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学发展的基本规律
　　宋定国（紫竹公）
　　内容提要
　　探讨国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就是分析、厘清国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矛盾运动中，所体现出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而要厘清这些联系，就要先找出制约国学发展的主要因素。
　　制约国学发展的主要因素，概括起来，不外国内、外两种。
　　从国学同国内诸因素之间的矛盾运动来看，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即“政学相依”和“政学相制”。
　　从国学同国外诸因素之间的矛盾运动来看，也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即“内外相通”，“内外相制”。
　　通过国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与国内外诸因素之间的基本的矛盾运动，我们可以从中探察和总结出其所展现出来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即规律。
　　该规律在古今关系上体现为：“因时应变，与时推移，贯通古今，古为今用”。
　　该规律在内外关系上则体现为：“开放兼容，融汇内外，结合国情，外为内用”。
　　综合国学在国内外关系上所体现出的规律，我们可以概括出整个国学发展的基本规律。这就是：贯通古今，融汇内外，综合创新。其中“综合创新”是“轴心”，而“贯通古今”和“融汇内外”则是“两轮”，因而这个基本规律可以形象化为“一轴两轮”。
　　近些年人们对“综合创新论”谈论得比较多，但人们在谈论这个问题时，似乎忽略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那就是对学术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与对该规律的利用和驾驭并不是一回事。
　　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论”，是关于如何对待中外古今学术文化，以及如何建设新文化的理论。其“综合创新论”尽管包括“贯通古今”和“融汇中外”两个方面的意蕴，但显然属于对学术文化发展规律的利用和驾驭的理论范畴，而并非对学术文化发展规律本身的阐释。
　　对“综合创新”作为“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首先作出阐发的，是刘鄂培先生。但是刘鄂培先生的表述有两点不足：一是，没有明确指出“综合创新”是中国和整个世界学术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二是对“综合创新”的内涵似还阐释得不够透彻。
　　“综合创新”既是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也是整个世界学术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但是，单用“综合创新”一词似显欠周，而比较周密的表述则是“一轴两轮”，即以“综合创新”为“轴心”，以“贯通古今”和“融汇内外”为“两轮”，是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学术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
　　“古今内外”的关系普遍存在于学术文化发展过程的始终。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学术文化，都是在从古到今的历史长河中川流不息、奔腾向前的。要是没有“古今”之“贯通”的话，那它就会断流，失去连续性，而中国学术文化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和优势就在于，它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川流不息，从未像世界其它几大文明古国的学术文化那样断流过。同时，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学术文化，又都是在国内外学术文化的碰撞、交流中发展的，而任何一种学术文化，总有含其普遍性的内涵和优秀的成分，要是没有“内外”之“融汇”的话，那它就不能在人类学术文化的范围内更加广泛地汲取营养，就会失去其“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因而也就难于挺立于世界学术文化之林，成为独立挺拔的参天大树。中华民族的学术文化发展到今天，不仅对内融汇了华夏各个民族的进步的学术文化，而且对外融汇了世界各国各个时期的进步的学术文化。纵看历史，横看现实，中国学术文化之所以能挺立于世界学术文化之林，并耀眼夺目，就是因为它既能不断地“贯通古今”，又能不断地“融汇中外”，从而实现连续不断地“综合创新”的结果。
　　“贯通古今，融汇内外，综合创新”作为中国和整个世界学术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一直在发挥着作用：适者生机勃勃，不断焕然更新，与时俱进；不适者则死气沉沉，不断枯萎凋零，终被淘汰。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关键词 贯通古今，融汇内外，综合创新
　　
　　
　　一 制约国学发展的因素主要有哪些
　　探讨国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就是分析、厘清国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矛盾运动中，所体现出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而要厘清这些联系，就要先找出制约国学发展的主要因素。
　　制约国学发展的主要因素，概括起来，不外国内、外两种。
　　从国内因素而言，有天然的也有人为的，而人为的因素居多；就人为的因素而言，有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等等，尤以政治因素对国学的影响最甚。
　　政治因素又集中表现为国内治、乱的性质及其程度。
　　就国外因素而言，也有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等等。各种外部因素对于国学的制约及其程度，在不同的时期和具体条件下，具有不同的表现，不宜一概而论，而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当国际关系处于剧烈地变动时期，则对国学的制约就特别显著了。至于具体的情形，则需根据国际关系剧烈变动的性质及其程度而定。
　　制约国学发展的国内外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促成了国学发展过程中的矛盾运动。
　　
　　二 怎样看待国学发展过程中的矛盾运动
　　从国学同国内诸因素之间的矛盾运动来看，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即诸因素与国学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
　　因为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政治在诸因素中一般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我们可以着重探察政治因素与国学之间的矛盾运动。这样就可以简括为“政学相依”和“政学相制”。
　　所谓“政学相依”，就是指政治和国学之间彼此相互依存。政治不可能离开国学而存在，而国学也不可能离开政治而独立。这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在先秦时期，虽然国学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相对独立性，但离开了政治也照样不能发挥起作用。包括孔、杨（朱）、墨、商（鞅）、惠（施）、孟、荀、韩等诸子，之所以奔走、游说于列国君王之间，盖为自己的学说寻求政治支撑和传递的杠杆。而列国也都想方设法地通过各种渠道、方式招募、网罗人才，也同样盖为寻求适合于为自己的政治统治服务的人才及其学说。政学相依的情形到秦汉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建立以后，便发生了巨大甚至可以说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专制政治强迫国学依附于它，否则便加以限制，以至罢黜；另一方面，国学中的某些代表人物，在“官本位”制度下，也主动甘当政治的附庸，以实现所谓“经世致用”的志向，使国学之主流渐渐沦为政治统治的工具，即所谓“君学”或“官学”。自秦汉至清末的大一统局势下，情形大都如此。学术文化一旦成为政治的工具，沦为政治奴婢，其学术性和真理性自然也就扭曲以至丧失；因为在专制权势的干预和载决下，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真理可言的，所谓“成则王侯败者贼”、“金口玉言”、“朕即真理”、“有权就有一切”等等，就真实地反映了此种情形。所以，在帝王专制时代，作为国学主流的“君学”或“官学”，不能说一点儿学术味和真理性也没有，但居于主导地位的则是实用主义和“权势真理”。所谓“清官在戏棚，真理在朝廷”，所反映的就是这样的现实。皇帝的“金口玉言”就是真理，皇权就是衡量和裁决是非黑白和真理与否的唯一杆秤！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所见到的秉承唐太宗李世民本人的旨意所撰写，并由他所钦定的《贞观政要》，以及其它一切经过皇帝本人钦定的涉及当朝的史籍等，到底有多大程度的可信度，实在值得怀疑、深考、甄别和重新厘定！所以到宋代，许多有识之士发出“为往圣继绝学”的感慨和誓言，正是目睹了先秦“往圣”之学，由于秦汉以来依附于专制政治而绝流的现实。但是，感慨归感慨，誓言归誓言，到程朱陆王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出现，尽管他们以为自己实现了“为往圣继绝学”的宏伟志向，而实际上，不但未能达到“为往圣继绝学”之目的，反而比以前越发依附于专制政治，越发更好地充当了为专制政治服务的最完善、最有力的工具，因而离开“往圣之学”也就越远了。在漫长的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下，在占主流地位的“君学”或“官学”中，“往圣之学”越来越断流。要是说“往圣之学”还存有一丝未断，一脉相传的情形的话，那只是存在于远离政治而隐退、蛰居或避难的个别学问家的著述中，和民间传说、轶闻中。
　　所谓“政学相制”，就是指政治和国学相互制约。自然，在上面所说的政学相依中，就已经包含着政学相制的情形了。不过，政学相制更集中而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种情形：即“政酷学乏”和“政松学丰”。
　　“政酷学乏”系指专制政治越严酷，则文化专制就越厉害，就越会限制、钳制以至扼杀国学的发展，因而就必然使得国学处于贫乏的状态。翻阅中国学术文化史，就会发现体现文化专制的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对先秦学术文化的摧残是致命的，而在他之后两千多年，那个一再颂扬秦始皇的最高决策者所实行的长达20多年的文化专制，尤其是所发动的长达十年之久的，实则“大革文化”之“命”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对学术文化的摧残，更是“史无前例”的。除此之外，历代的“文字狱”对国学的扼杀，也是非常残酷的。专制政治和个人专断所实行的残酷的文化专制，必然扼杀和窒息学术文化的发展，导致国学的贫乏。回头看看，在那个亿万民众只能手捧“红宝书”而“早请示”、“晚汇报”的年代，还有什么学术文化可言！
　　而“政松学丰”则系指专制政治在由于种种缘由变得相对松弛、宽松，或由于政治权力的角逐而呈现薄弱乃至某些空隙时，那么国学则反而会赢得，或呈现出相对自由地喘息、争鸣和富有成效地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最为明显，而在尔后新旧王朝交替的时空内，国学也都表现出赢得相对地喘息、复苏和繁荣的景象。比如汉末的大分裂和南北朝时期，唐末的五代十国时期，宋末的金元时期，以及清末民初的“类百家争鸣”等等，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形。
　　政治与学术文化的这种矛盾运动的关系似乎具有普遍性，即在中外古今都是如此。
　　列宁曾指出：“有一句著名的格言说：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 这话道出了在社会领域真理的遭遇。愚以为，像几何公理这样毋庸质疑的真理，触犯了一般人的利益，遭到的是反驳，而要是触犯了统治者的利益，那就不仅是反驳，而是一定要被“推翻”的！所以，在权势干预的社会政治领域，学术文化是不可能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的，是不可能按照真理自身的要求成长和展示的。从“汉代经学”到“魏晋玄学”，再到“宋明理学”，以至“清代朴学”，我们都能看到这样的情形。
　　从国学同国外诸因素之间的矛盾运动来看，也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即“内外相通”，“内外相制”。
　　所谓“内外相通”，系指国内外学术文化的相互沟通和相互促进。学术文化同属于人类精神财富，尽管由于国家和民族地域、习俗等等的不同，存在着各种差异，但在探求客观事物的规律和促进自己民族和人类的进步方面，具有共同性，因而在学术文化的内涵上总是具有相通的因素，因而可以相互沟通，相互汲取，相互激发，相互促进。就拿对中国学术文化影响较早、较大的印度佛教来说，内外相通就表现得很明显。从佛教徒到中国传教一方来说，一开始便研究并利用了中国原有学术文化中能与佛教教义相契合的成分，譬如老庄的清静自守和孔孟的修身养性学说等等，与佛教中的相关内容相衔接、融汇，尽量按照适合中国人的口味来传播。这是佛教之所以能传入并能在中国立足的一个很重要原因。而从中国人接受佛教教义一方来说，人们最初也是有意地撷取佛教教义与中国学术文化中相契合的成分，并加以改造、敷衍，以至搀合上某些适合于中国人口味的东西，才加以接受和传播的。佛教传入中国时的这种“内外相通”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而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之所以很早远传海外，则更表明反映和驾驭自然规律的科学技术更没有国界的限制。尔后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学术文化的东渐，也同样昭示了这样的道理。
　　所谓“内外相制”系指国内外学术文化的相互制约、相互排斥。由于学术文化带有根深蒂固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等特征，所以国内外的学术文化不论怎么“内外相通”，但都不可能趋于混同、融合为一，抹煞、丧失本民族和本地域等特征，于是就总要表现出相互制约、相互排斥性。当外来的学术文化带着政治侵略性的意图而实行文化侵略，企图吃掉、灭绝国内的学术文化时，这种相互排斥性就会被激化，并强烈地凸现出来。这在清末民初表现得就很突出。当时帝国主义者伴随其政治、军事和经济等侵略而实行文化侵略，而国内的某些人或出于崇洋媚外、或出于一时糊涂和天真等原因，而提出并推销“全盘西化”论，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保卫国粹”论的对抗和抵制。“保卫国粹”论虽然因为与“全盘西化”论针锋相对而有些偏激，但其所体现的却是中国学术文化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等特征，其捍卫中国学术文化的本意和实质则理应得到肯定。于是酿成了国内外学术文化空前激烈地对抗和论战。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当时的论战显得有些混乱（见前文），但捍卫中国学术文化的“国学”派不仅应运而生，而且最终取得胜利。
　　“内外相制”的矛盾运动表明：就我悠久的中华文明古国而言，学危则国危，国危需兴学，学兴国才兴。国学乃国家的精神命脉，当面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国学陷于危机时，国家则也面临被灭亡的危机，而此时为了防止被灭国灭族，就必须捍卫和复兴国学；而由于国学所固有的卫国御辱的基本精神，在国家民族面临危亡的关头，国学也必然兴起，承担起号召国家民族起来挽救危亡的重任。
　　
　　三 怎样认识和把握国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一轴两轮”
　　通过上述国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与国内外诸因素之间的基本的矛盾运动，我们可以从中探察和总结出其所展现出来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即规律。
　　该规律在古今关系上体现为：“因时应变，与时推移，贯通古今，古为今用”。这里的“时”和“变”，“今”和”古”都是相对的，动态的；每个时代的“时”和“变”、“古”和“今”都有其特定的内涵和特点，不能一概而论。我们今天所谈的“时”“变”、“古”“今”，与以往历代都是有所区别的。
　　“因时应变，与时推移，贯通古今，古为今用”，是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没有“因时应变”，就不能做到“与时推移”；而没有“与时推移”，那么学术文化就会陷于僵化、凝固状态，也就不可能做到“贯通古今”；而“贯通古今”的目的则在于“古为今用”，要是不能做到“古为今用”，那一切学术文化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李白诗意的浪漫性毋庸置疑，但依照万物皆处于流变之中的自然规律而言，“今月”同“古月”不可能完全一样，月和人一样，同样“若流水”，只是表现得程度和特点不同而已，因而“今人”和“古人”不可能“共看明月皆如此”。所以，此诗宜改为：“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不曾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贯古今。”这样，就正好昭示“因时应变，与时推移，贯通古今，古为今用”的规律了。
　　只要看看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看看他所提出的一整套“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只要看看程朱陆王等等的著述，看看“宋明理学”所体现的学术文化旨意和趋向，就会明显地看到他们在做学问和著书立说时所表现出的“因时应变，与时推移，贯通古今，古为今用”这一规律。
　　董仲舒的“董学”也好，程朱陆王的“理学”、“心学”也好，都是他们立足于他们所处的时代，适应当时社会现实特别是专制统治的需要，而“因时应变，与时推移，贯通古今，古为今用”的结果。他们的学说作为“君学”或“官学”，在为专制政治服务方面具有共同性，但在具体内容上却又具有不同的特点，而且呈现出后者对前者的承继和超越、接续和扬弃。而这一切则也都是“因时应变，与时推移，贯通古今，古为今用”规律的体现。
　　作为社会科学的国学部分是这样的，而作为自然科学的国学部分则更是这样的。独具中国特色的天学、地学、算学、农学、医学和养生学等等，在其发展过程中无一不是“因时应变，与时推移，贯通古今，古为今用”的。
　　“因时应变，与时推移，贯通古今，古为今用”的规律，可以简括为“贯通古今”律。
　　该规律在内外关系上则体现为：“开放兼容，融汇内外，结合国情，外为内用”。当然，“开”和“容”，“外”和“内”也都是相对的，动态的；每个时期的“开”和“容”、“外”和“内”都有其特定的内涵和特点，不能一概而论。我们今天所谈的“开”“容”、“外”“内”，是和历代都是有所区别的。
　　“开放兼容，融汇内外，结合国情，外为内用”，也是个彼此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无“开放”就谈不上“兼容”，而没有“开放兼容”也就不可能“融汇内外”；“融汇内外”就是使国内、外的学术文化在契合点上沟通，融为一体；为此，就必须“结合国情”即联系本国的实际，使国外的学术文化扎根在中国的土地上，与国学的相关部分融为一体，这样才能开花结果，达到“外为内用”之目的。
　　只看到中国学术文化的优越，以为中国学术文化“一切皆粹”，并以此为据拒绝学习国外的先进学术文化之所以错误，就在于它无视国外学术文化的优点和长处，不能做到“开放兼容，融汇内外”，因而也就不能做到“外为内用”；而对国外学术文化生吞活剥、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和“全盘西化”论等等之所以错误，就是它们都无视了中国学术文化之长处，无视了本国区别于外国的国情，未能结合本国的实际，因而不可能使国外即使再先进的学术文化在中国土地上扎根，更不能开花结果，那自然也就做不到“外为内用”。
　　“开放兼容，融汇内外，结合国情，外为内用”的规律，可以简括为“融汇内外”律。其中的“外为内用”也即“外为中用”或“洋为中用”。
　　不论是“贯通古今”律还是“融汇内外”律，其中的每个环节都离不开“综合创新”；“综合创新”既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同时又是基本方法。因此，离开了“综合创新”，既不能“因时应变，与时推移”，也不能“贯通古今，古为今用”；“因时应变，与时推移，贯通古今，古为今用”的过程，就是“综合创新”的过程。同样，离开了“综合创新”，既不能“开放兼容，融汇内外”，也不能“结合国情，外为内用”；“开放兼容，融汇内外，结合国情，外为内用”的过程，也就是“综合创新”的过程。
　　所以，综合国学在国内外关系上所体现出的规律，我们可以概括出整个国学发展的基本规律。这就是：贯通古今，融汇内外，综合创新。其中“综合创新”是“轴心”，而“贯通古今”和“融汇内外”则是“两轮”，因而这个基本规律可以形象化为“一轴两轮”。
　　国学发展的这个基本规律同任何规律一样，本来一直客观存在于国学发展的过程之中，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并且一直在发挥着作用。只是人们对它的认识和把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它没有被认识和被把握之前，它一直是在自发地起着作用，而一当它被人们正确认识和把握之后，人们则就可以很好地利用和驾驭它了。
　　为了说明和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模糊和混乱，我们就不能不涉及这些年学界关于“综合创新论”的谈论。
　　近些年来，人们对“综合创新论”谈论得比较多，但是，人们在谈论这个问题时，似乎忽略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那就是对学术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与对该规律的利用和驾驭并不是一回事。
　　“综合创新”一说至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就有人（比如李大钊和蔡元培等）提出，但在我国较早把它上升到“综合创新论”，并加以倡导的则首推张岱年先生。1935年，张岱年先生在《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中，“主张兼综东西两方之长，发扬中国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遗产，同时采纳西洋的有价值的精良的贡献，融合为一，而创成一种新的文化，但不要平庸的调和，而要作一种创造的综合。”（见《张岱年文集》第1卷，第256页）这里说的“创造的综合”，亦即张岱年先生后来称之为的“综合创造”，被视为“综合创新论”的雏形。后经国家和个人的五十多年的动荡、变故和坎坷，到1987年，张岱年先生又明确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他说：“我反对‘中体西用论’、国粹主义，更反对‘全盘西化论’，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在文化问题上，要避免两种不正确的倾向，即既要反对全盘西化论，也要反对中国文化优越论。”“我提的口号是‘文化创造主义’，即‘综合创新论’。多年来我一直就是这个观点，中体西用我反对，西体中用我也反对，应当运用唯物辩证法，把中西文化各自的贡献综合起来，创造新的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谈谈中国的传统文化》）“我反对东方文化优越论，也反对全盘西化论，主张兼取中西文化之长而创造新的中国文化。我这种主张可以称为‘综合创新论'。”（张岱年：《文化与哲学•自序》）。张岱年先生所讲的“综合创新”，从大的方面看蕴义有二：一是说，在对待中、外文化上，要通过审慎地研究、比较，把握中、外各方文化的不同特点，厘清两者的精华和糟粕，注意综合中、外文化思想的成果，并根据时代的要求，进行创新；一是说，在对待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上，决不能仅从一时一派一家出发，也要审慎地通过对历代各家各派学说的分析、比较，厘清其中的精华和糟粕，注意综合历代各家各派的优秀成果，并根据时代进步和现实的需要，加以创新。“综合创新”是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综合”是一种全面的、比较的、分析的、鉴别的综合，是以“创新”为意旨的综合；而“创新”则是一种在“综合”基础上的新的创造，是根据社会发展、历史进步和时代要求所进行的一种崭新的文化建设。
　　显然，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论”，是关于如何对待中外古今学术文化，以及如何建设新文化的理论。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论”，实际上包括了前文述及的“贯通古今”和“融汇中外”两个方面的意蕴，因而是很正确、很深刻的。但是，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论”，显然属于对学术文化发展规律的利用和驾驭的理论范畴，而并非对学术文化发展规律本身的阐释。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王元化先生呼吁学术界应重视“综合研究法”，认为综合研究是科研工作的必然趋势，并倡导注意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和综合研究。而一向主张“兼收并蓄，博采众家之长”，“为学不争一家胜，著述但求百家鸣”的蒋孔阳先生，在其《美学新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中，则进一步强调在美学、文艺学研究中应走“综合创新”之路。他认为不仅在观点上应综合创新，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应综合创新。这是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古今巨变、中外汇合的时代，各种思想和潮流纷至沓来，我们面临多种的机遇和选择。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固步自封，我们要把古今中外的成就，尽可能地综合起来，加以比较，各取所长，相互补充，以为我所用。学者有界别，真理没有界别，大师海涵，不应偏听，而应兼收。综合比较百家之长，乃能自出新意，自创新派。”从此，“综合创新论”在我国学术文化界不胫而走，成为热门话题。但很显然，包括王元化、蒋孔阳先生在内，人们所谈论的仍是如何对待古今中外文化和不同学科的关系问题，是文化建设问题，而并未触及学术文化发展规律本身的认识、阐释和把握。
　　根据我所掌握的资料，对“综合创新”作为“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首先作出阐发的，是刘鄂培先生。在其主编的《综合创新——张岱年先生学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之第九章中，他以《“文化综合创新论”体现出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为题，专门对这一规律作了阐述：“‘文化综合创新论’是将思想文化的发展视为一个永远流动、无穷无尽的历史长河，在流经过程中不断与各种‘源头活水’相汇合，这就是‘综合’；经过‘综合’之后形成更广阔的洪流，这就是‘创新’。‘综合’，‘创新’；再‘综合’，再‘创新’，以至无穷。这就是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势，体现出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在分析、论述了中国三千年以来“大致”发生的“三次‘综合创新’”后，刘鄂培先生指出：“这说明张岱年的‘文化综合创新论’体现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其实，这也就是今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西方思想文化发展的总趋势也是这样。”应该承认，刘鄂培先生在这里有点儿“借题发挥”，因为张岱年先生本人在谈及学术发展的规律时是这样说的：“每一时代，应有一个主导思想，在社会生活及学术研究中起主导作用，同时又容许不同的学术观点存在。有同有异，求同存异。《周易•系辞》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又《睽卦•象传》云：‘君子以同而异’。同而且异，这是学术发展的规律。”刘鄂培先生在关于学术文化发展规律的问题上为其师张岱年先生的见解“拔高”，其情可嘉，但似与“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哲言相悖。不过，这并不影响刘鄂培先生关于思想文化发展基本规律的认识和阐述的正确性和价值。况且，在《综合创新——张岱年先生学记》第十六章，刘仲林先生所撰对张岱年先生的《访谈录》中，张岱年先生在谈及上世纪30年代他所提出的“文化创造主义”时说：“其实我是按照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讲的。文化建设必须表现创新精神。世界变化，日新月异；文化发展，不断创新。”由此来看，刘鄂培先生上述升华性的概括也确实体现了张岱年先生的意味。刘鄂培先生总结说：“中国历史上的思想文化发展，体现出综合创新这个规律还是‘自发’地发挥作用，而当人们掌握了这个规律，在21世纪，以及以后，这个规律即成为人的‘自觉’而发挥作用。”（参见《综合创新——张岱年先生学记》第163－185页）
　　刘鄂培先生的上述见解是正确的，要是说还有什么不足的话，愚认为有两点：一是，没有明确指出“综合创新”是中国和整个世界学术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总趋势”虽然带有规律的意味，但毕竟不能与“基本规律”划等号；二是对“综合创新”的内涵似还阐释得不够透彻。
　　愚认为，“综合创新”既是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也是整个世界学术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但是，单用“综合创新”一词似显欠周，而比较周密的表述则是愚在前文所概括的“一轴两轮”，即以“综合创新”为“轴心‘，以“贯通古今”和“融汇内外”为“两轮”，是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学术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
　　“古今内外”的关系普遍存在于学术文化发展过程的始终。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学术文化，都是在从古到今的历史长河中川流不息、奔腾向前的。要是没有“古今”之“贯通”的话，那它就会断流，失去连续性，而中国学术文化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和优势就在于，它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川流不息，从未像世界其它几大文明古国的学术文化那样断流过。同时，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学术文化，又都是在国内外学术文化的碰撞、交流中发展的，而任何一种学术文化，总有含其普遍性的内涵和优秀的成分，要是没有“内外”之“融汇”的话，那它就不能在人类学术文化的范围内更加广泛地汲取营养，就会失去其“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因而也就难于挺立于世界学术文化之林，成为独立挺拔的参天大树。中华民族的学术文化发展到今天，不仅对内融汇了华夏各个民族的进步的学术文化，而且对外融汇了世界各国各个时期的进步的学术文化。纵看历史，横看现实，中国学术文化之所以能挺立于世界学术文化之林，并耀眼夺目，就是因为它既能不断地“贯通古今”，又能不断地“融汇中外”，从而实现连续不断地“综合创新”的结果。
　　“贯通古今，融汇内外，综合创新”作为中国和整个世界学术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一直在发挥着作用：适者生机勃勃，不断焕然更新，与时俱进；不适者则死气沉沉，不断枯萎凋零，终被淘汰。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其实，“贯通古今，融汇内外，综合创新”的基本规律，不仅始终贯穿于整个国学的发展过程之中，也广泛存在于学者个人的研究和著述中。凡是认真地作学问者，有谁人不是将所看所听所学的知识，加以“贯通古今，融汇内外，综合创新”才发表见解，著书立说？不但先秦诸子人人如此，就是秦汉以后的诸子，如董仲舒、桓谭、王充、程、朱、陆、王等等，也无一不是如此。就是我们一般人读书、研究和写作，除了不学无术的懒汉，只知鹦鹉学舌或抄袭、剽窃者之外，实际上也都在自觉不自觉地遵循这个基本规律。自然，由于个人才学、能力等等方面的差异和各种条件的限制，人们在“贯通古今，融汇内外，综合创新”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情形、程度及结果等等，千差万别，良莠不齐，乃至事与愿违，适得其反罢了。如果说作为社会科学（此处只好借助西学关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区分来说明）的国学部分是这样的话，那么，作为自然科学的国学部分则更是如此。因为尽管专制权力的杠杆有时会把几何公理一样的真理加以反驳、歪曲，但自然科学方面的真理毕竟不像社会科学方面的真理那样容易被权力玷污，“指鹿为马”尽管可以得势于权奸小人掌控的朝堂，但“鹿”毕竟不是“马”，也毕竟不能变成“马”，一旦离开朝堂，或权奸小人被革除之后，真相就会大白，因而国学当中的自然科学部分要比社会科学部分更能充分地展现“贯通古今，融汇内外，综合创新”的基本规律。从独具特色的中国天学、算学、医学和养生学等等看，该规律表现得十分明显。单以中医学为例，从先秦的《黄帝内经》到汉代张仲景的《伤寒论》，再到隋代的《诸病源候论》，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和王焘的《外台秘要》，宋代的《和剂局方》、《褚氏遗书》（成书年代尚无定论），金元时代刘完素的《素问玄机原病式》、李东垣的《内外伤辨惑论》，元代朱丹溪的《格致余论》，明代张景岳的《类经》和《景岳全书》、赵献可的《医贯》，又到清代由名医叶天士的弟子们所编撰的反映叶天士行医和学术思想的《临证指南医案》、程国彭的《医学心悟》、徐大椿的《医学源流论》和《伤寒类方》等、唐宗海的《血证论》和《中西汇通医经精义》等，“贯通古今，融汇中外，综合创新”的基本规律一线贯穿，尤其是唐宗海（1851－1908年）编撰的《中西汇通医经精义》，集中反映了鸦片战争后中医学界中西汇通派“贯通古今、融汇中外、综合创新”的思想。他将中西汇通的思想明确地概括为：“上可损益乎古今，下可参酌乎中外，要使善无不备，美无不臻……西医亦有所长，中医岂无所短。盖西医初出，未尽周详；中医沿讹，率多差谬。因集《灵》、《素》诸经，兼中西之义解之，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中外医学四种合刻.中西医解自叙》）
　　正是由于学者个人这样的“贯通古今、融汇中外、综合创新”，才促成了整个中国学术文化即国学的“贯通古今、融汇中外、综合创新”呀！当然，由于囿于时代的、历史的和认识的局限，人们所“贯通古今、融汇中外、综合创新”的具体情况和程度，千差万别，甚至并不一定都能“贯通”、“融汇”，并不一定都能“综合”、“创新”罢了。
　　（2003年初稿，2006年5月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