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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3-1-1 14:14

东山那棵常青树(转)



潇水北去 发表在 名人访谈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342-1.html


东山那棵常青树
——访永州文坛老前辈、著名作家李长廷
【人物简介】


  李长廷,男,1940年生,宁远县人。湖南省五届、六届文联委员,湖南省四届、五届作协理事。永州市文联原主席。1970年开始发表作品,曾涉猎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曲艺等多种文学样式的创作,迄今已在《诗刊》、《解放军文艺》、《飞天》、《山西文学》、《天涯》、《红岩》、《创作与评论》、《小说月刊》、《剧海》等全国数十家报刊发表诗歌、散文、中短篇小说、戏剧等近三百万字。已出版短篇小说选集《苍山·野水·故事》,散文选集《山居随笔》及《湖南文艺湘军百家文库·李长廷卷》。


中 瑜:李老师,您好!在永州文坛的前辈中,应该说我与您相识是比较早的了。记得您刚刚从宁远调到当时的零陵地区文联,我就通过杨克祥老师认识了您。在永州,只要提起您,没有人不感到敬重与景仰的。请问,您是哪年开始文艺创作的?哪一年开始发表作品的?您的处女作是哪篇?当时在什么背景下写出来的?现在回过头来看,您怎么评价自己的处女作?
李长廷:关于处女作,我自己都很模糊。确切地说,我应是1971年开始在省里发表作品,那时省群众艺术馆有个刊物叫《工农兵文艺》,我在它的试刊二期发了首诗不像诗歌词不像歌词的东西,题目叫《背包一挎就出发》,写解放军拉练的,没有保存,又属一般作品,所以一直不想提它。1972年,在《湖南日报》发了散文《随笔两则》,又在《工农兵文艺》10期发了快板《月夜开渠》,也未保存。我自己认为,1973年以后发的作品,才稍有一点文学价值。1972年我参加了省里举办的文学创作学习班,时间两月余,我在诗歌组,写了不少诗,其中有组诗《春节第一天》、《高山送粮队》,后来分别发《湘江文艺》第一期和第二期,当时曾获好评。自此便挤进了省重点诗歌作者的行列,接二连三在《湖南日报》、《湘江文艺》、《工农兵文艺》(后改《文艺生活》)发表作品,并经常参加省内创作学习班。1976年,《诗刊》举办中南五省诗歌创作学习班,共10余人,我参加了,在湖南、江西辗转两月余,写了《井冈杜鹃红》等数十首诗,后来在《诗刊》、《解放军文艺》陆续发表,并收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北京、天津出版社出版的各种选集,其中组诗《井冈杜鹃红》还荣获湖南省新时期以来文学艺术创作奖(1981年)。
我历来将《春节第一天》看作我的处女作,现在看来,它虽有“文革”大背景的阴影,但在当时,调子还是算清新、欢快的,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中 瑜:您的创作涉及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评论、音乐等各个领域,请问您自己对哪个领域的创作相对满意?为什么?
李长廷:我是写曲艺起家的,1970年,我以农民的身份进入宁远县文艺宣传队,名之曰创作员,大部分时间是为宣传中心工作服务,写中心,唱中心,演中心,因此对于快板、表演唱、对口词之类,掌握得非常娴熟,不少曲艺节目还在省里获过奖。这期间,我也写诗歌,整个七十年代,创作上基本以诗歌为主业,在省诗歌界算是骨干力量,曾数次抽调到《湖南日报》文艺部和《湘江文艺》编辑部协助工作,后来抽调到《诗刊》协助工作,因家庭拖累未去。1975年我到宁远县文化馆任文学创作专干,继续写诗,同时开始经营散文、小说,1975年《湘江文艺》发了我的第一篇小说《铁锤队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命运发生转折,文艺界开始拨乱反正,左的创作思想得到纠正,文艺作品多样化的格局开始形成,作家个性得以凸显。八十年代初,自《解放军文艺》发过叙事长诗《姐妹鸟》及组诗《山村在歌唱》后,我转而以写散文、小说为主,诗歌退居其次。之所以作如此选择,盖因默默中似已预料到诗歌的走向,而我的诗歌的表现手法要换代更新恐较为费力,所以干脆移情别恋,写起散文、小说来。1979年《湘江文艺》发了我第二篇小说《赶闹子》,以后就一发不可收,陆续在《湖南文学》、《天涯》、《飞天》、《山西文学》、《大西南文学》、《青年作家》、《红岩》、《滇池》、《花溪》、《芙蓉》、《巨人》、《儿童小说》、《理论与创作》、《小说月刊》、《短篇小说》、《小说创作》、《大众文学》、《文艺生活》、《南方文学》、《百花》及《人民日报》、《文艺报》、《文学报》、《羊城晚报》、《小说报》、《人民政协报》等等报刊上发散文150余篇,短篇小说70余篇,中篇12部。这期间也写过一些剧本和评论,但我自己比较看重的还是小说。我觉得我的小说无论故事、人物还是文字,都有比较多的潇湘文化元素,是属于潇湘这块土地上的产物,如《湖南文学》发的两个中篇《我是你的领带》、《大风》,《红岩》发的三个中篇《荒原》、《山岚》、《楚声》,以及《青年作家》发的《酸枣树,酸枣树》,写的都是本土故事,有的已被转载,《天涯》发的《乡村史话》(小说二题),被几位研究中国乡村史的学者多次作为资料引用。
中 瑜:您在年轻时的创作中得到了哪些前辈的指点与帮助?年轻时喜欢读哪些书?当时您最崇拜的作家是谁?您早期的作品是否受到他们的影响?
李长廷:我的文学创作开始是自发的,也是盲目的,记得读中学时就有这个冲动,写过剧本。1961年高中毕业,被分配到建设学院,这个所谓学院其实就是培训班,以前没有,以后也没有,三个月左右学校便下马了,学生被遣散到各地,当然也安排了工作。我考虑再三,没有服从安排,回家当了个地球修理工。务农期间,我进行过一些创作,记得1965年底,我有小说在当时的《新苗》(即《湖南文学》前身)留用,但紧接着就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刊物停办,不了了之。
1970年参加工作后,因为工作关系,和省文艺界下放在宁远的几位老师混得很熟,他们中有搞美术的,有搞音乐的,有搞戏剧的,在省里都是各方面的权威,其中有个龙仕靖,就是省文化馆的戏剧编辑,在戏剧创作上,从他身上得益不少。后来又认识了叶蔚林和李青老师,那时候地区经常办创作学习班,有稿子可以面对面找他们请教,叶蔚林主要在创作实践这个方面为我们打开思路,譬如如何把自已储存的生活素材变成一篇不错的小说;李青老师则从编辑的角度,高屋建瓴,给以引导,有时一篇写砸了的小说,只要素材好,他会耐心细致地说服你另辟蹊径,结果柳暗花明又一村,小说修改后终于能发表出来。
我年轻时因条件限制,读书不多,到初中才接触连环画。不过整个中学阶段,中国古代的一些名著都读完了,国外名著那时只有苏联的,能找到的也基本读完了,那时读书很发奋,借来一本《唐诗三百首》,我和一位相好的同学,硬是每人一半抄录了下来(包括注释),手抄本我的那位同学现在还保存着。至于喜欢的作家,各个年龄阶段是不尽相同的,站在现在的角度看,我比较喜欢三十年代一些老一辈作家如鲁迅、林语堂、废名、沈从文及后来孙犁、汪曾祺的文风。
中 瑜:《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曾经说“闭着眼睛,闻着那股熟悉的气息就可以走回家乡”。美国作家福克纳更是在“家乡那片邮票大小的故土”上写出了脍炙人口的佳作。由此可见,文学也是一种有根的作物。您离开家乡这么多年了,现在是否经常回去看看?您认为故土对一个作家来说,具有什么特殊意义?
李长廷:每一个作家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生活领地,这个领地必定是他的故乡,即便不是,也一定是和他生命联系最紧密的地方。沈从文一辈子写的都是湘西,贾平凸的笔触似乎也没有离开过八百里秦川,莫言则热衷于表现他的齐鲁文化。我们熟悉的叶蔚林,他虽非江华本土人氏,但他创作上的飞跃,是在江华完成的,江华不仅给他的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甚至给与了他以新的文学生命,他的作品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有着丰富的潇湘文化基因。
田人采访我时,我曾经说过,一个人与他出生地的关系,是一种血缘关系。那块生育了你的土地,你一辈子都会感受到它母腹般的温馨,它像培育一棵水稻一样培育了你,给了你生命,给了你在这个世界上行走的资本和动力,给了你开花结果的一切前提条件,那么你惟有以自已生命的果实给它以回报。作为作家,你的作品,是回赠给故乡的最好礼物。我们平时常说,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从这个层面上说,故土亦算得作家的一口深井。当你创作思路打不开时,当你感到生活枯竭时,你不妨回到故乡去走走看看,那些熟悉的山川草木,那些熟悉的田园阡陌,以及那些熟悉的满布风霜的面孔,或许会激活你的某一根神经,使你在不经意间,得到莫大启发。一个热爱家乡的作家,他会在外乡的一条河流中,发现从家乡流淌来的一朵浪花,他会从外乡的天空中,发现从家乡飘荡过来的一片云彩。家乡在你心中的位置,就像母亲在你心中的位置,一辈子没有什么可以替换。
中 瑜:我一直认为,如果说宁远是您的第一故乡,那么零陵就是您的第二故乡,读了您的《美丽永州》、《潇湘合流说蘋岛》、《文化芭蕉》、《品读愚溪》等文章,可以感受到您对零陵的热爱,请问您怎么评价自己对零陵古城的感情?
李长廷:我是1984年调当时的零陵地区文联工作的,一住就是十七个年头,直到2001年才搬至冷水滩居住。这十七年有很多感慨,这些感慨似乎很难用言语表达,我的第一本散文选集《山居随笔》中,有几篇文章,就是专写对于高山寺的感受的,其中一篇有这样一段话:“……春社过后,池塘内几声蛙鼓,唤起我多少回忆。夏日的凌晨,有声声鸟语敲窗,珠圆玉润,我的梦,又多出几分温馨。而丝丝缕缕剪不断理还乱的蝉声,正如我的相思,缠绵悱恻,枝蔓丛生……”当时我把高山寺居处写得很宁静,但是多年后我由冷水滩去零陵,重新去感受高山寺,心中却免不了有些许惆怅,原先的所谓“文化大院”已风光不再,一些朋友和同事也已各自东西,有的甚至已经谢世,回至家中,我写了篇《回望高山寺》,对于当时的情感作了一些初略记录。
确切地说,我这辈子除了故土难忘,再就是宁远文庙和零陵高山寺,这是我人生的两处重要驿站。宁远文庙我住了近十年,高山寺住了十七年,这二十七年对我非常重要,我的主要创作活动基本是在这个时间段完成的。在宁远时以写诗为主,到零陵后散文、小说创作收获颇丰,两处地方都给了我很好的历史文化的熏陶。《湖南文学》1995年2期发的中篇《我是你的领带》,背景就是高山寺。我甚至写到了那条古色古香石板路:“从高山寺下到山脚,是一条水泥和石板交相砌就的弯曲小径,有历史留下来的陈迹,也有现代人的加工创造,断断续续,蜿蜒辗转,总共164级。”我初略估算,写地域文化的作品中,零陵占十篇之多,除你已提到的四篇,还有《寻梦潇湘》、《永州那场雪》、《东山之恋》、《爱情潇湘》、《送别湘江》、《永州氛围》、《永州怀柳宗元》等,作品是一个人情感的记录,谨此足见我对零陵用情之深。

中 瑜:在我印象中,零陵的东山完全可以与长沙的岳麓山媲美,同样都是一座文化大山。您曾在东山生活多年,尤其是到了冷水滩之后写了一篇《东山之恋》,在我眼中乃至不少文学后辈眼中,您就是东山的一棵常青树。现在永州在建东山景区,请您谈谈您对东山的认知和对景区的期待。
李长廷:零陵的水可以作一篇很好的文章,零陵的山同样可以作一篇很好的文章。零陵自然景观得天独厚,是与生俱来的,而零陵的人文景观却是历史在前进途中,叠加给它的,零陵像个文化的大口袋,把潇湘二水传送来的文化,把历朝历代文化名人从各处携带来的文化,一律装进自己的大口袋,然后归纳,消化,吸收,储存,从而丰富了自己的文化内涵,提升了自己的文化气质。我在《东山之恋》中说过,“零陵的历史文化,最早的囤积地,应该是在东山。”“东山的凸显,也即是零陵的凸显。”剔除东山,零陵将显得平板呆滞,潇水亦将失去依托,东山是零陵的文化高地。我在零陵住家期间,每日晨昏,必去东山树木掩映的小径上漫步,我知道,这些小径上,必定有着怀素、柳宗元、张浚、杨万里、何绍基们深深浅浅的脚印,我期望与他们作跨越时空的邂逅。
东山是一座集多元文化于一身的山峦,佛教文化源远流长,儒文化名传遐迩,它不仅是一代书法大师怀素的人生摇篮,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过柳宗元的生命历程,起码,一个居“庙堂之高”的柳宗元,一下子成为一个处“江湖之远”的柳宗元,他的适应过程,是在东山完成的。东山的文化,铸就了零陵的辉煌。从这个层面说,永州建设东山景区,可以说是对零陵传统文化的重塑,对于零陵未来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我期待着景区建设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建设,有助于进一步提升零陵的文化形象。
中 瑜:除了东山,零陵还有柳宗元笔下的西山。您曾多次参加市柳宗元研究学会的祭柳大会和学术研究会,有人对柳宗元的西山究竟是哪座山提出了大致四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是现在科技学院后面的那座山,一种认为是娘子岭,一种认为是造纸厂里面的珍珠岭,还有一种认为是泛指。请问您认为柳宗元笔下的西山是哪座山?与东山相比,您对西山的感情如何?写过关于西山的文章吗?
李长廷:对于西山的具体所指,我没有多少发言权,我甚至没有专写西山的文章,但我倾向于泛指。柳宗元在文章中所提西山,是相对东山说的,是指一种方位,河东是东山,河西则统称西山,不局限于其中一个山头。我揣测,其实柳宗元这是一种故意,如果硬要标出一个具体山头,于文法上反而不好处理,面对东山,自已所处位置自然就是西山,东山西山,两相对应,这不是绝好?
我在《东山之恋》中已说过,东山西山,都是零陵的辉煌,都是我们后人时时要去攀爬的文化高地,两座山加潇湘二水,使零陵古郡在世人心目中文气十足。
是否可以认为,是柳宗元催生了西山?没有柳宗元的《八记》,没有柳宗元西渡潇水去愚溪定居,西山的名头绝没有如此地响亮。我在《寻梦潇湘》中说过,如果把柳宗元在永州十年看作一篇文章,那么这篇文章应该是上下两篇,或以潇水为分界线,潇水之东(东山)为上篇,潇水之西(西山)为下篇;或以城之内外为分界线,城内(东山)为上篇,城外(西山)为下篇。柳宗元后来能够鼓足勇气西渡潇水,从城内突围到城外,这不仅是他性格的一大突破,更是他人生历程的一个大转弯。柳宗元的这次突围,不仅丰富了零陵的文化史,也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史,因为从此就诞生了愚溪,诞生了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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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2013-1-1 14:14
中 瑜:您与人合作了多少首歌曲?你们是怎么合作的?您认为作词需要哪些技巧?
李长廷:我的创作很杂,什么都写,什么都不精。但对于歌词,我并没有专门去经营,也没有具体跟谁合作过。我写歌词一般是遵命,人家叫写,我就写,写出来无非是应付晚会或其他文艺活动,内容可以说无一例外,除了永州,还是永州,没有涉猎过其他题材,像《九疑山颂》、《问湘妃》、《潇水谣》、《美丽永州》、《永州的雪》、《瑶家夜曲》、《醉了谣山》、《月光下的蘋岛》、《喝螺小唱》等等,都是应景的东西,没有主动去写过其他歌词,因为它毕竟不是我的追求。歌词也是诗,是能唱的诗,写歌词不仅要有写诗的功底,还应有点音乐素养,不然,你写得再美,再有意境,节奏上没有音乐元素,作曲的拿它也没办法,不可能给它安上音乐的翅膀。
中 瑜:您为他人写了大约多少篇评论?在这里评论中,您最满意的是哪篇?而给您印象最好的作者是哪个?作品是哪篇?它具备什么特点?
李长廷:写评论我是勉为其难,我这人不太注重理论修养,看一篇作品写得如何,一是凭经验,二是凭感觉,讲不出太多的理论依据,有时给人写评论,总有点理屈词穷的感觉。但是这么些年,找我写评论或写序的人还是不少,诗歌,散文,小说都有,细细清点,大约有近三十篇,从纯评论这个角度说,恐怕没有什么很令人满意的,但找我写评论或写序的都是文坛上一些老朋友,即便写得不好,他们也不便说什么,我也就只好装聋作哑,蒙混过关了。
中 瑜:您写了不少戏剧作品,请问您怎么看待永州当前的戏剧创作?您给戏剧工作者的忠告有哪些?
李长廷:对于戏剧,我没有太多的话要说。1970年我招工至宁远文艺宣传队,写了不少曲艺作品,也写了些戏剧,都不很成功。后来至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没有人督促,倒是写了几个剧本,如《范进卖鸡》、《春天的旋律》、《恼人的地毯》,都在省里发表过,也演出过,其中《范进卖鸡》获湖南省1983——1984剧本创作三等奖,《恼人的地毯》获2000年田汉剧本创作提名奖。《恼人的地毯》有很浓的喜剧色彩,但《范进卖鸡》和《春天的旋律》,应该是有点辛酸味的,不能完全归于喜剧。后来我还参与过大型舞蹈诗剧《盘王之女》的创作,主要负责脚本和串台词,算是文学统筹,据说2007年还得过省五个一工程奖。在生活上我是个很拘谨的人,并没有写喜剧的天赋,平时只是偶尔为之,戏剧创作目前处于低谷,无论正剧喜剧或其他什么剧,欣赏者少之又少,我实在不便在此多说什么,譬如祁剧,都500余年历史了,谁能挽狂澜于既倒呢?或许,这就叫历史规律。
中 瑜:您在文联的领导岗位上,还长期从事文学编辑工作,几十年来您发现和培养了不少作家。有人说,作家是编辑发现的。请问,您认同吗?您觉得一个作家的成功要素有哪些?
李长廷:我初到地区文联工作时,在李青老师指导下,工作重心用六个字即可概括:出作品,出人才。围绕这个工作重心,主要抓两项工作,一是抓刊物,利用刊物发现和培养作者;二是抓创作活动,即举办各种创作学习班,与作者面对面交流,这一指导原则一直未变。从事编辑工作多年,似乎养成了一个习惯,即认真对待每一篇来稿,尊重每一个作者的创作成果。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今天。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确是利用《潇湘文艺》这个阵地,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作者,这些作者现在还活跃在文坛(有的在外面打拼),他们中不少已名声在外,成为文坛佼佼者。我在创作实践上成就不大,但当编辑还算是兢兢业业,之所以如此,一是受李青老师影响较大,二是我在往外投稿的过程中,一些编辑的敬业精神使我深受感动。譬如《湖南文学》的小说组长刘云,她对作者的关怀简直无微不至,我有一次寄她一个中篇,她说可用,但《湖南文学》一时恐怕挤不上,不过她愿意为我找出路,后来她联系《红岩》一个副主编,把我的稿子推荐给他。《红岩》这位副主编也是一位热心肠,他不仅用了我的稿子,还给我写信约稿,两年内,我在《红岩》发了三个中篇。又如《山西文学》一位姓郑的编辑,我在那里多次发稿,联系非常紧密,他给我邮寄《山西文学》达五年之久,期期不漏。这些编辑无疑是我的榜样。编辑对作家的影响是很大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有的初学写作者因了编辑的不断鼓励而最终功成名就,当然也有的初学写作者因遭编辑冷遇而失去信心,甚至放弃了文学。有人说作家是编辑发现的,这话不能说没有道理。毕竟编辑是作家作品的第一位读者,他的态度,关系着作家能否继续写下去的勇气和信心。但最后能否出作品,还得靠作家本人。二月河早就说过,一位作家要冒出来,必须才气、力气、运气三“气”兼具,缺一不可。才气是基础,有了才气不努力不刻苦也不行,有才气,又刻苦,最后还得有机遇。
中 瑜:八十年代初,我也沉湎于诗歌创作,那时候刚刚流行新乡土诗、朦胧诗和探索诗。我当时很喜欢前两者,至于后者,我觉得有些诗人和作者把它推向了晦涩,不少人都读不懂。您是以诗歌走上文坛的,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三个诗歌流派?
李长廷:关于诗,我已经说得够多的,田人、乐家茂、文紫湘、张国权、李鼎荣、易小兵等的诗集我都写过评论,中间自然有我的一些观点。最近给鼎荣先生的评论中,开篇有这样的阐述:“我曾经有一段写诗的历史,后来移情别恋,改写散文、小说。因为诗是我的初恋,旧情难忘,时不时还会对当今诗坛打一个飞眼。我心中当然明白,诗歌的语境和生态都已发生变化,这个派那个派,这个体那个体,以我的目力,要参透其中奥妙,并非一件易事,何况目下有些诗,未免过份超前,过份先锋,以我的理解能力,恐很难跟上其铿锵前行的步伐。”这段话没有涉及你所说新乡土诗、朦胧诗和探索诗,但事实是,诗坛何止这三个诗歌流派?网上就有后非非主义、新死亡诗派、垃圾派、现代禅诗派、北回归线、打工诗群、存在群体等等不一而足。我个人认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诗歌话语权,局外人大可不必在意,我从诗坛抽身已多年,虽然偶尔有所接触,也是孤陋寡闻,不知就里,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用不着我来说三道四。
中 瑜:您获了很多奖项,但是由于您的低调和淡薄,永州不少文学后辈还不知您在创作上的丰收情况。我记得白居易有诗云:“水能性淡为吾友,竹解心虚即我师。”我觉得套在您身上真的恰如其分,因为您给大家的印象是太淡薄了。请问您是怎么秉承这一崇高美德的?您怎么看待当今文坛那些朋友之间相互吹嘘相互炒作的?
李长廷:我获省级奖大约是七项,小说一,诗一,散文二,剧本三。有些只是报纸或刊物编辑部的奖,小奖项,上不得台面,不值得一提。即使提及,大约也不会给自己增添多少光彩。我以为获奖只是一种过程,获奖的作品不一定就是自己最好的作品,譬如1981年我的小说《起飞》获《文艺生活》小说奖,该篇小说不过是图解政策之作。平时我不太喜欢提及获奖或发表作品这些事情,原因无它,完全是性格使然,并没有想着去淡薄或躲避什么,所谓“美德”更是谈不上。田人在采访我时,我就说过:我的为人,一向遵循顺其自然的原则,即所谓“一切自在来源于选择,而不是刻意”,不刻意去追求什么,也不刻意去回避什么。我还说过: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时时跻身于物欲横流的滚滚浪潮之中,说声淡泊容易,做到淡泊却委实太难。中国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嘴上功夫硬,宣言连篇累牍,能够真正付诸实践的少之又少。我对此问题并未有过宣言,最终却给人留下低调和淡薄的印象,这大约是我不善于张扬之故。其实我的一惯原则就是,对名,我不拒绝,只是不争;对利,我亦不拒绝,但不乞求,而且要取之有道。如此而已。但时代是发展的,我这种性格在当代似乎与潮流不太适应,“好酒不怕巷子深”已是过去时,个人价值只有在人家知道你时才能体现出来,因此我主张:炒作可以,吹嘘则大可不必。
中 瑜:您的散文集《山居随笔》和短篇小说集《苍山·野水·故事》很让人喜爱,请问您是怎么积累下来的?当年同时出版两本著作,让人羡慕不已,对您来说是不是也感到特别的欣慰?
李长廷:我出版过三本书,即散文选集《山居随笔》、短篇小说选集《苍山.野水.故事》、《文艺湘军百家文库·李长廷卷》。三本书是多年前出的,前两本烟厂赞助,后一本由省文联统一出版。这三本书是九十年以前的一些零散之作,因出得很匆忙,文章并未认真挑选,尤其是那本散文集,显得很拉杂,没有条理,校对和装祯也不入眼,现在有人要索书,心里总觉拿不出手,但最欣慰的是,三本书都没有要自已掏腰包。后来写的一些东西质量会好一些,但我出去化缘不行,自己经济实力又不够,只好打消了出书的念头。
中 瑜:您的创作已经是硕果累累了,但是我们还时常在报刊上读到您的大作,比如今年3月您在《创作与评论》上发的中篇小说《野牛岭峡谷》以及您在《长沙晚报》、《永州日报》上的系列文章,等等。请问这些创作是在有计划地进行吗?您怎么评价自己已有的创作成果,将来还有哪些创作计划?是否有长篇创作计划?
李长廷:我的文学方面的创作大约在1995年以后就中断了,1995年在《湖南文学》、《天涯》等发了三个中篇,以后就再没发过小说。原因是多方面的,外部环境不好,内部环境更不好,老婆病势加重,家庭已不像个家庭,弄得心身俱疲,对什么都不感兴趣,颓唐,悲观,萎靡不振,原先弄文学的一点激情荡然无存,转而去玩扑克消磨时光。这样直到退休,直到老婆去世,心态也没有调整过来。可以说,这是我人生中的一个空白。不过在2000年,我在《艺海》发了个剧本,就是《恼人的地毯》,是在戏工室一再督促下写的。后来一些朋友约我出去玩,去得多的是舜皇山,于是就隔三差五,写些地域文化方面的文章。大约是2003年吧,我试着写小说,写了《今天星期几》,觉得构思不错,结果只发在省里的一个内部刊物《湖南作家》上,未免有点泄气。接着写了《进入城市的蛇》,发《小说月刊》,仍是没有找到最佳感觉。直到最近几年,觉得永州小说创作是个薄弱环节,写长篇的有,中短篇几乎无人问津,于是又试着写了几篇,《创作与评论》发的《野牛岭峡谷》是其中之一。2010年《短篇小说》发过一篇《知音》。现在正式刊物发作品不容易,我虽是老作者,但时隔十余年,重拾旧业,有种物是人非之感。
我的创作从无计划,想写就写,全凭兴趣,以前是,现在还是。若说创作成果,无非是一些毫无意义的数字,这对一个作家来说,并不能证明什么。作家需要精品力作,而我没有。我曾经有过创作长篇的打算,但一直没有勇气落笔,也许我的顾虑太多,给自己定的标准也太高,万一写出来达不到要求,要自己掏腰包出书,对于一个七十好几的老人来说太不划算,也太残酷,还不如把时间打发在散步看风景上。
中 瑜:当今社会,传统的纯文学刊物日益萎缩,网络文学大行其道,与您当时孜孜以求的相比,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请问作为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作家,您是怎么看待网络文学这个现象的?您认为传统文学在网络文学的挤压下还有生存的空间吗?那些纯文学刊物怎样突围,才能得以生存与发展?
李长廷:纯文学刊物不景气是客观存在,也是大势所趋,时代发展太快,人们的兴趣爱好发生转移,这是正常现象,相反,如果纯文学刊物一直保持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势头,倒显得不正常了。但是有一条,人类在精神方面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因此,纯文学绝不会消亡,绝不会被网络文学挤压得没有一点生存空间,它会永远存在下去,甚至会与网络文学相互映衬。至于网络文学大行其道,这也是大势所趋,而且势头会越来越猛。文学是用来表达和交流的,随着人类现代文明进程的加快,人们会迫切要求提高自己对文学的话语地位,这一点在没有网络以前做不到,那时候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在刊物上发作品,但写作品的何止千万?如今有了网络,写了可以自由往上面发,可以随心所欲地通过网络这个渠道,直接表达自己的文学话语,这是何等痛快的事!或许,这就是网络文学得以迅速兴盛的原因所在。
我以为,纯文学刊物无所谓“突围”的问题,认真坚守阵地,才是它的本分。

中 瑜:您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前辈,大家知道您经常上网。前一段时间,网上对永州文化艺术中心的选址提出了争议,导致市里否决了放在凤凰园的方案。作为一个德高望重的文化老人,请问您认为永州的文化中心在哪里?关于文化艺术中心的选址,您认为放在哪里较为合适?
李长廷:首先我得表示我的惭愧,我至今并不知道永州市要建文化艺术中心。其实,即便知道,以我的见识,也说不出多少有实用价值的建议。我想,既然是“文化艺术”,又是“中心”,那就应该在这两个方面给以考虑。外面的人到永州来,喜欢看什么,他们最留恋的是什么地方,那么我们就在这些地方再充实一些内容,让他们既能看到外在的东西,又能看到内在的东西,既能看到过去的文化积存,又能看到眼下的文化现状,岂不就好?
多年前,我写过一篇长文,叫《寻梦潇湘》,我把永州文化统称为潇湘文化。潇湘文化应有它的源头,这就是九疑山。潇湘文化亦应有它的中心,这就是蘋岛。蘋岛为什么是中心?因为蘋岛既是潇湘文化的集结地,也是中原文化的接纳地,是出口,也是入口,它是名符其实的历史驿站,更是潇湘的标志。想想看,历史上有多少文化精英的目光对它表示过爱抚与触摸?由蘋岛辐射开去,那简直就是一个文化磁场!何况,传说中蘋岛曾经与舜的二妃有些牵连,我在《爱情潇湘》一文中,曾建议打爱情牌,即蘋岛亦可叫爱情岛(斑竹为爱情竹,潇水为爱情河),围绕舜与二妃的情爱做足文章。当然这只是我个人无所事事时的推想,好玩而已。
但是我们的文化艺术中心,是否不要离蘋岛这个范围太遥远呢?
中 瑜:您认为永州实施“文化强市”的着力点应该在哪里?永州怎样推动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发展?
李长廷:“文化强市”是个大题目,这里的“文化”,我理解是大文化,不仅仅局限于文化艺术,里面恐怕包含了一个城市的城市形象,城市精神,城市个性以及城市传统,我在这方面疏于关注,不想多饶舌。关于文化与旅游的融合,这里面倒是大有文章可做,实际上旅游和文化本就是捆绑在一起的,旅游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行为,旅游者最后收获的也是文化上的愉悦。即便是纯粹的阅水观山,旅游者脑海里也会自然而然提升出一种意境,画的抑或诗的,即所谓如诗如画,俨然仙境,这就将山水文化化了。其实我们祖国的每一处山水,都是有其文化背景的,九疑山不是吗?阳明山、舜皇山不是吗?濂溪、愚溪、浯溪甚至潇湘二水不是吗?古代文化名人或社会精英,他们在一处地方留下的足迹、诗赋词章,或一些民间掌故,经后人一代一代传诵阅读,就和这些地方融合成一个整体了,再也分不开了,到后来,自然就成了如今人们常说的人文景观。凡人文景观,一定具有使其价值更大化的可能,这就需要我们加大宣传,并进行必要的再次挖掘。在这方面,永州市近几年做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工作,如市电视台、《永州日报》关于品读永州的大篇幅报导,以及旅游部门借文化促文化,利用当代诗人、作家、艺术家的热情,在提升永州旅游品质上动作频频,像旅游刊物《品读永州》的创办,就是很好的尝试。记得郁达夫《游西子湖》诗中曾有如下感慨:“江山也要文人捧,堤柳而今尚姓苏。”看来,在一定层面上,制造一个景点靠文人,宣传景点还得靠文人,有文人参与宣传,不管是人文景观还是自然景观,它的美学价值和文化内涵才会最大限度得以挖掘和发现,从而焕发出夺目的光彩。
中 瑜:您怎么评价永州近十年来的文艺创作?您认为永州文艺创作队伍在全省的排位如何?您对永州青年作家们有些什么期望?
李长廷:先说排位。因为心中无数,这个问题我肯定回答不了。我在退休之前,比较关注省内各地市出作品出人才的状况,对本地的创作,更是了然如胸,但现在形势发展太快,作家中新面孔层出不穷,加上我关注不够,视野不宽,无法做到全面了解,要拿永州市与其他兄弟市作比较,恐怕有些困难,何况,我认为这种排位也没有实际意义。
下面我想谈谈对永州近十年来文艺创作的一些印象,限于我的见识,这里只谈文学。
一个地区的文学现象不会是孤立出现的,它必然受到整个文坛局势的影响,这么些年,纯文学刊物不景气,网络文学方兴未艾,原有的文学格局受到冲击,这在永州同样能体现出来。我注意到不少作者已经转向进入网络,而且开辟出了一个崭新天地,成绩有目共睹,这是一个好的迹象,证明文学的路子不是越走越窄,而是越走越宽。同时我还注意到,永州文学队伍中,陌生面孔越来越多,很多我都不认识,这在几年前还是没有的现象,几年前我看《潇湘》,全是几张熟面孔。陌生面孔中,诗歌,散文,小说,甚至长篇,都有份额。而一些已经有所成就的老作者,尤其在外面打拼的几位,早已是硕果累累,为永州争得了不少荣誉,这对于其他作者的奋斗,有着很大的牵引作用。当前,永州文学创作的势头已经形成,创作气氛很浓,如能适时引导,一些作者极有可能在最近几年还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但此时此刻,我仍想对一些年轻作者寄托一点个人的期望:一、大力倡导读书。读书少历来是永州作者的软肋,更是我们文学创作先天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些作者对此已有所悟察,认识到唯有读书才是打开灵感之门的钥匙,但也毋须讳言,至今仍有不少作者还在热衷于为文学而文学,写小说的只读小说,写散文的只读散文,写诗歌的只读诗歌,这是典型的短期行为,久而久之,必造成诸多局限,譬如思维不开阔。目光短浅,对生活不再敏感。史铁生曾说,没有思考就没有创作,而读书恰恰会使我们成为一个会思考的人。过去我们一些作者经常因为写不出东西而苦恼,追究原因,一般都说是没有生活,其实这是大谬,不是没有生活,而是没有思想。一个作者的思想水准和艺术水准是成正比的,思想水准不高的人,一定写不出高质量的作品,因为他对生活缺乏洞察力,发现不了生活的本质和价值,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没有思想,就没有生活。欲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必先提高自已的思想水平,强化对历史、社会、人生的认知能力,要做到这一步,唯一途径,就是博览群书。二、文学创作切忌急功近利、急于求成。浮躁是当前所有社会成员的通病,文学作者也不例外,但要想自己的事业在如此浮躁的社会旋涡中有所成就,你必须得适应喧闹,在闹中取静,不断培养自己的定力,这样才不至乱了心性,专心致志于自已的创作。三、相应部门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考虑组织重大题材攻关。永州独特而重大的题材不少,历史的现实的都有,有些作者曾涉猎过,因为是孤军作战,表现得不是很到位,如果辅以大家的智慧,群策群力帮助攻关,或许会有所成就。永州欲打破文学的沉寂局面,必须有一、二部扛鼎之作来显示自己的力量。当然,这最后一条,或许已超出了青年作者的范畴,理应是组织工作者的事情。
中 瑜:能够谈谈您对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看法吗?
李长廷:这个问题名人名家们该说的都说了,我只有三句话:一是祝贺,毕竟是中国作家得了奖。但我认为莫言获奖的意义不在获奖本身;二是,莫言获奖说明诺奖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神秘,说明中国文学水准并不低,因为与莫言同等水准的作家并不少;三是,中国有出息的作家们不要因莫言获奖而超级兴奋,那样只会让自己更加心浮意躁,一切都会过去,赶紧端正心态,写自已的作品去。
中 瑜:您退休之后主要从事哪些活动?怎么与朋友交往的?您觉得朋友的交往对个人的创作有什么意义?
李长廷:上网,看书,锻炼身体,忙家务,喝小酒。与朋友交往不多,偶尔聚聚,调节一下心态,顺便触碰一下创作那根神经,不至让它沉睡不醒。


【记者手记】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十分痴迷于文学创作,父亲见我老是关在屋里闭门造车,就建议我去文联找本村的杨克祥老师。大约是1984年冬季的某天,当我再次(之前已经去过数次)踏着平平仄仄的青石古道攀上东山,去到当时的零陵地区文联找杨克祥老师时,克祥老师就把在场的刚刚从宁远调来不久的李长廷老师介绍给我认识。二十多年来,无论我漂泊到任何地方,只要回到永州,每年总要去几次文联,而每次去文联几乎都能见到长廷老师。印象中,长廷老师的脸上总是写满了微笑,目光里充满了睿智,让人见了感觉亲切、可敬。我常跟人说尽管我很早就接触本地文艺界的一些名家,但是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名家的指点,所以创作一直没有突破。这是实话。也是假话。假话的原因就是1992年夏天,在广州谋生的我曾收到过长廷老师的一封回信。回信是用毛笔写的,自右往左自上往下,跟古代的书法作品一样。当时,长廷老师对我的散文《李商隐与永州》提了两点意见。这是我30年来得到的唯一名家指点。所以,这封信于我而言,如同旷世珍宝,至今还小心翼翼地保留着。
虽然我认识长廷老师的时间很早,向他请教的机会也不多,但是在我心目中,他的才华、成就、为人、操守,永远是至高无上的。相信在永州文艺界的后辈中,大多会有同感。记得我开办访谈专栏之初向一些文艺界师友约访时,他们都说长廷老师不带头,自己就不好意思露面。其实,我早就三番五次联系了长廷老师,可低调淡泊的长廷老师总是说人老了没有什么好谈的了。我知道他老人家年纪大了,不宜受“折磨”,但是为了满足广大网友和文友的愿望,我不得不在街头截住长廷老师并对他实行“威胁”,才有了这篇访谈。只要各位认真阅读长廷老师的谈话内容,我相信,你们就会明白什么叫操守,什么叫风范,什么叫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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