河东岸集结足够的兵力，以使第4装甲集团军得以击败现在正在追击它的敌军。为了这个目的，顿河集团军群遂又要求陆军总部，立即从第1装甲集团军中抽出第3装甲军和1个步兵师来增援第4装甲集团军——早在12月18日，甚至于更早的时候，我们即已一再提出此项要求。这支兵力若与第16摩托化师(它也应尽速抵达)加在一起，照集团军群总部的判断，即足以使第4装甲集团军再度向斯大林格勒前进。此外，我们认为在6天之内，即可以把这些兵力调齐。在同一时间之内，应该可以空运进包围圈燃料1000吨和粮食500吨，以满足第6集团军的紧急需要。此时，统帅部也已经同意提供更多的运输机。塔特辛卡亚和莫罗索夫斯基的机场在一两天之内，也都可以再度使用。同时，毋庸赘言，我们又一再要求应允许第6集团军有行动自由。尽管后者可能仍认为在此时突围是没有希望的，但集团军群总部却坚持认为除此更无其他的办法，因为根本不可能使被包围的集团军获得持续不断的补给。不过从总体情况和第6集团军部队的现状来看，我们认为突围的时间最迟应在新年前后，到那个时候第4装甲集团军可以再度向包围圈进攻了——当然，其条件为增援能够准时到达。但是即使这次突围能够成功，却已经不再能希望第6集团军在与第4装甲集团军会合时，仍然是一个完整的单位。尽管如此，却仍可假定有相当数量的部队可以有机会杀出重围。
　　
　　问题就在于第1装甲集团军能否在这个时候抽出上述的兵力。希特勒与A集团军群总部却都认为是不可能的。这种拒绝的态度是否合理，应该留待旁人去判断。无论如何，顿河集团军群在12月27日，曾经把一个兵力对照表送给陆军总部(并请希特勒注意)，上面指出调3个师给我们的计划是绝对可行的。依照表列的数字，在A集团军群地区中德军对敌军的比例，毫无疑问要比顿河集团军群地区中的比例较为有利。此外，后者的部队在过去一个半月之内，一直都在苦战之中，所以实力进一步消耗。顿河集团军群现在必须在开阔地区中进行战斗，而自从高加索的攻势顿挫了之后，A集团军群所部就早已转入守势，他们现在所据守的阵地已经相当坚固。而且即使第1装甲集团军在减少了3个师的兵力之后，不再能抵挡敌军的强大攻击，但它仍然可用弹性战术来迟滞敌人的前进，直到援救第6集团军的作战已见分晓为止。尽管我们的总部早已多次指出，即使我们能够救出第6集团军，高加索正面还是无法永远坚守下去，不过希特勒在此时却不肯承认这一点。我们所建议的“大解决”是从斯大林格勒救出第6集团军，然后在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负责的整个地区中，改作机动式的作战——这却是希特勒所不能采纳的。
　　
　　除了他不愿意放弃任何东西的基本态度以外，希特勒之所以拒绝减弱A集团军群，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相信在他的手中，还有另外一套法宝，足以救出第6集团军，尽管时间上却还要延迟很久。
　　
　　依照我们在12月31日所接到的一件陆军总部的训令，希特勒已经决定从西线把一个齐装满员的党卫军装甲军调来东线，下辖“元首卫队”、“骷髅”和“帝国”等装甲步兵师。这个军将在哈尔科夫附近集中，并从那里向斯大林格勒发动一个救援的攻势。不过依照有限的铁路运力，这个军似乎难以在2月中旬以前于哈尔科夫地区完成集结。第6集团军在这段时间如何能够活下去，这个训令中却不曾提及。即使当时还不能预料在匈牙利集团军地区中，也会发生一个像在意大利集团军地区一样的大灾难，但是从B集团军群与顿河集团军群之间地区中日趋严重的情况来看，的确需要这个党卫军装甲军。可是若认为这一个军的力量，即可以发动一个攻势直达斯大林格勒，则未免毫无根据。在12月里从柯特尼可夫到斯大林格勒，其间的距离不过80英里，当时第4装甲集团军若能有足够的增援，则完全有可能到达。反之在2月间，从哈尔科夫前进，距离却达350英里之多，根本只是幻想而已。假使希特勒真正相信这种进攻是可能的，则足以证明我们在上一章中对他的批评是正确的。当希特勒拒绝了顿河集团军群在12月底所提出的一切迅速增援第4装甲集团军的要求之后，第6集团军的命运也就终于确定了。我们虽然已经把所能动用的最后一个人和最后一颗炮弹都孤注一掷地用在援救第6集团军的作战中，但结果还是徒劳而已！直到最后一分钟，我们都不曾放弃希望，而且不惜把整个集团军群的命运来当作赌注，但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从1月以后，在顿河集团军群的地区中的作战大致就可以分为两个平行的部分：一、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周围的战斗，二、为了维持整个南翼的奋斗，包括A、B和顿河3个集团军群在内。后者为了作战的连续性起见，将在下一章分别讨论，前者则构成本章的最后一部分。在这里可以看出第6集团军的最后战斗与德军整个南翼的保持之间的关系。
　　

发表于 2004-10-31 10:30  顶部
 
clarkken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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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集团军的最后战斗
　　第6集团军的垂死挣扎是在新年前后才开始的，这个故事的苦痛程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些人员在无可奈何的环境中，均能视死如归地恪尽职守，真是可歌可泣。不过站在顿河集团军群总司令的地位上，有一个问题却是我所必须回答的。要求我们的军人作这样的牺牲是否合理或必要？其期限又应该有多长？换言之，第6集团军的最后苦战是否能达到任何有价值的目标？要想对于这个问题获得一个适当的答案，就必须根据当时的情况，而不能以德国最后的失败为判断基础。 12月26日，第6集团军司令把下述电报送达我们。我们马上就将其转呈陆军总部，我们一向毫无掩饰地表达该集团军的立场。(从这个时候起，包围圈和外面的连络就只能靠无线电和飞出来的人员。超短波的电动打字谈话已经中断了。)保卢斯上将的电报全文如下：
　　战斗损失、寒冷和补给不足最近已经使各师的战斗力大受影响。我应该报告下述各点：
　　一、本集团军在比较长的时间内，仍能继续击退小规模的攻击和应付局部危机。前提条件是改善补给并尽量迅速空运补充人员。
　　二、假使敌人从霍斯(第4装甲集团军)方面或其他方面抽调相当大量的兵力，用来对于斯大林格勒要塞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攻势，则后者就不能再长期支持下去了。
　　三、除非先打通一个走廊，使本集团军获得必要的人员和物资的补充，否则决不可能执行突围作战。
　　所以我要求，并请向最高当局转达，除非全盘的情况迫使本集团军有牺牲之必要，否则应立即加速援救行动。本集团军自应竭力坚守，直到最后一分钟为止。我同时也必须报告在今天只空运进70吨物资。有些部队已经开始要断粮了。所以现在必须要采取紧急的措施。 这个报告的内容足以充分证明，保卢斯的参谋长何等荒谬，仅仅在一星期以前，他还说只要有适当的补给，则第6集团军可以在斯大林格勒过复活节。
　　这个文件也可以证明，当一星期以前，由于第4装甲集团军已经迫近该城，集团军群遂命令该集团军突围时，那不仅是其可以获救的第一次机会，而且也更是最末一次。
　　可是在12月底和1月初的时候，除了局部的攻击以外，第6集团军的正面却还是相当的平静无事。其原因有二：一方面，敌人可能是希望累积其炮兵的弹药，以便发动一个大规模攻势；另一方面，他们正在调集一切的兵力，以求先歼灭第4装甲集团军并在顿河大河湾取胜。
　　1月8日，胡比将军 Hube)在晋谒了希特勒之后返防时，顺便到集团军群总部中来与我晤谈。希特勒曾命令胡比从斯大林格勒飞往罗曾(Lotzen)，以便将第6集团军的情况当面向他提出报告。胡比告诉我说，他曾经把包围圈中的一切实际情形，毫无掩饰地告诉希特勒。(事实上，这与集团军群总部的每日情况报告中所说明的内容并无太多的区别，可是希特勒在未获更进一步的证据以前，却不准备相信我们的报告。)
　　虽然如此，值得注意的却是胡比在罗曾短暂逗留之后，他受到了希特勒的影响，而开始具有信心了——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希特勒曾经向他宣称，将倾全力使第6集团军可以长期获得补给，并且还又提到以后的救援计划。在重建了信心之后，胡比回到了包围圈中，但不久又奉希特勒之命，再度飞出以便在圈外指挥空运事宜。不过，甚至于他也无法改进空运的效率，因为并不是实际的组织上有什么弱点，而是天气不良和飞机的资源不适当。胡比有一句话最使我个人感到刺激，因为在第6集团军正在流传着一个谣言，说我曾经发出了这样一个电报：“不要放手，我就会救你们出来——曼施坦因。”虽然我曾经不惜用一切手段，以将第6集团军救出斯大林格勒，但是我却从来没有给部队许诺的习惯，因为是否能兑现这种诺言，我并无绝对把握，而且也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胡比将军倒是一个无畏的硬汉，他居然敢向希特勒说，像第6集团军被围这类事情，对于他作为国家元首的威望而言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损失。因此，他愿意建议希特勒应该把他的指挥权交给一个军人去执行——至少在东线上应该如此。由于事实上，胡比在前往罗曾时，曾经先与我们会晤，所以希特勒毫无疑问会假定胡比是受了我的鼓动才会放这个“大炮”的。事实上却绝不是这样。
　　等到斯大林格勒陷落之后，我自己又曾向希特勒建议改组最高的军事指挥组织。因为胡比早已对他提到过同类的意见，所以希特勒也就断然拒绝考虑这类问题。否则希特勒也许能接受我的意见，尤其在当时，他对于第6集团军的丧失多少还有一点责任感。
　　1月9日，敌人向第6集团军招降。在希特勒命令之下，这个要求被拒绝了。我对于希特勒在军事领域中的一切决定和行动，很少有完全同意的，而对于他的这个决定却完全赞同，因为不管从人道的观点来看多么残酷，但在当时却是一种必要的措施。
　　我不拟在此讨论那种纯粹军人精神的观点，即任何军队只要尚存战斗力，则绝对不许投降。若是放弃这种精神，则军人这一门职业也就消失了。除非世界进步到了无战争和军人的境界，否则这种军人荣誉的观念就必须维持。即使投降可以避免一种显然是毫无希望的战斗，但这一点本身仍不能当作投降的理由。假使所有的指挥官在他认为他的处境已经毫无希望时就马上投降，那么就不会有人赢得战争。甚至于在绝对无希望的环境中，也常常可能死里求活的。从保卢斯将军的观点来看，不管怎样，基于军人的责任他都应该拒绝投降。只有一个唯一的例外，那就是这个集团军已经更无其他的用途，它的继续抵抗根本已无目了。从这里即可以说明希特勒的决定是合理的。不管第6集团军的继续抵抗就长期的观点来说，如何没有希望，但就全盘的战略情况而言，它却已经尽到了决定性的义务。它必须尽可能久地牵制尽可能多的围攻兵力。
　　12月初时，在该集团军周围的包围圈上，大约发现了一共60个敌人大单位的番号(即为步兵师、装甲和机械化旅等)，当第4装甲集团军进攻时，毫无疑问，其中部分兵力必然暂时被调动，但却又有新的部队补充进来。到了1月19日，据报顿河集团军群所面对着的259个敌方大单位中，有90个是用来包围第6集团军的。假使第6集团军在1月9日就投降了，那么这90个单位中的大部分就会像潮水一样涌来，顿河集团军群和整个南翼的处境将不堪设想。
　　这个集团军还能打下去，即使从其本身的观点来看，那是毫无意义的。可是它的坚持能力对于整个南翼的情况，却具有决定性。第6集团军能够多牵制敌军一天，就是多为整个东线战场做了一份贡献。今天固然有人认为我们最后还是失败了，若能早日结束这场战争，岂不是可以使我们免受许多苦痛。不过这都是事后聪明而已。在那个时候，就军事立场而言，并无理由认为德国会失败。一个军事上的僵局也可以在政治方面引起同样的作用，所以只要德军的南翼能够稳定住，则这种可能性是绝对存在的。而其先决条件，就是第6集团军应该尽量牵制敌军到最后一分钟。这个残酷的需要迫使最高统帅要求在斯大林格勒的英勇部队必须作最后的牺牲。至于这位自立为王的统帅应该为该集团军的覆亡负责，却是另外一个问题。
　　在1月9日第6集团军拒绝投降之后，俄军即开始从各方面进攻，首先是猛烈的炮兵准备射击，继之以大量的坦克支援。主要的压力是指向马立罗夫卡(Marinovka)附近的西端突出地上，敌人已在几个点突入了。
　　1月11日，情况变得更加危急，由于缺乏弹药和燃料，该集团军已经无法恢复其失地。由于卡尔波弗卡谷地(Karpovka
　　Valley)——尤其是那里的居民地——的丧失，更使西面守军丧失了其御寒场所。此外，天气状况也使空运的希望断绝了。
　　1月12日，第6集团军有一个特别报告足以说明其窘境，集团军群总部也立即将其转达陆军总部。报告内容如下：
　　尽管部队曾英勇抵抗，但是通过最近几天来的激战，敌人已经突入纵深，本部仅勉强堵塞了防线的裂口。已经没有预备队，而且也无法再编成。重兵器现在已经丧失了机动性。损失严重、补给不足、再加上严寒，已经严重削弱部队的抵抗能力。假使敌人继续用现有的兵力进攻，则要塞的正面最多只能支持几天。以后的抵抗就只不过是局部的行动而已。
　　1月12日，天气又使空运停止了，并且也阻止了空军支援守军的艰苦战斗。
　　那一天黄昏时，在空军方面负责主持空运的皮克尔特将军飞出了包围圈。他对城中的情况描绘了一幅惊人的图画，并认为该集团军的继续抵抗能力只有2-4天的限度。由于部队的英勇和自我牺牲，证明了这个估计是不正确的。照皮克尔特将军的意见，即使空运的情况改进，从今往后也不会有什么差别，因为陆军的兵力已经不再能填补敌人所造成的缺口。
　　皮克尔特也为我们带来了保卢斯(他现在已经升了上将)的一份报告书，对于包围圈中的战术情况提供了下述报导：
　　在西北方面，敌人已经在攻击中使用了10个到12个师的兵力。第3和第29摩托化步兵师的一部分已经从北面受到了迂回并被击溃，结果使那一方面似乎已经没有重建防线的可能性了。这两个英勇的师一共击毁了100辆坦克，但敌军似乎仍有50辆完整无损。
　　在包围圈南面，尽管第29步兵师曾作英勇的抵抗，但经过了两天的猛烈炮击之后，敌人终于突破了。这一方面也是没有更多的兵力来填塞缺口。俄军在一个地区的攻击中使用了100余辆坦克，有40辆已经被击毁。
　　包围困的东面目前仍在坚守中，不过敌人也正在施加重大的压力。
　　在东北方面，敌人也在几个地点上透入颇深，第16装甲师的战斗力已经用尽。
　　保卢斯又说该集团军将战到最后一弹为止。胡比将军现在正在向希特勒建议缩小防御圈，事实上这种行动只会加速崩溃，因为所有的重兵器都早已不能移动了。(注：当时为了突围的目的而需要累积兵力时，希特勒却命令禁止这种行动。因为空运是永远不会适当的，所以现在也就再无改进的希望。这个集团军还能抵抗多久，就完全要看敌人攻势的强度而定。)
　　同一天，皮托尼克(Pitomnik)飞机场也陷失了，此后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即只有古门拉克(Gumrak)一个机场可用了。
　　不过在夜间，保卢斯却又报告说，假使能空运几个全副武装的营，则该城仍有继续抵抗的希望。他早已一再要求空运进一些人员来补充他的损失，但是集团军群总部却无法答应他的要求，因为它自己也已经没有必要的补充兵了。而且自从第4装甲集团军的救援作战停顿之后，也就再没有把增援兵力送入包围圈的理由。有许多指挥官和参谋人员在假期届满之后，纷纷飞回包围圈中，这已经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这些军官——有许多都是系出名门的，例如俾斯麦和比罗的后人——他们自己都坚决要求返回部队，这证明德国军人的自我牺牲和袍泽友爱传统经得起最严格的考验。
　　1月13日，保卢斯上将的副官贝尔上尉(Capt. Behr)——一个早已赢得武士级十字勋章的优秀青年军官——飞出来见我们，并带来了该集团军的战争日记。他告诉我们部队是如何英勇战斗，不分上下都能视死如归。
　　贝尔带来了保卢斯和他的参谋长的来函，信中充分展现了德国军人的传统思想、勇气和完整的人格。他们也十分了解集团军群为了想救出第6集团军，已经最大限度地投入了兵力。反过来说，他们对于空运补给的诺言未能兑现，却不免感到怨恨。我所能说的就是李赫多芬上将和我本人都从来不曾作过如此的诺言。这个应向他们负责的人是戈林。
　　1月16日，在这个集团军的所有正面又再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任何飞机一度都已不能降落，因为敌人的地面火力和战斗机使它们受到了不可忍受的损失。所以现在主要依靠夜间飞行或是空投补给。而使用空投补给，必然会浪费相当部分的物资。
　　同一天，希特勒改派米尔赫元帅负责主持空运。1月17日，该集团军用无线电通知说，古门拉克机场又可以使用了，但空军并不同意。不过集团军群总部却坚持应尝试在那里着陆 。
　　1月19日，我与米尔赫进行了第一次谈话。因为一天前他的座车与一个火车头相撞，他受了轻伤。我告诉他尽管第6集团军的情况已经绝望了，但仍有必要立即彻底改善空运。不但因为我们应该维持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的战友的补给直到最后一小时，而且因为这个集团军正在担负着一个最重要的作战任务，继续牵制90个敌军的大单位。由于本集团军群正面的其余部分和B集团军群的暴露侧面都岌岌可危，所以我们若能使第6集团军多支持一天，都会极具价值。米尔赫允许立即动用在德国国内的一切可能动用的资源，包括运输机和维护人员在内。后者目前尤为重要，因为莫罗索夫斯基和塔特辛斯卡亚两个机场现在都已经失守，空军必须以新齐尔卡斯克和罗斯托夫甚至更远的机场为基地。
　　从米尔赫所告诉我的话来判断，若是他在几个星期之前即奉命主持这个工作，则情况也许可以早就有了相当的改善，因为他可以动用国内的资源，这是李赫多芬所没有的权力。换言之，戈林更应该负责，因为他并未使这些资源在适当的时机发挥作用。
　　1月24日，陆军总参谋长柴兹勒尔将军，曾经把下述通报发给我们：
　　本部曾经收到下述无线电报：
　　“要塞只能再守几天了。由于没有补给送达，部队已经疲惫不堪，兵器也都不能移动。若丧失最后一个机场，补给即将完全断绝。已经没有据点可以继续执行死守斯大林格勒的任务。俄军早已能够渗透许多地点，部分地区因人员全部阵亡而失守。不过军官和士兵的英勇仍未稍减。为了作最后的一击起见，应该命令各单位分组向西南突围。部分人员或能突围，并可在敌后造成混乱。若不采取行动，则无异于使所有的人员同归于尽，或是被俘，或死于饥寒。我并建议空运撤出少数人员(军官和士兵都在内)，作为未来作战中的专门人才使用。适当的命令也应立即颁发，因为机场设施不会维持太久。请列举姓名，当然不包括我自己在内。
　　——保卢斯。”
　　
　　本部已给予下述答复：
　　“来函敬悉。与我本人4天前所作的建议完全相同。在我再度呈明之后，元首已作下述指示：
　　
　　一、关于突围方面：元首保留最后决定权。必要时请再请求。
　　
　　二、关于人员的空运撤出：元首在目前不拟考虑。请派齐兹维兹(Zitzewitz)来此间再作申述。我将带他去见元首。
　　关于保卢斯上将的要求把其集团军中某些人员空运撤出包围圈一事，我愿意作下述评论。从纯军事利益的观点来看，若能尽量救出重要的专门人才，自然是最理想的——不过应记着，其选择是与阶级无关的，若从人道的观点来看，则更应该设法使每一个人都能出险。不过同时又有军人道德的问题也应加以考虑：负伤的人员应优先飞出(事实上，我们在这一方面已经作了相当程度的努力。)但是专门人才的撤出却毫无疑问将影响到伤员后送。此外，多数应该飞出的专家，又必然是军官，由于训练的困难，军官当然比士兵的价值要高得多，后者很少有专家的资格。可是在第6集团军这样的情况中，德国的军事传统却要求当生命受到威胁时，军官应该让士兵先获得安全。因为这些原因，集团军群并未要求希特勒接受保卢斯的建议。
　　至于在最后关头上，分成小组穿过敌人战线的企图，希特勒的“最后决定”始终未成事实。尽管如此，集团军群却仍曾设法帮助他们获得生存，例如在敌后某些地点投掷食物，并派侦察机去搜寻他们。可是却没有一个人能达到集团军群的正面，同时我们的飞行员也没有任何发现。
　　无论如何，保卢斯的电报却指出直到最后一分钟，那些第6集团军中的人员只要尚有余力，仍未丧失其战斗意志。的确，我们也知道有一些青年官兵曾准备突围。这也是我们采取上述措施的理由，尽管结果是毫无所获。
　　1月22日，俄军占领了古门拉克机场，于是补给再也不能着陆。在报告了他已经无力填补缺口以及粮食、弹药已经耗尽之后，保卢斯现在就开始希望希特勒准许他与敌人谈判投降。关于这一点，我曾与希特勒在电话中作了长时间的辩论，我力劝他批准投降，因为该集团军的抵抗已经日益微弱，对于整个集团军群的情况已无作用，所以现在应该结束这场英勇的苦战了。在这场苦战中，第6集团军为了牵制一个远为强大的敌人，已经用尽了最后的气力，对整个东线的战斗已经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第6集团军的苦难已经不再能够牵制任何敌军了。
　　在长时间和激烈的辩论中，希特勒拒绝了保卢斯和我自己所作的要求，并命令该集团军抵抗到底。他的理由还是说，能多抵抗一天，则在斯大林格勒的俄军即不能转用于其他地区。事实上，全盘的情况现在已经够严重了，俄军在顿河已经击溃了匈牙利集团军，B集团军群在地图上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从顿涅茨河的弗洛希罗夫弗格勒(Voroshilovgrad)起，到顿河的弗仑尼兹(Voronezh)为止，已经裂开了一个大缺口，大量敌军可以从此涌入，几乎如入无人之境。在这种环境中，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现在正从高加索撤退)能否得救，似乎都已经大有疑问了。
　　希特勒认为第6集团军现在即使已经不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正面，但仍可以分为几个小型包围圈，再继续抵抗相当长的时间。最后他又宣称根本不能投降，因为俄国人从来不会遵守他们的诺言。
　　第二个预测就原则上来说是很正确的，尽管表面上并不如此，事实上，落在俄国人手中的战俘总数为9万人，存活至今的不过几千人而已。而且此处应该强调说明，当时俄国人还有完整的铁路线，直达斯大林格勒。若是他们有善意，就可以供养和撤出战俘。固然寒冷和疲惫足以丧失很多的生命，但死亡率还是高出了应有的标准。
　　当希特勒拒绝了我的要求不准第6集团军投降之后，我自然面临着一个私人的问题，是否应该辞职表示我的不同意。我起了如此的念头也并非第一次。在1942年圣诞节前后，我未能说服希特勒准许第6集团军突围的时候，这个问题尤其困扰着我的良心。在以后的几个月当中，我又一再碰到这个问题。
　　我想任何人都应能体谅我在当时的心情。如果一个人在执行任何紧急军事行动时，都必须事先与自己的最高统帅做一番神经紧张的拉锯战，都会感到吃不消而想摆脱责任。当时我的作战处长布西上校曾经向第6集团军的工兵指挥官说过：“假使我不是为了部队的缘故，一再恳求他(曼施坦因)留下来不走，否则他早已向希特勒提出辞职了。”布西是我的最亲密同僚之一，他的话很能代表我在当时的态度和立场。
　　但是对于一位高级指挥官在战场上辞职的问题，我也有略加评论之必要。第一点，高级指挥官也象普通士兵一样，并不能随意卷起铺盖就回家。无法强迫希特勒接受辞呈，在这种情况下尤其如此。在战场上的军人，所处的地位并不象政治家那样的自由，政治家可以合则留不合则去。军人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必须服从命令作战到底。
　　常常有这样的情形，高级指挥官发现若要执行某种命令，就会违背他的责任感。诚如赛德里兹(Seydlitz)在左恩多夫(Zorndorf)之战中所说：“在会战之后，国王可以随他的意思来处分我的头脑，可是在会战之中，他却应准许我用自己的头脑。”任何将军在战败之后，都不应宣称他是违反自己的判断被迫执行一种命令所以才会导致失败——这种借口是不合理的。在这种情形之下，他唯一应该采取的路线就是不服从，因为他应向他自己的头脑负责。成败往往足以决定他的是非。
　　这就是我在12月19日为什么要违反希特勒的命令，下令第6集团军应立即向西南突围的理由。事实上，仅仅因为第6集团军未能执行这个命令，所以才会无所成就。以后，我在必要时，也常常违反希特勒的命令行事。成功证明我是对的，连希特勒也得容忍这样的不服从。(注：不过却不可以越轨，因为那会使邻近的集团军群感到手足无措。)
　　不过辞职的问题除了上述的理由以外，还更有另外一种考虑。这就是说高级指挥官对于其部下也应有一种责任感。在这个时候，我所要考虑的还不仅只是第6集团军。我们整个的集团军群，连同A集团军群在内，都是在危难之中。我若在此时抛弃我的职责，就希特勒拒绝批准第6集团军投降一事的人道动机而言，尽管是合理的，但却会愧对那些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以外正在作生死搏斗的其他英勇部队。
　　事实上，后来顿河集团军群还是稳住了战争中最困难的局势。照我自己看来，足以证明我当时没有由于纯粹的感情用事而辞职的决定是合理的。
　　只要把顿河、A、B三个集团军群在1943年1月间的情况发展作一个简明的分析，就可以理解第6集团军的艰苦抵抗究竟有多大的重要性。
　　12月29日，陆军总部终于拗不过顿河集团军群的坚持，开始命令A集团军群撤出高加索，最初从左翼开始——即第1装甲集团军——撤到库马(Kuma)河一线。(在沙尔斯克(Salsk)河东南面约155英里。)因为想要保住那些装备，所以行动非常迟缓，暂时没有任何的兵力可以抽动。到了1月9日，即第6集团军拒绝投降之日，第1装甲集团军仍未能达到库马一线。
　　第4装甲集团军的任务为掩护A集团军群在顿河以南的后方，并同时使其通过罗斯托夫的交通线不至于被切断。它在顿河南岸与极大优势的敌军(共3个集团军)苦战之后，已经被迫通过柯特尼可夫向西撤退。到了1月9日，它正在沙尔(Sal)河与马立赫(Manych)河之间的库比里(Kuberle)河沿岸进行艰苦的防御战，而我们可以看出来敌人有从两面向其包围的意图。俄国的第3近卫坦克军，本在顿河君士坦丁罗夫卡(Konstantinovka)的附近，现在正向东南旋转，直趋第4装甲集团军后方的普罗里塔斯卡亚(Proletarskeya)。同时，从卡米克大草原方面前来的俄军第28集团军，也沿着马立赫河企图向南进行一个大迂回。
　　何立德集团军在顿河大河湾中作了一番苦战之后，被迫退到卡加尼克(Kagalnik)河的地区。甚至在这里，敌人也早已突破了其阵地的南侧面，1月7日，敌军一支小部队已经在新齐尔斯克(即集团军群总部所在地)的东北面渡过了顿河。在这个集团军的北翼上，第7装甲师正在用局部突击的战术，尝试迟滞敌军向弗尔赫斯塔德的顿涅茨河渡口的前进。对于卡门斯克的渡口，只能用一些临时单位和少数尚未脱离战场的罗马尼亚部队加以掩护。
　　从这一点向西北，即为意大利集团军崩溃所留下来的巨大缺口。属于B集团军群的脆弱的费里特-皮柯战斗群(Fretter—Pico
　　BattleGroup)则在米里罗夫附近战斗，一度几乎完全被包围。
　　
　　1月24日，第6集团军最后在斯大林格勒及其周边地区被分割，变成了3个孤立的小包围圈，已经不再能牵制大部分的俄军兵力。当时其余正面的情况如下：
　　
　　A集团军群的北翼仍在贝拉亚格里拉(BelayaGlina)的附近，甚至于更向南，在艾尔马弗尔(Armavir)之东，换言之距离罗斯托夫100英里到125英里左右。把第1装甲集团军的主力从罗斯托夫抽回的计划，现在终于获得了陆军总部的批准。
　　
　　在顿河集团军群方面，第4装甲集团军正在罗斯托夫的东南作拼命的苦战，以确保顿河渡口的畅通，使第1装甲集团军便于撤退，我希望该集团军能够部署在本集团军群的左翼，扼守从弗洛希罗夫格勒以上的顿涅茨河防线。何立德集团军正在防守顿涅茨河防线，从顿涅茨河与顿河的交点起到弗尔赫斯塔德为止。
　　
　　费里特皮可战斗群(下辖两个残破的师)，正在卡门斯克两侧防守着顿涅茨河。
　　由于意大利和匈牙利集团军都已溃散之故(后者此时已在顿河被击溃)，所以自1月19日起，从顿涅茨河的弗洛希罗夫格勒起，到顿河的沃罗涅什为止，中间已经裂开了一个宽达200英里的缺口。自1月23日起，直到斯塔罗比尔克为止的正面就都改由顿河集团军群指挥。在那个地区中实际上的余留下来的唯一兵力即为第19装甲师的残余部队。面对俄国的3个军，在苦战之后终于放弃了斯塔罗比尔斯克。
　　
　　当第6集团军于2月1日停止抵抗时，敌人在弗洛希罗夫格勒地区中，正准备以3个坦克军、1个机械化军和1个步兵军所组成的集团军渡过顿涅茨河进犯。此外面对着该河一线，从里希强斯克(Lissichansk)到兹拉凡斯克(Zlaciansk)为止，另有一个集团军(包括3-4个坦克军和1个步兵军)也似乎正要想进攻。
　　
　　假使不是第六集团军的英勇抵抗，在斯大林格勒牵制了敌人巨大兵力达那样长久的时间，则从1月9日到2月1日之间的情况发展及以后的演变，都将不堪设想。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这个集团军方面，看看其最后的情形。
　　1月24日，正面破裂，缩成了3个小包围圈，一个在斯大林格勒的中央，其它两个分别在南北外围。
　　
　　1月31日，刚刚升任了元帅的集团军司令和其集团军部人员，都做了俘虏。2月1日，当第11军的残部也在城北投降之后，最后的战斗终于结束了。
　　
　　第6集团军的苦战终于完毕！
　　德国军人在弹尽援绝，饥寒交迫之下才开始投降，而在被俘之后，由于虐待和饥寒，更是死亡枕籍。不过应该感谢空军人员的自我牺牲，还是从包围圈中撤出了3万余人的伤患。
　　
　　任何人若是要想追问斯大林格勒悲剧的责任，则希特勒亲口所说的话应该可以算是一个答案。2月5日，我被召往统帅部，我曾经力劝希特勒本人到前线上去亲自视察一次，或至少应派总参谋长或约德尔将军前往，但任何的口舌却都不能打动他。
　　
　　希特勒在这一次会晤中，大致是用下述语句当作开场白：“我对于斯大林格勒应独自承担责任！我也许可以责备戈林，怪他对于空军的实力不应作不正确的估计，但是他已经被我指定为我的承继者，所以我们不能把斯大林格勒的责任加在他的身上。”
　　
　　这一次希特勒居然肯勇于负责，而不去寻找一个赎罪的羔羊，这总要算是难能可贵的。但使我们感到遗憾的，却是他并不承认这次失败的主因为其领导的错误。
　　
　　这些军人的英勇牺牲在德国军事史上是永垂不朽的。其全部的番号名单如下：
　　一、第4、第8、第11军；第14装甲军；
　　二、第44、第67、第79、第94、第113、第295、第297、第305、第371、第376、第384、第389步兵师；
　　
　　三、第100轻步兵师和第369克罗提亚团；
　　四、第14、第16、第24装甲师；
　　五、第3、第29、第60摩托化师；
　　六、还有许多集团军直属和集团军群直属部队、高射炮部队和空军的地面部队；
　　七、最后还有罗马尼亚第1骑兵师和第20步兵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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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章 1942年南俄冬季战役
　　曼施坦因 [德国]
　　
　　当1942年和1943年正要交替的时候，整个德国的眼睛都盯着斯大林格勒城，许多焦急不安的心都在为在那里苦战的子弟祈祷。可是在东线的南翼上也同时正在苦战之中，其规模之大比为了挽救斯大林格勒20万壮士的生命和自由的战斗是尤有过之。
　　
　　这里所争的问题还不仅一个集团军的命运，而是东线整个南翼的命运，最后更可以说是东线全部德军的命运。
　　这个斗争是为了避免失败的悲剧，尽管其中也还有昙花一现的胜利——这是第二次大战的最后一次胜利。这个战役中充满了惊涛骇浪的危机，其紧张的程度可以说是空前的，这个战役在整个战争中要算最富有刺激性的。在德军方面，最后胜利的希望都已经不在考虑之列了。由于1942年夏秋两季战役的领导失败，现在的主要目标就只不过是避免失败而已。敌人拥有压倒性的优势使他保有一切可以获胜的机会。德军统帅部必须一再凑拼应付，而战斗部队的英勇表现更是史无前例。
　　
　　虽然其结束既非赫赫的胜利，而也不是为第6集团军送丧的鼓声，但是这个战斗却仍然值得记录。因为是一个撤退性的作战，它注定了不会有光荣的胜利。但事实上，其结束却绝非失败，而且也还使德国最高统帅部获有一次至少可以构成军事僵持形势的机会，其价值可能更超过了一次寻常的胜利。
　　
　　
　　
　　冬季战役的战略基础
　　为了了解这次在南翼上的决定性战役的重要性，以及其所包括着的危险程度，我们必须简略的检讨在开始时的作战形势。
　　
　　在1941年到1942年的冬季中，俄国的军事资源只足以阻止德军对于莫斯科的攻击。于是到了1942年的夏季中，战线又再度向东推进，最后终于达到了伏尔加河和高加索。
　　
　　但是现在——在1942年到1943年之间的冬季中——敌人终于感觉到已经有足够的力量来从我们手中夺取主动权了。今后的问题就是在那一个冬天里，否能采取决定性的步骤使德军在东线遭受到失败。斯大林格勒的失败虽然惨重无比，但就整个战争而言，它还不能算是决定性的一击，可是若德军整个南翼被歼灭了，则即可以为俄军对德国的胜利铺路了。俄国最高统帅部有两个理由可以希望在东线的南翼上达到这个目标。第一是俄国的兵力拥有绝对数量优势，第二是由于德国人的领导当局在斯大林格勒犯了极大的错误，所以使他们在作战上居于有利的地位。俄国人毫无疑问在追求这个目标，尽管他们并未能获得成功。
　　
　　在1942年11月间，德军的正面构成了一个宽广的弧线，在高加索和乌克兰东部的地区中，一直向东弯起，这条弧线的右翼在罗弗罗西斯克(Novorossisk)碰到了黑海，沿着A集团军群(第17集团军与第1装甲集团军)的正面通过高加索北部，但在东面却并未实际与里海接触。
　　
　　这条正面的纵深开放着的侧面，面向南方，只有第16摩托化师在东面向着伏尔加河下游的方向上，担负掩护的任务。这个师位置在依里斯塔以东的卡米克大草原上。
　　
　　
　　B集团军群的连续防线仅在斯大林格勒以南的某一点才开始。从斯大林格勒它退向顿河之上，然后沿着顿河直达沃罗涅什为止。在这个集团军群之内，所有的部队为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第4装甲集团军、第6集团军、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一个意大利和一个匈牙利集团军，然后才是德国第2集团军。德国兵力的主力过去几个月来都陷在斯大林格勒的附近，所以其余的正面，尤其是顿河一线，主要交由盟军负责。在A集团军群或B集团军群正面的后方，根本上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预备队。
　　
　　敌军方面，他们的各个集团军组成了一个“高加索方面军”，一个“西南方面军”和一个“沃罗涅什方面军”，不仅在第一线上拥有优势的兵力，而且在所有这些集团军群(即方面军)和东线的中央或莫斯科地区中，以及其大后方地区中，也都有巨大的预备队。　为了了解这种情况的真正危险，以及其对于敌方有利的程度，我们应该首先弄清一两个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距离。
　　从11月19日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被击溃的顿河地区中(即面对克里门斯卡亚俄军顿河桥头阵地以及西方的地区)起，和从意大利集团军在康桑斯卡亚(Kassanskaya)两侧所占领的地区起，到罗斯托夫的顿河渡口为止，其间的距离只比185英里略多一点。不仅整个的A集团军群，而且连同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和第4装甲集团军在内，其后方交通线都要通过罗斯托夫。但是A集团军群的左翼距离罗斯托夫却至少为375英里，而位置在斯大林格勒以南的第4装甲集团军也在大约250英里以外。
　　
　　在更后方的地区中，德军左翼的交通线又越过在查波罗齐(Zaporozhye)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Dnepropetrovsk)的第聂伯河渡口。通过克里米亚和越过刻赤海峡的联系也不十分有效。这些在德军南翼后方的重要第聂伯河渡口距离斯大林格勒在440英里以外，而到高加索正面的左翼则更在560英里以上。另一方面，它们到顿河的敌军正面，仅260英里，无论从康桑斯卡亚到查波罗齐，或从斯弗波达(Svoboda)到聂罗皮托夫斯克都是如此！
　　这种情况的实际意义是什么，我从个人经验上了解得太清楚了。我在1941年的夏天，曾经率领第56装甲军从提尔希特进到芬斯克，在4天之中走过了190余英里的距离。而且当我如此前进时，还面对敌军相当顽强的抵抗，都是目前意大利和匈牙利集团军在顿河的抵抗所不能比拟的。而俄军在其前线后方又还控制有许多预备队，这也是我们在1942年冬季战役中所没有的。 除了战略利益以外，俄军还拥有巨大的数量优势。当顿河集团军群开始奋斗之际，敌我两军兵力之比已见前章。在冬季中这种比例的发展，可以从下述两个数字上来表示。在1943年3月间，南面集团军群(以前的番号为顿河集团军群)在从亚速海到哈尔科夫以北之间的长达435英里的正面，一共只有32个师的兵力。面对着这个地区，敌人在前线上或其后方都有341个大单位，分别由步兵师、装甲或机械化旅和骑兵师所构成。　顿河集团军群的战斗条件是经常受到两个因素的支配　第一点，一种压倒性数量优势。即使当这个集团军群，受到第1装甲集团军的大部份，和陆军总部所提供的新兵力的增强时，一共也只有3个德国集团军，后来才增为4个。但是德军对俄军的比例却仍为1比7。(俄国某些单位在数量上不及德军一个师，这个事实已经计入)。　第二点，另外还有一个极大的内在战略危险，敌军的数量既然要比我们远较强大，而且当我们的同盟军崩溃之后，他们在此时也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同时他们达到德军南翼生命线——罗斯托夫和第聂伯河渡口——的距离也远较我们为近 这两个因素联合在一起，即足以暗示德军南翼所面临的危险。一旦当其补给线被切断之后，就会全部被迫退向艾左夫河或黑海的海岸上，而最终在那里接受毁灭的命运——俄国的黑海舰队也恰好能够构成封锁。等到顿河集团军群及A集团军群被毁灭之后，整个东线的命运迟早也就会注定了。
　　作战政策的要点
　　基于上述的战略情况分析，在1942-1943年冬季中的整个南翼战役中，双方的问题就都是一样的。俄军能否捕捉到德军的南翼，来完成其趋向最后胜利的具有决定性步骤？德军能否避免这个悲剧么
　　俄军所采取的作战计划很明显，那是德军统帅部亲自将一个好机会双手奉上，他们当然欣然接受。俄军第一步应围歼在斯大林格勒的第6集团军，那是一种太自然的决定。
　　在其进一步的作战中，敌人准备利用其在罗意匈三国部队地区中的压倒性成功，一再增大其打击的力量和范围，以从北面和西面迂回德军的南翼。他的目标是首先切断这一翼与其交通地区之间的联系，而把它包围在海岸之上。因为德军的南翼已经被其最高统帅部丢在太远的地方，所以这种战略观念更显得非常有希望。
　　
　　

发表于 2004-10-31 10:39  顶部
 
clarkken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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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军方面，所要决定的问题就困难得多了，由我们自己的疏忽以及敌军在斯大林格勒两侧地区内获得了的首次意外成功，遂使我们处于极大的危险中。可是从全盘战略情况上看来，在敌人发动攻击的第一天，我们的最高统帅部就应该认清这个事态的严重，设想到它会怎样的发展，尤其是在高加索的A集团军群所面临的危险是多么的巨大
　　概括言之，德军最高统帅部必须在两条路线上选择一条。第一条是当第6集团军一开始受到攻击时，就应乘敌人尚未合围之际，就先将其撤出伏尔加河，于是再加上强大增援兵力的协助，使用这个集团军尝试恢复在顿河大河湾中的情况。同时也必须要用德军去增强盟军部队所占领的顿河地区。不过很明显，德军在当时已经没有必要的部队可作如此的解决，同时由于现有铁路运输的缺乏，也无法使这些兵力如期赶到。而命令第6集团军撤出斯大林格勒又是其所迟迟不能够下决心的一件事情。事实上，在俄国攻势发动后不要几个星期，即可以认清这个集团军已经丢定了，就整个的作战体系而言，我们最多所能希望的，就只不过是它能够尽量牵制大量的敌军兵力达最长久的时间而已。这也就是这个英勇的集团军所应担负的任务，直到其最后牺牲了其本身为止。
　　尽管如此，即使由于希特勒死抓着斯大林格勒不放手，而使事态作了如此不利的逆转，而且援救第6集团军的一切希望也都被证明是幻想之后，对于德军最高统帅部而言，也还是有第二条路线是畅通无阻的。只要肯放弃其在夏季战役中所赢得的土地(无论如何那也是不可能据守的)，则一个严重的危机即可以转变成为一次胜利。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把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的兵力，依照一定的时限，从正面的东部突出地带撤出，首先使他们转进到顿河下游或顿涅茨河的后面，然后再转用在第聂伯河下游地区中。
　　同时，任何可能调用的兵力——包括由于缩短正面而使那两个集团军群中所多出来的兵力在内一都应该集中起来，姑且就说是以哈尔科夫的附近为其集中点。当敌人企图追击撤退中的德军或切断其在第聂伯河的渡口时，他们就应担负攻击敌军侧面的任务。换言之，这个观念，就是想要把一个大规模的撤退转变成为一个包围作战，而以把我们的追击者逼向海边上，并在那里歼灭他们为目的。

　　当救出第6集团军的希望已经断绝，A集团军群在高加索的地位也已经岌岌可危，而敌军在意大利集团军正面的突破，又已经使整个南翼都受到了切断的威胁时，顿河集团军群即开始向陆军总部提出了上述的计划。

　　但是希特勒却不是会欣然采取这种行动路线的人，因为首先要他放弃其在1942年夏季中所已经征服的地区，而且毫无疑问也会引起相当程度的作战冒险。这种步骤对于希特勒的个性而言是完全不适合的，我在第11章中对于他的个性是早已有过详细的分析。因为对于作战问题是如此的缺乏经验，他甚至还希望把刚刚到达哈尔科夫的党卫军装甲军投入战斗，以恢复整个南翼的情况。

　　对于顿河集团军群而言，上述的第一条路线在它赶上战场之前就已经不在考虑之列了，因为那个时候，第6集团军是早已陷入完全包围之中。此外，当我们这个集团军群总部成立时，所移交给我们的都是一些残破的部队，后来所获得的增援也极为有限，凭这一点兵力想在顿河中作一次会战，也是决无成功希望的——尤其是当意大利集团军被击溃之后，增援兵力遂又被扣留在B集团军群的地区中，所以更是毫无希望了。至于说到第二条路线，即等到敌军乘胜追击时，就把一个大规模撤退作战，转变成为对敌军北侧面的反击行动，那却又是顿河集团军群所无权执行的。要执行这个任务，我们必须要有权指挥整个的南翼，并有权自由动用陆军总部的预备队。

　　相反的，顿河集团军群所能做到的却只限于其自己指挥范围之内的事情。所以它只能一再设法应付这种险象环生的局势。随着战局的演进，情况也就日趋于危险。

　　顿河集团军群所面临着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援救第6集团军。最初这是比一切其他的作战考虑都要居于更优先的地位。
　　一旦这个任务因为种种的理由(在前章中均已详述)无法完成之后，我们这个集团军群马上就开始研究如何避免更大的惨败(损失了整个南翼兵力)的问题。因为陆军总部所尚能动用的兵力是不足以使德军南翼在顿河下游及第聂伯河的交通线不被切断，所以留下来的唯一对策就只有缩短集团军群的东翼，而把紧缩出来的兵力用在西翼上。所以一切的成败就要看我们的思想是否能走在敌人的前面，能够迅速把东翼的兵力转用在西翼上，以拦截敌人的迂回运动，他们是逐渐的向西发展。因为在我们北方的邻军，B集团军群，由于盟军兵力损失的结果，是逐渐的失踪了，遂使我们的任务变得更为困难。从另一方面来说，除非能调动A集团军群中的兵力，否则也就不可能把足够的兵力调往西翼方面，而A集团军群却又不是顿河集团军群所能够指挥的。
　　虽然这个构想是规模较大，而时间也较长，但是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却与保卢斯将军于11月19日到23日之间在斯大林格勒所面临者，性质是完全一样的。这一次也是要不顾局部性的压迫，而立即把兵力调到我方后方交通线存亡所系的地位上，而同时又还要维持我们的作战机动性。唯一的差异是在保卢斯的情况中，一切的决定是必须要在几天之内，甚或几个小时之内赶紧作成，而他从一开始起，也就不能希望有援兵赶到。在我们的情况中，这个观念也支配了我们的全部作战，并使我们与最高统帅部冲突达数月之久。

　　就其本质而言，这个从东面蛙跳到西面，打击敌人切断我们整个南翼企图的观念是十分简单的。可是在战争中，往往最简单的事情也就是最难做的事情，真正的困难并非难于作下一个决定，而是在执行方面。在现有的情况中，若是从东翼方面抽调任何的兵力，结果就必然会造成一种危险，而这却是任何人所不一定有把握能够克服的。而更困难的，是假使这种兵力的调动要能不失时效的话，则必须在这种切断的危险尚未完全显示时，即开始采取行动。姑不说是几个星期，至少要在这个危险的程度尚不至严重到希特勒都能认清时，即应开始采取行动。最后还有一点，在A集团军群地区中的情况发展，也早就已经足以阻止我们将这个蛙跳计划付之实行——详细见后述。

　　所以，尽管这个观念是如此的简单合理，但当我们面临着如此日益严重的情况时，结果是证明很难实现的。要想使最高统帅部能够接受这个观念——至少希望应能不失时机以使其能发挥真正的效力——也是同样困难，因为后者的观点也是与我们对立的。希特勒在原则上是要坚守着其已有的获得，而我们却认为作战的机动性才是胜利的真正锁钥——在这一方面，我们的作战参谋组织和战斗部队都是要比敌人居于较优越的地位。

　　在顿河集团军群接管其指挥权时的情况，加上最高统帅所加给它的限制，以及其对于邻接集团军群的行动和态度的依赖程度，都足以使该集团军群采取一种“逐步应付”的方式，但同时却应尽量不牺牲其基本公式。

　　基于上述的分析，顿河集团军群(以后改称为南面集团军群)在1942年到1943年之间的冬季战役似乎是可以分为四个连续的阶段：

　　第一阶段为援救第六集团军的奋斗，顿河集团军群把一切的东西都尽量用来作孤注一掷。
　　第二阶段为顿河集团军群设法使A集团军群后方不受威胁的奋斗，而后者则在从高加索地区中摆脱战斗。
　　第三阶段为使德军南翼交通线不被切断的实际战斗。
　　第四阶段为该集团军群在哈尔科夫的会战中对敌军的攻击获得了成功，虽然其规模是要小于其理想者。
第一阶段：援救第6集团军的奋斗
　　援救第6集团军的企图，或者可以说是使它能够从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脱出的企图，是在上一章中已经详述过了。
　　为了想使这个企图成功，顿河集团军群曾经作了一种全面性的努力，所作的冒险也已经达到了其最大限度，一直到第6集团军的命运已经注定了之时为止，即为1942年12月底，它在集团军群正面的中央和左翼都只留下了极小量的兵力，仅仅足以构成一道单薄的掩护屏障而已。它的目标是在这些地区中尽量延迟任何决定性的发展，直到在顿河以东地区中，第4装甲集团军的战斗足以为被围的集团军杀开一条血路时为止。

　　仅仅当第4装甲集团军与第6集团军之间取得联系的一切希望都已经放弃了之后，而同时意大利集团军的失败又已使顿河集团军群的西侧面暴露，并且也使敌人通到罗斯托夫的道路畅通无阻，于是该集团军群才把维持东线整个南翼的问题列为最优先的考虑。

　　在这一个阶段中我所还应该叙述的就只有下述这一点：一方面由于第6集团军决定不作突围的企图，另一方面由于B集团军群左翼(意大利集团军)方面的情况发展，结果遂使顿河集团军群的情况是不免每况愈下。

　　由于敌人不断从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抽调强大的兵力迎击第4装甲集团军，所以遂使该集团军在集团军群的东翼上居于极困难的情况。其详细经过也已见上章。在阿克塞河与柯特尼可夫之间的战斗中，以及以后者为跳板而发动的第4装甲集团军援救攻势中，第57装甲军在罗马尼亚溃败之后把它单独遗留在战场上时，不免受到严重的损失。第23装甲师本已受到严重的减弱，现在就尤其受到了惨重的打击。由于A集团军群的增援迄未出现，所以第4装甲集团军实在是感到独木难支，它甚至于无力阻止敌军调动强大兵力进入第1装甲集团军的后方。
　　在该集团军群正面其余地区中的情况发展也都是同样严重。在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的地区中，由于第4装甲集团军在顿河以东是正在向后撤退，遂使敌人能够在波特门金斯卡亚的附近，后来又在柴门杨斯卡亚(Tsymlyanshaya)，先后渡过封冻的河川，威胁齐尔河阵地的侧面和后方。在这个正面，米斯将军(Gen.
Mieth)此时已经接替了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司令部的地位，而负起了指挥之责。因为俄军正在从东南两面渡过顿河来攻，所以我们最初是毫无选择余地，而只好命令“米斯群”(Mieth
Group)向卡加尔尼克(Kagalnik)河的后方作战斗性的撤退。
　　在集团军群左翼方面的情况似乎是更为严重。虽然罗马尼亚集团军的各师是损失惨重，但是何立德集团军却还是把它的兵力从齐尔河游向南撤出了。可是一个最近赶到的新编师奉命防守在拜斯塔亚格尼拉亚(Bystraya
Gnilaya)河的该集团军侧面，却放弃了在米尔杨庭斯基(Milyutinsky)的渡口，尽管是不无理由的。这使敌人遂可以达到何立德的侧面，以及在莫罗索夫斯基的重要空军基地。

　　不过更严重的事实却是由于意大利集团军的瓦解和罗马尼亚部队(罗马尼亚第1和第2两军构成何立德集团军的左翼)完全退出战斗，遂使敌军几乎能够毫无阻拦的达到弗尔赫斯塔德、卡门斯克和弗洛希罗夫格勒等地的各个顿河渡口。仅仅在米里罗夫，有一个新成立的“费里特-皮可群”(Fretter-Pico
Group)在B集团军群的右翼，屹立不动像一个在洪流中的小岛一样，还能够作一点抵抗。但无论如何，敌人却还是可以自由的向东旋转，达到何立德集团军或米斯群的后方，或是直向对罗斯托夫前进。所以顿河集团军群的情况是很严重的。假使它能够保有独立的行动权，则对于这个危机的解决，其唯一正确的路线就是不顾任何其他考虑，而立即把这个“蛙跳”的原则付之实行。第4装甲集团军可以在一个单独的行动中，撤回到罗斯托夫，然后用来解除这个集团军群左侧面和其向西的交通线上的威胁。尚在顿河大湾中作战的米斯群与何立德集团军的兵力则应退回到顿涅茨河。

　　对于这种办法的主要反对理由即为A集团军群还仍然在高加索坚守其阵地的事实。若是顿河集团军群把兵力向其西翼方面调动，则将会使A集团军群的后方暴露，这是根本不能允许的。相反，顿河集团军群的责任不仅只是要掩护A集团军群的后方，而且还要设法使其通过罗斯托夫的交通线能够畅通无阻。

　　于是就目前这个阶段而言，想要把主力西调以阻止敌人切断德军整个南翼的原则来当作顿河集团军群作战观念的基础，似乎还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接管指挥权的最初几个星期当中，顿河集团军群为了优先援救第6集团军起见，更是有意的把这个观念暂时搁置起来。现在——在第二阶段中——尽管其西侧面的威胁日益增大，可是该集团军群却还是要被迫作无可奈何的苦战，以使A集团军群的后方能够不被切断。

第二阶段：使A集团军群后方不被切断的战斗
　　德国最高统帅部从一开始起，本来就早应该认清，假使援救第6集团军的战斗若不能立即成功，那么A集团军群也就决不能再留在高加索。换言之，也就是说在顿河大河湾之内，是绝无建立一个相当安稳情况的可能性。但是当敌人在B集团军群的右翼撕开了一个缺口，使其已能直趋罗斯托夫之后，则任何人也都应能明白扼守高加索正面的问题，已经不再在考虑之列了。当然，除非希特勒还愿意或能够从其他的战区中抽调大量的兵力来增援，则为唯一的例外。

　　早在12月20日，那也就是意军两师溃逃而使何立德集团军的侧面暴露，并使俄军可以直趋顿涅茨河各渡口的那一天，我就曾经向柴兹勒尔将军指明，敌人若是向罗斯托夫的方向前进，则现在他就会有向德军整个南翼作决定性打击的机会。12月24日，我又曾提醒他注意下述的事实，现在已经不仅是顿河集团军群的命运感受到威胁，而A集团军群也是一样的。

　　我在上文中早已说过，当我要求在A集团军群的兵力撤回罗斯托夫，并增援第4装甲集团军时，曾经受到了拒绝。即使现在援救第6集团军出险的希望是早已断绝了，但为了A集团军群的利益起见，第4装甲集团军也仍应予以增援，因为它若是被击败了，则敌军即可以窜入A集团军群的后方。因为这是很可以谅解的，A集团军群本身是决不愿意把任何单位自动拨交给顿河集团军群指挥，所以这也就是最高统帅部的职责，应该用命令把两个集团军群的兵力从新平分一下。那实在是非常迫切的需要。A集团军群之所以拒绝给予我们以所要求的兵力(请参阅前一章)，其可能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不愿拆散其部队与单位。毫无疑问，要想使较大的单位摆脱战斗，那实在是一种困难的任务，而至少也需要很多的时间。不过这种办法，一部份是迫于需要而无法避免——因为缺乏适当的预备队填补敌人突破所造成的空洞。但另外也还有一个同等重要的原因，那就是A集团军群有几个月都没有一个专任的总司令，以使一切的工作走上轨道。有许多军事指挥官都不曾认清，假使要想获得最高的效率和维持机动性，则各单位必须保持着其正常的战斗秩序。在现有的情形之下，A集团军群是在相当长久时间之内，没有一个负责的指挥官，所以其部队的组织混乱也就毫不足怪了。

　　由于顿河集团军群的坚持，希特勒最后于12月29日，才决定命令把A集团军群最暴露的东翼兵力，第1装甲集团军，撤到派提果尔斯克-普拉斯柯费亚(Pyatigork-Praskoveya)的库马(Kuma)地区中。可是仍不愿意完全放弃高加索正面。很明显，他所希望的还是把A集团军群的东翼向库马河弯曲起来，使其可以在马立赫平原上活动，以便能稳定在马立赫河与顿河之间的情况，同时又能使整个南翼越过第聂伯河下游的交通线可以畅通无阻。因为希特勒在11月间，把其正面推进到了高加索境内和伏尔加河，造成了一个突出的“阳台”(Balcony)，所以才会使我们现在陷入不利的窘境，但是到现在这个“阳台”还是不曾被取消，而只是缩小了其面积而已。在另一方面，从何处去寻找兵力来弥补罗马尼亚和意大利集团军的损失——不久还应加上匈牙利集团军——仍还是一个神秘的哑谜。在相当的时间以后，这个事实又还是继续要求放弃高加索正面的其余部份。



　在这个第二阶段的苦战中，顿河集团军群所面临着的任务如下：
　　这个集团军群并不能依照真正的情况要求而来采取行动，并彻底的把它的主力移到西翼上，以消除其将被切断的危险，反之面临着日益增高的危机，这个集团军群却被迫必须为争取时间而战。在顿河下游的南方，它必须保护A集团军群的后方，而且同时还要设法使其通过罗斯托夫的交通线能够畅通无阻。以第4装甲集团军这一点微弱的兵力，在高加索与顿河之间，要控制那样广大的地面，并且还要对抗那样强大的敌军，所以实在是很难于完成这样的双重任务。在顿河的大河湾中和在顿涅茨河的前方地区中，何立德集团军的任务就是要阻止敌军在顿河下游以北的前进，以使其不能从东面迅速攻到罗斯托夫，切断第4集团军与A集团军群。此外，它又要阻止敌军达到弗尔赫斯塔德、卡门斯克、弗罗希罗夫格勒一线，以防它越过顿涅茨河而从北面威胁罗斯托夫。最后，这个集团军群还必须设法使在西方通到第聂伯河下游的交通线能够畅通无阻，或是用其自己的资源，或是凭借陆军总部所能送给我们的微弱预备兵力。

　　面对着所有这些任务，我们所有的部队都已经是疲兵久战，而且所面临的敌军也比我们强过了数倍。
　　这些任务固然是困难，而更大的危险却是A集团军群不能迅速从高加索撤出。这又是另外一个例证足以证明，僵硬的秩序必然会使机械化的作战退化成为静态的战争。仅仅为节约兵力之故，不动的兵器常会被埋入地下，而粮食和弹药也都将作大量的储积。为了使部队生活略为舒服，也会设立许多的设备——当预备队缺乏时，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措施。因为在一个静止的战斗地带中，是不适宜于养马的，所以常常是饲养在较远的后方地区中，而这又更有使战斗单位丧失机动性的趋势。俄国冬季的道路情况，尤其是在山地地区中的情况，更足以增加这些困难。

　　结果是部队和指挥组织都往往丧失了其迅速应变的能力，这是运动战中所天天不可缺少者。惰性和僵化的心理占了上风，因为这一次的变动都一定要引起许多的不便和危险。由于累积了许多的兵器，装备和物资，于是就使行动更受牵制，而使部队不敢移动。因为他们害怕一移动了之后，就没有余力来作新的战斗了。结果是每逢有关的指挥参谋组织面临着有作大规模撤退之必要时，他们就必然要求给予以相当长的期限，以便作撤退的准备。甚至于他们会干脆的拒绝撤退，因为感觉到这些装备和物资是不可以离开的。这是值得回忆的，当德军攻势在1918年发生了顿挫之后，甚至于像著名的指挥官鲁登道夫将军，也都不曾想到应该作一个勇敢的撤退，以发动一场运动战，那也是德军胜利希望的最后寄托。在作最后的研判时，他也还是感觉到已经位置在德军前线上及其后方地区中的许多物资是不能随便丢弃的，或者是感觉花了重大牺牲作代价换来的领土是不应放弃。
A集团军群的情况也就是这样的。在与第1装甲集团军的参谋长谈话之后，就发现出来这个部队必须要在1月2日以后才能开始运动，但当我们帮助了燃料之后，它终于还是在新年那一天开始行动了。甚至到了此时，A集团军群还在几天之后又宣称着说，第1装甲集团军将分段的撤回到库马河一线，以便将装备和伤患都能撤出高加索山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又说该集团军需要列车155个，每师20个，必须还再要25天的时间始能调齐。虽然自从11月底，就至少可以看出来A集团军群的后方是迟早会感受威胁的，但很明显，他们对于撤退是一直都没有准备。其原因之一是毫无疑问的，希特勒已经禁止作如此的准备，即使他事先不禁止，等到他知道了已在准备时，也还是会下令禁止的。但是我感觉到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在最近几个月内，A集团军群缺乏一个负责任的指挥官。
　陆军总部曾经考虑到把A集团军群也交给我统一指挥，现在该集团军群总司令已经由克莱斯特上将升任。概括言之，把一个集团军群或一个集团军交给一个同级的司令部去指挥，多少是不妥当的。不过在目前这种紧急的情况中，这种办法可能又还有其利益——当然，唯一的条件是不再受其他的牵制。任何希特勒的干涉，以及由于受到了他的影响，而使A集团军群故意所作与我相违背的决定，都可以由此种措施而取消了。不过，希特勒却不愿意接受我的条件，所以A集团军群还是继续保持着独立的状况。顿河集团军群所能做的事情就只有催促A集团军群赶紧撤退，以便可以抽出其自己的兵力，后者用在顿河以南和顿河集团军群的西翼上，是可能会具有决定重要性的。一切的希望就寄托在这个第二阶段的时间能够尽量缩短，以便使德军的南翼终于可以获得稳定。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则又必须击碎企图从西面迂回该翼的敌军。以后事实也证明撤出高加索的期限是可以相当的缩短。

　　造成上述的障碍，其原因的一部份为静态战争的必然后果和山地战场中所必然要遭遇到的困难，另一部份则为最高统帅部不愿意自动放弃任何东西。结果使顿河集团军群在顿河地区中一直苦战下去，从12月底起到2月初为止，若是再考虑到B集团军群方面所正在发生的危机，就可以明白，这个事实是使整个南翼被切断的危险更形增大了。
老毛奇曾经说过：“战略就是一套应急的办法”(Strategy is a system of
Stop-gaps)。顿河集团军群所属的两个集团军现在所打的仗，对于这个定义可以说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尽管有一连串的危机接踵而来，但是我们却终于还是成功的完成了上述的任务，其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各集团军和集团军群中的指挥参谋人员，都能坚定遵行德国的两个基本领导原则：
1. 对于作战的指导必须经常地保有弹性和机智。
　　 2. 使各级指挥官都尽量保有主动和自足的范围。
　　很明显这两条原则与希特勒的想法都是完全相反的。关于第一点，在我们这两个集团军所打的仗中即可以明白的表现出来；对于第二点，我愿意在这里先简单的加以分析。
对于德军的领导而言，这一向就是一种特点，它总是让下级指挥官有极大的自由——只把任务交给他们，至于执行的方法则完全听任每人去自作主张。从古老的时代起，这个原则就一直是日尔曼军事领导的特殊传统，使其与任何其他国家的陆军都不相同——至少在老毛奇的时代以前，更是如此的了。老毛奇在战术计划方面，不愿把这样大的权限给予下级指挥官，他总是爱用冗长详细的训令，以求使命令的执行和战术行动能够符合一种特定的典型。从日尔曼的传统上来说，这应该算是一种不好的办法。诚然，若是对于平庸的指挥官而言，这种办法也有它的优点，即能减少失败的冒险。不过它却很易于使执行者不考虑局部的情况，而采取刻板的行动。最坏的是因为过份的偏重安全之故，会使下级指挥官丧失了在一种决定性时机中，采取独立果敢的行动，以扩张某些有利情况的机会。日尔曼人的老办法，其根源是要在日尔曼人的民族性中去掘发——一般人都以为德国人是“盲目服从”的，那实在是胡说八道，德国人实在具有一种顽强的个性。此外日尔曼人的传统精神就是以冒险为至乐的，与此也有关系。当然，若是把这种独立权给予下级指挥官，则首先必须假定所有的军事干部都同样承认某种战术性或作战性的基本原则。我认为只有德国总参谋部的学校才能产生这种统一的观点。尽管如此，却又有许多的情况会使一个在战场上的高级指挥官面临着下述的问题，即对于其所指挥的集团军或其他单位的作战，应否加以干涉。情况愈复杂，他所能运用的兵力愈小，则愈足以引诱他要想去干涉其部下的份内事。
专就我自己的集团军群总司令部而言，我可以说除非是真正有此项迫切需要的时候，我才会干涉各集团军的作战。尤其是当集团军群的作战意图是要牵涉到某种责任问题时，这种责任若要有关的集团军司令部去担负，则将是很不合理的。相反，我们要干涉则必以正式命令行之，而决不采取一种无记录的“暗示”办法，这种办法足以扼杀一团的主动和逃避应负的责任。
希特勒对于德国人这种古老的领导原则是殊少了解的，他经常用他的手谕来干涉其下级的作战，这种情形是早已见前述。当这些命令若是与我们邻近集团军群的行动和陆军总部预备部的行动有关时，那也就是会使我们感到莫可奈何的。不过在多数的情况中，当他命令死守某一条特殊的战线直到最后一兵一弹为止时，结果却总还是环境的力量占了上风，而迫使他不能不承认现实。
上文中又曾经讨论到另外一点，那甚至于是更难于克服的：希特勒对于紧急需要的决定总是感到犹豫而只想拖时间。当然，无论如何我们总还不能够强迫他下达某一种命令。在这种情形中，我们的唯一办法就是报告着说，假使到了某一天或某一个时间，陆军总部仍无指示，则我们就只好根据自己的判断来采取行动了。
与上述的情形恰好成一个对比，我相信在这个战役或任何以后的战役中，凡是在我们所指挥之下的任何集团军，都决无理由可以抱怨说我们的决定是太慢了。当他仍向我的总司令部中提出任何要求或建议时，他们总是几乎能够获得立即性的答复。仅仅是在最困难的情况中，集团军群总部才会把一个决定极偶然的延迟达一个非常有限的时间——最多不过几个小时，或是迟到次日上午。
就其全体而言——除了斯大林格勒以外——尽管希特勒的固执和干涉，这个集团军群对于其所要求的行动，最后也总还是能够获得批准的。
第4装甲集团军在顿河下游南岸的战斗
　　假使它要想使A集团军群的后方不受威胁，则第4装甲集团军就有两个不同的任务必须要加以完成。它必须阻止现在跟在后面追击的敌军，进逼第1装甲集团军的背面，直到后者从高加索转过身来，构成了一个向东的正面时为止。同时，它又必须设法阻止敌军窜入顿河的下游地区，以直捣罗斯托夫，并同时切断第4装甲集团军和A集团军群的后方交通线。
很明显，这个集团军没有足够的兵力，在顿河下游和高加索北端之间的整个广大地区中，向敌军进行迟滞作战。因为自从罗马尼亚部队损失殆尽之后，这个集团军所剩下来的兵力就只有在柯特尼可夫附近的第57装甲军，它所管辖的又只有两个兵力已经严重减弱了的装甲师(第17和第23)。第15空军野战师还没有完成其战斗的准备。而留在依里斯塔的第16摩托化师，也尚未能把防务移交给A集团军群的兵力。


发表于 2004-10-31 10:42  顶部
 
clarkken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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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河集团军群虽曾作一切的努力，以求能使该集团军赶紧获得增援，但结果都只是徒劳无益。从A集团军群中抽调第3装甲军的建议是早已为陆军总部所拒绝，而第7装甲师也本是顿河集团军群原定用来增援第4装甲集团军的，现在又复被希特勒扣留着，因为意大利集团军崩溃了，他就要用这个师掩护罗斯托夫渡口的北面。就本质而言，这个观念是并不错的，不过我们从A集团军群方面(例如第19集团军)所要求调用的步兵师也同样能够担负这个任务。但是尽管如此，希特勒却还是拒绝把那个师拨发给我们使用，因为他害怕当这个师一离开了罗弗罗西斯克地区之后，即足以使罗马尼亚部队望风溃散。
当第1装甲集团军正在向后转的时候，一部份跟在第4装甲集团军后面追击的敌军强大单位，也就乘机窜入了第1装甲集团军的后方，而使那里发生了严重的危机。虽然第16摩托化师能够发动一个成功的攻击，不让敌人进到马立赫河的背面，但这却更延迟了该师加入第4装甲集团军作战的时间，直到1月中旬他们才会合在一起。
顿河集团军群在其自己的地区之内，曾采取措施增援第4装甲集团军，但结果也被敌军破坏。我们曾经想到从顿河大河湾中抽出第11装甲师来增援该集团军。当该师正要渡过顿河下游时，敌人却又已经在两处分别渡河，从南面和东南面窜入了米斯群的后方，后者仍面对着北方，扼守着齐尔河的下游。为了应付这个攻击，并使米斯群可以转过身来，位置在卡加尔尼克河的后方，把正面转对着东方起见，第11装甲师又必须用在顿河以北的地区中，于是第4装甲集团军遂又不能获得该师的助力了。
所以最后能够用来增援第57装甲军的兵力，就只有一个维京(Viking)党卫军师，那是A集团军群早已拨送过来的，和第16摩托化师——后者在1月中旬才能参加作战。
　到了此时，第4装甲集团军是正在受到俄军的强大压力。通过柯特尔尼可夫前进的有两个俄国的集团军，第2近卫集团军和第51集团军，他们一共拥有1个坦克军、3个机械化军、3个步兵军和1个骑兵军。不久以后，又有第3个集团军(第28)从卡米克大草原向更南的地区中进攻了。我们可以很安全的假定。这个集团军的目的不仅是要想从正面牵制着第4装甲集团军，而且最后还要从南北两面实行迂回，以完全包围它。
面对着这样压倒优势的敌军和要掩护如此巨大的地面，希特勒若是认为他可以命令我们坚守某一条“战线”，或是必须获得了他的批准才能作任何的撤退，那才是错到底了。作为是一个障碍物，在第4装甲集团军现有的情况中，一条坚强的防线所具有的效力实在不会比一个蛛网要好得那里去了。尽管如此，他还是一再用这一类的命令，来企图限制我们的作战自由，并且又坚决不肯给予第4装甲集团军以增援。所以到了1月5日，我觉得我是有要求辞职之必要了，我向总参谋长发出了下述的电报：
“假使这些建议仍不被采纳，而这个总部仍然还是像过去一样的遇事都受牵制，则我也就认为我自己实无再恋栈之必要。在这种环境中，最好是派一个‘军需监’来接替我的职务。”[注：在集团军群总部中的军需监(Sub-directorate)是直接听从军监总监(Quartermaster-General)的命令来处理其事务的。]
　照现有的事实来看，第4装甲集团军的目标不是沿着一条过份拉长的战线，来作不适当的抵抗，而是要把其兵力密集在一起。只有这样，它才能在要点上作强烈的抵抗，或者是找到了一个好机会就给予敌人以奇袭式的打击。因此，显然它经常要完全撤出某些地区，而对于其他的地区也只能给予以最单薄的掩护。
霍斯上将，在其可羡慕的参谋长，范果尔将军(Gen.
Fangohr)协助之下，用冷静的决心和活跃的领导完成这个困难的任务。他很巧妙的妨碍敌军的进展，但对于任何一点却决不据守得太久，以免使他自己有暴露的危险。此外，他又迅速把兵力集中在两翼，一再击败敌军的迂回企图。
集团军群总部虽然无法使该集团军在执行其困难任务时，能够获得足够的兵力，可是我们却至少可以对于其最困难微妙的问题，用颁奉特殊命令的方式减轻它的责任。诚如我早已说过的，第4装甲集团军实际上是同时要担负两个任务。它要阻止跟在后面的3个俄国集团军攻击第1装甲集团军的背面，后者必须要从高加索方面转过身来，把正面对着东方，然后才能有自卫的能力。同时，它又要阻止敌军沿着顿河下游直趋罗斯托夫的任何企图。假使俄军达到了这个目标，则我们3个在顿河下游以南作战的集团军就都会被切断了。

　　第4装甲集团军的能力最多只能解决这两个任务中之一个。它们之间那一个应列为优先，这是只有集团军群总部才能决定的。诚然，就长期的观点来看，对于罗斯托夫的威胁是一个较大的危险，但是假使当第1装甲集团军正在回转身来进入新阵地的时候，就恰好被敌人包围住了，那么守住罗斯托夫也就会变得毫无意义，而在顿河以南的3个集团军也会注定了将要同归于尽。相反，若是第1装甲集团军的撤退能够顺利完成，则我们也就可以有兵力用来拯救罗斯托夫的危机。
敌人是正在尝试同时扩张这两个机会。上文已经说过，第16摩托化师的兵力是恰好能够如期赶上，阻止了俄军向第1装甲集团军背面上的进攻。不过，基于同样的作战目标，敌人又再度企图从南面迂回第4装甲集团军，而使他自己位置在第4装甲集团军与第1装甲集团军之间的地位上。同时敌军又企图通过君士坦丁罗夫卡亚，沿着顿河下游直向罗斯托夫进发。1月7日，在防守河川的哥萨克部队溃逃之后，有一支小型的敌方兵力，在距离位置新齐尔斯卡亚的集团军群总部只有12英里远的一点上，渡过了顿河北岸。为了对付这个突如其来的入侵者，我们只好从修理工厂中拖出几辆坦克来使用。以后这个坦克军(那个小型兵力即为其中一部份)又转向普罗里塔斯卡亚(Proletarskaya)，威胁第4装甲集团军的后方，那就是说至少在今后几天之内，罗斯托夫是可以免于受到威胁了。而第4装甲集团军对于这个在其北方侧翼上的威胁，也还是应付过去了。

　　到了1月14日，第1装甲集团军终于勉强完成了其撤退工作，它的左翼现在建立了一条战线，从齐尔卡斯克(Cherkask)起到彼托夫斯可(Petrovskoye)为止。这也就是说现在在第1和第4两个装甲集团军之间，是至少有作战性合作的可能性了，尽管在彼托夫斯可与普罗里塔斯卡亚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个宽广的缺口，不过其中有一部份又为马立赫河的泥泞平原所掩护着。于是第4装甲集团军任务的第一部份，即使A集团军群的后方在顿河以南地区中不受威胁，已经完成了。于是就还剩下了第二部份的任务，使这个集团军群通过罗斯托夫的交通线不被切断。
面对着敌军数倍优势的兵力，而第1装甲集团军在达到其预定的战线之后，为了准备其后方地区所作的更进一步的撤退起见，又有几乎不能采取行动，所以遂使这个第二部份的任务更难于完成。事实上，第4装甲集团军的任务几乎不能完成，其成败之机可以说是间不容发，因为直到此时为止，希特勒仍未决心放弃整个的高加索。第1装甲集团军是否应撤回到顿河北岸，或者是A集团军群的全部仍应留在库班河，这个问题始终未能解决。
何立德集团军的战斗
　　在1月下半月间，当第4装甲集团军正在顿河南岸执行其任务时，何立德集团军在大河湾中所作的工作也同样困难。上章中已经说过，在过去几个星期当中，敌人都在以无比的优势兵力，一再向该集团军沿着齐尔河的正面发动猛烈的攻击。
在一个长达125英里的正面，从尼曾齐尔斯卡亚起，到卡门斯克、夏赫亭斯基为止，何立德将军所能运用的兵力，包括现在由他指挥的米斯群在内，一共只有4个步兵师(第62、294、336和387)，都已残破不堪。此外帮助防守这条正面的兵力还有一些“警戒单位 unit)，以及由有经验的斯塔赫尔将军(GenStahel)所指挥的高射炮单位，后者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支柱。至于属于这个集团军的两个空军野战师，已经只剩下了少许的残部，终于不得不并入了其他陆军部队之中。这个集团军的主力是由第6和第11两个装甲师所组成，再加上新到的第7装甲师。已经残破不堪的第22装甲师则必须加以改编。

凭借这一点兵力，何立德将军必须要阻止在北面的敌人向顿河的下游进攻，即窜入了第4装甲集团军的后方；而更重要的，是当第4装甲集团军与A集团军群还仍留在顿河以南的地区中时，应尽量阻止敌军突入到罗斯托夫。此外，这个集团军又有另一个任务，即防止面对着其左翼的兵力，不至于挺进到了在弗尔赫斯塔德到弗罗希洛夫格勒之间的顿涅茨河渡口上，而从西北面来威胁罗斯托夫。不过同时，这个集团军又发现其两个侧面都正在受到威胁。在西面，意大利集团军在战场上已经失踪了，代替它的是一个费里特-皮可战斗群，正在从米里罗夫地区，且战且走的向顿涅茨河退却。在东面，已经有几个军的敌军渡过了顿河，首先是在波特门金斯卡亚，以后又在柴门扬斯卡亚。仅仅在把第11装甲师投入了战斗，和把米斯群的战线弯曲起来，在卡加尔尼克河的后面构成了一个向东的正面之后，才挡住了这个进攻——已见前述。

　　也像第4装甲集团军一样，何立德集团军在这种危机四伏的苦战中，充份表现出其坚定而活跃的领导。不过集团军群总部也还是照样的负起最后的责任，命令它冒着极大的危险，让某些地点完全暴露着，而集中其装甲兵力以作短距离的攻势突击。

　　这个集团军最后终于能够阻止在顿涅茨河的敌军，而救出了第4装甲集团军和A集团军群，使其不至于被切断在顿河以南的地区中——除了集团军部的指挥有方以外——首先应该归功于其步兵师和其他所有一切协助防守战线的单位，他们英勇的抵抗着敌军一再攻击，而不后退。不过若非装甲师经常赶救，则他们的防线也还是无法维持。有一次，他们使这个集团军的右翼解除了被包围的危险。另一次，当敌军正拟攻击该集团军在顿涅茨前方的北面正面时，我们的装甲师却一直冲入了其集中地区而使他们受到了奇袭。这些反击本是防御任务中之一部份，自然是该集团军本身的事情，可是实际的冒险责任却常常是由集团军群总部来负起。在任何危机之中，集团军群都解除了它的责任，使该集团军可以根据集团军群总部的命令，来集中其装甲兵力，而不顾及其他地区的安全。


第三阶段：使南翼交通线畅通的奋斗——在1943年1月中旬的作战形势
　　到了1943年1月中旬，东线南翼的作战情况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阶段。其种子在1942年晚秋时节即已经洒播了，当时我们的军事指挥当局曾经使我们的正面冻结在一条线上，从长期的观点来看，这条线不可能守住。自从1942年圣诞节左右起，第6集团军突围的最后希望就已经完全丧失了。仅仅由于德军官兵的苦战，才使更大的悲剧不曾发生。

　　第6集团军已经注定了它的命运。现在它所能做到的，就只是拼掉它这一点有限的兵力，尽量牵制住强大的敌军，这也是它对于在顿河湾和高加索两地区中的战友所能尽到的最后努力。很明显，在第6集团军覆没之后，高加索地区虽然缩小防区，也还是不能再守下去。

　　不过现在应感谢第4装甲集团军的苦战，使A集团军群终于获得了一个最后的机会，即使高加索丧失了，A集团军群却不至于同归于尽。本来最危险的就是其东翼，现在却已经安全的收回了。虽然第1装甲集团军距离罗斯托夫的渡河点尚在190英里以外，但它却已经脱离了山地地区，而且其后方也不再感到威胁。假使情况恶化，则它现在至少可以自己杀出一条退路来。

　　在顿河与顿涅茨河之间的地区中，一直都还能够阻止敌人向罗斯托夫前进，同时也阻止了他们从北面窜入顿河下游以南的3个集团军的后方地区中。不过很明显，何立德集团军或费里特-皮可群，都不足以阻止敌军在兵力再增强之后，从卡门斯克、夏赫亭斯基渡过顿涅茨河游的行动。(注：费里特-皮可战斗群现在米里罗夫的附近作战，它包括第30军的军部，第3山地师及第304步兵师。)敌军若是达到了那里，则可以自由的从西北面直趋罗斯托夫，甚或一直冲到亚速海为止。

　　更糟的是差不多在这个时候，B集团军群地区中由匈牙利集团军所防守的顿河中游地段又在敌军的一个新攻势之下开始崩溃了。在其北面的连接防线同时也告崩溃，B集团军群希望把他们的兵力赶到艾达尔(Aidar)河的后面，达到斯塔罗比尔斯克为止。换言之，从弗罗希洛夫格勒以下的顿涅茨下游地区中，将会变得门户洞开了。总而言之，在几天之内这个集团军群的这个翼将会实际上不存在。从弗罗希洛夫格勒往北走，已经露出了一个大缺口，只有B集团军群中的孤立残部还在那里作局部性的抵抗。匈牙利部队，也像意大利部队一样，从此退出了战场。

　　这似乎是必然的，陆军总部以其现有的预备队不可能希望塞住这个空洞。无论如何，专就顿河集团军群而言，若要想阻止敌军包围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则把强大的兵力从顿河以南地区“蛙跳”前往顿涅茨河中游的时间，似乎是已经确实的来到了。可是最高统帅部却仍不肯同意。也许它是不能够料想到，假使我们不在这个夹在顿涅茨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地区中增厚兵力，则前途将不堪设想；否则它就是故意的不考虑当前情况的危险。

　　希特勒仍然不想放弃高加索地区。他还以为他可以在顿河以南维持着一条防线，使其至少可以保住梅柯普(Maikop)油田。他的最低要求是想在库班河保持着一个巨大的桥头阵地，使其以后还可以再度达到攫取高加索油田的目标。

　　于是在以后的几个星期当中，我们的集团军群为了掩护A集团军群有系统地撤退起见，被迫在顿河两岸上继续作艰苦的奋斗。而在这个时候，我们与最高统帅部之间，为了把兵力“蛙跳”到顿涅茨河地区中去的观念而发生了激辩。所争论的不仅是原则上的问题，而且还有A集团军群中的兵力究竟应该把多少数量从罗斯托夫通过，撤回到这个决定性战场上去的问题。照我们看来，若是把A集团军群的相当兵力留在库班桥头地区中，从整个作战的观点来说，实在是一种天真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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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下半月的战斗
　　到了1月14日，第1装甲集团军已经达到齐尔卡斯克-彼托弗斯可一线，并建立了一个面对着东面的正面。可是在何立德集团军地区中却又正在酝酿着另一个新危机。

　　在那一天，一个敌军的坦克军在B集团军群右翼，米里罗夫以南的弗里特-皮可群地区中，达到了向顿涅茨河突破成功的目标。虽然陆军总部把一个新的步兵师(第302师)给予这个群，但专凭这一点兵力，它还是不可能稳住在该河的情况。

　　当1月16日，陆军总部把费里特-皮可群拨交顿河集团军群总部指挥时(同时也把后者的正面延长到了艾德尔河)，能否把这个群撤回到顿涅茨河的后面，也甚至于都毫无把握。敌军正拟在费里特-皮可群自己的地区中，把3-4个机械化军投掷到卡门斯克、夏赫亭斯基两侧的顿涅茨河。

　　很侥幸，幸亏几天以前何立德集团军曾经获得了一个优异的成功，它的两个装甲师已经在卡里特伐河(Kalitva)上，作了一次奇袭式的打击，使敌军的一个攻击尚在准备阶段中即被扫除。

　　所以我们就命令这个集团军用这样的方式，执行撤入顿涅茨河阵地中的计划，使其一个装甲师可以尽量提早参加弗尔赫斯塔德-卡门斯克地区中的机动防御，可是对于新接管的卡门斯克-伏罗希洛夫格勒地区的防务，除了溃散了的意大利部队以外，就更无其他的兵力可供利用。换言之，顿河集团军群的正面不久就有从西面受到迂回的危险。

　　同时，很明显，敌军又有从东面包围何立德集团军的意图，在顿涅茨阿与顿河交流的地方，该集团军右翼与第4装甲集团军之间，存在着一个空洞。后者仍然需要掩护第1装甲集团军的北方侧面，以对抗在马立赫河沙尔斯克(Salsk)前方还较优势的敌军，在沙尔、顿河、马立赫三河之间的三角地区中，已经发现两个军的敌军番号。他们的企图可能是要越过顿河直趋罗斯托夫，又或者是突入何立德集团军顿涅茨阵地的后方。

　　顿河集团军群于是建议现在应准许把第4装甲集团军调到其右翼方面去，同时只暂时留下一个师在罗斯托夫的前方，为第1装甲集团军保持着这个渡口的畅通。这自然又必须要求陆军总部命令撤退A集团军群——把第1装甲集团军撤回到罗斯托夫，把第17集团军撤入库班半岛中。

　　于是又再度的不可能使希特勒迅速作出决定。他也不同意顿河集团军群总部的建议，把A集团军群所有的装甲师，集中在第4装甲集团军的地区中，作一个短程的攻击，这样既可以使第1装甲集团军便于撤退，而同时也可以使第4装甲集团军得以迅速调动。

　　直到1月18日，陆军总部最后才准许第4装甲集团军可以有少许的行动自由，不必再掩护在沙尔斯克东北马立赫河第1装甲集团军的北侧面。相反，顿河集团军群仍然还需要保护A集团军群所使用的罗斯托夫到提克何立特斯(Tikhorets)铁路线，直到88次补给列车安全的通过，把补给物资送入了库班桥头阵地时为止。第1装甲集团军现在是准备撤向罗斯托夫，或撤入席班半岛中，或是一个大家猜疑的对象。

　　德军当局对于是否在南翼之内，把兵力“蛙跳”的调往西面的问题，花了许多时间还未作下决定，结果当然只会使敌人坐收其利。它使敌人在B集团军群正面中意匈两国部队崩溃后，可以尽量扩张战果，并集中强大兵力准备越过顿涅茨河的中段，一直向亚速海的海岸上或第聂伯河的渡口上挺进。而我们在那个时候却根本毫无力量可以抵抗这种大攻势。同时敌人也有机会集中其兵力对罗斯托夫直接突击，并通过伏罗希洛夫以包围何立德集团军的西翼。

　　
1月20日，敌人在第4装甲集团军的地区中，集中了4个军的兵力，越过马立赫河的下游，向罗斯托夫发动了一个攻击。他们的坦克达到了罗斯托夫的飞机场。虽然第4装甲集团军把第16装甲师调到这个北翼上面来，向敌人的南侧面一再突击，以迟滞敌人在顿河与马立赫河之间的进度，但是很自然，专凭这一点兵力，是不可能阻止所有4个军的前进。

　　此时，该集团军的第57装甲军，也正在逐渐的从马立赫河中段向罗斯托夫撤退，于是敌军也同时向他进攻，其目的是要想在罗斯托夫的前方，牵制住第4装甲集团军的主力，而另一方面却去先行攻占在其后方的罗斯托夫渡口。

　　此外，敌军在何立德集团军的正面也发动了一个猛烈的攻击。在这一方面，敌人的目标也显然是要钉死我们的兵力，以便他们可以攻占罗斯托夫，并越过顿涅茨河中段，来执行一个包围运动。在顿河与顿涅茨河之间的交角中，以及在卡门斯克的两侧，敌军向米斯将军的战斗群发动了上述的攻击，其目的也是同时不让有任何兵力可以从这一方面抽出来对抗在顿涅茨河中段上的攻击。

　　集团军群总部所面临的又还是那个老问题，到底那一个威胁应该先应付呢？在何立德集团军地区中的两个装甲师(第7和第11)本已被调住在顿涅茨河中段的西翼上。但是不管就长期的观点而言，那里的危险有多大，集团军群总部在目前却认为解救罗斯托夫的威胁，是一个更迫切的问题。我们应尽一切可能的努力，使不仅第4装甲集团军，而且至少还应加上第1装甲集团军的全部，能从该城通过撤向后方。否则我们也就无法把足够的兵力集中在本集团军群的西翼上，解救整个南翼都会被围歼在海岸上的危险。

　　因为这个原因，顿河集团军群决定，为了防止敌军攻占罗斯托夫起见，上述的两个装甲师应先用来向越过马立赫下游向该城进攻的敌军，发动一个锐利的打击。不过由于燃料的缺乏(当时所有的补给列车都正在通过罗斯托夫，向库班桥头阵地飞驶)，和因为受了恶劣天气的影响，而又不能获得必要的空中支援，所以这个反击的效力很慢的却不能显示，而时间却已经迫不及待。因为第6集团军的抵抗现在已经接近尾声，在2-3个星期之内，我们就会看到大批的敌军涌到。在1月22日，我就早已告诉柴兹勒尔将军说，我相信他们会向斯塔罗比尔斯克地区中进攻，即为存在于顿河集团军群与B集团军群之间的宽广缺口。

　　同一天，希特勒最后决定了第1装甲集团军中的兵力，至少有一部分不应进入库班桥头阵地，而改通过罗斯托夫后撤——那也就是进入以后预定为决战场的地区中。虽然从我们的眼中看来，这只是一个折中的解决，但就本集团军群自己的作战观念上来说，那却总还是可以欢迎的。

　　不过最重要的却是这个撤退必须以最高速度来进行，以便第4装甲集团军也可以尽最快的速度转移到西翼方面去。第1装甲集团军能否通过罗斯托夫迅速撤退，则又完全要看A集团军群的其他部分是否也能适应这种运动的速度。不过很明显，即使到现在。那个集团军群都还是不能增加其速度，达到情况所要求的标准。对于这一点，我实在找不出一个可供解释的满意理由。不过以后当第1装甲集团军拨归我指挥之后，曾经向我表示，假使当时他们不是一再受到上级命令的阻止，则事实上从一开始起就可以行动得更快了。A集团军群与陆军总部都不肯承认这种说法。不过不管是怎样解释，事实却是不变的。A集团军群是如此的受到其左翼运动的牵制——1月23日。它还在贝拉亚格里拉的附近，在提克何立特斯以东约30英里外——直到2月1日始能达到提克何立特斯！

　　
1月23日，顿河集团军群又接管另一宗“遗产”——这一次为夹在顿涅茨和斯塔罗比尔斯克之间的B集团军群正面的南部地区。又还是像惯例一样，负债是比遗产更多。它们包括着40英里长的额外正面，而至少有3个军的敌军正在这个地区中前进——其一为装甲军，其余则为机械化军。我们所获得的资本，因为意大利部队现在已经是不能列入计算之内，所以唯一的就只有第19装甲师，目前位置在斯塔罗比尔斯克的附近。不过就是在接管的次日，该师也就被迫把斯塔罗比尔斯克让与敌人了。这个师在普斯特尔中将(Lt-Gen.
Postel)的卓越领导之下，终于能够突围向西撤退，对于这个英勇的师而言，应该要算是个极优异的成就，不过敌军向南旋转越过顿涅茨河的行动，那却不是它所能够制止的。

　　
1月24日，希特勒才决定若有可能的话，第1装甲集团军的全部今后应该通过罗斯托夫撤退。因为其南翼还仍在艾马弗尔(Armavir)，所以这自然也就是说第4装甲集团军在顿河的南岸还要再继续滞留下去，以便使罗斯托夫的渡口不被切断。因此，这个集团军是否还能来得及赶到集团军群的西翼上去发挥它的效力，似乎是颇有疑问了。

　　虽然如此，不过有两件事却值得记录。
　　
A集团军群是很不愿意看到其所属的集团军中之一个越过顿河而脱离了它的管辖，这种心情固然是可以谅解的，但是它却终于能够认清自己的命运，也是决定在顿涅茨河，而不是在库班半岛中。此外，事实也逐渐的显示，留在库班半岛中的任何强大兵力，都是不可能越过刻赤海峡供应补给的。所以A集团军群现在已主张将其兵力中的大部分，尽可能通过罗斯托夫撤退。

　　第二个事实，是在1月25日，上述那两个装甲师对于越过马立赫河下游前进的敌军所作的攻击已经开始生效了。于是至少就眼前而论，罗斯托夫渡口的威胁是可以暂时解除了。

　　可是，第4装甲集团军南翼上的情况却又作了另一次急转。敌军调集了生力军，那似乎是从尾追A集团军群的俄国集团军中抽调出来的，于是企图从第4装甲集团军与第1装甲集团军的北翼之间插入，以便从南面包围前者，并压迫后者远离罗斯托夫。顿河集团军群立即向A集团军群提出了一个最后的要求，要它用1个装甲师参加这个战斗，并尽量加速第1装甲集团军向罗斯托夫的撤退。最后在1月27日，至少第1装甲集团军的北半部是已经交给顿河集团军群指挥，结果遂使我们自己已经有了工具可以采取上述的措施。同时，因为第4装甲集团军在目前仍然需要使罗斯托夫的渡口保持着畅通无阻，所以顿河集团军群总部决定先把不久即可以从顿河以南地区中抽出的第1装甲集团军的司令部，移到顿涅茨河中游地区。接着就是现在正从罗斯托夫撤退的各师，以及可以从第4装甲集团军中抽出的兵力。

　　到了1月31日，第1装甲集团军能够通过罗斯托夫撤退已经毫无疑问了，不过它是否能适合时机的赶到顿涅茨河，以阻止渡过该河直趋海岸，那却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不幸的是即使到现在，该集团军的全部兵力也还是不能送达决定性的战场上。由于希特勒始终犹豫不决，这个集团军究竟退向罗斯托夫，还是退入库班半岛，迟迟未能决定，结果第50师(为前克里米亚集团军中的精锐部队之一)在此时遂未能加入向罗斯托夫的行动，而改拨与第17集团军了。此外，经过了一度犹豫不决之后，希特勒最后又还是把第13装甲师再分配给A集团军群，以供在库班半岛中的使用。我们为了想让该师退入罗斯托夫，曾经设法保留一个缺口达到最后的阶段为止。这两个师既未能加入主要的战场，而另外还有40余万人实际上也被瘫痪在库班半岛中。很明显，后者是足以牵制着强大的敌军，他们曾经努力攻击这个桥头阵地，结果还是徒劳无益。但是他们却永远不曾获得希特勒所希望的作战效果，而最后敌人更可以自由决定其所应留在那里的兵力数量，希特勒又认为把大量兵力留在库班半岛中，是为了不让敌人能够利用罗弗洛西斯克海港，这种理论也是不能成立的。最后他还是被迫放弃了这个半岛。

　　
1月29日，我们的总部由塔甘罗格(Taganrog)移到了斯大林诺(Stalino)。(我们是12日移到塔甘罗格的)，因为集团军群作战的重点已由顿河移到了顿涅茨河。在顿河大湾和其以南地区的战斗中，主要的目的就是掩护A集团军群的撤出高加索，而更大的问题却是德军南翼能否保全。不过却早已有一个新问题出现了，这个问题即为这个南翼能否维持顿涅茨地区。

　　这个地区，位置在亚速海、顿河河口和顿涅茨河下游和中游之间，在西面大致是以马里乌波尔-克拉斯罗尔梅斯可-依苏门(Mariupol-Krasnoarmeiskoye-Isyum)一线为界。远在1941年，这个地区即在希特勒的作战计算中居于重要的地位，因为他认为这个地区的占有对于战争的后果具有极大重要性的。一方面，他相信我们若没有这个丰富的煤藏，则在经济上即无法支持这个战争。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俄国人若是丧失了这个地区，则对于其战争的势力将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希特勒说，顿涅茨的煤在俄国人所有的煤藏中(至少在欧俄部分)是唯一适宜于炼焦的，若是缺少了它，则俄国的坦克与弹药的生产迟早就会发生瘫痪现象。对于这种理论得失我不拟加以讨论，可是事实上，在1942-1943年之间，俄国虽然并不能利用这个顿涅茨的煤藏，但是却仍然生产了数以千计的坦克和数以百万计的炮弹。

　　真正的问题却是我们在军事上能否继续作顿涅茨盆地的主人翁。从战争经济的观点来看，它毫无疑问是有价值的，而我们应该保持着。不过唯一的限制却是假使我们要想开采相当大量的顿涅茨煤藏以供我们自己使用时，对于这个广大地区中的铁路所需要的燃煤，却又都必须从德国去运来，因为顿涅茨的煤不能适应我们的火车头。因为每天运煤的列车都要有好几次之多，所以军运也就成比例的受到影响。

　　不管怎样，希特勒却仍认为若无顿涅茨盆地。则德国的战争经济即不可能维持下去。(一年以后，他对于尼可普(Nikopol)所出产的锰，也曾发表了同样的高见。)可是自从在沃罗涅什以南的匈军正面崩溃了之后，敌军达到顿涅茨河的道路也就可以畅通无阻，而且越过了它就又可以直达第聂伯河的渡口或亚速海岸，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地区的占有权也就开始发生动摇了。

　　
1月19日，我与柴兹勒尔将军曾经作过一次电话谈话，这是第一次讨论到我们确保顿涅茨盆地的问题。他在前一天曾向希特勒试探过一次，但却未获成功，现在希望听取我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正是在这一天，从沃罗涅什之间的整个正面，都有发生溃裂的危险。我向柴兹勒尔说，不管这个地区是如何重要，甚至于从经济的观点来看的确如此，可是这个问题却是非常简单，很易于答复。假使我们想要保持这个地区，则必须赶紧集中强大的兵力，不可以略有延误，集中点是愈向东去就愈佳，若可能的话，应在哈尔科夫的前方。假使因为下述各种理由，例如中央和北面两个集团军群认为无兵力可供调动，国内的新兵征集尚未完成，陆军总部不愿意从其他战场上调动兵力，最后还有目前的铁路情况担负不了这种突然的调动等等，若不能集中必要的兵力，则我们就只好接受必然的后果了。德军的南翼假使仍然留在顿河的下游地区中，则专凭其自己的兵力就不可能填塞这个缺口。同时，假使预计中的增援要很长久的时间才能到达，而且展开在很远的后方地区中，换言之，就是与南翼的作战完全脱节了，那么南翼的兵力也就不可能在那里作孤立的战斗。南翼所作的战斗与新兵力的展开，在空间关系上必须彼此配合，在作战的意义上来说，必须成为一个整体。除非新兵力的展开能够相当的迅速，并且相当的趋向东面，否则顿河集团军群即无法久留在顿河下游和顿涅茨河。于是它只好向后撤退，以与新兵力会合。这两条路线必须要走一条，否则不等到任何增援发生功效之前，俄军即已有机会将整个南翼切断了。

　　无论如何，很明显，预定2月中旬集中在哈尔科夫附近的党卫军装甲军是绝无力量足以塞住现在从弗罗希罗夫格勒到沃罗涅什之间所已被撕开的缺口。假使南翼兵力仍然留在顿河下游和顿涅茨河，则为了掩护其侧面起见，这个军在顿涅茨河的北岸也无力作一个适合时机的攻击。


　　以后的几天当中，在本集团军群的纵深侧面所发生的事态趋势，更足以增高集团军群总部的警觉。早在2月20日，我们即已注意到有两个敌方的军，正在向弗罗希罗夫格勒方向运动，尝试迂回集团军群的左翼，即为在卡门斯克的费里特-皮可群。同时，面对着留在弗罗希罗夫以东的顿涅茨河岸后面的意大利残部，敌人也正在探路前进。此外，敌军的主力显然是首先向西前进，以斯塔罗比尔斯克为目标，这当然也是为了获得回旋的空间。不过，一旦当敌人达到了这些目标之后，则又可以假定他不仅只是为了包围费里特-皮可群而已，并且还会把强大的兵力继续向西迂回前进，越过顿涅茨河，直趋第聂伯河的渡口或亚速海的海岸。仅仅在4天之后，1月24日，我们就已经接获敌军骑兵在顿涅茨河以南的弗罗希罗夫格勒地区中出现的报告——不过这种警报常常可能是一种虚惊，由后方地区中那些疑神见鬼的乡镇长们所发出的。

　　
1月31日，我又把一份电传打字机的电报送给陆军总部，重述我对于防守顿涅茨盆地的意见。我说保持这个地区的先决条件，就是要向哈尔科夫的方向上作一个切合时机的行动，以减轻对我们的压力，而在该城东北面地区中的敌人是必须要在泥泞季节来临之前将其击败。假使不幸上述二者实际上都做不到，则这个盆地即无据守的可能性——至少在东面必须退缩。无论如何，从作战的观点来看，任何留在顿河下游及顿涅茨河的企图都是一种错误。

　　我又继续说，第二个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假使敌人若再从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调集更多的增援——这也似乎是必然之势——则专凭我方现有的兵力也还是决难守住整个顿涅茨地区。我们不可以希望敌军是已经丧竭了(尽管他们在攻击德军时的损失很重大)，或者是因为补给的困难而会使其作战自动停顿下来。当柴兹勒尔将军根据我们所提供的准确情报，请求希特勒注意到敌军的巨大数量优势时，希特勒就总是以上述的理论来搪塞他。毫无疑问，希特勒所说的话并非没有理由。不过我们却应记着，当敌军攻击盟军时，其所付出的代价还是很低，而他对于补给予运输的依赖程度，也远比我们德国人在敌方领土中作战时的情形要低。几天之后，也就证明我们对于敌军意图的估计正确无误。很明显，他似乎是一方面要击碎我们在顿涅茨河的正面，而另一方面又同时向西迂回我们。

　　
2月2日，敌人在弗罗希罗夫格勒以东渡过了顿涅茨河，在那里的意大利部队并未能作任何认真的抵抗。敌方这个突击集团军共有3个坦克军、1个机械化军和1个步兵军——其中一部分也就是在顿河击溃意军的兵力。这个集团军的目标可能为罗斯托夫或塔甘罗格。

　　顿河集团军群除了在其自己的指挥范围之内，尽量努力把第1装甲集团军加速调往顿涅茨河的中游地区以外，在1月底以后的这一段时间当中，就一直与陆军总部之间为了整个作战的的方针而发生了反复不断的争论。上文已经说道，早在1月19日，我就已经向柴兹勒尔将军强调说明过，除非从哈尔科夫的方向上能有强大的兵力作迅速有效的干预，否则整个顿涅茨盆地就决无法据守下去。因为这种希望并不存在，所以我要求应准许我们缩回东翼，以便抽出兵力来防止整个南翼的被切断。

　　我们早已派遣第1装甲集团军前住顿涅茨河中游地区，以对抗在那里正在发展中的威胁。现在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应该把第4装甲集团军也撤出这个顿河下游和顿涅茨“阳台”。只有这样才能应付敌人企图进到依苏门-斯拉夫杨斯克(Slavyansk)一线，以切断我们与第聂伯河渡口之间交通线的威胁。此外，在顿河游，除了在斯拉夫扬斯克所已经发现的兵力以外，敌人又更可以调集更多的兵力越过该河趋向第聂伯河下游。除了党卫军装甲军的第1师此时刚刚到达哈尔科夫以外，那么在B集团军群地区中，就只有意大利集团军的残部，根本上即不能作任何有效的抵抗。这一点兵力是不能够阻止敌人向我们纵深的侧面实行迂回。但是必须把本集团军群的正面作相当的缩短，然后第4装甲集团军才能够抽出。目前我们所防守的是一条由顿河下游和顿涅茨河所构成的绵长弧线，从罗斯托夫起到伏罗希洛夫格勒以西的地区为止，所以本集团军群的右翼是必须缩回到了弦的位置上，当德军南翼在1941年第一次从罗斯托夫撤退时，所守的防线就是这个弓弦——这条线在米斯(Mius)河的后方，继续向北走，直到顿涅茨河中段为止。把正面缩回到这个位置上，自然其意义也就是要放弃顿涅茨煤田的东部。

　　为了说明这种撤退的合理，我又企图把我对于军事行动的长期指导观念，向最高统帅部再度申述一次。以下就是我在呈希特勒亲启的一个报告中所阐述的大致内容：

　　用本集团军群现有的兵力，即使就纯粹防御的观点来说，也还是不可能据守顿河-顿涅茨河突出地达任何长久的时间。假使因为损失了第6集团军和共20个师兵力的缘故，而最高统帅部遂决定在1943年中采取守势，那么为了要想保守整个的顿涅茨盆地，则所有一切的兵力都将会用尽。可是敌人却仍然保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可以在防线的其他点上到处窜扰。目前的危险固然是顿河集团军群可能会被包围在亚速海岸上，而A集团军群也会随之困死在库班半岛上。但是即使我们可以避免这种危险，而整个顿涅茨地区也能守住，可是敌人的最后目标却还是要把东线德军的整个南翼包围在黑海岸上。

　　相反，假使最高统帅部感觉到在1943年仍能重整攻势以求解决，则它也还是只有以南翼为起点。不过却决不能用顿河-顿涅茨突出地为起点，因为这个“阳台”现在已暴露，不仅补给困难，而且一开始攻击，则侧面即将感受威胁。要想作一个攻势的解决，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首先吸引敌军向西进攻，直扑我们在第聂伯河下游地区中的南翼。在达到了这个目标之后，我们就应从哈尔科夫地区中发动一个强力的攻击，以切断俄军的连接正面，然后再向南旋转将敌军包围在亚速海岸之上。

　　不过，希特勒却显然不愿意接受任何这一类观念。柴兹勒尔早就已经向他说过，现在的问题不是自动放弃顿涅茨地区，就是让它与顿河集团军群同归于尽。希特勒对于他的总参谋长所说的话，是这样的回答着说，尽管他的总参谋长就作战的观点来看，其意见也许是正确的，但是为了经济上的理由，顿涅茨地区还是不能够放弃——不仅是我们自己会丧失这些煤藏，而且当德军撤退之后，敌人也就可以重获这些资源，那对于他们的钢铁生产是非常重要的。作为是一种折中应付的方案，希特勒已经命令党卫军装甲军中第一个到达哈尔科夫的单位，党卫军“帝国”(SS“Reich”)师，应从这个地区向正在趋向我方顿涅茨正面的敌军后方发动一个突击。

　　除了事实上，这个单独的师是根本上不足以发动如此远程的作战以外(一开始它就要击溃6个师的敌军)，而且也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掩护其不断延长的北侧面。同时这个师的被投入了战斗，其意义也就是把这个党卫军装甲军分割使用，在最近的将来，能够加入我们的打击兵力也就只有这个军。而且“帝国”师也根本上就已经不能自由调动了，B集团军群早就已经把它用来应付俄军向哈尔科夫的迅速前进。在这个时候，它正在弗尔强斯克(Volchansk)从事于困难的防御战。

　　在以后两天中(2月4-5两日)，顿河集团军群的情况显然更加恶化，敌人对于第4装甲集团军施以强大的压力，而后者却正掩护着第1装甲集团军通过罗斯托夫的撤退。原有面对着第4装甲集团军的俄军兵力为3个集团军，而现在又再加上了两个集团军，其番号为44和48，那都是从高加索正面抽调出来的——这也可以证明留在库班半岛中的A集团军群所辖的第17集团军，对于俄军的侧面，并不能如假想那样构成一个威胁，阻止敌人把兵力调往决定性的战场上。不要很久，顿河集团军群即可以料想到在罗斯托夫城的本身上，以及在新齐尔卡斯克两侧的顿河防线上，都将会受到大规模的攻击。

　　此外，又已经发现有一支强大的摩托化兵力正在从斯大林格勒向顿河运动中。在集团军群的左翼，情况也同样变得日益严重。在伏罗希罗夫格勒以东，何立德集团军为了遵行集团军群1月14日的命令，已经把第6装甲师匆匆的调往顿涅茨中游地区。但是它并不能把敌军赶过河去，目前所最多能做到的，就只是把敌人封锁在其所已经获得的桥头阵地之内。

　　再往西去，敌人更已经可以用宽广的正面渡过顿涅茨河，在那里实际上已无任何防御兵力了。俄军现在已经达到了斯拉夫扬斯克的城外，并且也已经占有了依苏门。

　　所以即使在现在，何立德集团军能否撤至米斯河阵地，也似乎是颇有疑问。集团军群的意图是想在1月5日以前，把它撤到新齐尔卡斯克-卡门斯克一线，但是因为希特勒拒绝让我们把正面撤回到米斯河，所以事实上，它还是被羁留在顿河和顿涅茨河。假使敌人从斯拉夫扬斯克向东南迅速推进，则一开始即可以使米斯河的防线丧失了倚托。

　　虽然第1装甲集团军司令部和我们所分配给它的兵力，此时是已经在从罗斯托夫到顿涅茨河中段的道路上行走着，可是却仍然需要再过好几天的时间，该集团军才能在那里作有效的作战。而使事态更恶劣的，是在沿海岸地区中的道路已经解冻，使装甲师的进度大受妨碍，可是在较北面的地区中，地面还是冻结的，所以俄军的机动性是丝毫不受影响。

　　面对着这些不祥的发展，本集团军群不仅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