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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标题:悼念·缅怀……巴金
月下独酌wj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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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缅怀……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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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网讯 2005年10 月17 日19时06分,一代文学巨匠巴金永远离开了我们。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1904年11月25日出生于四川成都正通顺街。 从1921年公开发表第一篇文章,到1999年2月续写《怀念振铎》一文,巴金一生中创作与翻译了1300万字的作品。他的《激流三部曲》(《家 》《春》《秋》)《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寒夜》《憩园》《第四病室》等文学作品,是中国文学的丰碑。

巴金还是杰出的出版家、编辑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曾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14年之久,培育了大批文学青年。巴金晚年奉献社会的伟大之作是:五卷本的《随想录》和一座中国现代文学馆。

巴金是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六、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2003年11月25日,巴金百岁生日,国务院在上海授予巴金“人民作家”光荣称号。

几十年来,尤其从1981年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起,巴金在人们心中如一盏长明灯,照亮文坛,给人精神慰藉。

巴金于1999年2月因感冒发高烧,6年多来,病情反反复复,党和国家尽全力救治,终因恶性间皮细胞瘤等病因,不幸逝世。

  巴金简历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男,汉族,1904年11月生,四川成都人,无党派,1921年于成都外语专门学校肄业。

1927年至1929年赴法国留学。1929年回国后,从事文学创作。1935年至1950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总编辑。1950年后任平明出版社总编辑,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1953年9月后先后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艺月报》、《收获》、《上海文学》主编。1962年后任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1977年至1983年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1983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2003年3月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2003年11月,国务院授予巴金先生“人民作家”荣誉称号。

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代表,第六届、七届、八届、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届、二届、三届、四届、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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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同志遗像。


  巴金留给我们的财富

  一个世纪的生命长河,淌过崇山,流过峻岭,穿过峡谷,在这一刻停留了。巴金,多少人在呼唤这一名字,多少人在哀哭中国文坛的参天大树倒下了。

“祖国永远在你身边”

1927年,巴金以第一部小说《灭亡》,被人们认识以后,以自己的光和热,逐渐成为中国文坛的领军人。巴金的财富,是他26卷本的不朽著作和10卷本的精彩译著。巴金的财富,更是他高尚的精神境界和完美的人格力量。

爱国主义,是巴金两大财富的重要基础。巴金12岁那年通读了《说岳全传》,深深被岳飞的爱国精神、民族精神震动。上世纪90年代,巴金在众人的劝说下,到杭州休养。从来怕麻烦别人的他,有一天却提出了要求,想去拜谒岳坟。在文征明《满江红》词碑前,年过九十,平时说话吐字不太清楚的巴金,像小学生那样吟诵起这首词来,声音越来越清楚、高亢:“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1979年,巴金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巴黎。这是离别巴黎半个世纪后,巴金第一次再踏上这片土地。故地重游,对于任何人都会有很多感慨。然而,每天清晨,巴金静静地坐在窗前,眼前看到的不是巴黎的街景,而是北京的长安街、上海的淮海路、杭州的西子湖、成都的双眼井,广州的乡村……他说:“出了国境,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觉得有一双慈爱的眼睛关心地注视着我。不管你跑到天涯海角,你始终摆脱不了祖国,祖国永远在你身边。”

“使每个人都得着春天”

“让每个人都有住房,每个口都有饱饭,每个心都得到温暖”,巴金的心里始终珍藏着这一美好愿望。

巴金出生于成都一个封建大家庭。仁爱的母亲,是他人生的第一个老师。他从母亲这里懂得了爱,懂得了宽容。巴金幼年另一位老师是轿夫老周。老周总跟他说:“要好好地做人,对人要真实,不管别人待你怎样,自己总不要走错脚步。”“火要空心,人要忠心。”

成年后的巴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是什么精神和力量,使瘦弱的老周在那样困苦的条件下,讲出这番深刻的道理。这就是仁义、道德、忠爱。而恰恰是这些,正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根、为人之本。

巴金把他的爱,他的思想,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反帝、反封建、反压迫,呼求平等、自由、幸福,是巴金作品主要内容。在巴金许多文论中,我们可以读到他火一样的文字:“我们的生活信条应该是:忠实地行为,热烈地爱人民,帮助那需要爱的。”“我的生活的目标,无一不是在帮助人,使每个人都得着春天,每颗心都得着光明,每个人的生活都得着幸福,每个人的发展都得着自由。”

小张、小吴,从农村来到巴老身边工作。转眼多年过去了,有一天,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翟泰丰来探视,问巴老有什么要求?从来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的他,不假思索地提出:希望安排好小张、小吴的工作。

仁爱、忠诚、正义、自律,人道主义相伴巴金一生。

  “让生命开花”

  在巴金的随笔、序跋、通信、言谈中,我们读到许多巴金关于“让生命开花”的论述:

  “有人问我,生命开花是什么意思。我说:人活着,不是为了白吃干饭,我们活着要给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添一点光彩。只有为别人花费了它们,我们的生命才会开花。一心为自己,一生为自己的人什么也得不到。”

  上世纪30年代,刘白羽还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文学青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巴金告诉他文化生活出版社准备出版一部他的作品集。巴金拿出一个纸包,对他说:“我已经帮你编好了,你只要自己再看看有没有修改的地方。”刘白羽拿来一看,自己在这一年中发表的作品,全被剪贴在这里,整整齐齐。这便是刘白羽的第一本小说集《草原上》。

  在他身边工作40余年的徐钤,平实地概括了巴金在他心中的印象:“他总觉得自己欠别人的。所以,他要付出,他要奉献。而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总认为别人欠自己的。于是,心态很不平衡,怨这怨那。要说我们和巴老的差距,也就在这点上。但是,就这点差距,很难赶,赶也赶不上。”

  “狠狠地挖出自己的心”

  1978年,巴金觉得自己的时间并不多了,应该将心里的话说出来,也许对社会更有用。于是,他拿起笔,写下自己“随时随地的感想”。当《随想录》合订本出版时,巴金在《新记》中写道:“我在写作中不断探索,在探索中逐渐认识自己……不怕痛,狠狠地挖出自己的心。”

  《随想录》问世后,引起社会很大反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它的认识,更为清晰、深沉。作家张光年曾说:“真是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热透纸背。他在很多篇章里,毫无保留地深刻剖析自己的灵魂。实际上,他是在剖析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我们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我们珍视这些文章,因为这是巴金全人格的体现,是巴金晚年最可贵的贡献。”

  《随想录》问世后,平装本、精装本;分册本、合订本;精选本、全选本;简体本、繁体本;线装本、手稿本……据记者了解,版本起码有15种之多。

  “我也把火传给别人”

  1984年,巴金出席在东京召开的第47届国际笔会。会上,这位81岁的老作家深情地说:“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从文学作品中汲取大量的养料……前辈作家把热爱生活的火种传给我,我也把火传给别人……”

  正是在这种高尚的精神支配下,巴金将一部又一部作品“燃烧”给读者,影响一代又一代读者。钱正英同志在巴金90岁生日时,代表全国政协前来祝寿。在巴金寓所,她说道:“巴老,我是在您文学作品影响下,走向革命的。”

  他在创作最为旺盛的时期,义务担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扶持和培养大批青年作家。他在晚年,倡议、呼吁: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他不仅率先捐出自己的存款、藏书、文献,也向朋友们鼓动,甚至致信有关领导。他说:“这是表现中国人民美好心灵的丰富矿藏。”“我绝不是为自己,我愿意把我最后的精力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今天,当每一位按着巴金手印推开文学馆大门的读者,都会为拥有这么一座富有的文化宝库而自豪。

  生前,巴金说:“我唯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今天,山在呼唤、水在呼唤:巴老,您将永远与祖国同行,与人民同伴。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0-18 11:21:53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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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金如是说:巴金自述100条
  一 关于母亲
  
  “使我认识‘爱’字的是她。在我幼小的时候,她是我的世界的核心。她很完满地体现了一个‘爱’字。”
  
  二 关于“五四”
  
  “我常常说我是‘五四’的产儿。五四运动像一声春雷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了。我睁开了眼睛,开始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三 关于《告少年》(或无政府主义)
  
  “从《告少年》里我得到了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得到了一个小孩子的幻梦,相信万人享乐的社会就会和明天的太阳同升起来,一切的罪恶都会马上消灭。”
  
  四 关于俄国民粹派女革命家苏菲亚·柏罗夫斯卡亚
  
  “在那时候我所知道世界中最可敬爱的人就是她一个。”
  
  五 关于高德曼(美籍立陶宛人,著名无政府主义者)
  
  “当我15岁的时候你曾经把我从悬崖上的生活里唤了转来。以后,在1927年,……你许多次用了亲切的鼓励的话来安慰我,用了你的宝贵的经验来教导我。你的那些美丽的信至今还是我的鼓舞的源泉,当我有机会来翻读它们的时候。e·g,我的精神上的母亲,e·g,你,梦的女儿,你是唯一了解我的痛苦的人。”
  
  六 关于《半月》杂志
  
  “在那里的两小时的谈话照彻了我的灵魂。我好象一只被风暴打破的船找到了停泊的港口。我的心情昂扬,我带着幸福的微笑回到家里。就在这天的夜里,我怀着佛教徒朝山进香时的虔诚,给适社的负责人写了信。”
  
  七 关于从四川老家出走
  
  “我的初衷是:离开家庭,到社会中去,到人民中间去,做一个为人民‘谋幸福’的革命者。”
  
  八 关于从四川老家出走
  
  “天暮了,
  
  在这渺渺的河中,
  
  我们的小舟究竟归向何处?
  
  远远的红灯啊,
  
  请挨近一些儿吧!”
  
  九 关于从四川老家出走
  
  “我辞别了山,渡过了江,划起一只独木小舟,向着人间的海驶去。暴风吹打我的脸,巨浪颠簸我的船,但是它们并不曾淹没了我。”
  
  十 对“五·三十惨案”的反应
  
  “我不愿意再坐下来,安安静静地读书。我底血,我愿意把它流出来。只要快一点给我一个机会做一点事情,尽一份力量,叫这做奴隶的、受苦的人民站起来,争回他们的自由。你给我死也好,只是你不要使我这样活着受罪,不要使我这样无用地浪费我底青春。”
  
  十一 对殉道者的礼赞
  
  “只要我的生命存在一日,便是一面宣扬殉道者的伟大崇高的行为,一面继续他们的壮志前进……。
  
  “社会的进步是一部殉道的记录,人类进化的每个时代中都浸透着殉道者的热血。”
  
  十二 青年时代对祖国的复杂心情(离华赴法留学时)
  
  “啊,雄伟的黄河,神秘的扬子江呀,你们的伟大的历史到哪里去了?这里的国土!这样的人民!我的心怎么能够离开你们!
  
  ……
  
  再见吧,我不幸的乡土啊!我恨你,我又不得不爱你。”
  
  十三 赴法时立志献身人类
  
  “我现在的信条是:忠实地生活,正当地奋斗,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我的上帝只有一个,就是人类,为了它我准备献出我的一切……。”
  
  十四 关于樊塞蒂(意大利人、无政府主义者,为美国政府杀害。)
  
  “我有一个‘先生’,他教我爱,他教我宽恕。然而由于人间的憎恨,他,一个无罪的人,终于被烧死在波士顿,查理斯顿监狱的电椅上。就在电椅上他还说他愿意宽恕那个烧死他的人。我没有见过他,但我爱他,他也爱我。”
  
  十五 对写异域生活的解释
  
  外国人和中国人,“追求的都是同样的东西——青春、活动、自由、幸福、爱情,不仅为他们自己,而且也为别的人,为他们所知道、所深爱的人们。失去了这一切以后的悲哀,乃是人类共有的悲哀。”
  
  十六 关于克鲁泡特金
  
  “你能够照他那样地为人,那样地处世,你一生就决不会有一刻的良心的痛悔,决不会有对人对己不忠之事。你将寻到快乐,你将热烈地爱人,也将为人所爱。那时候你就知道这本书(《克鲁泡特金自传》)是所有的青年们底福音了。”
  
  十七 对朋友陈范予的怀念
  
  “在你这里我看见了无穷大的世界,在你这里我也看见了无穷小的世界。我知道人并不是宇宙的骄子,我知道生命无处不在,我知道生命绵延不绝。你的生活哲学影响了我的。你的待人的态度也改变了我的。倘使我今天从我的生活中完全抽去了你的影响,则我将成为一个忘恩的人而辜负了死友的期望了。”
  
  十八 关于《灭亡》
  
  “横贯全书的悲哀却是我自己的悲哀,固然我是流了眼泪来写这本书的。”“我是为了自己,为了倾诉自己的悲哀而写小说。”
  
  十九 对自己的作品的认识
  
  “当初我献身写作的时候,我充满了信仰和希望。我把写作当作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以忠实的态度走我在写作中所走的道路。”
  
  二十 关于《激流》(《家》)的构思
  
  “生活并不是一个悲剧。它是一个‘搏斗’。
  
  ……
  
  我无论在什么地方总看见那一股生活的激流在动荡,在创造它自己的道路,通过乱山碎石中间。”
  
  二十一 关于《激流》(《家》)的构思
  
  “这激流永远动荡着,并不曾有一个时候停止过,而且它也不能够停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它。在它的途中,它也曾发射出种种的水花,这里面有爱,有恨,有欢乐,也有痛苦。这一切造成了奔腾的一股激流,具有排山之势,向着唯一的海流去。”
  
  二十二 关于《激流》(《家》)的构思
  
  “我不是一个说教者,所以我不能够明确地指出一条路来,但是读者自己可以在里面去找它。”
  
  二十三 关于《激流》(《家》)的构思
  
  “我还提说一样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信念。……它使我更有勇气来宣告一个不合理的制度的死刑。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Iaccuse(我控诉)。……所以我要写一部《家》来作为一代青年的呼吁。我要为过去那些无数的无名的牺牲者‘喊冤’!我要从恶魔的爪牙下救出那些失掉了青春的青年。”
  
  二十四 关于抗日爱国(对“一二八”日寇武装侵略上海的反应)
  
  “历史上没有一次的血是白白流了的。我们的血会淹没了你。我们的血会给我们带来解放。”
  
  二十五 对自己的作品的认识
  
  “我只是把一个垂死的制度的牺牲者摆在人们的面前,指给他们看:‘这儿是伤痕,这儿是血,你们看!’也许有些人会憎厌地跑开,但是聪明的读者就不会从这些伤痕遍体的尸首上看出来一个合理的制度的新生么?”
  
  二十六 对自己的作品的认识
  
  “我在写作中所走过的路与我在生活中所走的路是相同的。无论对于自己或者别人,我的态度都是忠实的。
  
  ……
  
  我愿意它们广泛地被人阅读,引起人们对光明的爱惜,对黑暗憎恨。
  
  ……
  
  我的文章是写给多数人读的。我永远说着我自己想说的话,我永远尽我在黑暗中呼号的人的职责。”
  
  二十七 对青年的希望
  
  “忠实地行为,热烈地爱人民;帮助那需要爱的,反对那摧残爱的;在众人的幸福里谋个人的快乐,在大众的解放中求个人的自由。”
  
  二十八 歌颂进步青年
  
  “这一群青年有良心,有热情,想做出一些有利于大家的事情,为这个理想,他们就牺牲了他们个人的一切。他们也许幼稚,也许常常犯错误,他们的努力也许不会有一点效果。然而他们的牺牲精神,他们的英雄气概,他们的洁白的心却使得每个有良心的人都流下感激的眼泪。”
  
  二十九 青春是美丽的
  
  “青春是无限地美丽,青年是人类的希望,也是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希望,这样一个信念,贯穿着我的全部作品。”
  
  三十 青年时代的生活方式
  
  “我宁愿一个人孤独地去经历人世的风波,去尝一切生活的苦味,我不要安慰和同情,我却想把安慰和同情给别的人。我已经这样地过了几年,这种生活不一定是愉快的,但我过得还好。”
  
  三十一 谈友情
  
  “在短促的过去的回顾中却有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的黑暗,使我的生存有一点光彩。这盏灯就是友情。我应该感谢它,因为靠了它我才能够活到现在;而且把旧家庭给我留下的阴影扫除了的也正是它。”
  
  三十二 谈友情
  
  “我的眼眶里至今还积蓄着朋友们的泪,我的血管里至今还沸腾着朋友们的血。在我的胸膛里跳动的也不止是我一个人的孤寂的心,而是许多朋友们的暖热的心。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句。我是靠着友情才能够活到现在的。”
  
  三十三 对“神”的批判
  
  “火烧完了我的尊敬,火烧尽了我的害怕。火烧毁了神,火烧死了鬼。火使我完全忘记了过去。这可祝福的生活洪炉里面的烈火啊!”
  
  三十四 关于鲁迅
  
  “……我们也和别的许多人一样以为他的作品可以列入世界不朽的名作之林。但我们应该更重视——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他是一个伟大的战士,在人类解放运动中,他是一个勇敢的先驱。”
  
  ……
  
  鲁迅先生的人格是比他的作品更伟大的。近二三十年来,他的正义的呼声,响彻了中国的暗夜,在荆棘遍地的荒野中,他执着思想的火把,领导着无数的青年向远远的一线光亮前进。”
  
  三十五 对自己作品的认识
  
  自从我执笔以来,我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碍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努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始终守住我的营垒,没有作过妥协。”
  
  三十六 关于抗日爱国(抗日必胜)
  
  “……就在炸弹和机关枪不断威胁中我还看见未来的曙光。我相信这黎明的新一代是一定会到来的。我们在这抗战中的巨大的牺牲便是建造新的巨厦的基石。”
  
  三十七 关于抗日爱国
  
  “我虽然是一个反战主义者,但是为自卫,为抵抗强权的战争,我却拥护,而且认为是必要的。”
  
  三十八 关于抗日爱国
  
  “……一片土,一棵树,一块田,……它们使我的眼睛舒畅,使我的呼吸畅快,使我的心灵舒展,我爱这春回大地的景象,我爱一切从土里来的东西。因为我是从土里来,也要回到地里去。
  
  三十九 关于抗日爱国(坚持抗战,坚持文化岗位)
  
  “在这时候我们需要读自己人写的东西,不仅因为那是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写成的,而且那里面闪露着我们的灵魂,贯穿着我们的爱憎。不管是一鳞一爪,不管是新与旧,读着这样的文章,会使我们永远做一个中国人——一个正直的中国人。”
  
  四十 献身于追求光明
  
  “倘使有一双翅膀,我甘愿做人间的飞蛾。我要飞向火热的日球,让我在眼前一阵光,身内一阵热的当儿,失去知觉,而化作一阵烟,一撮灰。”
  
  四十一 关于《憩园》
  
  “我的心跟别人的心挨在一起,别人笑,我也快乐,别人哭,我心里也难过。我在这人间看见那么多的痛苦和不幸,可是我又看见更多的爱。我好象在书(《憩园》)里面听到了感激和满足的笑声。我的心常常暖和得像在春天一样,活着究竟是一件美丽的事。”
  
  四十二 关于文化生活出版社
  
  “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十四年,写稿看稿、编辑、校对,甚至补书,不是为了报酬,是因为人活着需要多做工作,需要发散,消耗自己的精力。我一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所以做补书的工作我也感到乐趣,能够拿几本新出的书送给朋友,献给读者。我以为是莫大的快乐。”
  
  四十三 关于妃格念尔的《狱中二十年》
  
  “这部书像火一样点燃了我底献身的热望,鼓舞了我底崇高的感情。我每读一遍,总感到勇气百倍。同时又感到无穷的惭愧。我觉得在这样的女人底面前,我实在是太渺小了。”
  
  四十四 赴朝鲜战地,思念萧珊
  
  “你明白我这时的心情。我的确有千言万语,却无法把它们全倾泻在纸上……。而且想到你,想到孩子,想到大家,这会给我增加勇气,我的心里永远有你。在艰苦中,我会叫着你的名字。在任何环境下我要做一个值得你爱的人。”
  
  四十五 对自己作品的认识
  
  “我的生活里充满了种种的矛盾,我的作品里也是的。爱与憎的冲突,思想和行为的冲突,理智和感情的冲突……,这些织成了一个网,掩盖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
  
  我的生活是苦痛的挣扎,我的作品也是的。我的每篇小说都是我的追求光明的呼号。”
  
  四十六 谈创作(针对极端的教条主义)
  
  “创作是个人劳动,作品是有个性的。”
  
  四十七 谈创作(针对极端的教条主义)
  
  “单靠作家的称号并不能保证好作品的产生,单靠才能也不能解决问题……,创作是一个很严肃、很艰苦的事业。即使最有才能的人也得在创作上付出很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包含着辛勤的劳动,丰富的生活经验与知识,正确的世界观,还包含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缺少了这些,最有才能的作家也会写出失败的作品;写过一本好书的人也可以写出一本坏书。”
  
  四十八 谈创作(针对极端的教条主义)
  
  “学习和改造是没有止境的……,我们决不能等到改造好了才动笔……,作家必须不断地写作,写作是他的工作,也是他的义务。作家用写作来为人民服务。广大读者向作家要求的是作品,更多的作品,而且更好的作品……。”
  
  四十九 谈创作(针对极端的教条主义)
  
  “即使写历史小说,也得先了解人,了解生活。人们从前喜欢挖苦亭子间的作家,其实做一个亭子间的作家也得先在社会里混了一些时候,才关在亭子间里写作。一辈子关在亭子间里的人,连活都活不下去,哪里谈得上创作……。”
  
  五十 谈创作(针对极端的教条主义)
  
  “有些人自己不习惯‘独立思考’,也不习惯别人‘独立思考’。他们把自己装在套子里面,也喜欢把别人装在套子里面。他们拿起教条的棍子到处巡逻,要是看见有人从套子里钻出来,他们就给他一闷棍,他们听见到处都在唱他们听惯了的那种没有感情的单调的调子,他们就满意地在套子里睡着了。”
  
  五十一 谈创作(针对极端的教条主义)
  
  “他们的棍子造成了一种舆论,培养出来一批应声虫,好象声势很浩大,而且也的确发生过起哄的作用。……”
  
  “在中国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还是占大多数,他们对大小事情都有他们自己的看法。他们并不习惯别人代替他们思考,但是他们也不习惯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却喜欢暗地吱吱喳喳……,要是他们真的大‘鸣’起来,教条主义者的棍子就只好收起来了。”
  
  五十二 谈创作(针对极端的教条主义)
  
  “把热爱自己工作的人整成了应声虫,等于损害作家的独立思考。”
  
  五十三 谈创作(针对极端的教条主义)
  
  “倘使是我真正想说话时写出来的东西,就勉强可以读;而当有人把我当作家要我写,又非写不可,不得不写时,我写出的东西就是很坏的。”
  
  五十四 谈创作(针对极端的教条主义)
  
  “写作是种艰苦的劳动,必须要全心全意,把全部心血放到里面去。”
  
  五十五 谈创作(针对极端的教条主义)
  
  “创作需要创造性,特别需要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如果别人已经说得很多了,就用不着我们再来说。一部成功的作品,总是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而且又说得好。”
  
  五十六 自我反思
  
  “在‘文革’到来之前,我的确就是这样地混日子,我用一个混字,因为我只说空话没有干实事。一次接一次开不完的会,一本接一本记录不完的笔记,一张接一张废话写不完的手稿。”
  
  五十七 关于五、六十年代的政治运动
  
  “我越来越小心谨慎,人变得更加内向,不愿意让别人看到我的真心。我下定决心用个人崇拜来消除一切的杂念。”
  
  五十八 关于共产党和政府(六十年代初)
  
  “我常常觉得党和社会、朋友和读者都对我太好,我有一种欠债过多的歉意和责任感。我总想尽力做一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情……。”“政府对我的照顾太多,我真是受之有愧。”
  
  五十九 关于思想改造
  
  “倘使我也流了眼泪,那一定是在悲惜白白浪费掉的二三十年的大好时光,……我感到可悲的倒是流水一样逝去的那些日子。”
  
  六十 反思“文革”
  
  “人们正在想出种种方法残害同类。为了逃避这一切恐怖,我也曾探索过死的秘密。我能够活到现在,原因很多,可以说我没有勇气,也可以说我很有勇气。那时候活着的确不是容易的事。”“倘使要我讲出自己的真实思想,那就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我忍受不了阎罗殿长期的折磨。我不曾走上绝路,只是因为我不愿意同萧珊分手。除了我对萧珊那份感情外,我的一切都让‘个人崇拜’榨取光了。”
  
  六十一 反思“文革”
  
  “往事不会消散,那些回忆聚在一起,将成为一口铜铸的警钟,我们必须牢牢记住这个惨痛的教训。”
  
  六十二 反思“文革”
  
  “我回头看背后的路,还能够分辨这些年我是怎样走过来的。我踏在脚下的是那么多的谎言,用鲜花装饰的谎言。”
  
  六十三 反思“文革”
  
  “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尼古拉一世的统治那样诅咒‘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因为他们作恶多端,已经到了千夫所指的地步了。”
  
  六十四 怀念萧珊
  
  “她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有我的泪和血。……在我丧失工作能力的时候,我希望病榻上有萧珊翻译的那几本小说。等到我永远闭上眼睛,就让我的骨灰同她的搀和在一起。”
  
  六十五 关于法国的思想文化
  
  “向法国老师表示感谢,因为爱真理、爱正义、爱祖国、爱人民、爱生活、爱人间美好的事物,这就是我从法国老师那里受到的教育。”
  
  六十六 关于西方文化
  
  “不论来自西方或者东方,它属于人类,任何人都有权受它的影响,从它得到益处。……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互相影响,互相受益,总会有一些改变。即使来一个文化大竞赛,也不要害怕‘你化我,我化你’的危险……”
  
  六十七 关于西方文化
  
  “在许多前辈作家的杰作中,我看到一种为任何黑暗势力所摧毁不了的爱的力量,它永远鼓舞读者团结、奋斗,创造美好的生活。我牢记托尔斯泰的名言:‘凡是使人类团结的东西都是善良的、美的,凡是使人类分离的东西都是恶的、丑的。’”
  
  六十八 关于文革博物馆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六十九 关于文革博物馆
  
  “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于谎言。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七十 关于文革博物馆
  
  “二十年之后痛定思痛,总得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严肃地对待自己,想想究竟我们自己犯了些什么错误。大家都应当来一个总结。最好建立一个‘博物馆’,一个‘文革博物馆’。我终于把在心里藏了十年的话说出来了。”
  
  七十一 自我反思
  
  “我想认真总结,使自己不再重复这种糊涂事,并且也不叫别人再干这种蠢事。但我自己与别人不同,在进行总结的时候,我要自我解剖,自我分析,并不想责怪别人,归咎别人,而且想通过自我解剖,自我分析,总结经验教训。……我的箭垛首先是我自己,我揪出来示众的首先是自己。”
  
  七十二 人生之路
  
  “怎样做人?怎样做一个好人?我几十年来探索的就是这个问题。”
  
  七十三 关于托尔斯泰
  
  “我也在追求他(托尔斯泰)后半生全力追求的目标:说真话,做到言行一致。我知道即使在今天这也还是一条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我觉得好象他在路旁树枝上挂起了一盏灯,给我照路,鼓励我向前走,一直走下去。”
  
  七十四 晚年自励
  
  “我一刻也不停止我的笔,它点燃火烧我自己,到了我成为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感情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七十五 晚年自励
  
  “名利之事我已看得很淡,而且有时甚至感到厌恶。现在想的只是把一点真情留在人间,因此还想写点随想,因此时间对我是多么可贵。想到过去浪费掉那么多的时光,我觉得我也应当坚持一项原则:尽可能多做自己想做的事,尽可能不做或少做自己不想做的事。(当然其中也包括着尽可能少写或不写自己不想写的文章)。但是做到这一个‘坚持’却是多么不容易啊!”
  
  七十六 晚年自励
  
  “人老了,来日无多,时间可贵,偏偏有人在这个时候麻烦你,干扰你,让你做买空卖空的‘名人’,我实在痛苦。……我常常不愿伤人,结果只有委屈自己。我生活中充满矛盾,也充满烦恼。……各种各样的人来找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为了应付这些人,我痛苦不堪。医生要我休息,我希望隐姓埋名,避开名利,不做盗名欺世的骗子。”
  
  七十七 晚年自励
  
  “……脑子十分清楚,对生死问题也看得明白,一切毁誉都不在心上,相信颇有自知之明。我活下去只是为了‘给’,不是为了‘取’,这样的生命是有光彩的。”
  
  七十八 晚年自励
  
  “我多么想再见到童年时期的脚迹!我多么想回到我出生的故乡,摸一下我念念不忘的马房的泥土。可是我像一只给剪掉了翅膀的鸟,失去了飞翔的希望。我的脚不能动,我的心不能飞。我的思想……但是我的思想会冲破一切的障碍,会闯过一切的难关,会到我怀念的一切的地方……。我家乡的泥土,我祖国的土地,我永远同你们在一起接受阳光雨露,与花树、禾苗一同生长。……我唯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
  
  七十九 关于俄罗斯文学
  
  “俄罗斯文学唤醒了一个中国青年的灵魂,使我懂得热爱文学,追求人民的友谊,使我在六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始终保持一位艺术家的良心。直到今天,列夫·托尔斯泰仍是我最敬爱的老师。”
  
  八十 关于西湖
  
  “我说过我爱西湖是把人和地连在一起,是把风景和历史人物连在一起……。”“他们是不灭的存在,是崇高理想和献身精神的化身。西湖是和这样的人,这样的精神结合在一起的,它不仅美丽,而且光辉。”
  
  八十一 关于冰心
  
  “过去我们都是孤寂的孩子。从她的作品里,我们得到了不少的温暖和安慰。我们懂得了爱星,爱海,而且我们从那些亲切而美丽的语句里重温了我们永久失去了的母爱。现在我不能说是不是那些著作也曾给我加添过一点生活的勇气,可是甚至在今夜对着一盏油灯,听着窗外的淅沥的雨声,我还能想起我们弟兄从书本上(冰心著作)抬起头相对微笑的情景。我抑制不住我的感激的心情。”
  
  八十二 关于冰心
  
  “她的头脑比好些年轻人的更清醒,她的思想更敏锐。对祖国和人民她有更深的爱。”
  
  “那么坦率,又那么纯真!她是那么坚定,又那么坚强!……更难得的是她今天仍然那么年轻!我可以说,她永远年轻!”
  
  八十三 关于冰心
  
  “想到有您这样一个人存在,我感觉到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在拉着我向前。”
  
  “许多人战战兢兢抱头摇尾的时候,您挺胸直立,这种英雄气概,这种人格的力量,我永远忘记不了!我也真想您!”
  
  “我永远敬爱您,记着您,想念您。”
  
  “我有您这样一位大姊,这是我的幸运。”
  
  八十四 关于翻译
  
  “我写文章,发表作品,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希望我的笔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起一点作用。我翻译外国前辈的作品,也不过是借别人的口讲自己的心里话。所以我只介绍我喜欢的文章。”
  
  八十五 对神的批判
  
  “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不会再做梦吗?为什么不会呢?我的心还在发痛,它还在出血。但是我不要再做梦了。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也下定决心不再变为兽,无论谁拿着鞭在我背上鞭打,我也不再进入梦乡。当然我也不再相信梦话!
  
  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
  
  八十六 讲真话
  
  “真话毕竟是存在的。讲真话也不难。我想起了安徒生的有名的童话《皇帝的新衣》。大家都说:‘皇帝陛下的新衣真漂亮’。只有一个小孩子讲出真话来:‘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
  
  早在1837年丹麦作家汉斯·安徒生就提倡讲真话了。”
  
  八十七 讲真话
  
  “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
  
  八十八 讲真话
  
  “我所谓‘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我从未说,也不想说,我的‘真话’就是‘真理’。”
  
  八十九 文学之路
  
  “我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的。”
  
  九十 文学之路
  
  “我想来想去,想的只是一个问题:怎样让人生活得更美好,怎样做一个更好的人,怎样对读者有帮助,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我的每篇文章都是有所为而写作的,我从未有过无病呻吟的时候。”
  
  九十一 文学之路
  
  “我确实爱自己的文章,因为每一篇小说里都混合了我的血和泪,每一篇小说都给我唤醒了一段痛苦的回忆,每一篇小说都给我叫出了一声追求光明的呼号。光明,这就是许多年来我在暗夜里叫喊的目标。它带来一幅美丽的图画在前面引诱我,同时受苦的、惨痛的景象又像一根鞭子那样在后面鞭打我。我在任何时候都只有向前走的一条路。我的小说就是我在这个旅程中沿途丢下的东西。我为什么不爱它们呢?……”
  
  九十二 文学之路
  
  “当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的时候,我那颗心,那颗快要炸裂的心是无处安放的,我非得拿起笔写点什么不可。我不是一个艺术家,我只是把写作当做我的生活的一部分。”
  
  九十三 文学之路
  
  “作家就是作家嘛,他靠作品而存在,不能靠资格活下去。作家是职业,不是官职。只要手里捏着笔,他可以写到死。只要有人读他的书,谁也不能强迫他搁笔。但是作家多年不写文章,他就会被读者忘记。……培养作家的是生活,养活作家的是读者,我始终是这样想。”
  
  九十四 文学之路
  
  “我甚至说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真实,是自然,是无技巧。我还说,生得很美的人并不需要浓妆艳抹,而我的文章就像生得奇丑的人,不打扮,看起来倒顺眼些。”
  
  九十五 人生之路
  
  “我写作一不为吃饭,二不为出名。我藏在心里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是春蚕,吃了桑叶就要吐丝,哪怕放在锅里煮,死了丝还不断,为了给人间添一点温暖。”
  
  九十六 人生之路
  
  “对于战士,生活就是不停地战斗。他不是取得光明而生存,便是带着满身伤痕而死去。在战斗中力量只有增长,信仰只有加强。在战斗中给战士指路的是‘未来’,‘未来’给人以希望和鼓舞。战士永远不会失去青春的活力。”
  
  九十七 人生之路
  
  “爱真理,忠实地生活,这是至上的生活态度。没有一点虚伪,没有一点宽恕,对自己忠实,对别人也忠实,你就可以做你自己的行为的裁判官。”
  
  九十八 人生之路
  
  “我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爱国者。……我那一颗爱祖国、爱人民的心还是像年轻时候那样地强烈,今天仍然是如此。我过去所有的作品里都有从这颗心滴出来的血。现在我可以说,这颗心就是打开我的全部作品的钥匙。”
  
  九十九 人生之路
  
  “我一生始终保持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索取。”
  
  一百 人生之路
  
  “让我做一块木柴吧。我愿意把我从太阳那里受到的热放散出来,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
  
  《报告文学》2003年第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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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老箴言
  我始终记住:青春是美丽的东西。而且这一直是鼓舞我的泉源。
  生命在于付出。我的心里怀有一个愿望,这是没有人知道的:我愿每个人都有住房,每张口都有饱饭,每个心都得到温暖。我想擦干每个人的眼泪,不再让任何人拉掉别人的一根头发。
  
  我不是文学家。我写作不是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的国家和人民,我有无限的爱,靠用作品来表达我无穷无尽的感情。如果我的作品能够给读者带来温暖,我就十分满意了。
  
  我不知道灯在哪里,但是它牵引着我的心,仿佛有人在前面指路。
  
  我家乡的泥土,我祖国的土地,我永远同你们在一起接受阳光雨露,与花树禾苗一同生长。我唯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
  
  我追求光明,追求人间的爱,追求我理想中的英雄。结果我依旧得到痛苦。但是我并不后悔,我还要以更大的勇气走我的路。
  
  说真话,面对镜子我并不感到愉快,因为镜子上反映出来的“尊容”叫人担心:憔悴,衰老……好看不好看,我倒不在乎。使我感到不舒服的是,它随时提醒我:你是在走向死亡。
  
  几年前我流着眼泪读完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曾经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悲剧”。
  
  事实并不是这样。生活并不是一个悲剧。它是一个“搏斗”。我们生活来做什么?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有这生命?罗曼·罗兰的回答是“为的是来征服它”。
  
  生的目标是什么?是丰富满溢的生命。一个人的生命应该为他人放射,在必要的时候还应该为他人牺牲……自我牺牲是人的天性,就像植物不得不开花。
  
  我常将生比之于水流。这股水流从生命的源头流下来,永远在动荡,在创造它的道路,通过乱山碎石中间,以达到那惟一的生命之海。没有东西可以阻止它。在它的途中它还射出种种的水花,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爱和恨,欢乐和痛苦,这些都跟着那水流不停地向大海流去。我们每个人从小到老,到死,都朝着一个方向走,这是生之目标。不管我们会不会走到,或者我们在中途走入了迷径,看错了方向。
  
  因为受到了爱,认识了爱,才知道把爱分给别人,才想对自己以外的人做一些事情。把我和这个社会联起来的也正是这个爱字,这是我的全性格的根底。
  
  爱真理,忠实地生活,这是至上的生活态度。没有一点虚伪,没有一点宽恕,对自己忠实,对别人也忠实,你就可以做你自己的行为的裁判官。
  
  我们的生活信条应该是:忠实地行为,热烈地爱人民,帮助那需要爱的,应对那摧残爱的;在众人的幸福里谋个人的快乐,在大众的解放中求个人的自由。
  
  理想,是的,我又看见了理想。我指的不是化妆品,不是空谈,也不是挂在人们嘴上的口头禅。理想是那么鲜明,看得见,而且同我们血肉相连。它是海洋,我好比一小滴水;它是大山,我不过一粒泥沙。不管我多么渺小,从它那里我可以吸取无穷无尽的力量。
  
  我写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发表因为我欠债要还,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于沉默,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连声的呼喊。我有一肚皮的话,也有一肚皮的火,还有在油锅里反复煎了十年的一身骨头。火不熄灭,话被烧成灰,在心头越积越多,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清除干净,就无法不做噩梦,就不能平静地度过我晚年的最后日子,甚至可以说我永远闭不了眼睛。
  
  是什么东西把我养育大?首先在我头脑里浮动的就是一个“爱”字。父母的爱,骨肉的爱,人间的爱,家庭生活的温暖。我的确是一个被人爱着的孩子。……我爱着一切的生物,我愿意擦干每张脸上的眼泪;我希望看见幸福的微笑挂在每个人的嘴边。
  
  我的生命大概不会很长久吧。然而在短促的过去的回顾中却有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和黑暗,使我的生存有一点光彩。这盏灯就是友情。我应该感谢它。因为靠了它我才能够活到现在;而且把旧家庭给我留下的阴影扫除了的也是它。
  
  鲁迅先生给我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仰慕高尔基的英雄“勇士丹柯”,他掏出燃烧的心,给人们带路,我把这幅图画作为写作的最高境界,这也是从先生那里得到的启发的。我勉励自己讲真话,卢梭是我的第一个老师,但是几十年中间用自己的燃烧的心给我照亮道路的还是鲁迅先生。
  
  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写吧,写吧。”好象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叫。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不愿意空着双手离开人世,我要写,我决不停止我的笔,让它点燃火狠狠地烧我自己,到了我烧成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一个作家,一枝笔可能起不了大的作用,但是一滴水流进海洋就有无比的力量。只要全世界的作家团结起来,亿万枝笔集在一起,就能够为后代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更美的未来。这才是我们作家的责任。这是理想,也是目标。
  
  每一本书、每一篇作品,就是一次答案。古今往来有数不清的作家,读不完的作品,尽管生活环境各异,思想信仰不同,对人对事的看法不一样,但是所有真诚的作家都向读者交出自己的心。我们写作只因为我们有话要说,有感情要倾吐,我们用文字表达我们的喜怒哀乐,我写作只是为了一个目标,对我生活其中的社会有所贡献,对读者尽一个同胞的责任。我从末中断读者的联系,一直把读者的期望看成对我的鞭策。我常说,如果我的作品能够给读者带来温暖,在他们步履艰难的时候能够做一根拐杖给他们加一点力,我就十分满意了。
  
  我一刻也不停止我的笔,它点燃火烧到我自己,到了我成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感情也不会在人间消失。我感到我有两倍的勇气,有两倍的力量。究竟由于什么?我得到回答了:由于友谊。
  
  我从小爱发牢骚,但决非无病呻吟,而且我不善于言辞,不会表达自己的思想,用嘴讲不出来的,我只好靠笔帮忙,因此走上了写作的路。我不是经过刻苦钻研,勤奋读写,取得若干成就的。我不过借用文字作武器,在作品中生活,在作品中奋斗。不管拿着笔,或者放下笔,我都是在生活。
  
  我写作时差不多没有停笔构思,字句从我的自来水笔下面写出来,就像水从喷泉里冒出来那样地自然、容易。但那时候我的激动却是别人想象不到的。我差不多把全个心灵都放在故事上面了。我所写的人物都在我的脑子里活动起来,他们跟活人完全一样。他们生活、受苦、恋爱、挣扎、欢笑、哭泣以及死亡。好像不是我在写小说,而是他们借了我的笔在生活、在那三个星期里面我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只看见那一群人。他们永久不息地在我的眼前活动,不让我有片刻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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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金自传——《文学生活五十年》
  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极少发表演说,今天破例在这里讲话,只是为了报答日本朋友的友情。我讲友情绝不是使用外交辞令,我在这个词里倾注了深切的感情。友情不是空洞的字眼,它像一根带子把我们的心同日本朋友的心牢牢地拴在一起。想到日本朋友,我无法制止我的激动,我欠了你们一笔友谊的债。我不会忘记“四人帮”对我横加迫害要使我“自行消亡”的时候,日本朋友经常询问我的情况,关心我的安全。而我在被迫与世隔绝的十年中也常常想起同你们在一起度过的愉快日子,从这些回忆中得到安慰。今天我们又在一起欢聚了,我的兴奋和欢欣你们是想得到的。
  
  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唯其不善于讲话,有思想表达不出,有感情无法倾吐,我才不得不求助于纸笔,让在我心上燃烧的火喷出来,于是我写了小说。
  
  我不是文学家,但是我写作了五十多年。每个人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我从小就喜欢读小说,有时甚至废寝忘食,但不是为了学习,而是拿它们消遣。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小说家。我开始写小说,只是为了找寻出路。
  
  我出身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的大家庭,在二三十个所谓“上等人”和二三十个所谓“下等人”中间度过了我的童年,在富裕的环境里我接触了听差、轿夫们的悲惨生活,在伪善、自私的长辈们的压力下,我听到年轻生命的痛苦呻吟。
  
  我感觉到我们的社会出了毛病,我却说不清楚病在什么地方,又怎样医治,我把这个大家庭当作专制的王国,我坐在旧礼教的监牢里,眼看着许多亲近的人在那里挣扎,受苦,没有青春,没有幸福,终于惨痛地死亡。他们都是被腐朽的封建道德、传统观念和两三个人一时的任性杀死的。我离开旧家庭就像摔掉一个可怕的黑影。我二十三岁从上海跑到人地生疏的巴黎,想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说救人救世,未免有些夸大,说救自己,倒是真话。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我有感情无法倾吐,有爱憎无处宣泄,好像落在无边的苦海中找不到岸,一颗心无处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静,我就活不下去。一九二七年春天我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小公寓的五层楼上,一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里,我寂寞,我痛苦,在阳光难照到的房间里,我想念祖国,想念亲人。在我的祖国正进行着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人民正在遭受屠杀。在巴黎掀起了援救两个意大利工人的运动,他们是沙柯(N.Sacco)和樊宰底(B.Vanzetti),他们被诬告为盗窃杀人犯,在美国麻省波士顿的死囚牢中关了六年,在我经常走过的街上到处张贴着为援救他们举行的“演讲会”、“抗议会”的海报。我读到所谓“犯人”之一的樊宰底的“自传”,里面有这样的话:“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个口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我非常激动,樊宰底讲了我心里的话。
  
  我的住处就在先贤祠(Pantheon)旁边,我每天都要经过先贤祠,在阴雨的黄昏,我站在卢梭的铜像前,对这位“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日内瓦公民”诉说我的绝望和痛苦。回到寂寞冷静的屋子里,我坐下来求救似地给美国监狱中的死刑囚写信(回信后来终于来了,樊宰底在信中写道:“青年是人类的希望。”几个月以后,他给处死在电椅上,五十年后他们两人的冤案才得到昭雪。我在第一本小说《灭亡》的序上称樊宰底做我的先生)。就是在这种气氛、这种心情中我听着巴黎圣母院(NotreDamedeParis)报告时刻的沉重的钟声,开始写下一些类似小说的场面(这是看小说看多了的好处,不然我连类似小说的场面也写不出),让我的痛苦,我的寂寞,我的热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纸上。
  
  我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一齐来到我的笔端,我写得快,我心里燃烧着的火渐渐地灭了,我才能够平静地闭上眼睛。心上的疙瘩给解开了,我得到了拯救。
  
  这以后我一有空就借纸笔倾吐我的感情,安慰我这颗年轻的孤寂的心。第二年我的处女作完成了,八月里我从法国一座小城沙多—吉里把它寄回中国,给一个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征求他的意见,我打算设法自己印出来,给我的大哥看(当时印费不贵,我准备翻译一本小说卖给书店,拿到稿费来印这本书)。等到这年年底我回到上海,朋友告诉我,我的小说将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说是这份杂志的代理主编叶圣陶先生看到了它决定把它介绍给读者。《小说月报》是当时的一种权威杂志,它给我开了路,让我这个不懂文学的人顺利地进入了文坛。
  
  我的第一本小说在一九二九年的《小说月报》上连载了四期,单行本同年九月出版。我把它献给我的大哥,在正文前还印了献词,我大哥见到了它。一九三一年我大哥因破产自杀,我就删去了“献词”。我还为我的大哥写了另一本小说,那就是一九三一年写的《家》,可是小说刚刚在上海一家日报(《时报》)上连载,第二天我便接到他在成都自杀的电报,我的小说他一个字也没有读到。但是通过这小说,许多人了解他的事情,知道封建家庭怎样摧毁了一个年轻有为的生命。
  
  我在法国学会了写小说。我忘记不了的老师是卢梭、雨果、左拉和罗曼·罗兰。我学到的是把写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我认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二者的一致,是作家把心交给读者。我的小说是我在生活中探索的结果,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就是我一次又一次的收获。我把作品交给读者评判。我本人总想坚持一个原则,不说假话。除了法国老师,我还有俄国的老师亚·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我后来翻译过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和《处女地》,翻译过高尔基的早期的短篇,我正在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我还有英国老师狄更斯;我也有日本老师,例如夏目漱石、田山花袋、芥川龙之介、武者小路实笃,特别是有岛武郎,他们的作品我读得不多,但我经常背诵有岛的短篇《与幼小者》,尽管我学日文至今没有学会,这个短篇我还是常常背诵。我的中国老师是鲁迅。我的作品里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些作家的影响。但是我最主要的一位老师是生活,中国社会生活。我在生活中的感受使我成为作家,我最初还不能驾驭文字,作品中不少欧化的句子,我边写作,边学习,边修改,一直到今天我还在改自己的文章。
  
  一九二八年年底我从法国回国,就在上海定居下来。起初我写一个短篇或者翻译短文向报刊投稿,后来编辑先生们主动地来向我要文章。我和那个在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住在一起,他住楼上,我住楼下。我自小害怕交际,害怕讲话,不愿同外人接洽。外人索稿总是找我的朋友,我也可以保持安静,不让人来打扰。有时我熬一个通宵写好一个短篇,将原稿放在书桌上,朋友早晨上班就把稿子带去。例如短篇《狗》就是这样写成、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越多,来找我组稿的也越多。我在文学界的朋友也渐渐地多起来了。我在一九三三年就说过:“我是靠友情生活至现在的。”最初几年中间我总是埋头写八九个月,然后出去旅行看朋友。我完全靠稿费生活,为了写作,避免为生活奔波,我到四十岁才结婚。我没有家,朋友的家就是我的家,我到各处去看朋友,还写一些“旅途随笔”。有时我也整整一年关在书房里,不停地写作。我自己曾经这样地描写过:“每天每夜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起来,好像一根鞭子在抽我的心,眼前是无数惨痛的图画,大多数人的受苦和我自己的受苦,它们使我的手颤动。我不停地写着。环境永远是这样单调:在一个空敞的屋子里,面前是堆满书报和稿纸的方桌,旁边是那几扇送阳光进来的玻璃窗,还有一张破旧的沙发和两个小圆凳。我的手不能制止地迅速在纸上移动,似乎许多、许多人都借着我的手来倾诉他们的痛苦。我忘了自己,忘了周围的一切。我变成了一架写作的机器。我时而蹲在椅子上,时而把头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来走到沙发前面坐下激动地写字。我就这样地写完我的长篇小说《家》和其他的中篇小说。这些作品又使我认识了不少的新朋友,他们鼓励我,逼着我写出更多的小说。”这就是我作为“作家”的一幅自画像。
  
  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发生的战争,使我换了住处,但是我没有改变我的生活方式,也没有停止写作。
  
  一九三四年底我到日本旅行,我喜欢日本小说,想学好日文,在横滨和东京各住了几个月。第二年四月溥仪访问东京,一天半夜里“刑事”们把我带到神田区警察署关了十几个小时,我根据几个月的经历写了三个短篇《神·鬼·人》。
  
  我感到遗憾的是我学习日语的劲头也没有了。因此我今天还在收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日语讲座,还不曾学好日语。
  
  这年八月,上海的朋友创办了文化生活出版社,要我回去担任这个出版社的编辑工作。我编了几种丛书,连续二十年中间我分出一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文学书籍的编辑和翻译方面。写作的时间少了些,但青年时期的热情并没有消减,我的笔不允许我休息。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离开上海去南方,以后又回到上海,又去西南,我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我的笔从来不曾停止。我的《激流三部曲》就是这样写完的。我在一个城市给自己刚造好一个简单的“窝”,就被迫空手离开这个城市,随身带一些稿纸。在那些日子我不得不到处奔波,也不得不改变写作方式。在一些地方买一瓶墨水也不容易,我写《憩园》时在皮包里放一锭墨,一枝小字笔和一大叠信笺,到了一个地方借一个小碟子,倒点水把墨在碟子上磨几下,便坐下写起来。这使我想起了俄罗斯作家《死魂灵》的作者果戈理在小旅店里写作的情景,我也是走一段路写一段文章,从贵阳旅馆里写起一直到在重庆写完,出版。有一夜在重庆北碚小旅馆里写到《憩园》的末尾,电灯不亮,我找到一小节蜡烛点起来,可是文思未尽,烛油却流光了,我多么希望能再有一节蜡烛让我继续写下去。……那种日子的确不会再来了。我后来的一部长篇小说《寒夜》,我知道在日本有三种译本,这小说虽然是在战时的重庆开了头,却是在战后回到上海写成的。有人说这是一本悲观的小说,我自己也称它为“绝望的书”。我描写了一个善良的知识分子的死亡,来控诉旧社会,控诉国民党的腐败的统治。
  
  小说的结尾是重庆的寒冷的夜。去年在法国尼斯有一位女读者拿了书来,要我在扉页上写一句话,我就写着:“希望这本小说不要给您带来痛苦。”过去有一个时期,我甚至害怕人在我面前提到这本书,但是后来我忽然在旧版日译本《寒夜》的书带上看到“希望的书”这样的话,这对我是多大的鼓励。说得好。黑暗到了尽头,黎明就出现了。
  
  中国人民得到了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我学得不好)。我想用我这枝写惯黑暗和痛苦的笔改写新人新事,歌颂人民的胜利和欢乐。可是我没有充分的时间熟悉新人新事,同时又需要参加一些自己愿意参加的活动,担任一些自己愿意担任的工作。因此作品也写得比较少。有一个时期(1952年),我到朝鲜,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中“深入生活”。第一次接触普通的战士,同他们一起生活,我有些胆怯。一个长期关在书房里的人来到革命军人的大家庭,精神上当然会受到冲击,可是同时我感到温暖。指战员们都没有把我当作外人,仿佛我也是家庭中的成员,而且因为我新近从祖国来,他们对我格外亲热。在这个斗争最尖锐的地方,爱与憎表现得最突出,人们习惯于用具体行动表示自己的感情: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天天都有。这些大部分从中国农村出来的年轻人,他们以吃苦为荣,以多做艰苦的工作为幸福,到了关键时刻,他们争先恐后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在这些人面前我感到惭愧,我常常用自己的心比他们的心,我无法制止内心的斗争。我经常想起我一九四五年写《第四病室》的时候,借书中人杨大夫的口说的那句话,“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我爱上了这些人,爱上了这个环境,开始和他们交了朋友,我不再想到写作。我离开以后第二年又再去,因为那些人、那些英雄事迹吸引了我的心。我一共住了一年。第二次回来,还准备再去,但是别的工作拖住了我,我离开斗争的生活,旧习惯又逐渐恢复,熟悉的又逐渐变为生疏,新交的部队朋友又逐渐疏远,甚至联系中断。因此作品写得不多,更谈不上塑造人民英雄的形象。此外我经常出国访问,发表了不少歌颂人民友谊事业、赞美新社会、新生活的散文。但这些竟然都成为我的“罪证”,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作为“大毒草”受到批判,我也被当作“大文霸”和“黑老K”关进了牛棚,受到种种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十年中给剥夺了一切公民权利和发表任何文章的自由。
  
  有一个时期我的确相信过迫害我的林彪和“四人帮”以及他们的大小爪牙,我相信他们所宣传的一切,我认为自己是“罪人”,我的书是“毒草”,甘心认罪服罪。我完全否定自己,准备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我还跟大家一起祝过林彪和江青“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在十年浩劫的最初三四年中我甚至决心抛弃写作,认为让我在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传达室里当个小职员也是幸福。可是“四人帮”的爪牙却说我连做这种工作也不配,仿佛我写了那些书就犯了滔天大罪一样。
  
  今天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我居然那样听话,诚心诚意地,不以为耻地卖力气地照他们的训话做。但后来我发现这是一场大骗局,别人在愚弄我,我感到空虚,感到幻灭。这个时期我很可能走上自杀的路,但是我的妻子萧珊在我的身边,她的感情牵系着我的心。而且我也不甘心就这样“自行消亡”。
  
  我的头脑又渐渐冷静下来了。我能分析自己,也能分析别人,以后即使受到“游斗”,受到大会批判,我还能够分析,研究那些批判稿,观察那些发言的人。我渐渐地清醒了,我能够独立思考了,我也学会了斗争的艺术。在批斗了七年之后,“四人帮”及其党羽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六个人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忽然宣布“决定”把我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只许我搞点翻译。这样他们把我打成了“不戴帽子的反革命”。他们把我赶出了文艺界,我也不想要求他们开恩给我一条生路。我找出四十多年前我就准备翻译的亚·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每天翻译几百字,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沙皇尼古拉一世专制黑暗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坚决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我就这样活了下来,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我得到了第二次的解放,我又拿起了笔。而且分别了十七年之后我又有权利、有自由和日本朋友友好交谈了。
  
  我拿起了笔,我兴奋,我愉快,我觉得面前有广阔的天地,我要写,我要多写。可是留给我的只有几年的时间,我今年已七十六岁。八十岁以前的岁月我必须抓紧,不能让它白白浪费。我制订了五年的计划,我要写两部长篇小说,一部《创作回忆录》,五本《随想录》,翻译亚·赫尔岑的《回忆录》。十三本中间的两本已经出版了,其中一本就是赫尔岑《回忆录》的第一册,我还要为其余的十一本书奋斗,我还要避免各种干扰为争取写作时间奋斗。有人把我当作“社会名流”,给我安排了各种社会活动;有人把我当作等待“抢救”的材料,找我谈话作记录。我却只愿意做一个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的作家。写什么呢?我写小说,不一定写真实。但是我要给十年浩劫中自己的遭遇、经历作一个总结。那难忘的十年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古今中外的作家很少有过这样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惨痛的经历。我们每个人都给卷了进去,都经受了考验,也都作了表演,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的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可笑,实在愚蠢。但当时我却不是这样看法。我常常这样想:倘使我不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认真地解剖自己,真正弄清是非,那么说不定有一天运动一来,我又会变成另一个人,把残忍、野蛮、愚蠢、荒唐看成庄严、正确。这笔心灵上的欠债是赖不掉的。我要写两部长篇,一方面偿还欠债,另一方面结束我五十几年的文学生活。
  
  我曾经说过:“我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五十多年中我也有放弃探索的时候;停止探索,我就写不出作品。我开始读小说是为了消遣,但是我开始写小说绝不是为了让读者消遣。我不是一个文学家,我只是把写作当做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思想有种种的局限性,但是我的态度是严肃的。让·雅克·卢梭是我的启蒙老师,我绝不愿意在作品中说谎。我常常解剖自己。我的生活中充满了矛盾,我的作品里也是这样。爱与憎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智与感情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这一切织成了一个网,掩盖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声。我说过:“读者的期望就是对我的鞭策。”
  
  我写小说从来没有思考过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技巧等等问题。我想来想去,想的只是一个问题:怎样让人生活得更美好,怎样做一个更好的人,怎样对读者有帮助,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我的每篇文章都是有所为而写作的,我从未有过无病呻吟的时候。“四人帮”的爪牙称我的“文集”为“十四卷邪书”。但是我在那些“邪书”里也曾给读者指出崇高的理想,歌颂高尚的情操。说崇高也许近于夸大,但至少总不是低下吧。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爱祖国、爱人民、爱真理、爱正义,为多数人牺牲自己;人不单是靠吃米活着,人活着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我在那些作品中阐述的就是这样的思想。一九四四年我在《憩园》中又一次表达了读者对作家的期望:“我觉得你们把人们的心拉拢了,让人们互相了解。你们就像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
  
  一九三五年小说《家》出版后两年我曾经说过:“自从我执笔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
  
  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始终守住我的营垒,并没有作过妥协。”我因为这一段话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多次的批判。其实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倒是作过多次的妥协,即使不是有意的妥协。《家》是我自己喜欢的作品。我自己就是在那样的家庭里长大的,我如实地描写了我的祖父和我的大哥——一个“我说了算”的专制家长和一个逆来顺受的孝顺子弟,还有一些钩心斗角、互相倾轧、损人利己、口是心非的男男女女——我的长辈们,还有那些横遭摧残的年轻生命,还有受苦、受压迫的“奴隶”们。
  
  我写这小说,仿佛挖开了我们家的坟墓,我读这小说,仍然受到爱与憎烈火的煎熬。我又看到了年轻时代的我,多么幼稚。多么单纯。但是我记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乔治·丹东的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我明白青春是美丽的,我不愿意做一个任人宰割的牺牲品。我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了“我控诉”。我写完了《家》和它的续篇《春》和《秋》,我才完全摆脱了过去黑暗时代的阴影。今天,在我们新中国像高家那样的封建家庭早已绝迹。但是经过十年浩劫,封建主义的流毒远远没有肃清,高老太爷的鬼魂仍然到处“徘徊”,我虽然年过古息满头白发,但是我还有青年高觉慧那样的燃烧的心和永不衰竭的热情,我要遵守自己的诺言,绝不放下手中的笔。
  
  我罗嗦地讲了这许多话,都是讲我自己的事情。我想朋友们更关心的是中国文学界的情况。我该怎么说呢?我说形势大好,四个月前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举行了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大会的闭幕词是我作的,里面有一段我引用在这里来结束我的讲话:“今天出席这次大会,看到许多新生力量,许多有勇气、有良心、有才华、有责任心、敢想、敢写、创作力极其旺盛的,对祖国和人民充满热爱的青年、中年作家,我仍然感觉到做一个中国作家是很光荣的事情。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写作的时间是极其有限了,但是我心灵中仍然燃烧着希望之火,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和我们无比善良的人民,我仍然怀着十分热烈的爱,我要同大家在一起,尽自己的职责,永远前进。作为作家,就应当对人民、对历史负责。我现在更加明白: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作家,绝不是一个鼠目寸光、胆小怕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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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金百岁年谱
  一九零四年 一岁
  
  11月25日生于四川成都北门正通顺街一个官僚地主大家族。
  
  本名李尧棠、字芾甘,取自《诗经》中《召南·甘棠》首句“蔽芾甘棠”。
  
  原籍浙江嘉兴。父亲李道河,曾任四川广元县知县;母亲陈淑芳。巴金有两兄、两姐、两弟、三妹,分别为:大哥李尧枚,三哥李尧林;二姐李尧桢,三姐李尧彩;十四弟李尧椽,十七弟李尧集(继母生);九妹李琼如,十妹,十二妹李瑞珏。(以上兄弟姊妹均为大家族排行)。
  
  一九零九年 六岁
  
  因父亲出任四川广元知县前往广元。在县衙内家塾就读,除随先生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古文观止》等传统蒙学读物外,亦在晚间从母亲学读《白香词谱》。
  
  一九一一年 八岁
  
  父亲辞官,随父母返成都,继续在家塾就读。
  
  是年10月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12月8日成都军队哗变,秩序大乱,由父亲和大哥留家,母亲带其他儿女到外祖母家避难,翌日回家。22日秩序恢复,全家的男人都剪掉了辫子。
  
  一九一四年 十一岁
  
  母亲病故,安葬于成都市郊磨盘山。母亲“爱一切人”的教诲对巴金一生影响颇大,后来称母亲为自己的“第一个先生”。
  
  一九一五年 十二岁
  
  父亲娶继母(邓景遂)
  
  一九一七年 十四岁
  
  父亲病逝,大哥挑起长房生活重担,大家庭矛盾加剧。
  
  自是年起,在晚间随就读于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的香表哥学习英文。
  
  一九一八年 十五岁
  
  秋季入成都青年会英文补习学校,一月后因病辍止,继续在家从香表哥学习,其间直接阅读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和史蒂文森的《宝岛》等英文原著。
  
  一九一九年 十六岁
  
  “五四”运动爆发,新思潮涌入四川。巴金接触到《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星期日》、《学生潮》、《威克烈》等各种新刊物。
  
  一九二零年 十七岁
  
  祖父病故大家庭内部的争斗和倾轧更为加剧。
  
  读克鲁泡特金《告少年》、廖亢夫的剧本《夜未央》中译本及《实社自由录》第一集中刊登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爱玛·高德曼的文章,第一次了解到无政府主义的要义,其后称高德曼为”精神上的母亲”。
  
  参加成都学界反对军阀刘存厚的请愿及集体罢课活动,这是巴金第一次参与社会斗争。
  
  一九二一年 十八岁
  
  参与编辑成都无政府主义刊物《半月》,以“芾甘”为名发表第一篇文章《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
  
  参加组织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秘密团体“均社”并发表《均社宣言》,从此开始以“安那其主义者”自命。
  
  参与编辑《警群》月刊,第一期出版后因与原筹办者发生争执,原《半月》刊同人联名发表声明,集体脱离该刊,《警群》亦停刊。
  
  一九二二年 十九岁
  
  上半年参与创办成都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主办的《平民之声》周刊,主持编辑事务。
  
  七月新诗《被虐者底哭声》(共十二首)发表于《时事新报》副刊《文学旬刊》第44期,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巴金发表的最早的文学作品。
  
  一九二三年 二十岁
  
  秋季入上海南洋中学;年底赴南京入东南大学附属高级中学补习班。
  
  一九二四年 二十一岁
  
  五月在广州真社的刊物《春雷》第3期上发表诗作《悼橘宗一》和《伟大的殉者——呈同志大杉荣君之灵》。
  
  一九二五年 二十二岁
  
  五卅惨案发生后,参加南京学生的声援活动,后参与发起创办无政府主义刊物《民众》半月刊。
  
  一九二六年 二十三岁
  
  《五一运动史》于是年四月出版,该书是目前所见的巴金第一本单行出版的书。
  
  一九二七年 二十四岁
  
  一月乘法国邮船“昂热号”离沪赴法,二月抵巴黎,沿途写有《海行杂记》三十八则。
  
  译著《面包略取》(克鲁泡特金著)由上海自由书店出版,这是他单行出版的第一本译著。
  
  一九二八年 二十五岁
  
  八月,完成中篇小说《灭亡》,署名“巴金”。
  
  九月,译著《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由上海自由书店出版。
  
  译著托洛斯基《托尔斯泰论》,亦署名巴金,载于十月十八日《东方杂志》第十五卷。此文较《灭亡》早发表近三个月,是“巴金”署名最早见于报刊的文章。
  
  一九二九年 二十六岁
  
  一月至四月《灭亡》在《小说月报》连载,十月由开明书局出版。
  
  论著《断头台上》由上海自由书店出版。
  
  参加自由书店编辑工作,以“马拉”为笔名编辑五期《自由月刊》。
  
  本年,还发表各种译著、文章四十余篇。其中《〈工女马德兰〉之考察》、《〈党人魂〉及〈火榴〉之考察》、《〈黑暗之势力〉之考察》等文,是他最早的文艺评论文章。
  
  一九三零年 二十七岁
  
  本年为上海世界语学会编辑世界语杂志《绿光》;译著《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托名美国三藩市平社出版;译著托尔斯泰着《丹东之死》,由上海开明书局出版;发表《亡命》、《复仇》、《哑了的三角琴》等十二篇短篇小说。
  
  一月据世界语翻译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话剧《过客之花》;二月参考《世界语史》等材料著《世界语创作文坛概况》,连载于《绿光》第7卷1月号至3月号;三月代表上海世界语学会接待日本世界语者长崎,30日出席上海世界语学会第五次会员大会,当选为执行委员;七月据有关材料写成的《世界语文学论》连载于《绿光》第7卷第7月号至10月号。
  
  一九三一年 二十八岁
  
  一月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由开明书店出版。
  
  四月十八日,《时报》开始连载《激流》。
  
  八月,《新生》结稿,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复仇》由上海新中国书局出版。
  
  十月中篇小说《雾》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初冬,应邀到浙江长兴煤矿作客,为后来创作《雪》积累了素材。
  
  本年与复旦大学学生章靳以结识,日后成为编辑工作的最好合作者和关系密切的朋友。
  
  一九三二年 二十九岁
  
  一月,中篇小说《雨》开始连载于南京《文艺月刊》。
  
  三月,中篇小说《海底梦》,五月至七月在《现代》杂志连载,八月由新中国书局出版。
  
  五月,一周内写成中篇小说《春天里的秋天》,先在《时报》连载,十月由开明书局出版;短篇小说集《光明》由新中国书局出版。
  
  九月,开明书局出版《新生》,中篇小说《砂丁》在《申报月刊》发表,一九三三年一月由开明书局出版。
  
  十月,中篇小说《春天里的秋天》和译著《秋天里的春天》出版。
  
  十二月,应《读书》杂志约写《我的写作生活》一文,回顾自己1927年以来的生活、思想和写作状况。
  
  本年度整理一九二七年赴法日记,结集为散文集《海行》,由新中国书局出版。
  
  一九三三年 三十岁
  
  一月,开始创作中篇小说《萌芽》,在《大中国周报》连载,八月由现代书局出版,不久遭禁;次年八月将书中人物改名换姓,改题《煤》,拟由开明书局出版,又遭禁;后改名《雪》自费印刷,托名美国旧金山平设秘密发行,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才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五月,《家》(《激流》第一部)由开明书局出版。
  
  八月初,出席傅东华举办的《文学》创刊宴会,席间第一次与鲁迅、茅盾见面。
  
  九月至十二月,去天津、北京与靳已、郑振铎共同创办《文学季刊》,任编委。
  
  一九三四年 三十一岁
  
  一月回上海。国民党正式实行图书检查,《文学》2卷1号巴金的《电》、欧阳山等的短篇小说被抽出,《新年试笔》中“巴金”的名字被勒令改署为“比金”。
  
  四月,《电》改名《龙眼花开的时候》,署名“欧阳镜蓉”在《文学季刊》连载,次年三月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改题《电》,为《爱情三部曲》的第三部。
  
  八月,散文集《旅途随笔》,短篇小说集《将军》由生活书局出版。
  
  十月,短篇小说集《沉默》出版,十一月赴日,《巴金自传》由第一出版社出版,二十四日抵达横滨,住在佛教徒武田博家,据此创作了短篇小说《神》、《鬼》。
  
  十一月《巴金自传》由第一出版社出版。中篇小说《利娜》始连载于《水星》。
  
  一九三五年 三十二岁
  
  三月散文集《点滴》由开明书店出版。
  
  四月五日晚,日方警察突然搜查巴金住房,巴金被带进警察所关押了十四小时,事后写散文《东京狱中的一日记》,未能发表,后据此改为短篇小说《人》。
  
  五月,吴朗西、伍禅、丽尼等在上海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以巴金名义编辑出版《文化生活丛刊》。
  
  九月,论著《俄国社会运动史话》、译著《狱中记》(伯克曼著)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十一月,往北平协助靳以办理《文学季刊》停刊工作。短篇小说集《神·鬼·人》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一九三六年 三十三岁
  
  二月短篇小说集《沉落》、散文集《生之忏悔》由商务印刷书馆出版。
  
  四月,《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二集) 由开明书店出版。《爱情三部曲》(及《雾》《雨》《电》) 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
  
  五月,译著《门槛》(屠格涅夫等著) 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六月,与靳以创办《文季月刊》。
  
  八月,散文集《忆》、译著《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史话》(斯捷普尼雅克著,即《地底下的俄罗斯》改版本),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十二月,短篇小说集《发的故事》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本年,与上海爱国女学校学生陈蕴珍(萧珊)结识。陈为巴金作品的喜爱者,二人由通信讨论作品开始认识。
  
  一九三七年 三十四岁
  
  三月,与靳以编辑《文丛》月刊,共出两卷十二期;童话集《长生塔》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八月,3日参加上海文艺界欢迎回国的郭沫若等人大会。8日,发表《只有抗战这一条路》;13日淞沪抗战爆发,文化生活出版社业务停止,工作人员继续撤走;22日,由《文学》、《译文》、《中流》、《作家》四家刊物联合出版的《呐喊》周刊(第三期改名为《烽火》)在上海出版,茅盾、靳以为编辑,巴金为发行人,不久因茅盾离沪由巴金编辑。24日,《救亡日报》创刊,巴金名列编委名单。
  
  十月,译著《西班牙的斗争》(洛克尔著),托名美国旧金山平社出版。
  
  十一月,杂文集《控诉》由烽火社出版。
  
  一九三八年 三十五岁
  
  一月,译著《告青年》(克鲁泡特金著) 由平明书店出版。
  
  二月,译著《叛逆者之歌》(普希金等著) 由平明书店出版。
  
  三月,《春》由开明书店出版。与靳以一起经香港到广州。五月一日,经全力筹措,《烽火》改为旬刊在广州复刊,巴金为编辑;十月十一日,《烽火》出至二十期后在日军炮火下被迫停刊。
  
  七月,萧珊高中毕业来到广州
  
  九月,散文集《梦与醉》由开明书店出版。
  
  一九三九年 三十六岁
  
  三月,散文集《旅途通讯》由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七月,杂文集《感想》由烽火社出版。
  
  十月,散文集《黑士》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一九四零年 三十七岁
  
  三月,改译克鲁泡特金的《面包取略》并易名《面包与自由》,八月由平明书店出版。
  
  五月,《秋》结稿,七月由开明书店出版。
  
  六月,修改克鲁特泡金的《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易名为《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次年六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八月,译著《一个家庭的悲剧》(赫尔岑著) 和中篇小说集《利娜》均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九月,重译凡宰地《我的生活的故事》(即《一个卖鱼者的生涯》) 均由为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十二月七日,出席全国文协举行的来渝作家茶会,出席的还有郭沫若、茅盾、老舍、冰心、田汉、艾青等七十余人。周恩来也出席了这次茶会,这是巴金首次件到周恩来。《火》第一部由重庆开明书店出版。
  
  一九四一年 三十八岁
  
  五月下旬,《火》第二部结稿,次年一月由开明书店出版。
  
  六月,杂文集《无题》由烽火社出版。
  
  一九四二年 三十九岁
  
  一月,散文集《龙·虎·狗》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四月,短篇小说《还魂草》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六月,散文集《废园外》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三集)由开明书店出版。
  
  一九四三年 四十岁
  
  三月,散文、小说集《小人小事》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七月,译文集《父与子》(屠格涅夫著)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十一月,译文集《迟开的蔷薇》(史托姆著),由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一九四四年 四十一岁
  
  五月初,与萧珊从桂林到贵阳并结婚;中旬,陪萧珊到四川旅行,开始创作《憩园》;下旬译著《处女地》(屠格涅夫著) 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夏,何其芳自延安来渝,领巴金到曾家岩拜访周恩来。
  
  十月,中篇小说《憩园》由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一九四五年 四十二岁
  
  二月,与郭沫若、茅盾、老舍等三百多人在重庆《新华日报》上联名发表《文化界时局进言》;译著《散文诗》(屠格涅夫著) 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七月,《火》第三部由开明书店出版。
  
  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抗战胜利。二十八日,毛泽东到重庆。巴金初次见到毛泽东。
  
  十一月,由重庆到上海,开始筹备恢复文化生活出版社。萧珊因怀孕留在重庆。
  
  十二月,长女李小林(小名国烦)生于重庆;文协上海分会成立,巴金虽未出席,仍被选为分会理事;建国前的最后一个短篇小说集《小人小事》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一九四六年 四十三岁
  
  一月,与茅盾等21人联名发表“陪都文艺界致政治协商会议各委员书”,信中呼吁废止现行文化政策,确立民主的文化建设政策;中篇小说《第四病室》由良友复兴图书公司出版。
  
  四月,散文集《旅途杂记》出版;与张澜、沈钧儒、郭沫若等联名发表《致美国国会争取和平委员会书》。
  
  五月,5日出席全国文协在张家花园召开的庆祝文艺节大会;11日出席文联社发起的文艺座谈会;21日,离开重庆到上海,负责文化生活出版社会部社务。
  
  六月,与马叙伦等上海各界人士上书蒋介石、马歇尔及各党派,呼吁永久和平。
  
  七月,与茅盾、叶圣陶等二百六十人联名发表《中国文化界反内战、争自由宣言》。
  
  八月到十二月,《寒夜》开始在《文艺复兴》上连载。次年三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这也是巴金建国前创作的最后一部小说。
  
  一九四七年 四十四岁
  
  八月,散文集《怀念》由开明书店出版。
  
  九月,编辑自选集《巴金文集》,次年由春明书店出版。
  
  一九四八年 四十五岁
  
  三月,译著《快乐王子集》(王尔德著) 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六月,译著《笑》(奈米洛夫等著) 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八月,改订一九三八年出版的《西班牙的黎明》,易名为《西班牙的曙光》于次年二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散文集《静夜的悲剧》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一九四九年 四十六岁
  
  三月,开始译鲁多夫·洛克尔的《六人》,十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七月,参加在北平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九月,将文化生活出版社社务交康嗣群;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中旬前往北京参加第一届全体会议。
  
  十月,在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
  
  十一月,译完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蒲宁与巴布尔》,十二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十二月,译完高尔基的《回忆契诃夫》,次年一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一九五零年 四十七岁
  
  二月,译完高尔基《回忆托尔斯泰》,四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五月,译完高尔基的《回忆布罗克》,七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七月,儿子李小棠出生。
  
  九月,译高尔基短篇小说四篇,连同旧稿一篇,编为《草原集》,十一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十月,译完迦尔洵的短篇小说集《红花》,十一月由上海出版社出版;30日参加以郭沫若为团长的第二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团,前往波兰、苏联访问。
  
  十二月18日离开苏联的奥特波尔回国,21日返抵北京;24日出席北京各界庆祝中朝人民抗美援朝胜利及欢迎和大代表团返国大会。
  
  一九五一年 四十八岁
  
  二月,编选散文集《华沙的节日—波兰杂记》,三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三月,译完迦尔洵的《一件意外的事》,六月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
  
  六月,散文集《慰问信及其它》结集,七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七月,《巴金选集》由开明书店出版。
  
  十一月,译完迦尔洵的《癞蛤蟆和玫瑰花》,次年一月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
  
  一九五二年 四十九岁
  
  一月,译完屠格涅夫的《木木》,五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二月,在北京筹备全国文联组织“朝鲜战地访问团”并任团长。
  
  三月,7日率访问团启程离京,20日到达朝鲜前线、22日会见彭德怀司令员、25日写完《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
  
  四月, 1日与其他二十位作家联名发表控诉书,向全世界人民揭露美帝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4日受到金日成接见并参加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举行的座谈会。
  
  十月,从朝鲜回国。
  
  一九五三年 五十岁
  
  二月,关于朝鲜的第一本散文集《生活在英雄们中间》出版。
  
  三月,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常务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第六次扩大会议,巴金等二十一人当选为为全国文协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委员。
  
  三月至七月,《新生》、《海的梦》、《雾·雨·电》、《家》、《憩园》、《旅途随笔》、《还魂草》等旧作相继修订出版。
  
  八月,再度入朝访问。
  
  九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因在朝鲜未能出席,致信《衷心的祝贺》;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十月,当选为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及由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改组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副主席。
  
  十一月,华东作家协会在上海成立,巴金当选为理事。
  
  十二月,离开朝鲜回国。
  
  一九五四年 五十一岁
  
  一月,在北京参加中国文联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团第二次扩大会议,讨论1954年工作计划。
  
  六月,译著《家庭的戏剧》(赫尔岑著)修改本出版。
  
  七月,应邀赴莫斯科参加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活动。
  
  八月,离开莫斯科回国。
  
  九月,当选为第一届人大代表(四川代表)。15日至29日,赴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编选《巴金短篇小说选集》并写《自序》、编选《巴金散文选》并写《前记》,分别于次年3月和5月出版。
  
  一九五五年 五十二岁
  
  二月,《春》、《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
  
  三月,出席全国各人民团体负责人的联席会议并被推选为出席亚洲作家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
  
  四月,前往印度新德里参加亚洲作家会议。
  
  五月,随笔集《谈契诃夫》出版。25日,在北京参加中国文联主席团、作协主席团召开的联席扩大会议,讨论反胡风问题。
  
  六——七月在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八月,参加全国文联、作协主席团举行的联席会议,在会上介绍上海文艺界反胡风情况。
  
  一九五六年 五十三岁
  
  一月,赴柏林参加第四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家大会。
  
  二月,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协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
  
  六月,在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七月,全国整风开始,创作《“鸣”起来吧》、《“独立思考”》等杂文,均署名余一。
  
  八月,编成散文集《大欢乐的日子》,次年3月出版。
  
  十月,参加鲁迅新墓迁葬仪式,与金仲华一起将写有“民族魂”的旗帜献盖于鲁迅灵柩。
  
  十二月,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到成都视察,这是其解放后第一次回故乡;赴印度新德里参加亚洲作家会议。
  
  一九五七年 五十四岁
  
  三月在北京参加作协创作规划会议,与赵丹、方纪等受毛泽东主席接见。。
  
  五月,开始编《巴金文集》。
  
  六月,在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七月,大型文学刊物《收获》创刊,与靳以共同担任主编。
  
  一九五八年 五十五岁
  
  一月,主持作协上海分会会议并作报告。
  
  二月,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为主席团成员。
  
  十月,赴苏联塔什干参加亚非作家会议,本月开始,《中国青年》、《文学知识》、《读书》等杂志展开对巴金建国前作品的批判和讨论。
  
  是年《巴金文集》第一卷至第六卷陆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一九五九年 五十六岁
  
  四月,编完散文集《新声集》,9月出版。
  
  五月,编完散文集《友谊集》,9月出版。
  
  六月,在北京与周扬等参加首都诗人座谈会。
  
  九月,与萧珊合译的《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出版。
  
  十一月,靳以逝世,巴金为治丧委员会成员。
  
  是年《巴金文集》第七卷至第九卷相继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一九六零年 五十七岁
  
  四月,散文集《赞歌集》出版。
  
  七月,参加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题为《文学要路在时代的前头》的发言,当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
  
  八月,参加全国作协第三次理事会(扩大)会议,继续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一九六一年 五十八岁
  
  三月,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参加在东京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委员会紧急会议。
  
  七月,创作短篇小说《团圆》。该小说1963年由毛峰、武兆堤改编为电影《英雄儿女》。
  
  是年十到十二月,《巴金文集》第十卷到第十三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
  
  一九六二年 五十九岁
  
  五月,上海第二次文代会召开,致开幕词《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红旗》并作《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讲话。
  
  七月,率中国代表团赴东京出席第八届禁止氢弹、原子弹世界大会。
  
  是年《巴金文集》第十四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至此,汇集巴金建国前文学创作的十四卷文集出齐。
  
  一九六三年 六十岁
  
  四月,参加全国文联第三次扩大会议。
  
  六月,赴越南访问;访日散文集《倾吐不尽的感情》出版。
  
  十二月,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到达东京访问,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藏原惟人曾接见。
  
  一九六四年 六十一岁
  
  六月,编选访越散文集《贤良桥畔》,九月出版。
  
  八月,参观访问,回上海后写报告文学《大寨行》。
  
  十二月,在北京参加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一九六五年 六十二岁
  
  一月,继续在北京参加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
  
  七月,被迫发表批判电影《不夜城》的文章,与萧珊一起去看望该电影的编剧柯灵;第二次访越,受胡志明主席接见。
  
  一九六六年 六十三岁
  
  六月,以中国作家代表团副团长身份在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
  
  七月,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北京市人民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大会,为主席团成员,在会上见到老舍,这是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
  
  八月,受到上海市文联“造反派”批判,被关入上海文联资料室“牛棚”,从此开始了靠边、检查、被批斗和强迫劳动的生活。
  
  九月,上海作协“造反派”抄家。
  
  一九六七年 六十四岁
  
  一月,挨斗更频,与魏金枝、王西彦等六人被迁出资料室,关到楼下一处不满五平方米的煤气灶间。
  
  五月,《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点名批判巴金。
  
  是年,上海市文艺界批判文艺黑线联络站等单位先后编印多种巴金批判专辑。
  
  一九六八年 六十五岁
  
  频繁遭到批斗,《文汇报》先后发表长篇文章《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斗倒批臭文艺界反动”权威”巴金》;《解放日报》亦以《彻底斗倒批臭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巴金》为通栏标题发表多篇批判文章。
  
  一九六九年 六十六岁
  
  《文汇报》发表《批臭巴金,批臭无政府主义》、《彻底批判大毒草〈家〉〈春〉〈秋〉》等文章。
  
  本年开始抄录、背诵但丁《神曲·地狱篇》,至1972年7月抄到第九曲。
  
  一九七零年 六十八岁
  
  被编入上海文化系统某团第四连到奉贤县“五七”干校从事搬运稻草、抬粪水、种菜、喂猪、搓绳等劳动。
  
  一九七二年 六十九岁
  
  萧珊病故。巴金返回上海。
  
  一九七三年 七十岁
  
  “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宣布对巴金的处理意见:“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发给生活费,可以搞点翻译”;巴金埋头重译屠格涅夫的《处女地》。
  
  一九七四年 七十一岁
  
  抄完《处女地》重译稿,开始译赫尔岑的多卷本回忆录《往事与随想》。
  
  一九七六年 七十三岁
  
  “四人帮”被粉碎,去淮海路襄阳公园附近看大字报。
  
  一九七七年 七十四岁
  
  恢复写作权利,出席上海文艺界的座谈会;五月《文汇报》发表写《一封信》;6月《解放日报》发表《第二次的解放》;十二月出席同时召开的上海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政协上海市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一九七八年 七十五岁
  
  二月,在北京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同月,《处女地》新译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五月至六月,在北京参加中国文联第三届第三次(扩大)会议,在会上作题为《迎接社会主义文艺的春天》的发言。
  
  七月,开始写创作回忆录。
  
  是年《巴金近作》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译著《文学写照》(高尔基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
  
  一九七九年 七十六岁
  
  四月,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抵赴巴黎访问,这是其自1928年离开法国后的第一次重访。
  
  六月,在北京参加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和五届政协二次会议。
  
  十月到十二月在北京参加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并致闭幕词,当选为中国文联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第一副主席。
  
  是年,《英雄的故事》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随想录》(第一集)由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
  
  一九八零年 七十七岁
  
  四月,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到日本东京访问。
  
  八月,率领中国世界语代表团去瑞典参加第六十五届世界语大会;在北京参加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是年《巴金选集》(上下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巴金中篇小说选》(上下卷)、《巴金近作》第二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九八一年 七十八岁
  
  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倡议得到茅盾、叶圣陶、夏衍、冰心、丁玲、臧克家、曹禺等作家的赞成和支持,该馆筹备委员会于本年12月在北京成立,巴金、谢冰心、曹禺等九人为委员。
  
  四月,出席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当选为主席团代理主席。会议决定成立茅盾文学奖金委员会,由巴金任主任委员。
  
  九月,率中国笔会中心、中国上海笔会中心、中国广州笔会中心代表团(一行九人)启程赴法国,参加第四十五届国际笔会大会。
  
  十一月,参加上海市五届政协第十一次常委会,担任上海市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十二月,出席中国作协第三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并当选为为中国作协主席。
  
  是年《随想录·探索集》、《创作回忆录》由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
  
  一九八二年 七十九岁
  
  一月一日,在《光明日报》和《文汇报》上发表短文,祝贺新的一年里文学创作取得新的成就,向从事创作的中青年作家致意。
  
  三月十五日,意大利驻华大使塔马尼到巴金寓所宣布一九八二年“但丁国际奖”授予巴金;四月在佛罗伦萨举行授奖仪式,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公使代为领奖。
  
  五月,右背患囊肿,动小手术;
  
  十月,右背脊囊肿再次动手术,到杭州养病半月。
  
  十一月七日晚上在家中二楼书房跌跤,造成骨折,住上海市华东医院治疗。
  
  是年《巴金近作》第三集《探索与回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巴金散文选》(上下册)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十卷本《巴金选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随想录》第三集《真话集》由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
  
  一九八三年 八十岁
  
  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获由法国总统密特朗授予的“法国荣誉勋章”。
  
  上海文艺出版社续编《中国新文学大系》(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巴金应邀撰写小说卷序言。
  
  是年《巴金论创作》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新编《巴金散文选》由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一九八四年 八十一岁
  
  获香港中文大学授予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被国际笔会第47届大会推为“世界七大文化名人”之一。
  
  患“帕金森氏综合症”,在两手发抖情况下在病床上一笔一画写出随想录第四集《病中集》。
  
  一九八五年 八十二岁
  
  被授予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外国名誉院士称号和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三月二十六日北京西郊万寿寺中国现代文学馆(旧馆)落成开馆,巴金主持开馆典礼。
  
  八月,写信祝贺青海《现代人》文艺双月刊创刊,加紧创作长篇小说《一双美丽的眼睛》。
  
  一九八六年 八十三岁
  
  《巴金六十年文选》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人亲自整理、编订并撰写序言的《巴金全集》自本年度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
  
  一九八七年 八十四岁
  
  十一月“巴金文学创作生涯六十年展览”活动在北京图书馆隆重举行。
  
  一九八八年 八十五岁
  
  当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老友沈从文去世,抱病写作《怀念从文》,从批评国内新闻界没有及时报道沈从文死讯开始,回顾了与死者40多年的深厚友情。
  
  一九九零年 八十七岁
  
  获前苏联政府授予的“人民友谊勋章”和日本福冈市颁发的“亚洲文化奖特别奖”。
  
  一九九一年 八十八岁
  
  致信在四川举行的巴金学术研讨会,申明“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我在传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话欺骗读者,欠下还不清的债。因为病……以后我很难发表作品了。但是我不甘心沉默。我最后还是要用行动来证明所写的和我所说的到底是真是假,说明我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一句话,我要用行为来补写我用笔没有写出来的一切。”
  
  一九九三年 九十岁
  
  当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获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颁发的“资深作家敬慰奖”及意大利蒙德罗国际文学奖评委会特别奖。
  
  一九九四年 九十一岁
  
  “巴金与二十世纪研讨会”和《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巴金》大型图片展览隆重举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二十六卷本《巴金全集》全部出齐;
  
  着手进行《巴金译文集》的整理和校阅工作,因工作劳累造成脊椎压缩性骨折,住进华东医院。
  
  一九九六年 九十三岁
  
  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委员会主席。
  
  《巴金七十年文选》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七年 九十四岁
  
  十卷本《巴金译文全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八年 九十五岁
  
  当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获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发的文学艺术最高奖——杰出贡献奖。
  
  一九九九年 九十六岁
  
  二月八日春节期间因呼吸道感染突发高热并出现急性呼吸衰竭,送华东医院抢救成功,但因年高体弱病情反复,从此未能出院。
  
  经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发现的一颗小行星为被命名为“巴金星”。
  
  二零零零年 九十七岁
  
  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在北京朝阳区安苑东路落成,馆前巨石屏风刻录巴金题词:“我们有一个多么丰富的文学宝库,多少作家留下来的杰作,它们支持我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使自己变得更善良,更纯洁,对别人更有用。”
  
  大型纪念画册《世纪巴金》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该书汇集了巴金近10年中的200帧照片和6万余字近况介绍。
  
  二零零一年 九十八岁
  
  十二月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委员会主席。
  
  二零零二年 九十九岁
  
  十一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华东医院度过虚岁九九诞辰,上海市委书记、市长陈良宇前往看望并转达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的祝贺。
  
  二零零三年 一百岁
  
  (王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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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金作品总目
  创作集:
  
  《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理论,与他人合著),1927,上海民钟社
  
  《灭亡》(中篇小说),1929,开明书局
  
  《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理论),1930,上海自由书店
  
  《死去的太阳》(中篇小说),1931,开明书店
  
  《复仇》(短篇小说集),1931,新中国书局
  
  《雾》(“爱情的三部曲”之一,中篇小说),1931年,新中国书局
  
  《海的梦》(中篇小说),1932,新中国书局
  
  《春天里的秋天》(中篇小说),1932,开明书店
  
  《海行》(散文集),又名《海行杂记》,1932,新中国书局
  
  《光明》(短篇小说集),1932,新中国书局
  
  《雨》(“爱情的三部曲”之二,中篇小说),1933, 良友图书公司
  
  《砂丁》(中篇小说),1933,开明书局
  
  《电椅》(短篇小说集),1933,新中国书局
  
  《抹布》(短篇小说集),1933,北平星云堂书店
  
  《家》(“激流三部曲”之一,长篇小说),1933,开明书局
  
  《萌芽》(中篇小说,又名《雪》),1933,现代
  
  《新生》(中篇小说),1933,开明书店
  
  《旅途随笔》(散文集),1934,生活书局
  
  《将军》(短篇小说集),1934,生活书局
  
  《巴金自传》(传记),1934,第一出版社
  
  《电》(“爱情的三部曲”之三,中篇小说),1935, 良友图书公司
  
  《点滴》(散文集),1935,开明书店
  
  《神·鬼·人》(短篇小说集),1935,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短篇小说集》(1——3卷),1936——1942,开明书店
  
  《生之忏悔》(散文集),1936,商务印书馆
  
  《沉落》(短篇小说集,又名《沦落》),1936,商务印书馆
  
  《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合集)1936, 良友图书公司
  
  《忆》(回忆录),1936,文化生活出版社
  
  《发的故事》(短篇小说集),1936,文化生活出版社
  
  《长生塔》(童话集),1937,文化生活出版社
  
  《雷》(短篇小说集),1937,文化生活出版社
  
  《短简》(散文集),1937, 良友图书公司
  
  《控诉》(散文集),1937,重庆烽火社
  
  《春》(“激流三部曲”之二,长篇小说),1938,开明书店
  
  《梦与醉》(散文集),1938,开明书店
  
  《感想》(散文集),1939,重庆烽火社
  
  《黑土》(散文集),1939.文化生活出版社
  
  《秋》(“激流三部曲”之三,长篇小说),194O,开明书店
  
  《利娜》(中篇小说),1940,文化生活出版社
  
  《火》(共三部,长篇小说),1940—1945,开明书店
  
  《星》(英汉对照,中篇小说),1941,香港齿轮编辑社
  
  《无题》(散文集),1941,文化生活出版社
  
  《龙·虎·狗》(散文集),1941,文化生活出版社
  
  《还魂草》(短篇小说集),1942,文化生活出版社
  
  《废园外》(散文集),1942,重庆烽火社
  
  《小人小事》(短篇小说集),1943,文化生活出版社
  
  《憩园》(中篇小说),1944,文化生活出版社
  
  《第四病室》(中篇小说),1946, 良友图书公司
  
  《旅途杂记》(散文集),1946,上海万叶书店
  
  《寒夜》(长篇小说),1947,晨光
  
  《怀念》(散文集),1947,开明书店
  
  《静夜的悲剧》(散文集),1948,文化生活出版社
  
  《纳粹杀人工厂—奥斯威辛》(散文集),1951,平明出版社
  
  《华沙城的节日—波兰杂记》(散文集),1951,平明出版社
  
  《巴金选集》(短篇小说、散文等合集),1951,开明书店
  
  《慰问信及其他》(散文集),1951,平明出版社
  
  《生活书局在英雄们中间》(散文通讯合集),1953,人民文学出版社
  
  《英雄的故事》(短篇小说、散文合集),1953,平明出版社
  
  《保卫和平的人们》(散文、通讯合集),1954,中青
  
  《巴金短篇小说选集》1955,人民文学出版社
  
  《巴金散文集》1955,人民文学出版社
  
  《谈契河夫》(理论),1955,平明出版社
  
  《大欢乐的日子》(散文集),1957,作家出版社
  
  《坚强的战士》(散文集),1957,少年儿童出版社
  
  《明珠和玉姬》(儿童短篇小说集),1957,少年儿童出版社
  
  《—场挽救生命的战斗》(报告文学),1958,中国青年出版社
  
  《巴金文集》(1—14卷),1958—1962,人民文学出版社
  
  《巴金选集》(短篇小说、散文合集),1959,人民文学出版社
  
  《新声集》(散文、短篇小说合集),1959,人民文学出版社
  
  《友谊集》(散文集),1959,作家出版社
  
  《猪与鸡》(短篇小说),1959,作家出版社
  
  《赞歌集》(散文集),1960,上海文艺出版社
  
  《李大海》(短篇小说集),1961,作家出版社
  
  《倾吐不尽的感情》(散文集),1963,百花文艺出版社
  
  《贤良桥畔》(散文集),1964,作家出版社
  
  《大寨行》(散文),1965,山西人民出版社
  
  《巴金近作》(第1、2集,散文集),1978—1980,四川人民出版社
  
  《海的梦》(中短篇小说合集),1979,人民文学出版社
  
  《烟火集》(散文集),1979,人民文学出版社
  
  《随想录》(散文集),1979,香港三联书店
  
  《巴金中短篇小说选》(上下册),1980,四川人民出版社
  
  《巴金选集》(上下卷),1980,人民文学出版社
  
  《探索集》(《随想录》第1集,散文集),1981,香港三联书店
  
  《巴金选集》(散文、短篇小说合集),1981.香港昭明出版社
  
  《创作回忆录》1981,香港三联书店
  
  《探索与回忆》(《巴金近作》第3集,散文集),1982,四川人民出版社
  
  《巴金选集》(1—10卷,小说、散文等合集),1982,四川人民出版社
  
  《创作回忆录》(散文集),1982,人民文学出版社
  
  《序跋集》(散文集),1982,花城出版社
  
  《巴金散文选》(上下册),1982,浙江人民出版社
  
  《忆念集》(散文集),1982,宁夏人民出版社
  
  《真话集》(《随想录》第3集,散文集),1982,香港三联书店
  
  《巴金论创作》(理论),1983,上海文艺出版社
  
  《巴金散文选》1983,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文学回忆录》(与老舍等合著 ) 1983,四川人民出版社
  
  《病中集》(《随想录》第4集,散文集),1984,香港三联书店
  
  《童年的回忆。(回忆录),1984,四川少儿
  
  《愿化泥土》(散文集),1984,百花文艺出版社
  
  《控诉集》(散文集),1985,海峡文艺出版社
  
  《心里话》(《巴金近作》第4集,散文集),1986,四川文艺出版社
  
  《十年一梦》(散文集),1986,人民日报出版社
  
  《巴金六十年文选》(散文集),1986,上海文艺出版社
  
  《巴金全集》(1—26卷),1986—1994,人民文学出版社
  
  《无题集》(《随想录》第5集,散文集),1986,香港三联书店
  
  《巴金》(短篇小说、散文合集),1986,香港三联书店
  
  《当代杂文选粹·巴金之卷》1986,湖南文艺出版社
  
  《寻找理想的少年朋友》(书信集),1987,少儿出版社
  
  《雪泥集》(书信集),1987,三联书店
  
  《巴金书简·新编》1987,四川文艺出版社
  
  《随想录》(散文集), 1987 ,三联书店
  
  《巴金散文精编》,1991 ,浙江文艺出版社
  
  《巴金书信集》, 1991 ,人民文学出版社
  
  《域外小说》,1992 ,上海文艺出版社
  
  《忆》(回忆录),1994 ,中国华侨出版社
  
  《短简》,1994 ,河北教育出版社
  
  《再思录》(散文集),1995 ,上海远东出版公司
  
  《巴金自传》,1995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十年一梦》,1995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中华散文珍藏本丛书·巴金卷》,2001,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国外获奖作家出版社作品集·巴金卷》,2001,云南人民出版社
  
  译文集:
  
  《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阿里斯著,1927,民钟社
  
  《面包略取》(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27,上海自由书店;又名《面包与自由》,1940,平明出版社
  
  《狱中与逃狱》(回忆录),俄国克鲁泡特金著,与李石曾合译,1927,广州革新书局
  
  《薇娜》(短篇小说、剧本合集),波兰廖·抗夫著,与李石曾合译,1928,开明书店
  
  《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上下编,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28—1929,上海自由书店
  
  《为了知识与自由的缘故》(短篇小说集),俄国普利洛克等著,1929,新宇宙
  
  《一个卖鱼者的生涯》(传记),意大利凡宰特著,1929,上海自由书店
  
  《蒲鲁东的人生哲学》(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29,上海自由书店
  
  《前夜》(剧本),波兰廖·抗夫著,1930,上海启智书局
  
  《丹东之死》(剧本),苏联A·托尔斯泰著,1930,开明书店
  
  《草原故事》(短篇小说集),苏联高尔基著,1931,上海马来亚书店
  
  《秋天里的春天》(长篇小说),匈牙利尤利·巴基著,1932,开明书店
  
  《过客之花》(剧本),意大利阿美契斯著,1933,开明书店
  
  《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