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第一次策动独立时的中国外蒙古彩色照片1913年   

　　


　　装进这个木箱就等于进了监狱。

　　

沙俄策动的外蒙古独立

　　辛亥革命前夕，清朝政府的统治发生危机，俄国乘机加紧策动外蒙古独立，俄国本来是要直接吞并，但受一战前巴尔干局势的牵制，时机未到。外蒙古一些亲俄的封建王公和活佛也提出了联俄独立的问题，遭到不少爱国王公的反对。辛亥革命爆发后，沙俄直接派军队进入库伦，以武力压制爱国王公的反对。1911年底，在俄国的武力支持下，外蒙古宣布“独立”，成立“大蒙古国”，立活佛(活佛在蒙古语中又称博克多格根)哲布尊丹巴为“大皇帝”，年号“共戴”，驱除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第二年即1912年11月3日，俄国与外蒙古当局签订《俄蒙协约》(即《库伦条约》)及附属《专条》，规定俄国扶植外蒙古“自治”，同时沙俄在外蒙古享有广泛的权利。这样外蒙古实际上就在俄国的控制之下了。

[本帖最后由 不才 于 2012-5-2 19:17 编辑]

　　在库伦的两名哥萨克士兵


　　《俄蒙协约》的签订激起了中国各界的极大愤慨，孙中山通电袁世凯，认为“此事关系民国存亡”，必须坚决否认。11月7日北京外交总长梁如浩照会沙俄政府，声明：“无论贵国与蒙古订何种条款，中国政府概不承认”。11月25日新任外交总长陆徵祥也发表声明，宣布“蒙古国领土主权完全属于中华民国”。从1912年11月底起，中俄代表在北京举行谈判，其间因发生“二次革命”而中断，历经一年，于1913年签订《中俄声明文件》“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中国政府为自治蒙古的宗主”，外蒙古与外国无签约之权。根据这个条约，中国除得到一个空洞的宗主权外，几乎丧失了对外蒙古的全部权利，事实上承认了沙俄对外蒙古的控制。本来北洋政府是要签订一个正式文件的，但由于袁世凯害怕国会的反对，转而绕过国会以声明的形式发表。
　　

　　


　　库伦附近的猎人，1913年


　　根据《中俄声明》，从1914年9月起，中俄蒙三方在恰克图开会，解决外蒙古的各项未决问题，三方代表都提出了各处的方案，由于意见不一，争执不下，至1915年6月，由于中方的连连让步，才于7日由三方代表签署了《中俄蒙协约》：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 哲尔尊丹巴取消“大皇帝”称号及年号“共戴”，其汗号由中华民国大总统册封；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的“自治”和沙俄在外蒙古的各种特权。《协约》签订的当天，袁世凯就宣布册封哲布尊丹巴为呼图克图汗，所有外蒙古王公喇嘛的爵职名号照旧不变，赦免全部参加外蒙古“独立”之人，两天后，库伦活佛致电北京政府，宣布取消“独立”。7月19日北京政府颁布《库伦大员公署章程》和《乌、科、恰佐理专员公署章程》，在库伦设办事大员公署，并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恰克图设佐理专员公署，中国在名义上恢复了对外蒙古的宗主权，但没有驻军和向外蒙古移民的权力。至此外蒙古实际上成为沙俄的殖民地。在谈判前沙俄突然派军队进入外蒙古西北地区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强行霸占了这一块地方，并宣告大俄罗斯帝国“将唐努乌梁海地区置于她的保护之下”，沙俄的这一侵略行径，不仅当时的北京政府没有承认，以后的南京国民政府也没有承认。

摄影师从张家口前往库伦上面有法国和俄罗斯的标志

[本帖最后由 不才 于 2012-5-2 23:44 编辑]

　　

　　库伦郊外（今乌兰巴托）1913

　　库伦

　　乌兰巴托始建于清朝崇德四年（1639年），原为蒙古喀尔喀部最大的藏传佛教格鲁派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驻锡地。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哲布尊丹巴在其驻地设立城防，取名库伦，意为栅栏围起来的草场。在清代，库伦属于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为土谢图汗部中旗驻地。

　　1911年辛亥革命后，八世哲布尊丹巴在俄罗斯的支持下宣布乌里雅苏台（外蒙古）独立，自立为皇帝。1915年，哲布尊丹巴接受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的册封，取消独立，改为自治。1919年，徐树铮率北洋政府军进占库伦，取消外蒙古自治。

　　在苏联的策动下，1924年，蒙古人民革命党推翻了蒙古王公和活佛的统治，脱离中华民国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将库伦改名为乌兰巴托，并以其为首都。“乌兰巴托”在蒙古语的意思为“红色英雄”。现与台北、天津和首尔有友好城市关系。　　

[本帖最后由 不才 于 2012-5-2 19:16 编辑]

　　库伦1913
　　

　　库伦街头
　　

　　库伦寺庙

　　库伦甘丹寺的白塔

　　白塔周围的喇嘛
　　

　　一群黄教喇嘛

　　

　　库伦一位已婚妇女
　　

　　

　　内蒙张家口游牧民定居点,1912年（摄影师到外蒙前拍）

[本帖最后由 不才 于 2012-5-2 23:46 编辑]

　　

　　两骑手在布里亚特Troitskosavsk（县​​跨贝加尔湖地区的镇，从中国边境4公里）
　　

还有不？

　　

　　

　郭沫若：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外蒙古独立？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纪念日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对全国的广播》

　　（人民日报1950.02.24 ）

　　这些歪曲中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外蒙古的独立的。在这一点上我想多说几句。反动分子企图煽动某些中国人的大汉族主义的感情，反对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国家。但是请问。外蒙古附属于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对于外蒙古人民究竟给了些什么福利呢？难道不是某些中国的侵略主义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经济方面压迫外蒙古人民，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脱离中国而独立的要求吗？我们自己在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难道一定要强迫外蒙古人民跟着我们殉葬吗？我们在双重压迫之下，稍微有点觉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难道外蒙古人民就不应该有点觉悟，不应该有解放的要求吗？

　　认真说，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们争气些，比我们觉悟的早，比我们更清醒地能和社会主义地苏联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帮助，而比我们早解放了。我们假如是站在大公无私地立场，我们倒应该向外蒙古人民告罪、向外蒙古人民致敬、向外蒙古人民学习地。更那里有什么理由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地后面，来对苏联“愤慨”呢？再请问，由于外蒙古的独立，在苏联方面究竟得到了些什么呢？岂不是和我们一样，仅仅得到了一个邻邦？

　　问题应该是——外蒙古脱离了我们之后，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实告诉我们，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前几年国民党政府派到库仑去监视公民投票的一位姓包的，事毕回重庆，曾经在报上发过谈话。“库仑街头差不多每家人家都有了无线电。”这是国民党说的话，而且是有报可查的。在得到解放之后，外蒙古人民的生活和生产不是都已经充分地提高了吗？

　　人民中国和人民蒙古今后应该是亲密的兄弟，我们不能够固执着那种宗主和藩属的落后观念了。那是丝毫也不足引为光荣的！

　　今年四月，我们中国代表团到欧洲去，在捷克的布拉格参加拥护世界和平大会的时候，外蒙古代表团的团长齐登巴而先生，曾经为我们革命战争的辉煌胜利向我们致敬。他说：“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称霸的时候，蒙古人民是寝息不安的，今天民主中国做了东方的盟主，我们蒙古人民就可以放心了。”

　　请看看蒙古朋友们的这种坦白的风度吧。难道我们不应该有同样坦白的气概吗？

[本帖最后由 完美大象 于 2012-5-3 01:45 编辑]

木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