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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2005-4-14 13:54

    ……五年后的11月13日,又是一个早晨。加莱海峡上空薄云片片,旭日初升,一架印着英国航空公司标志的飞机正在海峡上空飞行,穿过云层,向巴黎飞去。飞机上坐着一位胖胖的中等身材的男子,他撩开窗帘,阳光从窗口徐徐照进来。窗外的风景和五年前戴高乐看到的相比并,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欧洲的局势,已经完全改变。五年过去了,那个孤身一人逃往英国的戴高乐,现在已经是拥有三十万陆军、五万海军、三万空军的法兰西三军最高统帅,以临时政府主席的身份回到巴黎,成了法国的民族英雄和强有力的统治者。而他自己,曾经以庇护者的身份迎接这个流亡者的大英帝国首相,却成了一介平民。尽管难免会有一些心理落差,但他并不嫉妒戴高乐。因为他亲眼见证了这个孤傲的法国人是如何在最艰难的时刻奋起战斗的:既要联合同盟国打击法西斯,还要和英美斗争以维护法国的尊严和利益,和贝当领导的傀儡政权争夺海外殖民地,跟其它法国的抵抗运动领袖争夺领导权,戴高乐有的时候完全是一个人在同时和德国、法国、英国、美国作战,但却顽强的在几乎所有较量中都取得了胜利,所以今天所有的一切权力与荣耀,对戴高乐而言,都是应得的。戴高乐是让他钦佩不已的战友,又是他需要时刻防范的对手。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上,只有美国总统罗斯福能与戴高乐相提并论,当然,还有他自己。
    这个男人就是英国前首相、二战风云人物丘吉尔。此时此刻,他的心情说不出是烦恼还是轻松。三个月前,他还在波兹坦参加英、美、苏三国首脑会议,讨论如何处置战败的德国和建立战后国际格局。他的老朋友,二战中给了他最强有力支持的罗斯福总统去世了,美国在二战中坚持到了最后,但它的总统却没能坚持到最后,接替罗斯福出席的是前副总统杜鲁门——他已经根据宪法成为代总统。这让丘吉尔非常难过,但他没有想到,连自己也不能享受最后胜利的喜悦了。他所领导的保守党在国会大选中败给了艾德礼领导的工党,根据英国选举法,国会中的占多数的党派负责组阁,这样,他就不再是英国首相,也就无权再代表英国参加三国首脑会议,不得不中途离开波兹坦返回伦敦。尽管临走的时候,杜鲁门和斯大林都对他表示出极大的尊敬,但在心高气傲的丘吉尔看来,这完全是一种羞辱,他宁愿像罗斯福一样死在任上,也不愿以这种丢人现眼的方式告别。特别是当他想到艾德礼和杜鲁门亲切会面的情形,简直就有点吃醋了,是自己和罗斯福领导了这场战争走向胜利,最后竟然由这两个无名小子下山来摘桃子。而“赐予”他这种羞辱的,正是他六年来不分昼夜为之服务的英国人民!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他们就又开始相信党派斗争的空头许诺,迫不及待的抛弃了在存亡关头拯救了他们的民族英雄。在返回英国的路上,他脑子里只想着著名传记作家普鲁塔克的名言:“对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一切强大民族的特点。”
    离职以后,精力充沛的丘吉尔并没有闲着,他一边写回忆录,一边到世界各国访问、旅游,倒还比他当首相的时候自由得多了。他这次到巴黎只做短暂的停留,并没有正式的活动安排。由于法国国内正在忙于制宪会议的选举,他这次路过没有受到媒体的关注,反倒是丘吉尔时刻关注着这次法国战后第一次全国选举。就在丘吉尔到达巴黎的当天,经过公民投票选出的制宪议会一致推举戴高乐为政府总理,参加投票的议员555名,赞成票也是555名。得知这一消息后,丘吉尔感慨万千,他知道戴高乐向来我行我素,讨厌和任何党派打交道,自己也不组建政党参加竞选,能够在共产党和社会党人占了三分之二的制宪议会中得到100%的赞成票,完全是靠他在法国人民中无可争辩的威信。他立即给戴高乐写了一封祝贺信,信中写道:
    “普鲁塔克错了!”
    看完丘吉尔的贺信,戴高乐苦笑着摇了摇头。这个和自己并肩战斗五年的老朋友啊!尽管在流亡英国的日子里,为了维护法国的尊严和利益,他在丘吉尔面前始终保持了高傲而倔强的态度,甚至多次与之激烈的争吵。但在他孤独的内心里,丘吉尔仍是这个世界上他唯一可以称为“朋友”的人,除此以外,都是敌人、对手或下属。罗斯福本来也是值得尊敬的,去美国访问的时候,因为年轻时参与森林救火而瘫痪的罗斯福坐在轮椅上和他边走边谈,美国总统矮小的轮椅和戴高乐一米九八的高大身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他们走到阳台上的时候,罗斯福指着前面笑着对戴高乐说:“你看到我的游泳池了吗?我就在那里游泳。”这句话给戴高乐带来的震撼是难以言寓的,在那一瞬间,向来心高气傲将军头一次感觉自己完全被一种精神的力量所折服,他对罗斯福充满了敬佩之情。但美国总统满脑子的美国霸权思想使得他们之间不可能存在友谊,罗斯福数次企图扶植一个听话的法国人来取代戴高乐。这还不算,他甚至有一种比威胁其法国领袖的地位更让戴高乐愤怒的想法:法国政府既然已经投降德国,就应该当作法西斯的同盟国来处理,在法国光复以后一度要求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对法国进行军事占领。戴高乐气得差点命令法军向盟军开枪,幸好丘吉尔坚决站到戴高乐一边,不仅支持法国的独立,还在德国的军事占领区分了一块给法国,这就等于完全承认了法国作为战胜国的大国地位。同样是在罗斯福的坚持下,诺曼底登陆、开罗会议、雅尔塔会议这样的重要事件都没有戴高乐的份。所以,尽管戴高乐对罗斯福本人抱有和丘吉尔同样的钦佩之情,但在国家利益面前,他宁可去和斯大林打交道也不愿意跟罗斯福会面。这两个伟大人物之间的积怨甚至连死亡也不能化解——罗斯福去世后,在戴高乐的坚持下,在巴黎举行纪念罗斯福的活动被取消了,因为在他看来,罗斯福是法兰西的敌人。也正因为如此,当丘吉尔被迫离开波兹坦的时候,他的心情非常难过。他的脑子里也立即浮现出普鲁塔克的名言,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罗斯福去世了,丘吉尔下台了,自由世界的反法西斯领袖只剩下一个孤独的戴高乐了,他能幸免于难吗?他这样回忆自己当时的心情:“现在丘吉尔驾驶的大船已经系缆,由我掌舵的船眼看也要进港了,当我听到英国人把他们在风暴中请来的船长请下船的时候,我预料到我离开法国舵手的岗位也为时不远了。”当时,离全国大选还有三个月,三个月后,他以全票当选为总理,又收到老朋友的贺信,但这种悲剧性的想法,反而越来越强烈了。这种感觉,即使是在他只身逃往英国的时候,也从未有过。
    他曾经说:“我是一个孤独的人,我如此酷爱孤独。”
    “孤独”这个词,对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含义。对一个普通人来讲,孤独意味着缺少朋友;对一个英雄来讲,孤独意味着缺少够档次的对手;对一个领袖来讲,孤独则意味着他的伟大思想不能为他的人民所理解和接受。
    当戴高乐在1934年发表他的《建立职业军》的时候,他是孤独的。因为人们还无法理解,在构建了如此坚不可摧的马其诺防线之后,还有什么必要花大力气去改革现有的步兵和炮兵联合作战体系,而去建设一支从未用于实战的装甲部队。总参谋部对他的见解的评语是:“无用、不受欢迎、违反逻辑与历史”;有一位将军在报上发表文章说:“德国人是天生侵略的民族,自然就必须有装甲师。但法国是和平与防卫的民族,所以就需要反摩托化”;国防部长莫林将军甚至当众训斥当时还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当秘书的戴高乐:“再见吧,戴高乐!在有我的地方,就不会有你的地位!”直到法国引以为豪的步兵配合炮兵作战的部队被德军装甲师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人们才想起他来,仓促之间任命他指挥第四装甲师——一个还未成立的“装甲师”。东北区防线总司令乔治将军握着他的手说:“戴高乐,你来了!你长期以来所持的见解,敌人已经实现了,现在正是你大显伸手的时候了。”
    可惜,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当戴高乐独自扛起反法西斯大旗的时候,他还是孤独的。因为他的人民还无法理解,为什么在现行政府继续“合法”存在的情况下,一个逃亡的将军可以未经民主投票宣布自己“代表法国”。是的,“民主程序”、“合法性”这样的观念确实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基本准则,它是由伏尔泰、卢梭、杰斐逊等众多人类的先知经过几个世纪不懈努力,才在人群中建立起来的坚定信念。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它在英、美、法这样的发达国家,已经从“大逆不道”的革命思潮成了“天经地义”的政治教条,以至于人们忘了,无论“民主”还是“法制”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这些观念的提出和实践,最终都是为了实现人民的自由、安宁和幸福,以及国家的强大和民族的独立。所以即使是经过合法的民主的程序产生的政府,如果它违背了人民和国家的根本利益,那么人民仍然有权通过民主和法律以外的手段,包括暴力手段来推翻它的统治。在法西斯的铁蹄摧毁了一切国际准则和国内法制的情况下,只有那些最敏锐的人物能够突破陈规,重新回到所有原则的基点,在历史剧变的关头把握住它发展的方向,为人民指引道路,并使自己成为这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但由于他们的思想总是走在人民大众的前面,所以往往不能被他所热爱的人民所理解,并由此感到巨大的孤独。在戴高乐向所有法国人发出号召以后,响应者寥寥无几。一位收到他邀请的将军说:“我认为法国应该抵抗到底,但我是个军人,我应该服从政府的命令。”一位为了抗议政府投降而辞职的公务员也拒绝支持戴高乐,他说:“我反对投降,但违法的事情我可不能做。”直到贝当傀儡政权已经成为彻头彻尾的法西斯帮凶,剥夺法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大肆迫害犹太人和共产党人,将大批法国人运往纳粹集中营做苦力的时候,他们才逐渐明白政府已经“合法”的成了法国独立和自由的敌人,这才转而支持戴高乐。
    如果说在1934年和1940年的戴高乐的孤独是显而易见的话,那么在1944年,戴高乐重返法国,在成千上万的民众欢呼声中穿过凯旋门,1945年,他又以全票当选法国总理的时候,却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孤独的。
    而且此时的孤独感,比他四年前只身逃往英国时更加强烈,也更加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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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2005-4-14 13:57

    “法兰西经历了无数的岁月,至今仍然生存。”
    这是戴高乐在他的《希望回忆录》中的第一句话,简简单单的一句话,道出了他对法兰西历史深沉的热爱。对戴高乐来讲,法兰西的伟大和光荣是他从小就树立的信念,也是他一生中最为珍视的东西。他不仅要领导法国获得战争的胜利,还要恢复法国因为战败投降而丧失的大国地位。而正是这一点上,他再次被他的人民所抛弃。
    在戴高乐看来,第三共和国脆弱的政治体制导致了法国在二战初期惨败的根本原因。法国要想强大,要想不再蒙受亡国之耻,就必须彻底改革政党主导的政治制度,建立一个不受政党和议会控制的独立行政的政府:
    第三共和国的政治原则是议会至上,议会由全民选举产生,政府再由议会产生,只有在议会取得多数的政党才能组织内阁。英国也是议会制国家,但实行的是两党制,议会由两个主要的政党控制,两党在制定政策时,只有考虑到全国大多数的普遍利益才能在选举中获胜。负责组阁的首相一般都是政党领袖,他既控制政府,又通过政党控制议会,所以政府的权力仍然很大,政府地位比较稳定。而法国第三共和国实行的是多党制,各个政党按照选举中的得票比例分配议席。所以政党的利益和自己所代表的那个利益集团紧密联系,只要在国内有一小部分人支持该政党的纲领,哪怕有90%的人反对,它也可以得到几个议席,在国民议会中翻云覆雨。这种制度设计使得政党能够无视国家的整体利益和大多数人的反对而生存下去,极为有利于大量中小政党的生存,而没有哪个政党能够在议会取得过半数的议席,因此只能由好几个政党联合组阁。每一个内阁总理在上台之前,都要和主要政党达成协议,由支持自己的政党来分摊内阁部长的职位。一旦政府的行为违背了某些政党的特殊利益,他们又会联合起来“倒阁”。所以行政权力完全臣服于立法权力,政府总理不得不在众多政党的利益之间小心翼翼的寻求妥协以维护自己的地位,如履薄冰,各部部长也不是听命于总理而是听命于各自所属的政党。这样的政府极为缺乏效率,更缺乏应对危机、进行改革的权力。任何有效的改革措施都不能推行下去,因为一旦改革触动了某个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政府就会倒台。第三共和国从1875年正式成立以来,到1940年覆亡的65年里,竟然先后搞出了102届政府,平均每届政府执政不到七个月,创下了“政府更新速度”的世界记录,而同一时期英国和美国只换了20届和14届政府!
    政局的动荡使政治家们把主要精力浪费在无休止的政党斗争中,无心关注希特勒上台以后急剧恶化的欧洲局势,也拿不出任何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戴高乐在1934年,希特勒刚刚上台不久,就出版了他的《建立职业军》,提出了建立装甲部队的设想,在法国政军两界都引起激烈的争论,但直到希特勒的数十万装甲部队从无到有,已经横扫波兰的时候,法国的政治家们还在喋喋不休,法国仍然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装甲师。二战爆发以后,主战派领袖丘吉尔在英国上台,组织战时内阁,迅速而强有力的进行抵抗,并坚定的拒绝了德国的和谈要求。而同样是在法国,也是主战派领袖保罗·雷诺出任政府总理,但各个政党在国家危亡之际仍然念念不忘瓜分部长职务,雷诺甚至连任命戴高乐出任国防部长的权力都没有,只能任命他为国防部次长。而投降派的代表人物贝当和魏刚则在各自的政党支持下分别出任副总理和总司令。更奇怪的是,前任总理达拉第尽管由于执行绥靖政策倒台,但由于支持他的激进社会党在议会中占据了大量席位,他仍然在雷诺政府中担任国防部长和陆军部长两个要职。所以,从表面上看,“战时内阁”由主战派总理领导,但在一群投降派部长的包围中,雷诺实际上什么事也做不成,法国的覆亡也就在所难免了。当雷诺被迫辞去总理职务,而由投降派领袖贝当组织内阁时,戴高乐终于下定决心逃往英国。从那一刻起,他就成了“政党政治”不共戴天的敌人。
    戴高乐坐在飞机上,回想起他所亲眼目睹的三个民主共和国的覆亡——西班牙、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和魏玛共和国。它们被三种不同的方式结束:内战、外敌入侵和民主投票。但在戴高乐看来,它们都亡于可耻的党派斗争。魏玛共和国确实设立了拥有实权的总统,但行政权仍然从属于立法权,只有在议会中取得多数的政党才有权组阁。尽管兴登堡是一个保皇派、军国主义分子,但如果总统能够独立于议会任免总理的话,如果不是政党们习惯于肮脏的幕后交易的话,希特勒是不可能上台的。左派政党联合组成人民阵线能够在民主选举中获胜,但在残酷的内战考验下,却无法像他们的对手一样在一位强有力的统帅领导下作战,人民阵线内部的分裂最终导致了民主共和国的失败和佛朗哥法西斯专政的建立。事实证明,民主政体要赢得和独裁者的斗争,它也必须有一个能够独立承担责任的领袖。从制度上讲,就必须让政府首脑由人民直接投票选出,这样,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直接对人民负责而不是对议会,也不是对某一个或某几个政党负责。只有一个独立而拥有实权的国家元首才能维护国家的团结和统一。这个人当然应该是全民直选的共和国总统,他是国家整体利益的代表,也是宪法和国际义务的保证人。换而言之,只有一个总统制的共和国才会是一个真正坚强有力的民主共和国。在历史上,法国曾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的国家,行政权力的滥用和独裁者的暴政给这个国家留下了过于深刻的印象,因此,让行政权从属于立法权,让由按照多数原则采取行动的议会取代根据个人意志行动的国家领袖作为政治权力的核心,便成了许多启蒙思想家们用民主取代专制的良方。由于在法国大革命中,议会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并在不同的时期由不同的政党来控制议会,这样,多党制的议会主导政体便成了法国民主的主要传统。它与几乎是在相同时期诞生的美国式的总统制政体成为了资本主义民主的最重要的两种实现形式。这样一种制度,有无数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对它进行阐述和论证,通过法国人民为之骄傲的大革命的鲜血才得以建立,并在过去一百多年里已经和这个国家的历史、荣誉紧密的纠缠在一起,要想从根本上改革它,何其难也!
    他们急于要享受新的生活,而不愿去痛苦的反思是什么让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蒙受了这样一场深重的浩劫。戴高乐是如此了解他的人民,他不忍心像丘吉尔那样用“忘恩负义”来形容自己的民族,但等到制宪会议选举结束,他收到丘吉尔的贺信的时候,局面的发展已经让他不得不承认,普鲁塔克的话确实还是正确的。
    四
    法国光复以后,戴高乐将他领导的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了法国临时政府,并将其从阿尔及利亚的首府阿尔及尔迁到巴黎。在正式的选举之前,戴高乐成为了法国的独裁者,尽管存在一个临时议会,但它的地位主要是咨询机构。就其性格来说,戴高乐是一个天生的独裁者,对于权力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渴望。有一件事充分的说明了隐藏在戴高乐身上的独裁者气质。有一次他在办公室里办公,听见外面喧闹无比,原来是一群学生示威造成了交通堵塞。戴高乐立即叫来警察局长,让他去把那群学生驱散。警察局长提醒他说:“这是巴黎学生的传统,也是他们的权力,我无权这样做。”戴高乐立刻咆哮起来:“你当然无权这样做,但我有权命令你这样做。如果你只尊重他们的权力而不尊重我的权力,那你马上就从警察局长的位置上滚蛋!”警察局长掂量了一下这句话的分量,一时也搞不清楚到底是谁的权力,不过他至少知道最重要的是保住自己的权力,于是很快派出数十名警力将示威学生驱散了。
    戴高乐进入巴黎的第三天上午,就把纳粹占领时期国内抵抗运动委员会的二十几位代表召集在一起。在表示了他们期待的祝贺之后,戴高乐指出了国内抵抗运动委员会的命运。他说,既然巴黎已经解放,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他不允许国内存在任何与临时政府平行的权力机构。它应该合并到从阿尔及尔迁来的临时议会中去。从今以后,一切行政权力都只能由临时政府行使。内地军队将并入国家军队,由陆军部负责统一指挥。任何民兵或游击队都不再需要,必须立刻解散。并宣布柯尼西将军已经被任命为巴黎军事长官,负责监督非正规军合并到军队的工作。
    一些委员听从了这些苛刻的处理办法,另一些人则激烈反对。然而,戴高乐打断了所有人的谈话:“我召集你们来不是参加辩论,而是要求你们执行命令的。明天柯尼西将军将派人到你们那里接管军队,请你们作好准备。今天的会见到此结束。”说完他起身离开会客厅,用行动中止了一切争论。
    第二天,柯尼西将军就开始派人到各支内地军那里接管军权,大部分抗战领导人十分顺从的交出了权力,对于少数不愿交出军权的,柯尼西将军就告诉他们:“我奉戴高乐将军的命令接管这只部队,如果你们违抗命令,我就派装甲师强行接管。”这样,戴高乐用他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很快解除了各个政治派别手中的军权,统一了全国的武装力量。很快,他又用同样的方式清除了在国内抵抗运动中形成地方军事力量和行政机构。由于行政结构的迅速恢复,以及独裁政权在短期内特有的高效率,在战争中崩溃的国内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很快步入正轨。这一段时期,是戴高乐和法国的关系最密切的时期,他作为一个独裁者的天赋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他所取得的成就也让他更加坚定了在法国应该建立总统制的观点。
    但根深蒂固的政党力量并非那么容易消灭。1945年3月19日,盟国与法西斯的战争还在继续,议会中各个党派就组成联合代表团,向戴高乐正式提出对政府的不满,认为政府应该收到议会的约束,不能再做出与议会通过的主张相抵触的决议。戴高乐立即拒绝了这个要求,当代表们声称应该由抵抗运动表达人民的意志时,戴高乐答道:
    “法国的抵抗运动要比大家所代表的团体广泛得多,而法国又比抵抗运动更为广泛。所以,我是以法国的名义来履行我的使命,而不是以一个党派的名义来执行我的使命的。尽管这个党派的力量十分强大。在将来举行普选之前,我要对国家的命运负责,我也只对国家负责。”
    尽管戴高乐语气如此强硬,尽管他是如此渴望保持自己的独裁地位,但他还是清醒的知道,这种个人独裁的状况不会维持太久。这毕竟不是拿破仑的时代,更不是路易十四、查理大帝的时代了,即使拿破仑生在二十世纪的法国,他也只能选择做一个赞成民主的领袖。而总统制还是议会制,最后只能靠公民投票来决定。
    在临时政府迁回巴黎后不久,他就到各省巡查,在各地的集会上发表演讲,在几个星期内,他所接触的法国人民超过了1000万。他希望跨过政党这一媒介直接到人民中去寻找支持。在人民的欢呼声中,他感到了自己的力量。他似乎找到了改造法国的信心,可以依靠人民的支持来和党派政治斗争。
    但戴高乐很快就失望了。人民对他欢呼是把他当作二战的民族英雄,而不是改造法国的希望,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弄明白议会制和总统制之间的差别。人民永远是短视的,只有伟大人物才会反思。在外敌入侵的时候,他们会团结在领袖的周围,一旦能够安居乐业,他们就拒绝对现状做任何改变。在那些安分守己的普通人看来,战争就好像一场噩梦,现在噩梦醒了,他们只希望恢复以前的“正常”生活。
    戴高乐所坚决反对的“政党政治”正在成为事实:共产党享有极高的威望,社会党也活跃起来,皮杜尔领导的号称中间派政党“人民共和运动”成为第三大党,此外,激进党等也恢复了活动。10月21日,法国就未来宪法问题和选举一个代替咨询会议的新的立宪议会举行了公民投票。结果96%主张选举立宪议会,制订一个取代第三共和国宪法的新宪法。在新的议会中,法国共产党取得的席位最多,其次是社会党,再次是人民共和运动。共产党主张建立一个单一的国民议会,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而右派则主张恢复第三共和国的两院制议会,加强参议院的权力来限制国民议会。但所有的政党都同意一点,议会必须继续成为国家政治权力的中心。11月13日,立宪议会一致选举戴高乐为临时政府总理。戴高乐虽然取得了一致的拥护,但是,他知道,这并不代表政党赞成他政治改革的观点,那只是因为他在当时是唯一能够支撑法国政局的人,他没有一个有组织的力量作他的坚强后盾。他的政策、方针等靠谁来执行呢?实际上,戴高乐无法左右众多政党形成的体制,他失去了在阿尔及尔临时政府中那种一人说了算的至高无上的决策权。立宪议会享有立法权;政府要制定法律、决定财务、解决外交上的重大问题,都必须取得议会的多数支持。戴高乐是政府总理,但是议会议长却是社会党的费利克斯·古安。这样的政体使戴高乐感到被捆住了手脚,只有处理政府日常事务的执行权。在他的新政府中不得不容纳四名共产党部长,四名社会党部长、四名共和党部长,一名激进党部长,两名无党派人士和两名抗战民主联盟部长。这自然不是戴高乐所喜欢的政府组成。然而,实际被迫如此,戴高乐在11月21 日只能按这样的部长分配方案组成政府。已经开始工作的立宪委员会,一致同意取消未来总统的实有权力,并主张政府服从议会。而这个与戴高乐主张水火不容的立宪原则,竟然被拒绝通知给戴高乐。
    戴高乐在得知立宪委员会的决议后,陷入了沉思。
    1946年1月上旬,他到了地中海之滨的昂提布做了一段时间的休假。从到伦敦宣布自由法国诞生起已经六年了,在这紧张的六年当中,自己时而戎马倥偬,时而与盟国相冲突,无论多么繁忙,遇到何等尖锐的矛盾,他总是觉得,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但现在,他成了民族英雄,掌握了最高权力,却感到眼前一片空白。几乎所有的政治力量都反对他,在二战中团结到他身边的人纷纷离他而去,到各个政党中去寻找他们的政治前途了。现在,只有他一手创立的军队还坚定地站在他一边,但他又怎么能够用军队来对付自己的国家呢?自己在赤道非洲发布的《布拉柴维尔宣言》中曾庄严地宣布过:一旦法国本土有了名副其实的代表,就将移交政权。既然人民还对政党政治抱有希望,那就让他们去尝试吧,总有一天他们会明白戴高乐的远见卓识的。但那会是多久以后呢?混乱的第三共和国延续了65年,56岁的戴高乐可等不了那么久了。不管怎样,只能等待了,难道戴高乐这样的人物可以忍受一群无聊的政客坐在议会里对他指手画脚吗?绝对不行!议会主导的法兰西共和国终究会垮台的,戴高乐对此坚信不移。如果自己等不到那一天,那就由我的继承人来实现我的理想吧!那时候,人们一定会明白我的苦心,我放弃了自己的正确见解,放弃了自己的最高权力,为的只是尊重人民的选择啊!看着茫茫的地中海,一种最为强烈的孤独感油然而生。古往今来一切伟大民族的领袖,都比任何人更加深爱着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因为他们已经把生命和事业与之结合在一起,密不可分。但是,这种爱往往会成为一个伟大人物身上最大的弱点。对一个像戴高乐这样的人民领袖来讲,最可怕不是他的敌人,而是他的人民。敌人再强大,他也有足够的力量与之战斗,而得不到他所深爱的人民的理解,他就只能默默的走开。
    “我该走了。”他这样对自己说。
    “这个英格兰糟老头,这回可要自己打自己嘴巴了。”他那冷峻的面容上竟然忍不住露出了一点得意的颜色。
    “我还会回来吗,像上次一样?”他这样问自己。
    ……
    1946年1月20日,就在丘吉尔断言:“普鲁塔克错了!”之后两个月,戴高乐把部长们邀请到他在圣多明尼克的办公室。星期天的紧急召见令部长们惘然不知所措,隐约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在跟每个人握手致意后,将军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他没有用任何语言或手势示意大家坐下,部长们只得十分尴尬的站着。戴高乐毫不理会任何人的表情,慢慢的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缓慢但十分有力的宣读起来 :
    “排他性的党派制度又复活了。我是不赞成的。但是,除非用军事力量建立起我个人的独裁统治,我没有办法阻止这种尝试。我不愿意这样做,独裁统治即使建立也不会有好结果。因此,我决定辞职 。”
    这个辞职声明过于简短,以至于部长们还没有从震惊和难过中清醒过来,戴高乐已经走了出去——他再一次用行动制止了没有意义的辩论。
    “这样的辞职可真够漂亮的。”共产党领导人多列士看着戴高乐远去的背影自言自语的说道。

谢谢大家的关注,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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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2005-4-15 09:50
历史掌握得有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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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最心爱的人的名字写在烟上,燃成灰烬,把她吸进离心脏最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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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2005-4-16 20:03

    ……五年后的11月13日,又是一个早晨。加莱海峡上空薄云片片,旭日初升,一架印着英国航空公司标志的飞机正在海峡上空飞行,穿过云层,向巴黎飞去。飞机上坐着一位胖胖的中等身材的男子,他撩开窗帘,阳光从窗口徐徐照进来。窗外的风景和五年前戴高乐看到的相比并,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欧洲的局势,已经完全改变。五年过去了,那个孤身一人逃往英国的戴高乐,现在已经是拥有三十万陆军、五万海军、三万空军的法兰西三军最高统帅,以临时政府主席的身份回到巴黎,成了法国的民族英雄和强有力的统治者。而他自己,曾经以庇护者的身份迎接这个流亡者的大英帝国首相,却成了一介平民。尽管难免会有一些心理落差,但他并不嫉妒戴高乐。因为他亲眼见证了这个孤傲的法国人是如何在最艰难的时刻奋起战斗的:既要联合同盟国打击法西斯,还要和英美斗争以维护法国的尊严和利益,和贝当领导的傀儡政权争夺海外殖民地,跟其它法国的抵抗运动领袖争夺领导权,戴高乐有的时候完全是一个人在同时和德国、法国、英国、美国作战,但却顽强的在几乎所有较量中都取得了胜利,所以今天所有的一切权力与荣耀,对戴高乐而言,都是应得的。戴高乐是让他钦佩不已的战友,又是他需要时刻防范的对手。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上,只有美国总统罗斯福能与戴高乐相提并论,当然,还有他自己。
    这个男人就是英国前首相、二战风云人物丘吉尔。此时此刻,他的心情说不出是烦恼还是轻松。三个月前,他还在波兹坦参加英、美、苏三国首脑会议,讨论如何处置战败的德国和建立战后国际格局。他的老朋友,二战中给了他最强有力支持的罗斯福总统去世了,美国在二战中坚持到了最后,但它的总统却没能坚持到最后,接替罗斯福出席的是前副总统杜鲁门——他已经根据宪法成为代总统。这让丘吉尔非常难过,但他没有想到,连自己也不能享受最后胜利的喜悦了。他所领导的保守党在国会大选中败给了艾德礼领导的工党,根据英国选举法,国会中的占多数的党派负责组阁,这样,他就不再是英国首相,也就无权再代表英国参加三国首脑会议,不得不中途离开波兹坦返回伦敦。尽管临走的时候,杜鲁门和斯大林都对他表示出极大的尊敬,但在心高气傲的丘吉尔看来,这完全是一种羞辱,他宁愿像罗斯福一样死在任上,也不愿以这种丢人现眼的方式告别。特别是当他想到艾德礼和杜鲁门亲切会面的情形,简直就有点吃醋了,是自己和罗斯福领导了这场战争走向胜利,最后竟然由这两个无名小子下山来摘桃子。而“赐予”他这种羞辱的,正是他六年来不分昼夜为之服务的英国人民!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他们就又开始相信党派斗争的空头许诺,迫不及待的抛弃了在存亡关头拯救了他们的民族英雄。在返回英国的路上,他脑子里只想着著名传记作家普鲁塔克的名言:“对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一切强大民族的特点。”
    离职以后,精力充沛的丘吉尔并没有闲着,他一边写回忆录,一边到世界各国访问、旅游,倒还比他当首相的时候自由得多了。他这次到巴黎只做短暂的停留,并没有正式的活动安排。由于法国国内正在忙于制宪会议的选举,他这次路过没有受到媒体的关注,反倒是丘吉尔时刻关注着这次法国战后第一次全国选举。就在丘吉尔到达巴黎的当天,经过公民投票选出的制宪议会一致推举戴高乐为政府总理,参加投票的议员555名,赞成票也是555名。得知这一消息后,丘吉尔感慨万千,他知道戴高乐向来我行我素,讨厌和任何党派打交道,自己也不组建政党参加竞选,能够在共产党和社会党人占了三分之二的制宪议会中得到100%的赞成票,完全是靠他在法国人民中无可争辩的威信。他立即给戴高乐写了一封祝贺信,信中写道:
    “普鲁塔克错了!”
    看完丘吉尔的贺信,戴高乐苦笑着摇了摇头。这个和自己并肩战斗五年的老朋友啊!尽管在流亡英国的日子里,为了维护法国的尊严和利益,他在丘吉尔面前始终保持了高傲而倔强的态度,甚至多次与之激烈的争吵。但在他孤独的内心里,丘吉尔仍是这个世界上他唯一可以称为“朋友”的人,除此以外,都是敌人、对手或下属。罗斯福本来也是值得尊敬的,去美国访问的时候,因为年轻时参与森林救火而瘫痪的罗斯福坐在轮椅上和他边走边谈,美国总统矮小的轮椅和戴高乐一米九八的高大身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他们走到阳台上的时候,罗斯福指着前面笑着对戴高乐说:“你看到我的游泳池了吗?我就在那里游泳。”这句话给戴高乐带来的震撼是难以言寓的,在那一瞬间,向来心高气傲将军头一次感觉自己完全被一种精神的力量所折服,他对罗斯福充满了敬佩之情。但美国总统满脑子的美国霸权思想使得他们之间不可能存在友谊,罗斯福数次企图扶植一个听话的法国人来取代戴高乐。这还不算,他甚至有一种比威胁其法国领袖的地位更让戴高乐愤怒的想法:法国政府既然已经投降德国,就应该当作法西斯的同盟国来处理,在法国光复以后一度要求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对法国进行军事占领。戴高乐气得差点命令法军向盟军开枪,幸好丘吉尔坚决站到戴高乐一边,不仅支持法国的独立,还在德国的军事占领区分了一块给法国,这就等于完全承认了法国作为战胜国的大国地位。同样是在罗斯福的坚持下,诺曼底登陆、开罗会议、雅尔塔会议这样的重要事件都没有戴高乐的份。所以,尽管戴高乐对罗斯福本人抱有和丘吉尔同样的钦佩之情,但在国家利益面前,他宁可去和斯大林打交道也不愿意跟罗斯福会面。这两个伟大人物之间的积怨甚至连死亡也不能化解——罗斯福去世后,在戴高乐的坚持下,在巴黎举行纪念罗斯福的活动被取消了,因为在他看来,罗斯福是法兰西的敌人。也正因为如此,当丘吉尔被迫离开波兹坦的时候,他的心情非常难过。他的脑子里也立即浮现出普鲁塔克的名言,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罗斯福去世了,丘吉尔下台了,自由世界的反法西斯领袖只剩下一个孤独的戴高乐了,他能幸免于难吗?他这样回忆自己当时的心情:“现在丘吉尔驾驶的大船已经系缆,由我掌舵的船眼看也要进港了,当我听到英国人把他们在风暴中请来的船长请下船的时候,我预料到我离开法国舵手的岗位也为时不远了。”当时,离全国大选还有三个月,三个月后,他以全票当选为总理,又收到老朋友的贺信,但这种悲剧性的想法,反而越来越强烈了。这种感觉,即使是在他只身逃往英国的时候,也从未有过。
    他曾经说:“我是一个孤独的人,我如此酷爱孤独。”
    “孤独”这个词,对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含义。对一个普通人来讲,孤独意味着缺少朋友;对一个英雄来讲,孤独意味着缺少够档次的对手;对一个领袖来讲,孤独则意味着他的伟大思想不能为他的人民所理解和接受。
    当戴高乐在1934年发表他的《建立职业军》的时候,他是孤独的。因为人们还无法理解,在构建了如此坚不可摧的马其诺防线之后,还有什么必要花大力气去改革现有的步兵和炮兵联合作战体系,而去建设一支从未用于实战的装甲部队。总参谋部对他的见解的评语是:“无用、不受欢迎、违反逻辑与历史”;有一位将军在报上发表文章说:“德国人是天生侵略的民族,自然就必须有装甲师。但法国是和平与防卫的民族,所以就需要反摩托化”;国防部长莫林将军甚至当众训斥当时还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当秘书的戴高乐:“再见吧,戴高乐!在有我的地方,就不会有你的地位!”直到法国引以为豪的步兵配合炮兵作战的部队被德军装甲师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人们才想起他来,仓促之间任命他指挥第四装甲师——一个还未成立的“装甲师”。东北区防线总司令乔治将军握着他的手说:“戴高乐,你来了!你长期以来所持的见解,敌人已经实现了,现在正是你大显伸手的时候了。”
    可惜,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当戴高乐独自扛起反法西斯大旗的时候,他还是孤独的。因为他的人民还无法理解,为什么在现行政府继续“合法”存在的情况下,一个逃亡的将军可以未经民主投票宣布自己“代表法国”。是的,“民主程序”、“合法性”这样的观念确实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基本准则,它是由伏尔泰、卢梭、杰斐逊等众多人类的先知经过几个世纪不懈努力,才在人群中建立起来的坚定信念。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它在英、美、法这样的发达国家,已经从“大逆不道”的革命思潮成了“天经地义”的政治教条,以至于人们忘了,无论“民主”还是“法制”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这些观念的提出和实践,最终都是为了实现人民的自由、安宁和幸福,以及国家的强大和民族的独立。所以即使是经过合法的民主的程序产生的政府,如果它违背了人民和国家的根本利益,那么人民仍然有权通过民主和法律以外的手段,包括暴力手段来推翻它的统治。在法西斯的铁蹄摧毁了一切国际准则和国内法制的情况下,只有那些最敏锐的人物能够突破陈规,重新回到所有原则的基点,在历史剧变的关头把握住它发展的方向,为人民指引道路,并使自己成为这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但由于他们的思想总是走在人民大众的前面,所以往往不能被他所热爱的人民所理解,并由此感到巨大的孤独。在戴高乐向所有法国人发出号召以后,响应者寥寥无几。一位收到他邀请的将军说:“我认为法国应该抵抗到底,但我是个军人,我应该服从政府的命令。”一位为了抗议政府投降而辞职的公务员也拒绝支持戴高乐,他说:“我反对投降,但违法的事情我可不能做。”直到贝当傀儡政权已经成为彻头彻尾的法西斯帮凶,剥夺法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大肆迫害犹太人和共产党人,将大批法国人运往纳粹集中营做苦力的时候,他们才逐渐明白政府已经“合法”的成了法国独立和自由的敌人,这才转而支持戴高乐。
    如果说在1934年和1940年的戴高乐的孤独是显而易见的话,那么在1944年,戴高乐重返法国,在成千上万的民众欢呼声中穿过凯旋门,1945年,他又以全票当选法国总理的时候,却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孤独的。
    而且此时的孤独感,比他四年前只身逃往英国时更加强烈,也更加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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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身或者不在线

回复时间:2005-4-19 14:37
好帖 楼主辛苦
收藏

隐身或者不在线

回复时间:2005-4-19 18:33
写这个文章的是我一个朋友,他为了这篇文章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希望大家都向他表示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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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身或者不在线

回复时间:2005-4-21 16:11
  
  当我们说钦佩一个人,并不是因为他的完全正确。
  每一个走在时代前面的人,都是孤独地跋涉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
  一个瞬间的决定,要用整个继续行进的人类历史来验证。
  因此来说,念天地之悠悠,没有任何一种事物或人是可以千秋万代的。
  
  中国历代注重的是谋术,西方则更侧重于战略;
  认为西方部分要比中国部分写得好,大概远观则清吧~

隐身或者不在线

回复时间:2005-4-21 16:27
好文章,期待中..........

隐身或者不在线

回复时间:2005-4-23 10:25

    “法兰西经历了无数的岁月,至今仍然生存。”
    这是戴高乐在他的《希望回忆录》中的第一句话,简简单单的一句话,道出了他对法兰西历史深沉的热爱。对戴高乐来讲,法兰西的伟大和光荣是他从小就树立的信念,也是他一生中最为珍视的东西。他不仅要领导法国获得战争的胜利,还要恢复法国因为战败投降而丧失的大国地位。而正是这一点上,他再次被他的人民所抛弃。
    在戴高乐看来,第三共和国脆弱的政治体制导致了法国在二战初期惨败的根本原因。法国要想强大,要想不再蒙受亡国之耻,就必须彻底改革政党主导的政治制度,建立一个不受政党和议会控制的独立行政的政府:
    第三共和国的政治原则是议会至上,议会由全民选举产生,政府再由议会产生,只有在议会取得多数的政党才能组织内阁。英国也是议会制国家,但实行的是两党制,议会由两个主要的政党控制,两党在制定政策时,只有考虑到全国大多数的普遍利益才能在选举中获胜。负责组阁的首相一般都是政党领袖,他既控制政府,又通过政党控制议会,所以政府的权力仍然很大,政府地位比较稳定。而法国第三共和国实行的是多党制,各个政党按照选举中的得票比例分配议席。所以政党的利益和自己所代表的那个利益集团紧密联系,只要在国内有一小部分人支持该政党的纲领,哪怕有90%的人反对,它也可以得到几个议席,在国民议会中翻云覆雨。这种制度设计使得政党能够无视国家的整体利益和大多数人的反对而生存下去,极为有利于大量中小政党的生存,而没有哪个政党能够在议会取得过半数的议席,因此只能由好几个政党联合组阁。每一个内阁总理在上台之前,都要和主要政党达成协议,由支持自己的政党来分摊内阁部长的职位。一旦政府的行为违背了某些政党的特殊利益,他们又会联合起来“倒阁”。所以行政权力完全臣服于立法权力,政府总理不得不在众多政党的利益之间小心翼翼的寻求妥协以维护自己的地位,如履薄冰,各部部长也不是听命于总理而是听命于各自所属的政党。这样的政府极为缺乏效率,更缺乏应对危机、进行改革的权力。任何有效的改革措施都不能推行下去,因为一旦改革触动了某个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政府就会倒台。第三共和国从1875年正式成立以来,到1940年覆亡的65年里,竟然先后搞出了102届政府,平均每届政府执政不到七个月,创下了“政府更新速度”的世界记录,而同一时期英国和美国只换了20届和14届政府!
    政局的动荡使政治家们把主要精力浪费在无休止的政党斗争中,无心关注希特勒上台以后急剧恶化的欧洲局势,也拿不出任何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戴高乐在1934年,希特勒刚刚上台不久,就出版了他的《建立职业军》,提出了建立装甲部队的设想,在法国政军两界都引起激烈的争论,但直到希特勒的数十万装甲部队从无到有,已经横扫波兰的时候,法国的政治家们还在喋喋不休,法国仍然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装甲师。二战爆发以后,主战派领袖丘吉尔在英国上台,组织战时内阁,迅速而强有力的进行抵抗,并坚定的拒绝了德国的和谈要求。而同样是在法国,也是主战派领袖保罗·雷诺出任政府总理,但各个政党在国家危亡之际仍然念念不忘瓜分部长职务,雷诺甚至连任命戴高乐出任国防部长的权力都没有,只能任命他为国防部次长。而投降派的代表人物贝当和魏刚则在各自的政党支持下分别出任副总理和总司令。更奇怪的是,前任总理达拉第尽管由于执行绥靖政策倒台,但由于支持他的激进社会党在议会中占据了大量席位,他仍然在雷诺政府中担任国防部长和陆军部长两个要职。所以,从表面上看,“战时内阁”由主战派总理领导,但在一群投降派部长的包围中,雷诺实际上什么事也做不成,法国的覆亡也就在所难免了。当雷诺被迫辞去总理职务,而由投降派领袖贝当组织内阁时,戴高乐终于下定决心逃往英国。从那一刻起,他就成了“政党政治”不共戴天的敌人。
    戴高乐坐在飞机上,回想起他所亲眼目睹的三个民主共和国的覆亡——西班牙、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和魏玛共和国。它们被三种不同的方式结束:内战、外敌入侵和民主投票。但在戴高乐看来,它们都亡于可耻的党派斗争。魏玛共和国确实设立了拥有实权的总统,但行政权仍然从属于立法权,只有在议会中取得多数的政党才有权组阁。尽管兴登堡是一个保皇派、军国主义分子,但如果总统能够独立于议会任免总理的话,如果不是政党们习惯于肮脏的幕后交易的话,希特勒是不可能上台的。左派政党联合组成人民阵线能够在民主选举中获胜,但在残酷的内战考验下,却无法像他们的对手一样在一位强有力的统帅领导下作战,人民阵线内部的分裂最终导致了民主共和国的失败和佛朗哥法西斯专政的建立。事实证明,民主政体要赢得和独裁者的斗争,它也必须有一个能够独立承担责任的领袖。从制度上讲,就必须让政府首脑由人民直接投票选出,这样,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直接对人民负责而不是对议会,也不是对某一个或某几个政党负责。只有一个独立而拥有实权的国家元首才能维护国家的团结和统一。这个人当然应该是全民直选的共和国总统,他是国家整体利益的代表,也是宪法和国际义务的保证人。换而言之,只有一个总统制的共和国才会是一个真正坚强有力的民主共和国。在历史上,法国曾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的国家,行政权力的滥用和独裁者的暴政给这个国家留下了过于深刻的印象,因此,让行政权从属于立法权,让由按照多数原则采取行动的议会取代根据个人意志行动的国家领袖作为政治权力的核心,便成了许多启蒙思想家们用民主取代专制的良方。由于在法国大革命中,议会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并在不同的时期由不同的政党来控制议会,这样,多党制的议会主导政体便成了法国民主的主要传统。它与几乎是在相同时期诞生的美国式的总统制政体成为了资本主义民主的最重要的两种实现形式。这样一种制度,有无数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对它进行阐述和论证,通过法国人民为之骄傲的大革命的鲜血才得以建立,并在过去一百多年里已经和这个国家的历史、荣誉紧密的纠缠在一起,要想从根本上改革它,何其难也!
    他们急于要享受新的生活,而不愿去痛苦的反思是什么让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蒙受了这样一场深重的浩劫。戴高乐是如此了解他的人民,他不忍心像丘吉尔那样用“忘恩负义”来形容自己的民族,但等到制宪会议选举结束,他收到丘吉尔的贺信的时候,局面的发展已经让他不得不承认,普鲁塔克的话确实还是正确的。
    四
    法国光复以后,戴高乐将他领导的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了法国临时政府,并将其从阿尔及利亚的首府阿尔及尔迁到巴黎。在正式的选举之前,戴高乐成为了法国的独裁者,尽管存在一个临时议会,但它的地位主要是咨询机构。就其性格来说,戴高乐是一个天生的独裁者,对于权力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渴望。有一件事充分的说明了隐藏在戴高乐身上的独裁者气质。有一次他在办公室里办公,听见外面喧闹无比,原来是一群学生示威造成了交通堵塞。戴高乐立即叫来警察局长,让他去把那群学生驱散。警察局长提醒他说:“这是巴黎学生的传统,也是他们的权力,我无权这样做。”戴高乐立刻咆哮起来:“你当然无权这样做,但我有权命令你这样做。如果你只尊重他们的权力而不尊重我的权力,那你马上就从警察局长的位置上滚蛋!”警察局长掂量了一下这句话的分量,一时也搞不清楚到底是谁的权力,不过他至少知道最重要的是保住自己的权力,于是很快派出数十名警力将示威学生驱散了。
    戴高乐进入巴黎的第三天上午,就把纳粹占领时期国内抵抗运动委员会的二十几位代表召集在一起。在表示了他们期待的祝贺之后,戴高乐指出了国内抵抗运动委员会的命运。他说,既然巴黎已经解放,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他不允许国内存在任何与临时政府平行的权力机构。它应该合并到从阿尔及尔迁来的临时议会中去。从今以后,一切行政权力都只能由临时政府行使。内地军队将并入国家军队,由陆军部负责统一指挥。任何民兵或游击队都不再需要,必须立刻解散。并宣布柯尼西将军已经被任命为巴黎军事长官,负责监督非正规军合并到军队的工作。
    一些委员听从了这些苛刻的处理办法,另一些人则激烈反对。然而,戴高乐打断了所有人的谈话:“我召集你们来不是参加辩论,而是要求你们执行命令的。明天柯尼西将军将派人到你们那里接管军队,请你们作好准备。今天的会见到此结束。”说完他起身离开会客厅,用行动中止了一切争论。
    第二天,柯尼西将军就开始派人到各支内地军那里接管军权,大部分抗战领导人十分顺从的交出了权力,对于少数不愿交出军权的,柯尼西将军就告诉他们:“我奉戴高乐将军的命令接管这只部队,如果你们违抗命令,我就派装甲师强行接管。”这样,戴高乐用他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很快解除了各个政治派别手中的军权,统一了全国的武装力量。很快,他又用同样的方式清除了在国内抵抗运动中形成地方军事力量和行政机构。由于行政结构的迅速恢复,以及独裁政权在短期内特有的高效率,在战争中崩溃的国内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很快步入正轨。这一段时期,是戴高乐和法国的关系最密切的时期,他作为一个独裁者的天赋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他所取得的成就也让他更加坚定了在法国应该建立总统制的观点。
    但根深蒂固的政党力量并非那么容易消灭。1945年3月19日,盟国与法西斯的战争还在继续,议会中各个党派就组成联合代表团,向戴高乐正式提出对政府的不满,认为政府应该收到议会的约束,不能再做出与议会通过的主张相抵触的决议。戴高乐立即拒绝了这个要求,当代表们声称应该由抵抗运动表达人民的意志时,戴高乐答道:
    “法国的抵抗运动要比大家所代表的团体广泛得多,而法国又比抵抗运动更为广泛。所以,我是以法国的名义来履行我的使命,而不是以一个党派的名义来执行我的使命的。尽管这个党派的力量十分强大。在将来举行普选之前,我要对国家的命运负责,我也只对国家负责。”
    尽管戴高乐语气如此强硬,尽管他是如此渴望保持自己的独裁地位,但他还是清醒的知道,这种个人独裁的状况不会维持太久。这毕竟不是拿破仑的时代,更不是路易十四、查理大帝的时代了,即使拿破仑生在二十世纪的法国,他也只能选择做一个赞成民主的领袖。而总统制还是议会制,最后只能靠公民投票来决定。
    在临时政府迁回巴黎后不久,他就到各省巡查,在各地的集会上发表演讲,在几个星期内,他所接触的法国人民超过了1000万。他希望跨过政党这一媒介直接到人民中去寻找支持。在人民的欢呼声中,他感到了自己的力量。他似乎找到了改造法国的信心,可以依靠人民的支持来和党派政治斗争。
    但戴高乐很快就失望了。人民对他欢呼是把他当作二战的民族英雄,而不是改造法国的希望,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弄明白议会制和总统制之间的差别。人民永远是短视的,只有伟大人物才会反思。在外敌入侵的时候,他们会团结在领袖的周围,一旦能够安居乐业,他们就拒绝对现状做任何改变。在那些安分守己的普通人看来,战争就好像一场噩梦,现在噩梦醒了,他们只希望恢复以前的“正常”生活。
    戴高乐所坚决反对的“政党政治”正在成为事实:共产党享有极高的威望,社会党也活跃起来,皮杜尔领导的号称中间派政党“人民共和运动”成为第三大党,此外,激进党等也恢复了活动。10月21日,法国就未来宪法问题和选举一个代替咨询会议的新的立宪议会举行了公民投票。结果96%主张选举立宪议会,制订一个取代第三共和国宪法的新宪法。在新的议会中,法国共产党取得的席位最多,其次是社会党,再次是人民共和运动。共产党主张建立一个单一的国民议会,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而右派则主张恢复第三共和国的两院制议会,加强参议院的权力来限制国民议会。但所有的政党都同意一点,议会必须继续成为国家政治权力的中心。11月13日,立宪议会一致选举戴高乐为临时政府总理。戴高乐虽然取得了一致的拥护,但是,他知道,这并不代表政党赞成他政治改革的观点,那只是因为他在当时是唯一能够支撑法国政局的人,他没有一个有组织的力量作他的坚强后盾。他的政策、方针等靠谁来执行呢?实际上,戴高乐无法左右众多政党形成的体制,他失去了在阿尔及尔临时政府中那种一人说了算的至高无上的决策权。立宪议会享有立法权;政府要制定法律、决定财务、解决外交上的重大问题,都必须取得议会的多数支持。戴高乐是政府总理,但是议会议长却是社会党的费利克斯·古安。这样的政体使戴高乐感到被捆住了手脚,只有处理政府日常事务的执行权。在他的新政府中不得不容纳四名共产党部长,四名社会党部长、四名共和党部长,一名激进党部长,两名无党派人士和两名抗战民主联盟部长。这自然不是戴高乐所喜欢的政府组成。然而,实际被迫如此,戴高乐在11月21 日只能按这样的部长分配方案组成政府。已经开始工作的立宪委员会,一致同意取消未来总统的实有权力,并主张政府服从议会。而这个与戴高乐主张水火不容的立宪原则,竟然被拒绝通知给戴高乐。
    戴高乐在得知立宪委员会的决议后,陷入了沉思。
    1946年1月上旬,他到了地中海之滨的昂提布做了一段时间的休假。从到伦敦宣布自由法国诞生起已经六年了,在这紧张的六年当中,自己时而戎马倥偬,时而与盟国相冲突,无论多么繁忙,遇到何等尖锐的矛盾,他总是觉得,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但现在,他成了民族英雄,掌握了最高权力,却感到眼前一片空白。几乎所有的政治力量都反对他,在二战中团结到他身边的人纷纷离他而去,到各个政党中去寻找他们的政治前途了。现在,只有他一手创立的军队还坚定地站在他一边,但他又怎么能够用军队来对付自己的国家呢?自己在赤道非洲发布的《布拉柴维尔宣言》中曾庄严地宣布过:一旦法国本土有了名副其实的代表,就将移交政权。既然人民还对政党政治抱有希望,那就让他们去尝试吧,总有一天他们会明白戴高乐的远见卓识的。但那会是多久以后呢?混乱的第三共和国延续了65年,56岁的戴高乐可等不了那么久了。不管怎样,只能等待了,难道戴高乐这样的人物可以忍受一群无聊的政客坐在议会里对他指手画脚吗?绝对不行!议会主导的法兰西共和国终究会垮台的,戴高乐对此坚信不移。如果自己等不到那一天,那就由我的继承人来实现我的理想吧!那时候,人们一定会明白我的苦心,我放弃了自己的正确见解,放弃了自己的最高权力,为的只是尊重人民的选择啊!看着茫茫的地中海,一种最为强烈的孤独感油然而生。古往今来一切伟大民族的领袖,都比任何人更加深爱着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因为他们已经把生命和事业与之结合在一起,密不可分。但是,这种爱往往会成为一个伟大人物身上最大的弱点。对一个像戴高乐这样的人民领袖来讲,最可怕不是他的敌人,而是他的人民。敌人再强大,他也有足够的力量与之战斗,而得不到他所深爱的人民的理解,他就只能默默的走开。
    “我该走了。”他这样对自己说。
    “这个英格兰糟老头,这回可要自己打自己嘴巴了。”他那冷峻的面容上竟然忍不住露出了一点得意的颜色。
    “我还会回来吗,像上次一样?”他这样问自己。
    ……
    1946年1月20日,就在丘吉尔断言:“普鲁塔克错了!”之后两个月,戴高乐把部长们邀请到他在圣多明尼克的办公室。星期天的紧急召见令部长们惘然不知所措,隐约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在跟每个人握手致意后,将军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他没有用任何语言或手势示意大家坐下,部长们只得十分尴尬的站着。戴高乐毫不理会任何人的表情,慢慢的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缓慢但十分有力的宣读起来 :
    “排他性的党派制度又复活了。我是不赞成的。但是,除非用军事力量建立起我个人的独裁统治,我没有办法阻止这种尝试。我不愿意这样做,独裁统治即使建立也不会有好结果。因此,我决定辞职 。”
    这个辞职声明过于简短,以至于部长们还没有从震惊和难过中清醒过来,戴高乐已经走了出去——他再一次用行动制止了没有意义的辩论。
    “这样的辞职可真够漂亮的。”共产党领导人多列士看着戴高乐远去的背影自言自语的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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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2005-4-23 10:25

    1951年7月23日,在法国北部小镇科隆贝的拉布瓦瑟里,正是离职后的戴高乐隐居的地方。他在这里静静的等待,等待第四共和国脆弱的政治体制垮台,等待法国人民重新召唤他去执掌法国的最高权力。尽管第四共和国的政府跟第三共和国一样,象走马灯似的换,但一转眼五年过去了,这样的呼声还没有响起来。戴高乐已经习惯了在这不足300户人的小镇隐居的生活,尽管日子过得颇为清苦,但每天能够在花园里浇花剪草,倒也十分惬意。
    这天上午,将军的老部下蓬皮杜走进了拉布瓦瑟里的花园,他是这里的常客,所以将军并未理睬,仍旧继续浇他的花。
    “贝当死了。”蓬皮杜走到将军身边,十分笨拙的说道。一路上,他反复思量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和口气告诉将军这个消息。他自认为十分了解将军,但将军和贝当之间的恩恩怨怨实在太复杂,连蓬皮杜也无法猜测将军会以什么样的心情接受这个消息,所以只得选择了这四个在他看来最没有偏见的字眼。
    “不,是元帅死了。”戴高乐停止浇花,轻描淡写的说道。但他没有放下花壶,似乎在思考什么。他想起自己在军校时对这位一战英雄的崇拜,想起贝当第一次见到他就夸奖这个年轻人所具有的天赋和远大前程,想起他对自己的教导、提拔和关怀——那时,他敬他如父……他又想起后来他们因为是否需要建立装甲部队而爆发的争吵,想起他们在各自领导维西政权和临时政府时互相判处对方死刑,然后又都下令赦免对方……但是,所有的这些恩恩怨怨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贝当出卖了法国。仅此一点,戴高乐就永远不能原谅自己的恩师。“这真是一个历史的大悲剧。如果他在二战前死去,他将永远是法兰西的英雄,就像霞飞、福煦等名将一样名垂史册。”
    “可惜啊……”将军轻叹了一口气,“元帅的长寿是法国最大的不幸。他不该把法国引起歧途。他把国家给毁了,把军队给毁了。”
    “他以为他这样做可以保护一些东西,实际上却毁掉了一切。他保护的不过是一些坛坛罐罐,但真正需要保护的是法国!”戴高乐已经完全沉入对二战的回忆,那是他的英雄年代。
    “幸亏有了我,是我拯救了法国!”
    这个老人好像重新燃起了激情,声音高亢起来,他自豪的宣布自己的丰功伟绩。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将军又开始浇花,走了几步又停了下来,抬起头若有所思,“罗斯福死了,接替他的不是巨人;英国人手舞足蹈的摆脱了丘吉尔,但他们推举出来的也不是巨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死了,德国和意大利一片沉寂。没有英雄了,这个时代不再制造英雄,也不再需要英雄了。”
    “法国不会复兴,也不会再伟大了……”
    “也许您可以再试一试。”蓬皮杜等了好久都不见将军再说话,平淡的插了一句。
    “让我试试看吧。”将军这次并不停止浇花,“但法国已经自暴自弃了,不再需要我了。”
    “我想那是因为时机还没有到来。”
    “丘吉尔告诉我,在我还是国防部次长的时候,他就曾经当着我的面说我是‘应运而生的人’。天晓得,我压根没听见过那句话,也许他是用法语说的。”戴高乐每次提到丘吉尔,总忍不住要嘲笑一番,“不过也许我真的只有在法国最危急关头才会发挥作用。”
    “过不了多久英国就要进行大选了,丘吉尔很有可能重新上台执政。”蓬皮杜顺口说道。
    “除非彻底改革我国现行的政治制度和道德挂念,我们在任何方面都不可能取得成功。”将军似乎并未理睬蓬皮杜的话。但对于这句看似突如其来的感叹,蓬皮杜是很能理解其中三味的。他曾经跟蓬皮杜谈起过,丘吉尔在下台后仍然能够翻云覆雨,是因为他身后有一个强大的保守党势力做后盾。他在1949年也尝试着利用政党来向第四共和国发动进攻,组织了一个法兰西人民联盟参加竞选,但最后还是没能在议会中取得可以修改宪法的多数——当然这个多数足够戴高乐上台当总理,不过如果他只是想当总理的话,他根本犯不着去组织什么政党。选举的失败让戴高乐更清楚的认识到自己东山再起的难度,丘吉尔要战胜的只是一个工党,而他的对手则是整个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以及它所有的党派,还包括一百多年来形成的议会制传统。要实现自己的再造法国的理想,就不能像丘吉尔一样仅靠在体制内的努力,而必须有一种体制外的力量来推动。但这样的力量将来自哪里呢?
    不管怎样,一个月以后,丘吉尔领导的保守党确实在大选中获胜,大英帝国的民族英雄终于再次入主唐宁街十号。这个消息对戴高乐来说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他和丘吉尔都是在二战中功成名就,又都在战后走下最高权力的宝座。现在,丘吉尔重新执政了,是否也意味着自己东山再起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但是,他再一次失望了,直到1955年丘吉尔因为健康原因离开政坛的时候,第四共和国的现状还是什么都没有改变。而此时,他已经65岁,距他辞去总理职务,已经快十年了。戴高乐时代的往事,已经成了历史陈迹,被拍成记录片、电影、电视剧由人们欣赏。二战时的民族英雄被人们牢记,而那个垂垂老矣的戴高乐似乎被完全遗忘在科隆贝茂密的森林和起伏的群山之中。二战后唯一一个一直坚守岗位的斯大林同志也在1953年被死亡赶下台了,证明了再伟大的独裁者也无法逃脱时间冷酷无情的捕杀。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雄们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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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2005-4-26 17:55
本贴已经由长安出版社出版,书名《最高命运:获取最高权力的瞬间》,全国各大书店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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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2005-4-26 18:00
锦瑟150评价西方的部分写的比东方好,我想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作者本科的专业是法学的缘故吧。

隐身或者不在线

回复时间:2005-4-26 21:45
真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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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2005-4-27 21:29
楼主怎么不往下贴了?我来替楼主贴完吧

在戴高乐在科隆贝无聊的打发他的退休生活的时候,第四共和国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如何处理过去的殖民地问题,是历届法国政府最为头痛的问题。第四共和国的当权者们采取了一条强硬的镇压政策,使法国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殖民战争。特别是在越南的印度支那战争中,法军在奠边府大败,导致了拉尼埃政府的倒台。1954年,孟戴斯-佛朗斯上台组阁,承诺在7月20日以前结束印度支那战争,实现和平,否则就下台。结果他果然在7月20日的那天晚上签订了结束印度支那战争的《日内瓦协议》,结束了历时八年半的印度支那战争。但是,当法国人民还沉浸在实现和平的喜悦中时,11月1日,类似的战争在阿尔及利亚又全面爆发了。
阿尔及利亚位于非洲北部,与法国隔着地中海遥遥相望。是离法国本土最近,也是法国最重要的殖民地。战后,法国曾于1947年通过一个阿尔及利亚法案,根据这个法案,组成了一个议会。阿尔及利亚人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议会,逐步过渡到自己管理自己,形成一个独立的阿尔及利亚。但是,当地的殖民者阻碍这个法案的实施,规定组成两个选举团,每个选举团选出一半议席。占当地居民十分之一的法国人组成一个选举团,阿尔及利亚人组成一个选举团,而主要由法国人组成的当地政府还要干预当地人组成的选举团,这激起了阿尔及利亚人的愤怒。在战后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大潮的推动下,他们开始拿起武器进行战斗。
政府一开始支持当地殖民当局进行残酷镇压。几乎将法国所有的精锐部队都调往阿尔及利亚作战。但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起义军仍然没有被镇压下去。法军战争中的一些虐待战俘、屠杀平民等行径被曝光,法国政府的行为遭到了世界舆论的一致谴责,国内舆论和不同政治势力的立场也开始出现分歧。
迫于国内外的压力,也由于武力解决的前景黯淡,一些政治家暗中准备通过谈判实现停火。1956年,居伊·摩勒政府曾经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领袖本·贝拉有过接触。1958年的皮埃尔·弗林姆兰任总理后也试图用谈判解决问题。但是,由于顽固的殖民主义思想在法国还很有市场,第四共和软弱无能的政治体制使得任何一届政府都没有足够的能力迈出与“叛军”谈判这一步。而在印度支那战争中遭到惨败以后,军方迫切希望通过阿尔及利亚战争的胜利来找回军队的荣誉,反对停战。在很多将领看来,法国之所以在越南遭到失败,就是由于政府的软弱无能,频繁的政府更迭,朝令夕改,也未能在军事装备和弹药粮草等方面保证供应,让在前线作战的部队无所适从、军心溃散。现在在阿尔及利亚,政府又陷入了跟印度支那战争期间的混乱状况。一些有眼光的将军明白,这已经不是谁上台执政的问题,而是整个第四共和国的政治体制问题,从1947年1958年的11年间,已经换了差不多20届政府,最长的一年半,最短的只有两天,在这个由众多政党控制的政府中,决不能指望有谁能够独立承担起将战争进行到底的责任。于是,在军人中间产生了干预国家政治的思想,他们认为,如果再不过问法国的政治大局,目前在台上的政客还会把他们引向失败。
但在军事将领和殖民当局的官员中,并没有一个能够撑起大局的人。在将军们看来,只有一个人能够带领他们走向胜利,他是法国军队的创始人,也曾经是三军最高统帅,他们中大部分人在18年前就在他的领导下战斗,并为法国、为军队赢得了荣誉。他在人民中有着巨大的威望,甚至在阿尔及利亚人中间的号召力也无人能及。他在法国沦陷之后曾经把阿尔及利亚当作他反攻本土的基地——二战中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总部就设在阿尔及尔,他对“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有着深厚的感情,不会容忍阿尔及利亚从法国独立出去。前阿尔及利亚总督,他忠实的追随者苏斯戴尔就以主张“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著称。而且,他正好是第四共和国的敌人,主张建立稳固而强有力的政府。
他们迫切希望戴高乐能出来主持大局。
当他们向戴高乐发出呼吁的时候,将军已经等待了十二年,他已经67岁了。
戴高乐本人退隐后全部时间蛰居科隆贝,深居简出。但戴高乐追随者在政坛上却是十分活跃。人民共和党的费利克斯·加亚尔组阁,国防部长就是著名的“戴氏四虎”之一的雅克·沙邦一戴尔玛。沙邦—戴尔玛曾经委派前抵抗运动成员雷翁·德尔贝克作为他的特使,到阿尔及尔活动,为戴高乐再次出山作舆论准备。
德尔贝克在阿尔及尔进行了广泛的联络工作,宣传只有戴高乐才有威望和能力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德尔贝克回国后,不仅向沙邦—戴尔玛汇报了接触的情况,而且也向戴高乐的私人秘书奥利维尔·吉夏尔作了报告。他还对戴高乐本人谈过他到阿尔及尔进行活动的情况,并且说,阿尔及尔的军政领导人都期待戴高乐东山再起。戴高乐默默的听完了他的汇报,未置一词。
戴高乐的态度是审慎的,十二年都过去了,不能着急这一时,时机还不十分成熟,绝不轻易表态。1957年初,他对莫里斯·舒曼说 :“我再也不会重新上台了,永远也不 。”莫里斯·舒曼向戴派议员米歇尔·德勃雷谈了这件事。德勃雷是“戴氏四虎”中的元老,他是了解戴高乐的。他笑着拍拍舒曼的肩膀,神秘兮兮的说:“舒曼老兄,你错了。如果他对你说他永不再上台,那他是希望你说出相反的话。他所想的是另一回事 。”
1958年4月又一个政府因为阿尔及利亚问题倒台后,科蒂总统在内阁危机中想到戴高乐,于5月5日派人试探戴高乐是否愿意受命组阁。在静静的听完使者滔滔不绝的阐述科蒂总统的殷切希望,痛陈国家危亡的大体之后,戴高乐只冷冷的说了四个字 :“为时尚早 。”
——他要让科蒂明白:他不愿意同现在的议会一起治国,他需要的是特别权力,以便在紧急情况发生时独自行使政府大权,作出决定。要么让全法国都臣服在他一个人脚下,要么做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平民——“零或全部”,在这中间,绝不选择第三条道路,这是他从辞职那一天起就立下的决心,一个对冷酷而又伟大的决定。
此时,阿尔及尔的右翼军人和白人殖民者早已紧锣密鼓地策动推翻第四共和国。戴派首领也在巴黎紧张地活动。5月12日,米歇尔·德勃雷、雅克·弗卡尔、奥利维埃·吉夏尔等戴高乐的追随者在巴黎聚会,决定到适当时机即派前阿尔及利亚总督、“戴氏四虎”中的苏斯戴尔飞往阿尔及尔。但苏斯戴尔认为事关重大,行事之前必须请示深居科隆贝的戴高乐。十二年的隐居不是白费的,戴高乐此时已经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了,他知道阿尔及利亚问题给他重新执政提供了最好的时机,但他也知道,卷入军事政变会给自己的名声带来损害,十二年前,自己不就是因为拒绝军事独裁而辞职的吗?难道十二年后反倒会做这样的傻事?更重要的是——这是支持他的将军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他实际上并不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而只是把军队作为他重新掌权的工具。在吉夏尔汇报完情况之后,他淡淡的说了一句 :“让苏斯戴尔看着办吧,我不想过问这类事了 。”
戴派领袖们早已习惯将军说话做事的风格,他们当然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你们放手去做吧,别搞砸了就行。
苏斯戴尔立即着手秘密潜往阿尔及尔。
阿尔及利亚的形势正在迅速恶化。
5月初,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宣布他们处决了三名被俘的法军士兵。这一事件对于紧张的局势无异于火上浇油。5月10日,退伍军人协会决定,于本月13日在阿尔及尔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
5月13日,阿尔及尔从清晨起,气氛就格外紧张,月晕而风,预示着要发生一些异乎寻常的事情。
殖民者中的极右团体以各种名目出现,招摇过市,准备借口三名法国土兵被杀指责法国无能,进而要求成立军人政府。示威者的行进目标是占领总督府。5月13日刚过中午,商店就急急忙忙关上了大门,街上出奇的安静,不时走过一批一批的人群。有的声嘶力竭地喊叫 :“法国的阿尔及利亚 !” ,“让军队执政 !” ,“科蒂辞职 !” ,“把本·贝拉送上绞架 !”,“苏斯戴尔,苏斯戴尔 !”,偶尔地也有人喊几声“戴高乐,戴高乐 !”。
下午5时,高音喇叭响起来了 :“被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在突尼斯杀害的三名法国士兵的真正凶手,并不是叛匪,而是那些很久以来支持杀人凶手的法国知识分子和政客们!……无论当前政体的所有政府发出什么命令,我们都将看作一钱不值。现政府是个无所作为的政府。谁也不会听它的,谁也不会再服从它的。唯一合法的政府只能是一个公共安全政府。”
大约下午6时,示威者迫近总督府,横冲直闯,很快占领了整个大楼。玻璃窗被砸碎,家具被捣毁,纸片横飞 ,一个半世纪的文书档案被扔得遍地都是……半个小时过去了,总督府一副遭劫的样子。混乱中,时时可闻火药爆炸的声音,警卫施放了催泪弹。混乱稍微平息了一些,殖民当局的军政要员萨朗、马絮、儒奥、阿拉尔等聚在一起,准备成立公共安全委员会。总督府的楼顶上升了法国的三色旗。当这些人来到总督府时,忽然,人群中有人认出了空降司令马絮将军,扯着喉咙喊了一阵 :“马絮万岁!让军队执政 !”马絮神情紧张,急促地走进大门。这时是7点30分。
晚上8时45分,马絮出现在阳台上,当众宣读了一份匆忙起草的声明,宣告公共安全委员会成立,由马絮担任主席。随即马絮电告科蒂总统,他领导的公共安全委员会已经接管了阿尔及利亚的行政和军事事务。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军事政变。马絮把暴乱的组织者、军队将领和戴派分子都列入公共安全委员会中。当晚,在戴派分子的鼓动下,委员会给戴高乐拍了一封电报,呼吁他“把民族的命运掌握在手里 ”。
深夜的巴黎,由于社会党人普利文组阁失败,国民议会就弗林姆兰的内阁提名进行投票。终于在14日凌晨通过了弗林姆兰这一提名,第四共和国11年历史上的第20届政府成立了。从法律上讲,只有它才有权处理阿尔及利亚问题,但是已经没有人把它当回事了。
阿尔及尔的总督府门前,一直聚集着人群,等待着戴高乐的答复。戴高乐这几天曾在巴黎逗留了片刻,有人劝他在阿尔及尔的示威活动正在势头上的时候及时应命,只要他登高一呼,政权就可以到手,但他还觉得不到火候。但是,如果还不表态,又会让阿尔及利亚的叛乱分子失望,可能会使局势失去控制。于是5月15日,戴高乐决定打破沉默,发表了一个简短声明:
“国家的衰落不可避免的使得同法国结合在一起的各族人民疏远起来,使得战斗中的军队发生动乱,使得全国分崩离析,并且导致丧失独立。法国12年来,始终纠缠于党派政权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之中,它已经陷入了这个灾难性的过程。
上一次,国家在危急存亡的关头曾赋予我以重任领导全国救亡图存。
今天,当法国面临考验的时候,但愿全国知道,我已经做好了接管共和国权力的准备。”
“救亡图存”,戴高乐断定,对于法兰西民族来说,现在是另一个1940年6月。尽管措辞十分含糊,但至少表明戴高乐决定出山了。这给政变军人们大大的打了一针兴奋剂,他们决定不顾一切逼迫弗林姆兰政府倒台,给戴高乐上台创造条件,并制定了向法国本土进攻的“复兴作战计划”。
巴黎的空气十分紧张,台上的弗林姆兰政府朝不保夕,随时都有可能倒台。政界人士对于戴高乐重返政治舞台莫衷一是。人们从阿尔及尔的暴乱分子打出拥护戴高乐的旗帜,从苏斯戴尔摆脱警察局的监视前往阿尔及尔,从戴高乐一向谴责政党政治、反对第四共和国宪法等情况中,本能地把戴高乐重新执政同个人独裁联系起来,同在阿尔及尔发动暴乱的殖民主义分子联系起来。为了打消人民的疑虑,进一步控制局势,戴高乐决定与19日举行记者招待会。
全法国都在焦虑地希望了解戴高乐所说的他将准备掌握共和国的权力究竟意味着什么。
法国共产党反对戴高乐再次出山,社会党的多数也如此。但是社会党领导人居伊·摩勒和樊尚·奥利欧却支持戴高乐,不过他们要求戴高乐在第四共和国宪法许可范围内重掌政权,要求他谴责那些制造暴乱的殖民主义军人。
戴高乐19日的记者招待会是在巴黎道赛宫举行的。大厅里,新闻记者们熙熙攘攘,挤得水泄不通。
塞纳河两岸布满宪警和士兵,遵照内政部长儒尔·莫克的命令,把招待会大厅严严实实地包围起来。但是,始终秩序井然,没有任何骚乱。
戴高乐来到会场,除了他的侍卫官博纳瓦尔上校和一位司机以外,别无其他随从。当他看到政府竟动员了长龙般的装甲车时,不禁感到好笑,好像是要防范戴高乐带领一支突击队夺取道赛宫一样。政府就是由这样一帮胆小怕事的家伙组成的,难怪他们会在和军队的较量中败下阵来。法国的强大,难道可以依靠这样的政治家吗?如果现在德国人再一次打过来,他们的表现不会比1940年的法国当局好多少。想到这里,戴高乐脸上露出了轻蔑而又有些得意的表情:这是他的第二次1940年,20年过去了,现在还是只有戴高乐能够拯救共和国,他是法国唯一的英雄!直到这时他才确信,自己等待了12年的时机,终于到来了。
戴高乐高傲的坐到记者面前,他只回答他想要回答的问题。他拒绝谴责5月13日事件,他说既然连政府也没有这样做,他一个普通公民更不会这样做,何况暴乱已经平息下去了。他表示他所说的“掌握共和国权力”,是指他“已作好准备去恢复国家的权威和民族自信”。最后,戴高乐说 :“我现在还将回到我的村庄去,并且将在那里听候国家的调遣 。”
会后,戴高乐立刻返回了科隆贝。
他并没有只是等待。5月23日,他致电萨朗将军,要求他派人到科隆贝来向他报告一下阿尔及利亚的情况——尽管他声称自己只是普通公民,对一个手握数十万军队的将军说起话来却俨然是上级命令下级的口气,而萨朗将军听起来也觉得十分自然。5月24日,公共安全委员会派往科西嘉岛的伞兵接管了当地政权,政府调派警察去恢复当地的合法政权,但警察却和叛乱者一起行动了。极右派还正在准备着“复兴行动”,放出风声说,只要戴高乐赞成,他们就于5月27日在巴黎动手,拥戴戴高乐上台执政。弗林姆兰的住所被威力不大的塑料炸弹炸的乱七八糟,总理和部长们都吓得不敢在自己家里过夜,整个巴黎陷入一片混乱,国防部长手里没有军队(主要军队都在阿尔及利亚),内政部长手里没有警察(能调动的警力已经在科西嘉跟叛乱分子合流了),阿尔及利亚事务部长甚至无法到阿尔及利亚去一趟(去了估计就回不来了)。
5月28日,萨朗的代表杜拉克将军来到科隆贝,向戴高乐报告阿尔及利亚的情况。杜拉克说,萨朗认为,如果戴高乐不尽快掌握政权,殖民军的最高司令部就无法阻止极右派军人率众向法国本土实行“复兴行动 ”。戴高乐表示他不希望通过军事政变上台,他要的是合法的民主程序。杜拉克回去后向萨朗作了汇报,萨朗立即通过广播说:他已经与戴高乐将军取得了联系,将军已经开始采取行动接管国家政权,切望目前不要采取任何像“复兴行动”那类举动,拟于30日发动的“复兴行动”暂时取消,决定待“伟大的夏尔”遇到困难时再举行。
敢于蔑视中央政府的权力的暴虐的叛军,却像一个恭顺的孩子一样听从一个隐居乡下的老人在千里之外发出的指令,让第四共和国的政客汗颜无比。他们终于知道,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挡戴高乐上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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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2005-5-1 19:19

5月28日,筋疲力尽和走投无路的弗林姆兰在绝望中向戈蒂总统递交了辞职书,他的内阁只维持了15天。戈蒂此时明白,只能请戴高乐出山了。当天,科蒂邀请戴高乐和国民议会议长安德列·勒特罗盖以及参议院主席加斯东·莫内维尔见面。
会谈一开始就很僵,戴高乐提出了许多过分的要求。他要求议会授予他两年的特别权力,包括立宪权。在这两年内,议会必须完全休会,所有事情都要按照他的个人意志办理。同时他也不按照惯例去和各个政党领导人磋商,甚至也不参加在他授权仪式上的答辩。
勒特罗盖是社会党人,一听戴高乐说完就发起火来:“你说的根本不符合宪法。从阿尔及利亚到现在,我对你这个人真是看透了,你有一个独裁者的灵魂,根本不知民主共和为何物!你只想着你个人的权力!”
戴高乐冷冷的回答道:“你所要捍卫的民主、共和是我拯救的嘛,勒特罗盖先生。”
这时莫内维尔插话了,他是著名的“戴氏四虎”之一,当然要向着自己的精神领袖,但他没想到将军都这么大把年纪了还喜欢这么胡来,只得婉转的告诉他,按照法律,议会能授予的特别权力的期限最长只有六个月,还给他谈了一些宪法的细节问题。戴高乐显然对这个爱将的话是听得进去的,但将军的话不能随便更改,他对莫内维尔的劝告未置可否,会谈结束后便起身回科隆贝去了。
第二天,戈蒂向两院起草和宣读了一份文件。他在文件中提醒法国存在内战的危险,并向“那位法国最杰出的人士,那位在我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里曾领导我们争取自由,而且把全国团结在他周围之后,毅然拒绝建立独裁制而建立了共和国的那位人士”发出召唤。这是公开呼吁戴高乐出面组阁。戈蒂郑重声明,如果这一尝试失败了,他将辞去总统职务。这是没有实权的第四共和总统首次也是最后一次强力干预国家政治事务。
30日,弗林姆兰政府辞职。6月1 日,戴高乐按照宪法,来到议会,宣读他的施政纲领。他要求给予他解决阿尔及利亚时局的特别权力——不过他没有说明特别权力的期限,他还要求授权他起草交全民表决的新宪法。根据惯例,在这之后还应该有一个答辩的过程。但宣读完之后,还没等反对派们开口,他就头也不回的走出了议会大厅。尽管议员们对此一片哗然,还有人站出来大声指责这是一种蔑视宪法的行为,但最后的投票结果,戴高乐以329票赞成,224票反对,32票弃权当选为总理。
第二天,国民议会又以绝对多数通过了三项决议:
授予新政府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特别权力;
授予新政府6个月的特别权力;
授予新政府修改宪法并交付全民表决的权力。
会后,经参议院同意,国民议会宣告解散。
——离开总理宝座12年之后,戴高乐终于通过合法手段取得了他想要获得的权力。而新宪法一旦为国人所接受,第四共和国就将寿终正寝,第五共和国便将应运而生。戴高乐重返政坛后,立即着手三件大事:第一,起草一个加强总统职权的新宪法,以取代第四共和国宪法;第二,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以及其他殖民地问题;第三,振兴法国经济。
在一般人看来,戴高乐是因为阿尔及利亚危机上台的,首要任务当然是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但对戴高乐来讲,他的目标远远不止稳定目前的局势,阿尔及利亚问题不过是他彻底改造法国的一个契机,因此,新宪法的制定才是重中之重。而且,上一次辞职的已经让他坚信,人民的支持是靠不住的,如果先解决了阿尔及利亚问题,他们又会“好了伤疤忘了痛”,必须趁热打铁,抓紧起草并通过第五共和国宪法。为此,戴高乐指定了坚决拥护其立宪观点的德勃雷主持制宪,并要求他严格按照自己于1946年6月16日在小城贝叶的讲话的精神为依据制定新宪法草案——那是他辞职以后第一次公开讲话,在那次讲话中,戴高乐首次系统的阐述了自己的立宪思想。德勃雷组织了一个精干的起草小组,动手草拟新宪法草案,准备在四个月内提交公民投票。
阿尔及利亚的情绪也是必须照顾的。6月4日,戴高乐飞抵阿尔及尔,局势基本恢复了平静,但是战争还在继续,极右派仍希望戴高乐成为他们的靠山。戴高乐在阿尔及利亚逗留三天,他虽然也喊过“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万岁 !”,但是他知道依仗武力镇压是行不通的。在隐居的十二年里,他虽然深居简出,却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二战以后民族解放的潮流让他明白,大国殖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只有让阿尔及利亚人民自决来选择自己的道路才是唯一明智之举。戴高乐觉得,他必须尽快地通过谈判实现停火,否则军方就会利用一切借口延长战争。戴高乐派人在瑞士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进行秘密接触。谈判的时机虽然还没有成熟,但积极的试探已在进行了。极右派军人策动的暴乱为戴高乐的东山再起打开了通路,然而作为既是军人,更是政治家的戴高乐却决心不让他们牵着鼻子走,对他们提出的极端主张,决定不予支持。不过在自己的权力彻底巩固之前,他仍然命令军队继续镇压阿尔及利亚起义军,一方面保证军队对他的支持,另一方面为以后的谈判创造有利条件。
6月7日,戴高乐从阿尔及尔回国,到巴黎后,他马上着手解决阿尔及利亚以外的殖民地问题。在6月13日的广播讲话中,戴高乐宣布法国政府正在考虑与“海外领地”建立某种新型关系的方案。
新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为了加强新宪法草案的权威性,还成立了一个以雷诺为首的委员会讨论和修改宪法草案,戴高乐本人也时时参加讨论。到8月14日,新宪法草案即公诸于世,准备9月28日,议会暑假结束前的一个星期交付公民投票。
新宪法草案的特点,首先是扩大总统权力。它赋予共和国总统国家元首、三军统帅和共同体总统的权力。总统任期长达七年,可以连选连任,不得被弹劾,除因叛国罪外不得因为任何职务行为接受司法审查。总理不再由议会产生,而由总统直接任免,无须议会同意。内阁部长由总统根据总理的提议任命。总统有权主持召开国务会议,签署法令,批准国际条约,可以不经内阁附署,单独采取某些重要行动,如解散国民议会、将重要问题直接提交公民投票等。特别是宪法第16条规定,“当共和国制度、国家的独立、领土的完整、国际义务的履行受到严重和急迫的威胁,宪法公共权威的正常发挥中断,总统有权根据形势需要采取各种措施。”这就使法国总统权力骤然膨胀,甚至超过了典型的总统制国家——美国的总统权力,因为美国总统至少可以被两院以三分之二多数弹劾,并且部长的提名必须经参议院多数票通过,而法国总统的权力完全不受这些限制,这在法国历史上是少有的。
新宪法草案对政府的权力加以明确规定,政府成员均由共和国总统任免。“政府成员不得同时担任议员职务”。议员一旦被任命为部长,就得辞去议员职务。此举使政府的实际结构非议员化,政府得以摆脱议会党派的限制,提高政府对议会的权力。新宪法还改变了以前只有议员才能直接进入政府任职的陈规,有利于从议员之外挑选部长,而且有可能改善政府自身的素质,提高效率。
新宪法草案对议会的权力做了诸多限制。虽然议会仍然拥有立法监督的权力,但有许多立法要受到总统、政府和宪法委员会的限制。新宪法规定所有的法律都要由议会通过,但又规定总统有权越过议会把议案直接提交公民表决,议会因为立法或监督政府的某些事项而影响政府权力时,政府可以阻碍投票,使法案无法通过。当政府和议会出现分歧时,总统可以解散议会,或使议会无限期休会。在议会的议事程序中,信任投票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和一套繁琐的程序。新宪法草案还对议会两院的关系做了调整,第四共和国时,参议院的权力大大低于国民议会的权力。现在,两院几乎享有同等的立法权,当总统未能行使其职权时,也不再又国民议会议长担任,而改由参议院议长担任。这样,可以使两院保持平衡,相互制肘。
总之,这部宪法草案代表了一场极为深刻的法国政治变革,它使共和国总统拥有广泛的行政权、内阁成员任免权、立法权,以及撇开议会单独行动的“特别权力”,并大大限制了议会的权力,尤其是使行政权从立法权中独立出来,终结了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议会居于权力核心地位的传统,使法国从一个议会制共和国向总统制共和国演变。
9月28日,法国公民投票以79.2%的绝对多数通过的新宪法。民意调查显示,有将近一半的公民根本没有看过新宪法文本就投了赞成票,在看过新宪法的公民中大部分人对总统制与议会制的区别不甚了了。但他们已经厌倦了第四共和国没完没了的政府更迭,希望有戴高乐出来第二次挽救法国却是真诚的,他们信任将军,所以投了赞成票——一个国家的延续上百年政体,就这样被一个人的威望和意志决定了。
新宪法被人民接受就等于戴高乐再次被人民接受,三个月后,戴高乐以同样的多数——79%当选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统。
第二年1月8日,戴高乐驱车前往总统府就职。
前任总统勒内·科蒂用这样话来迎接他 :“第一个法国人现在成为了法国第一人 。”随后,两任总统并肩乘一辆敞篷车前往凯旋门,履行向无名烈士致敬的例行仪式。在从爱丽舍宫到凯旋门的路上,挤满了成千上万夹道欢迎的群众,他们大声呼喊:“戴高乐万岁!”——法国人民终于第二次“发现”了戴高乐。
在这个狂热的场面中,他一言不发,高举双臂,用他那著名的大“V”字形动作回应人民的欢呼,他那冷峻而高傲的表情充分说明,他还是一个独裁者,一个两次拯救了民主的独裁者。

敬献完花圈以后,谁将陪同戴高乐一起返回爱丽舍宫呢?这将意味这他在将来会大受戴高乐宠爱。
第五共和国首任参议院议长莫内维尔、国民议会议长沙邦-戴马尔、政府总理德勃雷——除了总统以外法国最有权力的三个人物、将军身边最著名的三个追随者、第五共和国的三大开国元勋,都用渴望的眼神看着戴高乐。
将军的目光从他们身上扫过——都没有停留。他却向无官一身轻的蓬皮杜招手:“你陪我到爱丽舍宫去。”
“我?”不爱抛头露面的蓬皮杜显得有些吃惊。
“是的,你。”戴高乐坚定的点点头。
众人用惊讶的目光看着这一幕的发生。目送着蓬皮杜与戴高乐坐车远去,一种深深的失落感同时掠过莫内维尔等三人的心头。
“岂有此理!这个无名小卒居然……”性子冲动的德勃雷忍不住要破口大骂。
“算了。”沙邦-戴马尔劝止住他,“将军是不想在我们中间表现出偏爱。”
“不,”冷静的莫内维尔摇头说道,“蓬皮杜将是下一任总统。”
三个人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凯旋门……
半个小时以后,戴高乐在蓬皮杜的陪同下回到爱丽舍宫。刚进门,就接到了老朋友丘吉尔的贺电:
“祝贺您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愿法国今后在您的领导下,从此走向更加富强、更加伟大!”
看着丘吉尔的贺辞,戴高乐冷峻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竟然忍不住哈哈大笑,拍着蓬皮杜的肩说:“你看,你看,这个英格兰老头子终于对我心悦诚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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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2005-5-12 15:13
楼上的第八元素是本文的作者,也是我一个很敬重的朋友。本帖的发表是基于他的授权,在此向他表示敬意!下面我接着来:

后记:不同的政体
戴高乐辞去总理职务,归隐十二年。要争的无非两样东西:总统制还是议会制的问题,多党制还是两党制的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的理解戴高乐以及他领导的政治体制改革所产生的影响。
一,总统制和议会制
按照传统的概念,议会制国家,总统没有实权,仅仅是象征性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是国家总理,对立法机关——议会负责,而不对总统负责;在总统制国家,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政府无须对议会负责。
这两种制度的主要差别是行政权利的归属,即行政权力是独立的还是依附于立法权力。戴高乐所以倡导总统制,很大的原因就是追求行政权力的独立。
最典型的总统制国家是美国,最典型的议会制国家是英国。它们同时也分别是这两种制度的发源地。英国的议会制是在与国王争夺国家权力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它根据代议制民主的理论,奉行“议会主权”原则,由民众直接选举的众议院处于权力的中心地位,政府对议会负责。但作为英国原殖民地的美国,则发展出完全不同于英国的总统制政体。在1781年北美解放的13个殖民地代表们在一起开会制定宪法的时候,他们谈论的最多的不是怎样发挥民主,而是怎样限制民主,因为这个时候民主已经是无须谈论的原则了,正如本书《民主社会的基石》中所言,在他们眼中,权力没有分立或权力不受限制的民主是可怕的民主,必将带来“多数人的暴政”。他们当时主要考虑的不是防范个人独裁,而是要限制民主选举产生的议会的权力过分扩大,因为立法权在三种权力中地位非常突出,行政机构必须根据它的决议行动,司法机关也必须根据它通过的法律判决。为此,他们主要采取了两个措施,一个是一种全新的两院制。英国的参议院形同虚设,几乎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众议院,而美国宪法授予了参、众两院几乎平等的立法权力,并且可以相互审查对方通过的法案,参议员按每州两个议员名额选出,众议员则按人口比例划分的选区选出。这样,就在三权分立的范围内再将立法权加以分立和制衡。第二个措施就是强化了总统的权力,总统掌握行政权,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有权组织政府,无须对议会负责。所以他们最后选择了总统制,认为总统制是一种比议会制能更好的平衡国家权力的制度。
当然,采用总统制政体还有一个原因,就当时是各州之间联系过于松散,不像一个国家,一个掌握实权的总统可以比议会更好的维护国家的统一,一个具体的个人的形象比一个抽象的议会更能让国民感到国家最高权力的存在,更能把国民对国家的感情连接起来。对于这种思想,伯恩斯在他的《领袖论》中讲得非常形象:
“在儿童形成国民意识时,发现总统的地位甚至比街头看到的警察还高。总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个人形象,简直就是孩子们眼中的上帝。他们看到的政府机构首先是个人化的,一位小学生就说:‘政府就像总统,但是,它又不完全是总统。’……
‘朱迪,你知道政府里都有什么人吗?’
‘知道,有总统。’
‘你知道总统什么?’
‘嗯,这个……噢,天哪,他……,啊,制定法律,还有……,对了,他总想把事情办好。’——就这样,总统帮助孩子们弄懂了政府的含义。”
根据伯恩斯的分析,孩子们国民意识的发展,首先是把它具体为一个人——总统,然后是行政机构,然后是议会和法院,最后才能理解完全抽象的“国家”的概念。就像我们小学的时候学那篇课文《毛主席在延安》,当时唯一关心就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谁大?而被告知毛主席最大的时候,就感到心满意足了。直到初中,才对政府和军队的关系有了了解,而到了高中,才能明白党和政府又是什么关系。所以,从人的心理发育上来分析,一个掌握实权的总统,对于民族感情的凝聚、国家的团结,是有很大作用的。
总统制和议会制相比,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更容易推行改革措施,使国家能不停的适应新形势的发展。总统由全民选举产生,直接对这个国家负责,在任期一定、无法滥用权力谋求私利的前提下,他最大的利益就是让国家强大、人民幸福,以此来换取自己的历史功绩和受人民拥戴的成就感。所以他往往能够不顾个别利益集团的要求,根据自己的独立判断做出决定。一般而言,尽管总统是人民选出来的,但是由于总统本人具有的才智、知识、判断力远远高于普通人,所以在很多具体问题上总统个人的抉择往往要比人民的看法更正确、更长远,从而把国家推向前进。而议会制国家,议会中各个党派的往往会注重自己所代表的那一部分利益集团的利益,而忽视国家的整体利益,民主的表决机制往往会延误改革举措的施行。
这两种政体在改革方面的对比可以从英、美两国在两次经济危机1929年大危机和1973年石油危机中的表现。这两次危机的爆发,从表面上看,一次是由于金融市场的崩溃,一次是由于石油供应的短缺,但从根源上来说,都是本国的经济结构不能适应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造成的。29年危机是在从轻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向以机械石化为主导的重化工业结构的转变过程中出现的。这个时候正确的做法是积极调整产业结构,逐步减少轻纺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发展机械化工工业,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美国人在经过痛苦的挣扎后,选出了主张改革的罗斯福,在任期内,罗斯福不理会传统产业利益集团的压力,大刀阔斧的进行了改革,大力扶持新兴工业,而对传统工业的衰落不予保护,最后使美国建立了强大的重化工业基础,为二战的胜利以及战后的经济霸主地位奠定了基础。而英国则由于传统工业势力强大,反对改革,国会始终无法通过对经济结构进行彻底改革的决议,反而将大量的资金用于对这些没落中的产业进行补贴,以维持其生存。新兴工业由于力量还不强大,很少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发展缓慢,使得英国很快被德国、日本所超过。
73年的石油危机也是一样,它反映的是2、30年代建立起来的机械化工为主导的重工业体系已经落后了,而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新型产业结构呼之欲出。美国在石油危机中,刚开始也采用传统扩张性财政政策,花了很多钱补贴能源消耗量大的重化工业,但没有取得什么成就,里根上台以后,大力推行紧缩政策,减少补贴,这样,很多传统大耗能工业难以维持,要么破产,要么向外国转移,要么厉行能源节约,使得国民经济对石油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而克林顿上台后,又推行“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大力扶持信息产业,使美国在“信息革命”中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而英国还是跟29年一样,拼命通过石油补贴来维护传统重工业的发展,以保障那些部门工人的就业,很快在信息化时代被远远甩在美国后面,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进一步落后。直到信息化已经成为席卷全球的潮流之后,英国人才匆匆忙忙通过了发展信息产业的计划,但是对于传统工业的消极补贴,却始终由于各种势力的阻挠,一直无法取消。
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在阿尔及利亚危机中,无法采取改革传统殖民主义政策的大胆举措,也是议会制弊端的体现。戴高乐出任第五共和国总统之后,很快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违背了支持他上台的军方和殖民者们的利益,借口玩忽职守撤掉了萨朗将军的职务,停止了在阿尔及利亚的军事行动,最后通过全民投票让阿尔及利亚获得了独立。因为他是受全民委托的总统,任何政治派别的反对都奈何他不得,他认为这样做是符合国家利益的,所以什么都不能动摇他让法国结束几百年的殖民统治的决心。
当然,总统制的这种优点也必然带来相应的缺点,最典型的就是1963年肯尼迪遇刺后,接替他的约翰逊总统为了在1964年大选中获胜,大力鼓吹和平论调,承诺尽快结束越南战争。但他在当选后却一意孤行,不停的扩大对越战争,直到1968年下台,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他。这种情况在议会制国家就不太可能发生,一个违反诺言、违背人民利益的政府不可能存在四年之久。由于本文是作为戴高乐传记的后记,所以重点阐述了总统制的优点,要深刻理解总统制和议会制的优劣,还需要做更加辨正的全面的分析。
二,多党制和两党制
终其一生,戴高乐都是他所谓的“政党政治”的敌人。但实际上,他自己也离不开政党,在1949年组织了法兰西人民联盟参加竞选,在1968年又组织了保卫共和联盟。他反对“政党政治”,并不是单纯的反对政党,只是反对众多政党互相斗争、目光狭隘,影响政府效率,干扰政府行政。为了彻底改革法国杂乱无章的政党制度,他改原来的议会比例代表制为选区代表制,要了解这个变革的意义,就要从多党制和两党制的区别谈起。
西方现代宪政理论倡导结社自由,成立政党的权利受宪法保护,所以不存在法律规定本国采取“两党制”还是“多党制”的问题。两党制或多党制的形成,实际上根源于选举法中对议会选举制度的规定。议会议席的选举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比例代表制,一种是选区代表制,一般而言,前者会导致多党制的产生,而后者则会导致两党制的产生。
法兰西第三、四共和国就采用的比例代表制,即在全国公民中投票,根据各个政党的得票比例分配议席。比如众议院有三百个议席,再假设全法国有选举权的公民6000万人,那么一个政党只要争取到20万张选票即可以在议会中获得一个议席。这种选举制度的好处有利于反应社会各种势力的呼声,每一个利益集团——农民、工人、中产阶级、大资产阶级、法西斯分子、一些小的宗教派别……只要人数超过20万,就可以组织一个政党,获得议席,到议会中发表自己的意见。但它也有很多坏处,最主要的坏处就是党派太多太杂,谁也不能单独在议会中取得多数,议会要通过一项决议很难,会影响国家政权的正常运转。二是每个政党都专注于自己所代表的集团的特殊利益,社会的主流意见却往往被忽视。那些数量较少但是组织严密、团结一致的集团反而能比一些庞大而松散的集团更能发挥力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魏玛共和国的纳粹党。纳粹党是当时德国所有政党中唯一实行“党魁独裁制”的党派,刚开始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完全用一个声音说话,行动绝对一致,而那些反应主流思想的中间派(包括温和的左派和温和的右派)的政党却无法团结起来抵抗纳粹的威胁,中央党、民族党、社会民主党等等,各自为政,最后被纳粹各个击破,建立了希特勒的个人独裁。这种情况在两党制的国家几乎不可能出现。
而选区代表制最典型的莫过于英国,它把全国划成659个选区,每个选区的选民约在6-7万人之间,每个选区选出一个众议员名额。这样,那些代表小集团的党派就很难生存。比如一个主张女性应该在家庭中取得主导地位的政党,可能在全国有20%的人支持这一个观点(我们称之为激进派),而50%的人反对(我们称之为保守派),30%的人持中立态度(我们称之为中间派),如果是比例代表制,那么激进党就可以在国会获得20%即一百多个席位,俨然是一个大党。但在选区代表制下,每个选区中投给主张男性应该在家庭占主导地位的保守党的票都比激进党多,这样它的候选人就会落选,最后可能连一个议会席位都拿不到。所以,这样,整个社会的主流观念得到了体现,而非主流的政党就没有什么机会生存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激进党为了生存,就会和中间党联合,提出比较温和的主张,提倡男女平等,关怀女性的弱势地位等主张,这样它们就能获得50%的支持。在不同的选区,比如在经济发达地区的选举他们就能获胜,而在经济落后地区败给保守党,最后双方在议会基本势均力敌。所以,可以看出,在选区代表制下,极端的观点很难生存,中、小的政党要想存在下去,就会趋向于联合,最后形成两大政党对垒的局面。双方都会很注意照顾主流观点,不敢提出很激进的主张,只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有所偏差而已。
根据第五共和国宪法制定的法国议会选举法中,改第四共和国的比例代表制为选区代表制,从此以后,法国进入议会的政党数目就开始不断减少,从1958年的12个政党,减少到4-6个左右,而进入80年代以来,这4-6个政党也开始走向联合,如共同推举候选人,提出共同竞选纲领等,并在1986年大选后,正式形成比较稳固的左、右两大联盟,左派联盟主要包括法共、社会党和绿党,右翼联盟主要包括保卫共和联盟和法国民主联盟。尽管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我们从中已经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了选举制度的变化导致了法国由一个多党制国家向两党制国家的过渡。
第五共和国诞生近40年来,法国只产生了五位总统:戴高乐、蓬皮杜、德斯坦、密特朗和希拉克,完全改变了第四共和国那种政局动荡的局面。法国经济因此得以长期持续发展,保持了世界第四经济大国的地位(前三位是美国、日本、德国),尤其是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不停的推进欧盟的改革和自身的改革,甚至可以说是主导了这一进程。这些巨大的变革措施,如果还是第四共和国的政体,根本不可能在议会获得通过,即使通过了,一个陷于内部纷争、政府三天两头倒台的国家也不可能在欧洲统一进程中发挥主导性的作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选择不同的政体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具有多么巨大的影响。所以《民主社会的基石》中指出的四点其实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选择合适的政体,建立完善的选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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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是谁隐瞒了列宁遗嘱?
“斯大林同志担任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否永远谨慎的使用这种权力,我没有把握。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可能是一件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列宁 《致全国代表大会的信》 1924年
背景:
1917年11月25日,十月革命爆发。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夺取了国家政权,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也由一个默默无闻的激进分子成为世界瞩目的政治明星,成为与马恩并驾齐驱的无产阶级导师。
他的事业亘古未有,他的威望无人能及。
在列宁周围,是一群精力充沛、能力出众、雄心勃勃的革命者和政治家。
他们包括十月革命的军事领导人托诺茨基、共产国际领导人季诺维也夫、长期追随列宁的加米涅夫、党内年轻的理论家布哈林等等,当然,还有一个不太起眼的格鲁吉亚人斯大林。
尽管他们性格各异,有些互相不服气,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也相左,但都对列宁无限崇拜,满怀信心的希望列宁能够带领他们把俄国建设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构想中的理想社会,开创一个人类历史的全新纪元。
但谁也想不到,命运只给了光芒万丈的列宁六年的时间来继续他的事业。1918年,列宁在莫斯科的米赫里工厂对工人演讲结束后,一个叫范尼•卡普兰的女社会革命党人从汽车后面扣动了扳机……
这次枪击并未致命,但严重损害了列宁的健康。由于射入体内的铅制子弹头一直没有找到,它日积月累,最后终于导致了严重的铅中毒。
突变来的太快,1924年1月21日,列宁去世了。
他没有指定自己的继承人。
围绕继承人问题,这些曾经共同战斗的同志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1934年2月10日,俄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此时,斯大林坐在他的办公室里静静地抽着烟斗,细细品味着这次大会的给他带来的成就感:
反对派看来已经被彻底制服了。除了已经被驱逐出境的托诺茨基外,所有被打倒的反对派的头面人物都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在大会上承认错误,对总书记歌功颂德。他们在会议上表现得真听话。加米涅夫,哼,这个没有原则的家伙,居然真好意思在数千名代表面前自己骂自己是“政治僵尸”,然后大吼:“我们的领袖和指挥员斯大林同志万岁!”——他追随列宁那么多年,马克思理论修养到哪里去了,连拍马屁都不够档次。季诺维也夫还算有点水平,知道把总书记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列起来赞颂。还有一些托诺茨基分子,也都毫不吝啬对他们以前的精神领袖的尖刻批评。对于这些人,只要真心承认总书记的伟大和正确,还可以重新入党,甚至考虑安排给他们安排点出版社、科研机构领导之类的闲职。
至于那些忠实的仆人,说得简直有点肉麻了。伏罗西诺夫这头蠢猪,竟然口不择言的把伟大领袖和“猪嘴”放到同一段话里,说什么:“有了斯大林同志这样久经考验的、英明的、最伟大的领袖,无论什么猪嘴或其它什么恶心的嘴,无论它伸到那里,都吓不倒我们。”看来是拍马匹拍的太高兴,竟然忘乎所以了。
还有共产国际的代表,听听他们怎么说,“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嗯,想想,如果二十年前在库列卡伊村的寒风中梦见有人对自己说:“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怕是做梦都要笑醒呢——人的命运真是难料啊。谁能想到会有今天呢?列宁去世已经有十年了吧,看来巩固自己权力的斗争确实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报纸上说的没错,它就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当然,有一点报纸上没说,它还是总书记伟大成就的总结大会。
……
卡岗诺维奇和计票委员会主席扎东斯基走了进来,打断了总书记的畅想。
卡岗诺维奇显得激动而且焦躁不安,他向斯大林汇报了出人意料的投票结果:在1225名代表中,3人投票“反对”基诺夫,而有近300人投票“反对”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中,斯大林得票数倒数第一!如果不是等额选举,总书记甚至已经被选出了中央委员会。
斯大林静静的听完了卡岗诺维奇的汇报,一言不发,拿下烟斗在烟灰缸上轻轻的敲了几下,抖下一些烟灰,又继续慢条斯理的抽了起来:
原来如此。
原来那些反对派们的反悔全都是假的。他们利用总书记好不容易才表现出来的一点宽大作风,混进代表大会,想联合起来把他搞掉——自己以前对他们太仁慈了,仅仅是把他们开除出党或者流放。
必须从肉体上加以消灭!
基诺夫?想起这个名字,斯大林皱了一下眉头。他确实在反对托诺茨基的斗争中给了自己很大的支持,所以才把他调到列宁格勒去当第一书记,让他去清洗隐藏在州党委中的季诺维也夫分子。但你看看他都干了些什么,他跟普通百姓住在石岛大街的一栋大楼里,在院子里跟邻居们的孩子捉迷藏,步行上街,在街上跟不认识的人交谈……这简直就是在故意逞能!他显得平易近人,完全是在跟总书记过不去。他实际上是想说明,斯大林深居克里姆林宫,警卫森严,从不在街上走动,也不去和孩子们捉迷藏,是想说明斯大林害怕人民,而基诺夫不害怕。看看他在列宁格勒枪毙过几个人?他根本不愿动用总书记授予他的特权来镇压那帮不满分子,反而替他们辩护,把他们团结到他的周围。他显得宽厚仁慈,无非是想突出斯大林的冷酷无情。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在大会上他站起来发言的时候,掌声会跟总书记发言时一样热烈。他居然得票第一,看来如果有人提议让他担任总书记,这个提案肯定会获得通过了。
自己还想过把他从列宁格勒调回莫斯科,给他一个闲职,现在看来,没有这个必要了。
这样的人显然不适合继续活在世界上了。
斯大林决心已下。
一场血腥的悲剧即将拉开帷幕。
——实际上,在精心挑选的代表中间,有近1/4的人透过投票表示了自己对总书记的不满,并非反动派的阴谋。它完全是斯大林疯狂的农业集体化政策造成的:
斯大林在农业集体化上采取了他一贯的蛮干态度,强行剥夺农民的剩余产品来加速工业化进程。但农民对集体化的反抗使国家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斯大林命令镇压所有抗拒集体化的农民,结果却真的在许多地方引起了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在北高加索和乌克兰的某些地方,政府甚至动用了武装直升机来镇压农民暴动。
负责镇压暴动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边防军司令弗里诺夫斯基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汇报说,在北高加索的许多江河中顺水漂流下来几百具尸体——讨伐部队的损失如此惨重。同样,暴动也遭到了极其残酷的镇压,几万个农名未经法庭审判就被枪毙,几十万农民被流放,他们在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集中营的苦役中慢慢的死去。
大规模集体化的另一个后果就是饥荒。饥荒席卷了昔日的欧洲粮仓——乌克兰以及库班、伏尔加河流域和其它一些地区。根据国家政治总局向斯大林作的报告,共有350万人被饿死——这显然是经过压缩的数字。早在1932年,就产生了几十万无家可归的儿童,他们挤满了许多大城市和火车站,乞讨和偷盗成了他们谋生的唯一手段。斯大林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就解决了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凡是在抢劫粮仓或者在扒窃火车时被抓住的人,不管他是成人还是儿童,统统枪毙。
尽管各种宣传机器仍然大肆渲染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遍布全国的危机不可能不在人民当中引起强烈的不满。但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敢于公开反对斯大林了,只是在无记名投票的时候,他们不约而同的投了反对票以表示不满。
谁也想不到,这种小心翼翼的抗议竟会遭到了如此猛烈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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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2005-5-12 15:15

1934年12月1日,下午四点,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基诺夫写完了一个报告。他把写得很潦草的笔记本放进上衣口袋,给斯莫尔尼宫打了一个电话,说他马上出发。他要去参加一个党的积极分子大会并发言。妻子叫他到餐厅里吃饭,可时间太紧,他自己跑进厨房胡乱吃了一点,然后穿上大衣,戴上他那标志性的卡其布帽子,和家人匆匆道别,坐车直赴斯莫尔尼宫。
下车后,基诺夫快步走进了空荡荡的斯莫尔尼宫,他感到背后似乎少了如影随形的警卫员的脚步声。但这并未引起他的警觉。他独自一人走上三楼,向州委第二书记的办公室走去。在铺着地毯的走廊上,他甚至连自己的脚步声也听不到了。当他停下脚步准备开门的时候,身后响起了低沉的枪声。
有人在很近的地方向他开了枪。
子弹击中了基诺夫的颈部。他摇晃了一下,转过半个身子,想看看是谁开的枪,然后一头载倒在地上。他认识这个人,尼古拉耶夫,自己经常和他那漂亮的芭蕾舞演员妻子幽会。这个妒火中烧的家伙一度威胁要杀死自己,现在他做到了。但是,警卫员到哪里去了,谁让一个普通党员持枪进入戒备森严的斯莫尔尼宫,谁告诉他基诺夫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在第二书记的办公室?
基诺夫永远不会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了。他在血泊里挣扎,直到咽完最后一口气,内务部的特工们才跑进走廊,逮捕了凶手。
两个小时以后,斯大林带领全体政治局委员乘专列奔赴列宁格勒。在列宁格勒车站,斯大林把所有前来迎接的人臭骂一通,给了内务部列宁格勒局长梅德伟季一个耳光。斯大林随即亲自主持了对凶手的审讯。并宣布他是季诺维也夫地下恐怖组织的成员。
就在案发当天,斯大林抛出一份修改刑事诉讼法的紧急文件。他甚至等不急让形式上的国家元首、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签字,而强迫执行委员会秘书叶努基泽签署。这份被后世称为“基诺夫法”的文件规定:
“1.对于被控准备或进行恐怖活动者,侦察部门奉命加快办案时间;
2.对于这一范畴的罪行,审判机关奉命不得以研究能否赦免为由而延缓对死刑的执行,因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此种罪行是不可宽恕的;
3.对于上述范畴的罪犯,内务人民委员部各机关奉命在判处死刑后立即执行。”
大屠杀的许可证已经颁发,苏联政治生活中最血腥、最黑暗的时代来临了。在这场疯狂的清洗中,斯大林将他的残暴发挥到了极至,国家机器完全成了他手中的杀人工具。
俄共(布)十七届代表大会的1225名代表中,有1089名很快被逮捕,他们大部分死在内务部的地下室和集中营,139个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被逮捕并处决,还有12人被迫自杀。
在首届苏维埃政府的16个成员中,除了四个在1934年前死去,剩下的12人全部被斯大林枪决或秘密杀害。
在乌克兰,基辅市和地方的领导干部几乎全部被捕。1938年召开乌克兰党的代表大会时,查明这个共和国的党员人数已从1934年的45万人减少到28万;这十几万人到哪去了?被他们的总数书记逮捕、枪毙了……
在白俄罗斯,几乎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在“大疯狂”中死去了……
在格鲁吉亚,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在1937年5月举行,出席大会的644名代表,有245人在当年被逮捕…………
军队的损失更为惨重,苏联5位元帅中的3位被枪决,17位集团军司令中的15位被枪决,67个军长中的60个被枪决,199个师长中的136个被枪决,397个旅长中的221个被枪决,456个上校中的401个被枪决。59个军级以上政委中56个被枪决,97个师政委中79人被枪决,36个旅政委中35人被枪决。还有三分之一的团政治委员以及许许多多的中级和下级的指挥人员……
知识分子当仁不让的成为了重点清洗对象,1936年至1939年的三年间,被处决的苏联作家人数是全苏作家协会会员的1/3……
在斯大林亲自指挥的这场清洗中,至少有七百万人被捕,其中三百万人被枪决或迫害至死,相当于进行了十次南京大屠杀。平均每两个家庭就有一个受害者。在1934年以前入党的党员中,有三分之一被枪决——死在斯大林枪口下的共产党员,比《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被各国反动派迫害至死的共产党员的总和还要多。如果不是希特勒的入侵,这场灾难不知何时停止。
在流不尽的鲜血中,斯大林终于由一个普通的国家领袖,成为一个恐怖的独裁者。就像三百年前的马基压维利所说的:“一个政权的基础如果是人民对独裁者的爱戴——这是一种软弱无力的政权,因为它从属于人民;一个政权的基础如果是人民对独裁者的恐惧——这就是一种强有力的政权,因为它只属于独裁者一个。”——斯大林的政权是一个既通过对伟大领袖的个人崇拜建立起热爱,又通过死刑和集中营制造着恐怖的政权,当然更是坚强无比。如果马基压维利重生,一定会对斯大林的创举佩服得五体投地。
1936年,在被以“间谍罪”推上审判台以前,季诺维也夫曾试图让斯大林看在自己帮助过他的份上手下留情。斯大林对此不屑一顾。他问斯大林:“你知道什么叫感恩吗?”
“当然知道,那是一种狗的病症。”这个独裁者面无表情的答道。
绝望的季诺维也夫大声吼了起来:“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居然在1924年的中央委员会上救了你!”
斯大林冷冷的看着这个以前的同盟者,什么话也没说,取下含在口里的烟斗轻轻的抖了一下灰。两个内务部特工上来把季诺维也夫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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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2005-5-12 15:19

……1924年5月22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克里姆林宫召开。
这一天,距离苏联人民的伟大领袖列宁同志去世,还不到四个月。莫斯科上空万里无云,这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首都一如往常一样平静。共产主义对这个国家的改造发生了明显的效果——所有的工厂、银行、大型商店都被收归国有,人们已经适应了按照苏维埃整齐划一的管理来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在残酷的内战结束以后,经济开始吃力但是持续的好转,政府对经济的统制也变得日益宽松,一些小小的商业投机活动已经开始抬头。在莫斯科街头,露天下的生意要比商店里的好得多,因为商店里按照政府规划生产出来的东西往往单调而且昂贵;在街上,一些私人手工制作的东西则经济实用,从烤好的一小袋一小袋的葵花籽,到剪刀、烟卷、手套、头巾,甚至还有像乳罩这样让共产主义道德下的人们略微感到有些尴尬的商品,也公开在汽车站或者国家银行旁边叫卖。这样的情景让人们感到,列宁去世后,他的继承者们仍然遵循着他的政策,把苏维埃对国家经济命脉强有力的控制和对零散的小商品经济的宽容结合起来。
但那些对这个国家政治运转有一定了解的人,却并不抱有这样坚定的信心。四个月来,党的领袖们围绕谁来做列宁接班人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苏维埃的国家机器之所以从表面上看运转如常,是因为胜利者的地位尚未取得合法性,不能公开显示他的权威。明天,在党的十三界全国代表大会上,谁胜谁负即将揭晓。只有在大会以后,才能知道国家的政策将怎样改变。
这次中央全会的议程,原本是为即将召开的十三大做准备,确定主席团名单及其它一些为大会服务的人员名单。所有的列宁可能的继承人都出席了这次会议。但一位非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的出现,往会议里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改变了一切。她的名字叫克鲁普斯卡娅,列宁的遗孀。她扔下的重磅炸弹是《致全国代表大会的信》,即被后世称为《列宁遗嘱》的文件。她要求按照她丈夫的遗愿,在十三届代表大会上公开宣读这封信,中央委员会同意了这个要求,但他们希望在公布之前先在了解它的内容。
克鲁普斯卡娅开始读信,她的声音很低、很激动,让人无法听清楚。于是有人建议:“让叶夫基莫夫来读。”叶夫基莫夫是一个普通的中央委员,他接过信,里面的内容令他目瞪口呆,不敢相信这些东西竟然会通过自己的口说出来。他双手用力握住遗嘱,以免让人看见他的手在战抖,深吸了一口气,把遗嘱一口气读完。
在遗嘱中,列宁对几位可能的继承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布哈林……都做了简短的评述。现在,他们就坐在主席团桌子旁边。
列宁没有指明自己的继承人。也许是他们都不能令他完全满意,但他明确指出,有一个人不能成为他的继承人:
“斯大林同志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斯大林同志担任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否永远谨慎的使用这种权力,我没有把握。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可能是一件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如果说对托洛茨基等人的评价还有些含糊其词的话,这一段文字的表达则再清楚不过了。它是如此的突如其来,没有人想到,列宁会强烈要求罢免他生前最信任的总书记。大家被惊呆了。几乎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斯大林身上。毫无疑问,这斯大林有生以来最难受的时刻。这封信将摧毁他的一切、他苦心积虑积累起来的所有权力。他追随列宁近20年,直接在他身边工作10年,曾经协助列宁逃脱临时政府的追捕。20年来,尽管有过几次小的意见不合,但他从来没有反对过列宁,在是否发动十月起义、是否和德国签订不平等的《普茨茅斯和约》、是否同意芬兰从俄罗斯脱离等关键时刻,斯大林总是坚决的站在列宁一边。如果说在政治局成员中有谁总是同意列宁的意见的话,显然只有斯大林一人。但现在,他的领袖抛弃了他。
“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被这一可怕的事吓的目瞪口呆。”一位目击者这样说道,“斯大林坐在主席台上,显得很小和很可怜。我尽量逼近审视他,尽管他表现出镇定和沉着,但他的命运显然正处于千钧一发的时刻。在这种悼念和迷信列宁的气氛中,如果不重视列宁的遗嘱,那就几乎是一种亵渎的,甚至背叛的行为。”
会场像死一样沉默。斯大林的手在微微战抖……
季诺维也夫站了起来,他的脸上全是悲痛和忠贞:
“同志们,列宁同志的每一句话对我们而言都是法律!我们宣誓去完成列宁在逝世前所命令我们做的每一件事。你们完全知道,我们将信守那个誓言!”
所有人都低下了头,因为他们不愿看这个看这个政治演员的表演,他一站起来,大家就已经知道他要说什么——
“但是,我们可以愉快的说,有一点已经是证明没有根据的。我指的就是关于我们总书记的那一点。你们所有的人都看到最近几个月来我们之间的密切合作;你们也会像我一样愉快的说,列宁同志的这种担心已经证明是没有根据的。”
季诺维也夫用余光向周围看了一眼,所有人都面无表情,没有要发言的意思。他暗暗松了一口气,他最担心的事情终于没有发生:他们最主要的敌人托诺茨基没有立刻站起来反驳。也许是不屑,也许是认为没有必要,也许是认为自会有人站出来要求立刻罢免斯大林……真的很难猜测托诺茨基此时的想法,在这个可以一举击毁其政敌的绝佳时机,他选择了保持沉默——致命的沉默。如果他知道16年后,自己将被斯大林派遣的暗探砍死在墨西哥一间破陋的小屋,他一定会改变主意。可惜,他错过了,错过了一次,也就错过了一生。他将用后半生来流浪、反思和抗争,但这样的机会,再不会来了。
坐在斯大林旁边的加米涅夫接着呼吁中央委员会让斯大林继续任职,并建议遗嘱不在代表大会上公开发表,只是秘密的通知一些经过挑选的代表。克鲁普斯卡娅反对违背他丈夫的遗愿,但显然无能为力。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深信,他们不用像害怕托诺茨基那样害怕斯大林。虽然他们有时对他的刚愎自用感到有些不安,但他们认为以斯大林的能力,即使在总书记的位置上,也无法成为列宁唯一的继承人。季诺维也夫曾经在私下说过:“斯大林是一个很好的执行者。但必须有人经常来指挥他,因为斯大林没有这种自我指挥的才能。”言下之意,当然是他季诺维也夫具有这种指挥才能。实际上,不仅是季诺维也夫,在座的其他中央委员也觉得,与锋芒毕露和喜欢标新立异的托诺茨基相比,沉默寡言的斯大林更善于服从党的集体意志,更缺乏个人野心。如果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位置上赶走,就没人能制约得了狂妄的托诺茨基了——这个建议最终以40:10获得通过。
直到这时,斯大林才偷偷的擦了一把冷汗。他又重新掌握了大权。他明白,这一次他的地位将是稳固的和一劳永逸的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经在十月革命时反对过列宁,现在,出于个人地位的考虑,他们又联合起来反对领袖的遗愿。在决定命运的瞬间,这两个不乏才干、对革命立下汉马功劳的政治家,却被忌妒心、虚荣心、权力欲这样一些和人类本身一样古老的东西所控制,为自己亲手打开了通向地狱之门。
斯大林的实力已经深不可测。
现在,谁也不能阻止他把党和人民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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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2005-6-2 13:13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斯大林作为俄共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地位较低,分到的“胜利果实”仅仅是民族事务部人民委员。这一任命还是得益于他在民族自治问题上与列宁看法一致,并于1912年在列宁的指导下写了一篇《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由此获得“民族问题专家”的称号。当时的民族事务部人民委员一职是对“光杆司令”的最佳说明:部里没有一个工作人员,人民委员办公室和整个民族事务部是完全统一的——一间只有两张破桌子的小房间。而且,他这个人民委员在上任之初完全没有权力管理分配给他的地区——俄国的民族地区都地处偏远,而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政府实际上只控制了莫斯科附近地区和几个大城市。总之,他的政治前途并不乐观。
很快,由于全国到处爆发的白军叛乱以及外国武装干涉,这些临时设置的部门完全失去意义,整个中央政府实际上只有一个部——内战指挥部。中央委员们常常作为全权代表被派往各个战区督战。斯大林被派往南方的察里津,负责保证首都的粮食运输线的安全。这是斯大林头一次独立行使权力,他一上来就表现不凡:斯大林从未学过战役、战斗知识,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在保卫察里津大会战的紧急关头,他却俨然一副独裁者的派头。他从不难为自己去战壕、军中小医院、集合地点和观察点去视察。他最喜欢做的就是坐在司令部里没完没了的发各种紧急电报,召见政委、指战员,要求汇报,把不服从命令者送上军事法庭,派人去进行监督。他在给中央的信中充分表现出来的逻辑,可谓举世无双:
“我在督促和责骂所有该督促和责骂的人,相信情况很快就会好转。尽管放心,我绝不宽恕任何人,不论自己还是别人,粮食总会运去的。如果我们的军事‘专家们’(饭桶!)不蒙头睡觉,不游手好闲,线路就不会被切断;如果线路恢复,那也不是亏了军事专家们,而是由于反对了他们。”
在这种逻辑的指导下,大批不同意斯大林意见的军事专家以消极怠工或者阴谋叛变的罪名被逮捕,大部分人被枪决。这种自毁战斗力的疯狂举动,可以看作是二战前对苏联军队大清洗的小规模预演。斯大林充分表现出他作为一个独裁者的特殊才干,他总是能不动声色地作出一些残酷的决定。在察里津,工程师阿列克谢耶夫和他的两个儿子,还有几名旧军官被捕,他们被怀疑与反革命组织有牵连。斯大林的批示只有两个字:“枪决。” 于是,这几个不幸的人未经任何审判就被立即处决了。
最后,察里津保卫战仍然获得了胜利。尽管主要原因是一支援军从外围对围城的白军进行打击,瓦解了敌军,但这已经足够斯大林得出结论:不论对敌人还是自己人,暴力都是万能的。
察里津战役后,尽管斯大林津津乐道于他的“指挥艺术”,列宁还是相当明智的解除了他的军事指挥权,把他调回莫斯科。不过这并未影响斯大林同志的威信,因为察里津到底是保住了,而且粮食运输线也一直没有中断。他被调回的原因,是缺乏军事才能,而不是手段过于残暴。相反,他在中央委员、红军指战员中赢得了这样的名声:能够不惜采取“非常措施”来完成列宁同志委派的任务——实际上,列宁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在内战中,斯大林不再被授予军事指挥权,但当哪里出现叛乱、溃败、军心动摇等紧急情况,或者是列宁决定不顾大部分人的反对作出某项决定——比如凿沉黑海舰队,他就会委派斯大林去负责执行——斯大林同志最不缺乏的就是坚强、果断和冷酷无情。
内战结束以后,斯大林的这种品质为他在赢得了第二个重要职位——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这个部门是列宁决定设立的,目的是和党内日益增长的官僚主义和徇私舞弊行为作斗争。它的权力相当广泛,可以对其它任何委员部的行动进行监视、提出检控,可以派员旁听所有部门召开的各种会议,查阅各种资料。从某种程度上讲,它具有特务机关的性质。政治局委员们都不屑于出任从事这种冷酷的清洗活动和肮脏的间谍行径,所以当季诺维也夫建议斯大林出任这一职务时,没有一个人反对。
斯大林从不放过任何扩大自己权力的机会,几乎所有的部门都很快感觉到自己不得不重视工农检察院的存在。它有一种死死盯住不放的做法,使人们产生恐惧,并且鼓励告密。斯大林通过工农检察院,轻而易举的为自己找到了一群善于阴谋暗算的幕僚和冷酷无情的执行者。这些人将很快成为斯大林核心集团的智囊和党卫军。同时,他还利用工农检察院的特权秘密收集政治局委员的各种资料。他发现,他潜在的对手们几乎都是曾经侨居外国的理论家,喜欢进行各种演讲和辩论。他们对于优美词藻的追求胜过对表达严谨的追求。斯大林小心的收集着他们的所犯过的一切大小错误,这些资料,后来证明在权力斗争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托诺茨基曾经对列宁引用过一句民谚:“布谷鸟咕咕叫,叫的是苏维埃的死期到。”托诺茨基自己都忘了。直到两年以后,在列宁逝世后的斗争中,斯大林把它搬出来攻击托诺茨基时的革命悲观主义和投降主义的时候,他才想起来自己好像确实这么说过。他想解释,却总是越抹越黑。直到这时,托诺茨基才发现自己的这个对手是个口才出众的人——至少在进行人身攻击方面如此。这些习惯于欧洲议会民主的政治家们,从来没想到自己在各种场合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发言,会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
从以后的发展来看,出任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在斯大林迈向最高权力的过程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一过程可以用来很好的解释斯大林为什么能在列宁还在世的时候就手握大权:
首先,除斯大林外,政治局的其它成员都曾经为了躲避沙俄的政治迫害而旅居欧洲,这些人智力超群,理论修养很高,学识渊博,口才也很出众。长期以来,他们习惯于脱离实际工作而在马克思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上进行争论。在成为国家领导人以后,这种喜欢纸上谈兵的作风并没有改变,他们总是希望自己能尽量从繁琐的行政工作中脱离出来,以免耽误了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斯大林和他们完全相反,他一直在国内从事实际工作,理论修养不高,不善言语。他对抽象理论的争论没有兴趣,甚至抱有一种反感。他觉得,和自己比起来,这些理论家的地位来的太容易了。他曾私下对他的朋友说:“当我们在准备为革命流血的时候,他们却在那里看书写字。”一个叫阿萨德•别伊的人在一本小册子中曾经这样描述过这种对比:“斯大林和托诺茨基——是共产党中对立的两极。托诺茨基是一个典型的欧洲人,老练的、虚荣心很重的新闻工作者。斯大林则是一个典型的亚洲人,不无事忙的,没有个人需求的人,具有东方阴谋家冷酷阴郁头脑的人。”——后来的事实证明,在俄国这片封建传统浓厚的舞台上,欧洲的宣传家是敌不过亚洲的阴谋家的。
这两种风格对比的结果,就是政治局委员们一般并不担任过多的行政职务,而是在各种会议上争论不休,然后把决议交给执行机构就行了。斯大林则担任了数不清的行政职务——有不少就是他的政敌当作负担推给他的。在担任总书记之前,他同时兼任的职务就有组织局委员、民族人民委员、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委员、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中的党中央代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委员……所以,季诺维也夫说斯大林“是一个很好的执行者”并非没有根据,但这只有在权力机关真正享有权威的时候才是正确的,一旦列宁去世,一个分裂的政治局就再也不能制约住一个强大的执行者了。
第二个原因也许比政治人物的性格能给我们更深刻思考:在共和国成立的初期,成立一个新的机构往往比较随意,也没有认真的、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来规定这个新机构的权力。这就为野心家提供了可趁之机,他们可以想法把权力扩大到他们满意为止。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的设立,就是列宁认为党内官僚主义和徇私舞弊的情况日益严重,需要设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进行监督,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通过的。然后由列宁任命斯大林为人民委员,再由斯大林全权负责去挑选或招募机构工作人员,就开始运作了。至于这个机构可以采取哪些手段来实行监督,是否允许在党的机构内收买告密者,甚至设暗探,这种监督在什么程度内才能不干扰各部门的正常工作、不侵犯个人隐私,以及如何防止它成为个别野心家打击异己的工具,怎样防止这个机构本身成为官僚主义和徇私舞弊之所……所有这些,都没有经过认真考虑,或者说至少没有以法律法规的形式体现出来过。这些小小的疏忽一般情况下是安全的,但如果碰巧——几乎是迟早会遇上一个处心积虑的阴谋家,它就会像洪水冲击下的蚁穴,溃倒千里大堤。而新生的苏维埃遇上的,乃是阴谋家中的集大成者,上面提到的所有考虑不周之处,都在工农检察院的实践中迅速成为现实。当政治局的对手们忙于争论各种“重要问题”的时候,斯大林同志正在勤勤恳恳的为独裁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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