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讨论] 到底该怎么定义“国学”
紫竹公 发表在
国学问答|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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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该怎么定义“国学”
紫竹公
提 要
到底什么是“国学”？该怎么定义“国学”？迄今还没有个一致的说法。这既不利于“国学”的研究，也不利于“国学”的教育和宣传。
原有的“国学”定义顶多只是就其外延而言的，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应该从内涵和外延上对“国学”重新予以确切定义，使“国学”不仅突破原有定义的局限，而且着重研究中国学术之源、流及其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使之更有利于中外古今学术文化的贯通融汇和综合创新，更有利于推动中国和世界学术文化的发展。从而把“国学”置于早就本该置于的位置上，使之在人类学林中，占有本该占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关键词 国学 原有定义 重新定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学”又逐渐“热”了起来。不仅在许多大学和媒体，充溢着“国学”的研究、讲授和宣传，就连幼儿园或其它专为娃娃们开设的堂、馆等等，也都传来关于“国学”篇章的朗朗读书声。但对于到底什么是“国学”？到底该怎么定义“国学”？迄今还没有个一致的说法。这种状况，既不利于“国学”的研究，也不利于“国学”的教育和宣传。尤其是，我们不能老是糊里糊涂地，向一代代青少年传授“国学”啊！
因此，给“国学”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无论对于“国学”的研究还是教育、宣传，都是十分必要的。
一、 确切定义的一般规则
鉴于在“国学”定义上存在的分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确切定义的一般规则缺乏认识，或存在歧义，所以，有必要先对确切定义的一般规则加以讨论。
对于一种事物或一个概念下定义，有没有应该遵循的一般规则呢？
有。
所谓定义，是“对于一种事物的本质特征或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确切而简要的说明”。这是公认的对“定义”的科学诠释，见诸于商务印书馆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
正是关于“定义”的科学诠释，为我们指明了确切定义的一般规则。这就是：
要是给某种事物下定义，就必须对该事物的本质特征予以确切而简要的说明，这是保证从本质上认识和把握该事物，并把它与其它事物区别开来的关键；要是给某个概念下定义，则必须对该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予以确切而简要的说明，这是保证准确、全面地认识和把握该概念，并把它与其它概念区别开来的关键。
假如认同了上述的规则，我们则可就怎么为“国学”下个确切的定义加以探讨了。
“国学”，既可以视为一种事物，即学科，又可以视为一个概念。而且，作为概念的“国学”，正是对于作为学科的“国学”之本质特征的反映。所以，两者是一致的。
这样，在对“国学”下定义时，就理应遵循上述确切定义的一般规则。
那么，原有的“国学”定义是不是这样的呢？
二、 原有的“国学”定义
据我所知，以往关于“国学”的定义，大致有以下几种：
（1）“国学”即“中学”
这一定义与清朝大员、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张之洞等所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说有关。然而，因为有“西学”之说而提出与之对应的“中学”，并不妥当。因为与“中学”相对应的概念应该是“外学”，而“西学”则不过是“外学”中的一部分，并不能涵盖日学和印度学等等所有的“外学”。另外，即使与“外学”相对应，因世界各国学校一般都有大、中、小学之分，用“中学”这样的概念，也很容易在人们心目中引起误解。故把“国学”称作“中学”的说法，显然欠妥。
（2）“国学”即“国粹”
这是当时针对“中学”的提法太笼统、宽泛，而另提出来的。
但是，顾名思义，“国粹”即国家学术文化之精粹。“国学”与“国粹”不论在外延和内涵上，其实都不一样，硬把两者等同起来，无疑等于把传统学术文化“精粹”以外的内容排斥在“国学”之外，又因人们对传统学术文化“精粹”之理解的不同，自然就很难使“国学”的内容及其解释规范化、精确化。而在实际操作上，这样的定义也行不通。主张这一说的人实际上往往认为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一切皆“粹”，因而把传统学术文化一下子统统兜进了“国学”的筐子里。
其实，对这种说法一开始就有不同看法，而一度持这种看法的人也未能坚持多久。
（3）“国学”即“国故”
这是针对“国粹”一说，又鉴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并非一切皆“粹”而提出来的。例如
胡适就认为“国学”不仅应该研究“国粹”，而且还应该研究“国渣”；不研究“国渣”，就无
法知道什么是“国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国学’在我们眼里，只是‘国故
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
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国学’。”
这种提法曾经被当时许多著名学者认可。“五四”时期的“旧派”和“新派”国学家都
使用了“国故”一词。1919年初，当新旧文化激烈交锋之际，北大较保守的学者创办《国
故》月刊以“昌明中国故有之学术”。为此，毛子水、傅斯年在《新潮》杂志撰文，针对“抱
残守缺”“追摹国故”的倾向，提出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整理国故”。所谓“整理”，并非
限于考证、训诂，还包括评判价值、厘定因果。他们不仅以现代观念发掘、阐扬古学，更强
调清理“国渣”，打倒“偶像”。傅斯年指出“清末民初，人以国学二字为不妥，遂用国故” ，
使“整理国故”打上新文化烙印。顾颉刚则在其《古史辨》第四册序言中，对“打破”“偶
像”说得更加明白：“我们古史里藏着许多偶像。”如帝系代表种族的偶像，王制为政治的偶
像，道统为伦理的偶像，经学为学术的偶像。研究古史就是要打破这些偶像，“使他们各回
复其历史的地位” 。
但也有人主张应把“国故学”与“国故”分开：“国故”是材料，而“国故学”是一种科
学，“用分析综合比较种种方法，去整理中国的国故的学问，叫做国故学” 。所谓“国故”
是指包括经、史、子、集在内的整个传统学术本身，而“国故学”则是对其进行客观的研究、
阐述。为此，曹聚仁指出，“习常之目‘国故’殆和畴昔所谓‘中学’‘国学’者同其内包外
延” 。曾经将“国学”、“国粹”和“国故”并用、互换的章太炎，后来觉得“国故”比“国
粹”妥帖，便把其阐述国学的第一部著作名之为《国故论衡》。甚至还有人用“国故”取代
“国学”，并发起了“整理国故”的运动。
“整理国故”的提倡者、研究者往往将“国学”与“国故”两者并用，互相替代。前文提到，胡适就认为“国学”只是“国故学”的缩写、省称。随着“五四”新文化浪潮低落，“国学”一词在30年代得到比较普遍地承认和运用，“国故学”则消声匿迹。
（4）“国学”即“即中国固有之学，系指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亦即“中国学”
关于这样的定义，据我所查阅的相关资料看，起初当以章太炎和邓实等对此表述得比较明确、透彻。
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旅居日本主编《民报》时，曾举办国学讲习会、国学振兴社，并为设在上海的国学保存会机关报《国粹学报》撰文。在《民报》第七号所载《国学讲习会序》中，他这样论及了国学：“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又说：“夫一国之所以存立者，必其国有独优之治法，施之于其国为最宜，有独立之文辞，为其国秀美之士所爱赏。立国之要素既如此，故凡有志于其一国者，不可不通其治法，不习其文辞。苟不尔，则不能立于最高等之位置。而有以转移其国化，此定理也。”
可见，章太炎认为“国学”是一国固有之学，并把“国学”之兴亡与国家的兴亡联系在一起了。对此，时任《国粹学报》主编的邓实在《国粹学报》第十九期上则表述得更加明确：“国学何者？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
国学者，与有国而俱来，因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须臾离也。君子生是国，则通是学，知其爱国，无不知爱其学也。”
汤志钧在199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的，由曹聚仁整理的章太炎讲演的《国学概论》一书的“导读”中，在引述了上述章、邓对于国学的阐释后，概括说“‘国学’既是一国固有之学，中国是有悠久的历史、灿烂文明的国家，《史记》记录了自黄帝以来的历史，成为中国民族的象征。此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历代相传，至孔子而集‘国学’之大成。这种传统思想文化，也就是所谓‘国学’。它既不同于不是‘中国固有之学’的西方文化，和我国少数民族的专制统治思想也有差异。因此，‘国学’实际上是指我国汉族之学。”
汤氏把“一国固有之学”等同于“传统思想文化”，可见他并未从严格的意义上区分“学术”、“思想”、“知识”和“文化”等概念的差异，而是笼统言之。当时，这种说法颇为流行。那时，人们还习惯于把“文化”作为“知识”、“思想”的同义语而加以使用，说“学术文化”，与说“学术思想”、“学术知识”是一样的。这与今天把“文化”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显然有别。在今天，从严格的意义上看，“学术”与“文化”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学术”作为系统化、专门化了的学问，自然是以“文化”为基础的，属于“文化”的范畴，但它不是一般的文化，而是文化中比较高级或被提炼、升华和凝聚了的，属于文化中的精华或核心的部分。当然，从一般意义上而言，把学术与文化联系在一起尚可理解。
但是，汤氏把“国学”看作“我国汉族之学”即“汉学”，显然欠妥。既然国学是“一国固有之学”，而中国是个有诸多民族所组成的大家庭，那么，汉族以外的其它民族之学，自然也就不应该被排斥在外。把“一国固有之学”理解为“中华民族固有之学”，似更妥帖。
在20世纪20年代，清华大学“研究院”的《研究院章程》规定“先设国学一科”并创办《国学论丛》。 。而该研究院主任吴宓解释说：“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
“国学即中国固有的或传统的学术文化”这一定义尽管也受到非议，但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监守和阐释，终于被沿用了下来，成为“国学”的通常定义。如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国学”一词的解释就是沿用了这样的定义：“称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包括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等。”
这可以说是自清末民国初至今，一直沿用下来的比较通用的定义。
张岱年先生在为中华孔子研究会编纂，于1996年9月由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国学通览》所作的序中，这样写道：“国学，亦称中国学，即中国学术的简称。”
张先生既沿用了百年来通常的说法，却把“文化”二字剔掉，可能是鉴于《国学通览》所涉及的内容比当前人们所理解的一般文化层次较深之故。但张先生在该序中又使用了“中国文化是世界三大文化系统之一”，“现代的中国人应对于传统文化有比较明晰的认识”这样的用语，说明张先生并非排斥“中国学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学术文化”一说。
三、 原有定义的缺陷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对“国学”的原有定义，严格地说，都没有遵循对事物或概念确切定义的一般规则，因而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把“国学”与“中国学”等同，并视为“中国学”的简称，容易引起歧义：因为“中国学”既可“以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为研究对象”，也可“以整个中国为研究对象”。 尤其在“以整个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学”在海外蓬勃兴起的今天，这样的缺陷愈加明显。
其次，“国学”的原有定义，除了章太炎称“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 并把“国学”之兴亡与国家的兴亡联系在一起，多少带有从内涵上予以阐释的意味外，其它几乎都是从外延上切入的，有的甚至谈不上“定义”，只不过是一种笼统而通常的说法，就好比把张家的物件说成“张家物”，把中国的学术说成“中国学”，再简称一下罢了。正因从外延实际上是从国域来界定国学，所以相关的学者在其讲演或出版的《国学概论》中，也都是从外延上对国学的内容加以阐释。例如，在由曹聚仁所记录整理的章太炎于1922年的讲演，并于当年由上海泰东图书馆以《国学概论》为名出版的书中，就是从外延上来阐释国学的内容的。在第一章概论中，讲“国学的本体”时，按“经”（“经史非神话”）、“子”（“经典诸子非宗教”）、“史”（“历史非历史小说”）排序。显然受了《四库全书》等按“经”、“史”、“子”、“集”对中国学术文化加以排序编目的影响。如果说章太炎的讲演并未完全受《四库全书》等排序编目之束缚，在具体论述国学分类的派别时，按“经”（“经学的派别”）、“哲”（“哲学的派别”）、“文”（“文学的派别”）排序，而尚有独到之处的话，那么，在其他人所著述的《国学概论》中，则大都按“经”、“史”、“子”、“集”来排序的。例如，由上海光明书局于1934年出版的谭正璧所著的《国学概论讲话》中，就是这样排序阐述的，只是把“集”部改成了“文学”。又如，由台湾国立编译馆于1969年出版的程发轫所著《国学概论》，则完全是按“经”、“史”、“子”、“集”分类、排序的。其他人的同类著作，有的虽未按“经”、“史”、“子”、“集”排序，但按照历史顺序就传统文化讲起。例如钱穆所著，于1931年初版，1997年由商务印书馆再版的《国学概论》，就是这样的。其章目为：“第一章：孔子与六经；第二章：先秦诸子；第三章：嬴秦焚书坑儒；第四章：两汉经生经今古文之争；第五章：晚汉的新思潮；第六章：魏晋清谈；第七章：南北朝隋唐之经学注疏及佛典翻译；第八章：宋明理学；第九章：清代考证学；第十章：最近期之学术思想。”这样的排序和阐释，显然与哲学或思想史的讲述难于厘清界限，而且侧重点也带有相当大的随意性。
愚以为，仅仅从国域即外延上定义“国学”，由于把国学的研究范围或对象与其定义相混淆，所以，不仅未能揭示“国学”的本质特征，而且很容易在研究和著述时导致以下的局限性：
第一、若按“经”、“史”、“子”、“集”编目排序，那么，国学著作汗牛充栋，实难尽述，无论对于研究者和学习者而言，无异等于作茧自缚；而若择其要者阐释，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容易导致众说纷纭，难于体现一个学科（学说）的严谨性；
第二、 若按历史顺序来讲述或阐释中国的学术文化，则冗长不说，更重要的是难
于同哲学史、思想史等厘清界限，而且更容易导致见仁见智、挂一漏万等弊端。
也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就连出当时版了《国学概论》的钱穆也说：“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为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
一般而言，仅仅从外延上给一个学科下定义，是最简单、直接，也是最容易的方法，比如，哲学，可以说是关于哲学的学问，政治学可以说是关于政治的学问，经济学可以说是关于经济的学问，等等。但这样的定义法很难对一个学科作出确切的界定，因为这样的定义实际上不过是指出了学科的研究范围或研究对象。因此，现今广为流行和讲授的学科，很少再有这样定义的，而都是从内涵和外延上予以定义的。
所以，愚以为，必须改变仅仅从外延上给“国学”下定义的传习，对“国学”重新定义。
四、 该怎样对国学重新定义
前文已经指出：作为概念的“国学”，正是对作为学科的“国学”之本质特征的反映。所以，在对“国学”下定义时，就应该遵循确切定义的一般规则，即从内涵和外延上对“国学”下定。
这样，似可以表述如下：
国学，是研究中国学术的源、流及其发展规律，使之有利于中外古今学术文化的贯通融汇和综合创新，以推动中国和世界学术文化的发展为目的科学，也可以称“中国学术”。在国内则可以简称“国学”。
这个定义明确了以下几点：
第一、国学不仅包括“汉学”，也包括“满学”、“蒙学”、“回学”、“藏学”等其它民族的学术。这显然与从清末民初所开始谈论的“国学”有区别（当时提倡“国学”最积极的“国粹派”有强烈的排满情绪，它们所说的“国学”实际上只是“汉学”），也与海外所称谓的“汉学”相左。海外人士把“汉学”等同于“国学”，严格地说，不妥。但因为“汉学”的确是“国学”的主流部分，所以在非严格深究的场合，笼而统之地把“汉学”称为“国学”也未尝不可，正如人们习惯笼而统之地把“汉文”称作“中文”一样。
第二、国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学术的源、流；
第三、国学所着重揭示的是中国学术的发展规律；
第四、国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有利于中外古今学术文化的贯通融汇和综合创新，推动中国和世界学术的进步和发展。
这个定义是根据给一门学科从内涵和外延上确切定义的一般规则而作出的：每一学科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而揭示本领域的特殊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是任何一门学科的根本任务，同时也是该学科赖以建立和立足的基础。不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或思维科学，以及它们所包涵的每门具体学科，比如物理学、化学，政治学、经济学，形式逻辑、辩证逻辑等等，都只有这样来定义，才能使它们赖以建立和立足，并相互区别开来。
愚以为，这样来给“国学”下定义，既符合确切定义的一般规则，又可剔除原有定义的缺陷。
五、把“国学”视为一门“学科”是否适宜
有人认为把“国学”作为一门“学科”对待不合适，其理由主要有：一是认为这样会贬低“国学”，其根据是一般学科的内涵都比较单一，而我们的“国学”则内涵极其丰富。
这种看法不无道理，因为“国学”确实不同于已有的一般学科，其内涵确实比一般学科要丰富得多。但是，我认为，伴随时代的进步，传统的“学科”分类及其内涵也必然要相应地变化。学科客观上的确有简单和复杂之分，犹如物质有“单质”和“化合物”之分一样。我们的“国学”可谓学科中的“化合物”。
二是认为这样会背离“国学”这个概念在清末民初提出并热烈讨论时的初衷 。我认为，“国学”当初提出并热烈讨论时确实没有面临像今天这样的形势，甚至可以说有天壤之别：当时所面临的“灭种灭族”的危机，与今日所面临的“和平崛起”，恰成鲜明的对比。因此，我们这样定义，突破其初衷，则正是时代进步和形势变化所使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国学”突破原来把中国固有的学术，用一个“篮子”一股脑兜起来的简单化的作法，而引导人们不仅要用一个篮子把中国固有的学术兜起来，而且着重研究篮子了所兜的东西的源、流及其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并使人们在了解其规律的基础上，使之更有利于对中外古今学术文化的贯通融汇和综合创新，更有利于推动中国和世界学术文化之发展和进步。所以，这样做不仅不是、也决不会贬低“国学”，恰恰相反，而是把国学置于早就本该置于的位置上，使之在人类学林中，占有本该占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2004年初稿，2006年5月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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