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第11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表仲炜的文章，作者回顾了在“文革”的特殊时期，受父亲之托去看望傅作义先生的情形。

我的父母和傅作义将军夫妇是旧交。 1949年大陆政权更迭之时，我们一家在美国，50年代初返回大陆。父亲曾经问过傅先生，他是如何下决心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傅先生轻松地用一句玩笑带过：“你们家在景山附近，一旦打起来，作为制高点的景山是必会遭炮击的，怕你们家毁了，所以我就不打了。 ”

后来，“三反”运动中父亲被关了十个月，审查是否为美国特务。一天，傅先生和夫人登门来看母亲，傅先生问父亲被关会不会和他有关，如果有关，他可以到有关方面去讲清楚。母亲深谢他们夫妇的关心，但说父亲的被关看来与傅先生没有关系。

1966年“文革”爆发。这种时候，作为待罪的“资产阶级分子”，父亲自然不方便出行访友。于是让我由天津去北京时，代表他到傅家去看望一下。那天晚上天气很冷，敲开门后，一位青年把我领进客厅。傅先生和夫人刘云生都在，他们详细询问我家“文革”中的经历和现状，其情甚殷。

谈着谈着，不知不觉间，傅先生就说到了他自己的经历：“8月份红卫兵也闯进了我家，气势汹汹就在现在客厅这地方批斗我。他们问我：‘你杀了多少解放军？ ’我说‘打仗哪有不死人的？ ’我不说我杀过，也不说我没杀过。他们也拿我没办法。后来周总理保护我们这些人，让包括宋庆龄在内的一批人住到军队医院去，躲一躲。我给总理写了封信说，我不去，我是军人，我不怕，我愿意在家里接受红卫兵的教育。周总理还把我的信给毛主席看，毛主席还说我态度正确。其实我心里清楚，这场运动不是冲着我们这些人来的，和我们没有关系。 ”

在当时的情势下，傅先生的这一席话，给我这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转摘自8月22日《文汇读书周报》）

毛主席还说我态度正确。其实我心里清楚，这场运动不是冲着我们这些人来的，和我们没有关系。 ”

对傅作义不是很了解

一眼看穿鬼把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