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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05-9-18 17:40

在“荡妇”的怀里疯狂



精品网摘 发表在 传媒沙龙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121-1.html


  在“荡妇”的怀里疯狂
  
  ——媒介形象与媒介策略札记
  
   赵 维
  
  每当从电视等媒体上看到绑架人质、人体炸弹这样的消息从世界各地传来的时候,我都几乎是情不自禁地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我们这个世界上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换句话说,是恐怖分子还是传媒制造了这个恐怖的世界?
  
  一
  
  2004年10月6日,一名神秘中间人来到英国驻伊拉克大使馆,抛下寥寥数语:比格利已被斩首。在六十多岁的英国工程师肯·比格利被伊拉克武装分子绑架的二十多天里,这名神秘的中间人一直穿梭于英国官方和恐怖分子中间,传递双方立场,就在英国官员极力要这位充当讨价还价的经纪人证明消息是否可靠的同时,比格利的家人也得到消息,让他们往最坏处打算。10月7日,经常发布恐怖分子讲话和斩首人质独家新闻的阿布扎比电视台收到了一盘录像。血腥的画面,最终结束了世界数百万人的担心、祈祷、善良的愿望,还有被电视等媒体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培育起来的观看兴趣。
  
  录像中,比格利跪倒在地上,最后一次请求不要杀他。三名武装分子仍将比格利推倒在地,其中一名武装分子手起刀落,将比格利的脑袋砍下。
  
  二十多天里,身穿橙色囚服的比格利几乎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每个家庭的客厅里每天如约而至的客人,仿佛是一部电视连续剧的主角。他满头的白发、憔悴的面容、颤抖着的哀告和满脸的泪水,本色、真实超过任何一部影视剧中明星的表演。在那一段时间里,这是一部导演得最成功的真人秀。比格利身上穿的恐怖组织的囚服,恰恰是我们常见到的西方国家防止恐怖分子袭击的预警标志的颜色,橙色的上一个级别是红色,那是遭到了恐怖袭击时才使用的颜色。橙色,在西方反恐的语汇中是“极有可能遭到袭击”,但还不是袭击。恐怖分子精心设计的囚服洋溢着智慧的轻蔑和恶作剧般的揶揄,嘲弄多于恐吓。这使得一部残酷、恐怖、恫吓的黑色真人秀,加入了轻松幽默的色调,更适合不同种族、阶层、意识形态的观众在自家的客厅里收视。
  
  早期恐怖分子的绑架暗杀,是一对一的“定点清除”,冤有头债有主,很少考虑“震慑”功能。仿佛用过即弃的一次性的方便筷或者餐巾纸。一个恐怖事件,一次恐怖行为没有作为信息资源得到开发,就以案件的方式消解掉了。再精心设计,再手段出格,也不过是停留在作案的层次上,没有通过媒体的传播成为公众注意的焦点,成为一个社会议题,甚至连人们饭后谈资的功能都没发挥出来。
  
  从历史上看,中国不是传媒最发达的国家,但利用媒体搞恐怖,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中国人有一件很有说头的事,那就是1923年5月6日鲁中巨匪孙美瑶策划的临城劫车案。之所以朝野震惊、中外震惊,除了劫的肉票当中有不少洋票外,还在于孙美瑶这个土匪深谙媒体在此案中的作用。土匪允许媒体采访、发布新闻公告至少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份吧。当与政府谈判近于决裂时孙美瑶故意撕了五名华票,然后对中外记者发布公告称:“吾同人等素具爱国热忱,原不以抢劫为本能。然值此无信用之政府,不正当之时代,不得不铤而走险,借以扬眉吐气也。”他进一步说道:“是役也,非为抢劫财物也,非欲惹出国际交涉也,盖以中国若许政府若许军人,无诚意,无统绪,诚不如外人保其信耳。”正是在中外舆论压迫下,北洋政府不得不接受孙匪提出的改编条件,孙美瑶摇身一变成了北洋军的旅长〔1〕。
  
  对于大众传播媒介的研究利用,使得当今恐怖分子的恐怖行为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几百倍地增强。电子科技进步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信息传播方式,并且将点对点的人际传播范式转变为点对面的大众传播范式。一个行为、一件事情由于登上大众传播媒介的信息传播平台,就不再是一件事而是一个事件。电子传播媒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不像平面媒体那样传播、诠释概念和思想,而是运用再现、表演的方式来传播概念和思想。2004年9月20日,伊拉克一个伊斯兰武装组织的网站播出了美国人质阿姆斯特朗遭斩首的录像带。在长达九分钟的录像中,五名头戴面罩、身着一袭黑衣、手持AK-47冲锋枪的武装分子站在美国人质阿姆斯特朗的身后。阿姆斯特朗眼被蒙着,双手反剪着坐在地上。他瑟瑟发抖,身子不由自主地前后左右地晃抖着。画面中,阿姆斯特朗坐在前面。四名大汉手持武器,中间一人宣读一份声明,然后快步上前,用刀割断阿姆斯特朗的喉管,再把他的头切下来,摆在身后。
  
  在整个过程中,阿姆斯特朗一直发出粗重的喘气声,血不断地从脖子上的刀口处向外喷涌。恐怖分子利用电视将“恐怖主义”表演给大众,把平面媒体上的冷冰冰的铅字形态的“恐怖主义”变成了带体温的、有血有肉的一个恐怖事件,而且他们甚至基于对大众接受信息的方式和习惯的了解,运用媒介传播技巧将一个恐怖事件戏剧化,更刺激调动人们的收视欲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比格利等不过是一个角色,一个模特,是一部感官的、悬念的以恐怖为主题的纪实性电视连续剧中的一个主角。
  
  美国社会历史教授马克·赛尔登说:“我发现对恐怖主义的一个明确定义就是大规模对平民的伤害。”但恐怖分子也许以为,他们不过是随机地为比格利们安排一个角色——可能是主角,如比格利;也可能是临时抓来跑了龙套,如格罗兹尼菜市场的平民或别斯兰的学生。
  
  利用大众传播媒介提示自己的存在,吸引世界的注意力,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或者进行讹诈、威胁,是当今恐怖主义的一个时代性特征。媒介策略成了恐怖主义策略的一部分。在比格利从被绑架到被斩首的二十多天里,恐怖分子的绑架——释放——公布信息都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和策略倾向。就在电视、网站等媒体上连续播出比格利的图像、他的请求、恐怖分子开出的条件的同时,一批批被绑架的人质相继获释。总体上是,在武装占领伊拉克、反恐等问题上和美英的介入程度有差别、态度有松动倾向的国家的人质获释机会大,如意大利、法国的人质都先后获得释放。和恐怖分子达成交易的菲律宾、印度等国的人质也获释了。而美国的人质却被坚定地斩首,比格利一度出现获释的希望,但还是被斩首了。事后,伊拉克临管会主席说,其实恐怖分子迟早会杀掉比格利的,只不过是为了刺激公众舆论,让他在媒体上当“演员”才留着他多活了一段时间。
  
  这股“绑架潮”愈演愈烈,其中一个原因,是武装分子从中尝到了“甜头”。去年7月,菲律宾一名卡车司机遭到伊拉克武装分子绑架后,菲律宾政府接受了绑架者的要求,从伊拉克全面撤军。迄今为止,这是武装分子通过绑架人质获得的“最大收益”。这一事件极大地影响了美英等国,并在一定范围内引发了效仿风潮。还有,英国人质比格利、哈桑以及几名日本、意大利人质遭绑架后,都引发了这些国家国内的反战情绪,让上述国家政府陷入极大的被动。
  
  恐怖分子对于媒体规律的掌握与利用也是与时俱进。1985年,恐怖分子劫持了美国环球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27飞机,机上有一百五十三名乘客,其中三十五名是美国人。在两周多的劫持事件中,恐怖分子将劫持过程、人质生活状况制成新闻节目拿到世界各大媒体上播出。“这些恐怖分子是我们所有对手中最懂得利用新闻媒体实现自己目的的行家。他们让活着的人质在电视上与观众见面,甚至巧妙地利用贝鲁特与华盛顿之间的时差,让人质在美国三大电视网的清晨新闻节目中露面”〔2〕。6月28日美国总统里根会见部分人质的家人。恐怖分子也安排被劫持的人质在电视上与家人见面。恐怖分子甚至还安排人质推举发言人,通过媒体告诉他们的家人,说他们是安全的。恐怖分子甚至像做广告片那样,“让人质把胡子刮得光光的,穿着十分得体的衣着,在海滨娱乐场等地露面”,以证明劫持者对人质照顾得很好,以至于一名被提前释放的希腊歌唱家在获释时还向劫持者唱了一首歌。与血腥联系在一起的恐怖分子们在电视上是那样彬彬有礼,充满人情味。2002年车臣恐怖分子在莫斯科轴承厂文化宫劫持近千名人质。在这次事件中,恐怖分子竟然允许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和俄罗斯独立电视台的记者入内采访,他们知道,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即时性的同步报道和机械复制功能可以使事件在发生的同时就传递给整个世界。这样,他们就占据了全世界公众注意舞台的中心位置,以表达他们“建立一个独立的车臣共和国”的政治诉求。
  
  二
  
  近年来,恐怖组织中甚至有毕业于媒体传播和新闻专业的年轻学生参加,策划利用媒体进行信息战和公关。恐怖分子们对媒体传播规律甚至内部运行规律的了解运用,在绑架人质的同时轻而易举地劫持了新闻节目单,使“在通常情况下设置这些节目单的媒体从业人员也成了被劫持的人质”。俄罗斯别斯兰发生的恐怖事件天天成为美国和欧洲电视台所有电视节目的头条新闻。俄罗斯著名电视评论员东杜列夫说,电视使恐怖分子成为明星,“电视台间接地参与了恐怖分子预制的‘节目’。媒体对恐怖活动报道越多,对恐怖分子帮助就越大”。有近五分之一的莫斯科市民认为“俄罗斯媒体不自觉地成了恐怖分子的工具”〔3〕。离开媒体传播,恐怖活动即使没有失去全部意义,至少力量不会有这么大。
  
  美国陆军在1983年将恐怖主义界定为“一种犯罪行为,它经常有较强的象征意义,试图影响那些直接受害者之外的观众。恐怖主义因此是一种间接的,而且很大程度上的心理战略,它避免与正规敌人的正面冲突而用‘武装宣传’来在目标观众中引起最大程度上的反应。”〔4〕这种表述似乎更接近当今恐怖主义的实质。恐怖主义的意图是为了诱发最大规模的社会恐慌,所以他最终的目标是那些恐怖事件的“观看者”,而不是恐怖事件直接的“受害者”。
  
  正如西方学者所说:“暴力袭击的舞蹈并不只是为那些紧靠舞台座位上的直接的观赏者,而是为了能将这种景观传送给更广大观众的摄像机准备的。”〔5〕观众才是恐怖主义的目标,比格利们不过是他们的演出道具。恰恰恐怖行为因其具有强烈的不可预知性和对正常秩序的猛烈破坏,而十分具有“新闻价值”。因此,新闻媒体是不可能忽略任何一次恐怖事件的。“恐怖主义非常完美地适合于电视宣传。以至于不存在的话,传媒也会发明这种东西”〔6〕。1853年3月,马克思在《〈泰晤士报〉和流亡者》一文中,就痛责媒体利用恐怖行为实现自己商业目的的做法:“……利用法国的枪杀和奥地利的绞刑,利用被没收了的头颅和被砍掉了头颅的财产制造多少篇社论和弄到了多少英镑啊!如果大陆没有‘暴徒’,那它就只好每天靠斯密斯菲尔德市场的劣等货色、伦敦烟囱的煤烟、泥泞、粗暴的马车夫、泰晤士河上的六架桥梁、市区内的出殡、感染鼠疫的墓地、肮脏的饮水、铁路上的灾祸、伪造的尺子和天秤以及其他在大陆平静无事的时候成为这家报纸的经常货品的有趣题材来勉强度日了……”
  
  今天,进入了一个大众传播媒介的话语霸权时代。电子传媒是这个时代的宠儿。但商业化的运作方式,使大众传媒越来越陷入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无能为力的生存恐惧之中。它们的每一次“突破”都带有一种绝望的自戕色彩——名人隐私、真人秀、裸播……在阅读率、点击率、收视率这些催命符的逼迫下,大众传媒面对的似乎永远是恹恹欲睡的受众和呵欠连天的世界。人类从降生那天起积攒下的困倦偏偏赶在今天发作。遇上一个打不起精神的人类,是今天媒体的最大不幸。由媒体引领的急速的消费主义倾向让公众麻木,媒体为了刺激公众的麻木则需要加大刺激力度。信息爆炸引起的信息焦灼随后沉淀为信息冷漠。定位于“大众情人”的媒体曾被人看做是“修女”和“舞女”结合体,集“修女”的品位和“舞女”的魅惑于一身。但是,在一个就连女主持人裸播都刺激不起来受众情绪的灰暗冷漠情境中,不仅保持“修女”的矜持成了神话,施展“舞女”的妖媚也无济于事。媒体只有一条路好走,那就是做一名什么都不管不顾的荡妇,沉溺于煽情、轰动、刺激、耸人听闻。小灾小难失去了“猛料”的价值,天塌地陷才值得烹调上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美国一些传播学者还把“尖叫、拳头、孩子的哭叫”称为媒体的煽情手段。现在,精密武器炸毁的废墟、怀里抱着被弹火灼伤的孩子在哭泣的母亲、失事的飞机、火车相撞都不济事了,非得是士兵开枪打在一团破布似的受伤的战俘身上,被人体炸弹崩得四处乱飞的残肢,武装分子一刀下去砍下的头颅卜通落地的画面才够得上“煽情”的级别。受众从媒体上看到的,一方面是记者等媒体从业人员不避艰险、可歌可泣的敬业;一方面是媒体对于暴力行为的极力渲染,对于暴力过程的极力展示。据调查,美国青少年平均每年要从电视上看到一万二千个谋杀、抢劫、殴打等暴力镜头。
  
  十年前,我刚到电视台工作时,“直播”还是电视的一个“高难动作”。我曾在省电视台组织的一次业务培训中观摩一部日本电视同行采制的现场直播的新闻报道,那恰恰是一次追捕恐怖分子的新闻。几名恐怖分子逃窜,警察随后追捕,恐怖分子占领了深山中的一座旅馆,抓了一个人质与警察对峙。上千名警察围堵恐怖分子。现场子弹纷飞,警察久攻不下。约上百名新闻记者现场采访。地上闪光灯一闪一闪,天上是电视台租用的直升飞机。逼真的现场气氛,全过程的现场报道,让我们这些中国记者看得目瞪口呆,大开眼界。整个事件报道将近一周的时间。据说全日本有百分之九十的观众通过电视现场转播收看了全过程。我平生第一次看到了如此真实的“新闻”。恐怖主义变成一种可观看的东西,是当今恐怖主义和现代传播媒体的共同贡献。
  
  有经济学家甚至这样说:“从内容的角度来看,未来人类最稀缺的资源不是粮食,不是水,不是石油,而是人们的注意力。”人的时间和注意力的稀缺和内容的供给的过剩,是二十一世纪的特征。媒体研究者调查得出的结论是,现在电视观众停留在一个频道上的平均时间已经低于二十秒。人们习惯于在频道和网址之间跳来跳去,无论是兴奋、好奇、迷茫都仿佛只有在寻找过程中才能释放,正是这种寻找才是获得即时性的满足的方式。人们注意力凝聚的时间越来越短。“媒体不得不靠极端的方式吸引人的注意力。使用这种方法唯一的问题是,下一次想要达到到同样的效果就必须更加极端”〔7〕。暴力的残忍是人类所能够制造的吸引自己注意力的最极端的形式,也是媒体所能提供给受众的最终极的、最富有刺激性的信息产品。媒体对公众注意力的吸引程度,是增加广告吸纳能力,将受众作为一种产品提供给广告商的前提。这可以理解媒体对色情、暴力、犯罪、灾难热衷的原因,也可以解释媒体从业者“敬业”的动因。《巴黎竞赛画报》记者安纳托里说过:“我就怕的是天下太平。天天祈祷上帝赶紧降祸人间。战争也好,饥饿也好,政变也好,这些都是我的机会。”〔8〕在2004年9月1日发生的俄罗斯北奥塞梯别斯兰市恐怖事件中,俄罗斯传媒抢占先机,大出风头,作了大量的报道,满足了受众的知情权。俄罗斯电视台新闻主播谢尔盖·布里尔约夫说:“在这样的时刻,社会需要真相。”可是,在这次人质事件中,莫斯科一家报纸的记者再三向当地教育部门询问:人质当中有没有高官的子女?就是根据这则报道恐怖分子找到了北奥塞梯议长马姆苏罗夫的一儿一女。幸运的是,两个孩子后来都获救了。事件结束的9月7日,俄罗斯独立电视台播出了制造别斯兰惨案的绑匪们拍摄的录像。从这段八十七秒的录像画面中可以看到:体育馆地面上人质被恐怖分子枪杀之后留下的深红色的血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的“黑寡妇”露在外面的那双犀利的眼睛和她身上绑着的自杀炸药上的电线;在妇女和小孩的头上的几条电线和篮球的网圈上悬挂着的炸弹;在体育馆的另一个角落中,堆放着大量的武器和炸药装置;一名恐怖分子对人质说道:“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死亡。”一位市民看了这段录像后说:“电视台是残忍的,他们知道受害者家属会看电视,却仍然播放这些可怕的画面。”受众的理解力和心理承受能力,在传媒对于公众吸引力的疯狂追逐过程中被根本地忽略了。
  
  传播学者注意到,众多的新闻媒体因为报道战争而获益。海湾战争中,CNN因为现场直播战争,击败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成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媒体,在世界电视领域制造了新闻频道的神话。“9.11”事件和阿富汗战争则成就了半岛电视台,蕞尔小国卡塔尔这几年为世界所知完全是因为半岛电视台。半岛电视台的在全球范围内的异军突起,是因为它的“新闻自由”原则得到了彻底的贯彻——布什的讲话可以播出,拉登的讲话也照播不误,恐怖分子斩首人质的录像多是在半岛电视台播出的。还有经常播出来路不明的恐怖分子杀害人质录像的阿布扎比电视台为世人所知,也是恐怖活动所赐。
  
  中国媒体也是刚刚告一段落的伊拉克战争和此伏彼起的恐怖活动的受益者。2004年3月20日早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作为中国国家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CCTV-1立即配以同声传译,实时转播了美国总统布什的宣战声明,之后便是连续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实时报道,这是央视自1997年以滚动的方式播出香港回归庆典后最大规模的滚动式新闻播出。在伊拉克战争爆发时,CCTV的报道仅仅落后于CNN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为中国传媒对战争反应最快的一次新闻报道。与此同时,CCTV-4国际频道的电视直播中,采取了境外电视台新闻节目的实时转播的策略。在信息选取上,彻底跨越了意识形态。其中既包括了CNN、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福克斯新闻网、BBC采制的报道,也有“阿拉伯世界的CNN”——半岛电视台的报道。有学者认为此次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是中国传媒发展的“里程碑”,和国际大传媒机构的表现相比毫不逊色。当然,央视也可以在其他的新闻报道中形成强大的竞争力,形成国际化媒体的影响力,形成一个媒体的品牌。但是,不容回避的是,没有对伊战争,就没有这样的契机。开战数日后,有统计显示,中央电视台新闻的收视率一度激增三十倍。
  
  现代传媒向公众报道战争和恐怖事件,传媒在实现自己的现代信息流通功能和满足公众的知晓需求的同时吸引了公众的注意,提高了自己阅读率、收视率和点击率。恐怖分子制造的爆炸、劫持人质、电话恐吓等事件,为媒体制造了具有巨大新闻价值的突发性事件,他们通过现代传媒吸引世界各地的眼球,更好地达到了他们的诱发社会恐慌的目的。从这个意义来说,媒体和恐怖分子是一种双赢关系。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有人指出:“电视摄像机就是放在路边的武器。双方都可以捡起来为己所用。”在吸引公众的注意力方面,媒体和恐怖分子是一种策略上、利益上的共谋关系。
  
  三
  
  1773年,俄罗斯农民造反者叶梅良·普加乔夫站在莫斯科红场南面断头台上,向断头台周围的民众鞠躬告别:“永别了,同胞们,原谅我对你们讲过些粗话。”
  
  我发现,世界许多著名广场其实都是刑场或者有刑场的功能。不仅红场是这样,巴黎的协和广场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刑场,那里是摆放最有“人情味”的“断头台”的地方。被称为“巴黎先生”的著名刽子手桑松报告:断头台每杀一个人需要一分钟,公安委员会的人回答:太慢了。古罗马“竞技场”又叫“斗兽场”,同时具有角斗、行刑、戏剧、集会等多种功能,每次演出的压轴戏就是将犯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罗马观众乐此不疲。开罗的萨拉丁城堡广场在举行马球比赛、集会的同时也是一个行刑的地方。伦敦的伦敦塔更是一个充满血腥的地方,被篡位的皇帝、著名的思想家、通奸的淫妇都在这里掉了脑袋。
  
  为什么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宗教信仰的国家,在杀人的时候都得在广场上进行呢?说白了,就是杀一儆百,杀鸡儆猴。行刑过程是一个教化过程,是一个统治过程,是一个权力的恐吓过程。还有一个为人们忽视的原因:杀人过程还是一个娱乐过程。古罗马的一位著名哲学家说:“观酷刑,有如酒后纵谈之乐。”在古罗马竞技场上观看施刑的不仅有哲学家,还有名媛淑女、绅士贵族。据说,在十六七世纪的英国,每当行刑时,通往伦敦塔街道两旁临街的房子都会被那些观看行刑的贵族男女尤其是贵夫人预定一空,那些带看台的房子尤其抢手。
  
  我们常由衷地赞叹“善良的人们”。这个典型的大锅饭式的道德评判,令我们对于人类充满了毫无道理的好感和优越感。如果从世界各个国家的著名广场走过来,那些在绞架上或者断头台下因痛苦变得狰狞的、扭曲的面孔,和观赏者那些因兴奋而变形的面孔相互叠印在你的脑子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性中还有另一面,施虐或喜欢观看施虐之恶比同情与善良更深刻地存在于人类的本性之中。
  
  2002年10月2日12点30分,天津蓟县黄崖关长城,陕西青年王家雄给围观的群众留下历时六秒钟的生死一跃——他骑着自行车从长城一端“飞”起,又重重摔在长城的另一端,被紧急送往医院,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完成了他人生的“谢幕”。10月4日,当地媒体刊登一条消息:“蓟县长城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10月2日的飞越并没有影响到黄崖关长城的游客数量……游客数量比前天(即10月2日)的数量还有增长。”据说在国庆期间,不少游客“慕名”专程到黄崖关长城看王家雄当时“飞越”的现场。
  
  我感慨于这篇新闻报道的一句闲笔:“这个效果,事先谁也未曾料及。”它告诉我们又有一种力量参与到恐怖事件的共谋中来了。这就是公众——喜欢看人遭罪,喜欢看人倒霉的公众。
  
  人民,群众,公众,这些在我们政治语境中被神化了的字眼表现了一种思维上的“政治正确”定势。议论他们,就像议论我们的父亲偷窃、我们的母亲偷人一样令我们难堪。传媒每当受到舆论的责难的时候,总会反问一句,是谁创造了“狗仔队”?是谁欣赏那些“扒粪”扒出来的垃圾?如今世界,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可以从经济学的观点得到解释,包括最严肃的和最荒诞的,喜剧的悲剧的。传媒,是一个被彻底商业化、产业化了的行业。它的产品的需求方永远是公众。媒体对于色情、暴力的热衷生产是因为有一个相应的对于色情、暴力热衷需求的消费方。再难以启齿我们也得承认,正是公众的品位决定了媒体的格调。
  
  正是在我们每个家庭的温馨的客厅里,“恐怖主义”从一个概念转变成活生生的“新闻大餐”——新闻界总是这样自豪地称道自己的产品。爆炸废墟下的肢体和流泪乞求的人质,恐怖分子的施暴过程和政客的作秀走马灯一样在荧光屏上闪来闪去。在一个相对私人化的空间里,人们心灵暂时从政治伦理、道德束缚中逃逸出来,本性得到舒展,电视提供了一个参照物,一个灵魂的QQ对象,非善的东西变得肆无忌惮。个体化了的人民、群众、公众,在这样一个收视情境中慢慢消解掉自己的政治判断力和道德感知力,转化为机械感受媒体信息的受众,几声最初的叹息过后便是零度情感状态下的收看。一次恐怖事件、一个生命的悲惨经历便成了鲁镇祥林嫂式的谈资;手起刀落间滚下的头颅不再是血不再是肉,而只是传媒提供的一段卡通式画面。客厅是一个忌讳血腥的场所,但同时也是一个消解血腥的地方。恐怖不再是恐怖,它只是一个“节目”,一个收视点,一段吸引公众眼球的情景剧,一个吸纳广告的容器。恐怖分子负责提供原料,媒体负责加工制作,受众进行日常化消费,这样一个信息生产消费链条十分完美。媒体提供的新闻化了的人类施虐过程,可以使受众们不必受到道德谴责而获得观赏施虐的心理享受,他们甚至还可以在观赏中把自己置于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上,获得评判的话语权力。从生存意义上说,每个人都需要在自己的心理上生产一种剂量适当的恐惧抗体,使自己获得心理上的承受力和理性的判断力,进而趋利避害,保护自己免受伤害。美国传播学者格勃纳在对电视与暴力问题进行专题研究之后认为:“电视娱乐有助于将涉及暴力的社会问题置于另一个时间、地点,让我们在一个安然远离我们自己的环境中观看那些角色,寻找解决我们自身问题的办法。”〔9〕形形色色的恐怖新闻让受众不必自己亲身经历恐怖却能得到对于恐怖感觉上的享受,演化为自己的一种必需能力。
  
  即使我们不把我们自己猜度得如此不堪和丑恶,仅仅是每个人几乎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和观赏心态,就可以为恐怖分子的施暴和媒体的传播提供最有力、最持久的消费需求。在丑闻让人见怪不怪、声色犬马已成为日常饮品的今天,恐怖便在公众信息需要中显示出了稀缺性。正是我们每个家庭的客厅为全世界的恐怖活动提供了动力和支持。
  
  四
  
  似乎我们可以产生这样的印象,在恐怖活动中,在处理恐怖危机中,政治家、政客、外交家的处境最尴尬,他们常常焦头烂额,他们常常被公众所责难。一方面是恐怖分子越来越高的价码和无法接受的政治讹诈;一方面是公众的指责,人质和家人悲哀的面孔。
  
  但是,控制舆论正是政治家和政客们的拿手好戏,是他们的一项基本技能。在人们看来,布莱尔好像被囚笼中的比格利逼到墙角,对手攻讦,国民谴责,人们威胁要在投票中惩罚他。英国媒体分析说,在营救人质问题上,布莱尔政府进退维谷。问题难就难在,无论这场人质危机以何种结果收场,两难处境都似乎不可避免:与绑架者进行交易来换取人质的安全,绑架者恐怕会得寸进尺,漫天要价,此举后患无穷;无视绑架者要求,人质受累死于非命,备受伊拉克问题困扰的布莱尔必将再次遭到批评,政治前途可能进一步受损。因此,将人质危机比作布莱尔在伊拉克问题上面临的又一场梦魇实不为过。
  
  2004年9月29日,恐怖分子通过半岛电视台又一次播放了录像带,片长十一分钟。笼中的比格利蜷缩在墙边,他的手和脚均被捆绑。比格利用一只被捆绑的手抱住头。狭小的牢笼上方悬挂着“统一圣战组织”的黑色旗帜。比格利恳求布莱尔满足“统一圣战组织”提出的条件:释放所有伊拉克女囚。“托尼·布莱尔,我求你救我的命……”比格利边说边流泪。“我想回家,我想回家,布莱尔先生,请不要把我留在这里”。讲话中,比格利指责布莱尔没有为营救他而努力:“布莱尔在说谎。他不关心我……他拒绝谈判,我孤身一人,我的命贱。”“绑架我的人并不想杀我。”比格利说,他们只要求释放被关押的女囚。
  
  比格利的弟弟保罗·比格利对英国BBC电视台记者说,布莱尔应该辞职:“我想如果他(布莱尔)辞职,肯尼思(比格利)明天就可以乘飞机回家。”英国《独立报》评论说,绑架者就是想通过此举使布莱尔为其追随美国的伊拉克政策付出政治代价,他们试图通过媒体对人质事件的关注来捅布莱尔的软肋,他们要传达一个信息:“如果比格利遇害,那么布莱尔难辞其咎。”但比格利被杀后,布莱尔却得了分,英国政府事后公布了政府为解救比格利做的努力,甚至是军事上的努力。气势汹汹的英国人一下子变得通情达理起来,舆论转口说,政府不应该答应恐怖分子的要求。首相与比格利家人通话,表现出了浓厚的人情味。英国外交大臣斯特劳在比格利遇害后亲自前往比格利在利物浦的家进行吊唁,并在那里足足呆了一个多小时。比格利另一个弟弟菲利普·比格利说:“政府已尽可能通过一切途径解救肯(比格利)。”不利的舆论局面彻底扭转了。
  
  而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更是抓住时机将一场危机转化为一场政治秀。那边比格利连连出现在电视上,媒体上时不时传来恐怖分子要将其杀头的威胁,英国政府死板得不可救药,国内舆论一片斥责声。而贝总理这厢里却将恐怖分子给予的“胁从不问”的政策用足,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使本国的两名女人质获释,贝总理亲自前往机场迎接,在全世界面前大大地出了一把风头。
  
  1985年,正在一个饭店起草保守党年会上演讲稿的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遭遇恐怖分子的炸弹袭击。爆炸发生时,她刚在演讲稿上加了最后几笔。未来得及整理的稿纸被气流冲得四处飞舞,她在两分钟前刚刚离开的浴室顿时塌落下来。幸未罹难的撒切尔夫人的表现自然格外引人注目。一身尘土的首相在爆炸后不久就向记者宣布,会议将照常进行。“当她于上午九时三十分准时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受到了全场长时间起立鼓掌。无疑,这颗炸弹未能动摇她在选民心中的形象”。爆炸发生不久,主要反对党工党领袖金诺克便向报界发表谈话,赞扬撒切尔夫人遇事不慌。爆炸发生前撒切尔夫人的支持率下降的趋势改变了。爆炸事件提醒了人们这个国家需要一个强硬的领导人,而撒切尔夫人是个“铁娘子”,她在爆炸中的表现更加证明了这一点。撒切尔夫人谴责媒体对于恐怖分子的宣传是“恐怖主义的氧气”,其实这次恐怖袭击事件倒为她的政治生命输了氧。
  
  2004年此伏彼起的人质绑架事件也为美国总统布什的竞选输了氧气。就在英国选民威胁要在“投票箱上惩罚”首相布莱尔的时候,在美籍人质被杀后,大选中的总统布什还是紧咬反恐的国策不放,终于坐稳总统宝座。而一个劲地许愿要发展经济、保障美国繁荣的克里,却没把准国民的脉,鸡飞蛋打,好不凄惶。美国人已经繁荣得欲仙欲死,求的是安静、安全,自家门口没有人体炸弹炸开才是最重要的。布什将民情拿捏得准,所以取胜。
  
  在媒体这个荡妇的怀中,恐怖分子的疯狂获得了最大的释放天地,媒体获得的是收视率、阅读率、点击率的增加,受众得到传播的刺激,政客们获取了操纵舆论的议题和做秀的机会,这是一场“四赢”的疯狂盛宴。只有遭受无端袭击的比格利这样的无辜平民和他们的安宁是受害者。
  
  注释:
  〔1〕鹤年编著:《中国土匪揭秘》,中国戏剧出版社1998年版,第359页。
  〔2〕(美)罗纳德·里根:《里根自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3〕〔4〕郭建国:《别斯兰人质事件中舆论力量调控的启示》,《中国记者》2004年10期。
  〔5〕〔6〕卢强:《反恐宣传与传媒报道》,《中国记者》2004年第6期。
  〔7〕胡泳:《我们时代的知识生产》,《读书》2003年第10期。
  〔8〕黎信:《“冒险家”与“学者”》,《国际新闻界》1993年第3期。
  〔9〕《国际新闻界》199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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