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长恨歌》，作于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距今正好1200周年。那年白居易35岁，初罢校书郎之职，风华正茂。年初，与好友元稹居华阳观，同为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制科)试，而“揣摩时事”，“成《策林》七十五篇”。结果，两人同时及第。白居易因为对策语直，入四等(乙等)。四月，授盩厔(今陕西周至)县尉。他在盩厔任上，结识了陈鸿和王质夫，交游甚欢。年底，根据王质夫口述玄宗、杨贵妃生离死别后的种种佚事为题材，作了《长恨歌》；而有史作之长的陈鸿，则应邀作了《长恨传》，合并称《长恨歌传》。

中国古典文学中，有很多门专题学问研究，专门研究白居易及其作品的称“白学”。而《长恨歌》研究则是“白学”中的翘楚，1200年来，各代专家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

大凡著名文艺家有两类：一类是生前已经声名鹊起，生活优游，备受人们尊敬；另一类则生前备尝艰辛，清贫窘困，而身后则名满天下。幸运的是，白居易与李白等一样，属于前一类，自与创作《长恨歌》不无关系；而杜甫则要在死后50余年，其诗才饮誉海内、如日中天，与西方的印象派画家、穷困潦倒一辈子的高更、莫奈差不多。

《长恨歌》被后世学者称为“王杨卢骆体”，明清间大诗人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著名诗篇《圆圆曲》等，被清代《四库全书》的总编篆纪昀指为《长恨歌》的余绪。可见《长恨歌》承前启后的作用，已远在仅仅创作一首诗歌的意义之外。

摘自《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