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调楼
1968年下半年,江青看了一份介绍苏联情报机关克格勃的资料以后,便怀疑起11号楼也被安装了窃听器,于是,她马上分派她信得过的人在11号楼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进行搜查。查了几天,自然是一无所获,但江青仍然不放心,再加上秋冬时节她又得了上面说的那场病,就开始讨厌11号楼,产生了再次搬家的念头。
一天,江青对我说:“小杨呀,我不想在这栋楼继续住下去了,我总怀疑11号楼有窃听器,觉得不安全,这算是一个原因吧。第二,这栋楼离12号楼太近,如果主席来12号楼办公或休息的话,我怕影响主席。第三,我看10号楼比11号楼大一些,房间可能多一些,到了10号楼我可住在一层,以后不再费力地爬二层了,况且10号楼离9号楼近,我和春桥、文元同志研究工作也比较方便。你给总理打个电话,把我的想法跟总理说说,如果总理同意我的意见,你再给东兴同志打个电话,请他派人到10号楼仔细检查检查,看有没有安全隐患,检查完了,再用紫外线消消毒。一切都搞完了,我再搬。”
周总理对江青非常了解,他接到我的电话,立即就同意,并问:“江青同志还有什么要求吗?”我说:“江青同志说要检查一下楼的安全情况,然后再用紫外线消消毒,别的没有提什么要求。”总理说:“请东兴同志办。”
我把总理的意见报告给江青,她非常高兴,提出马上到10号楼去看看。我说:“那栋楼好几年没有住人了,可能很脏了,等打扫好了你再去看好吗?”她说:“不碍事,我现在就去。”我忙说:“请江青同志等一等,我请钓鱼台的领导把10号楼的钥匙送来,叫他们在那里等,不然咱们进不去呀。”江青说:“那好,还是你想得周到。”这是江青第一次表扬我。
等钓鱼台管理处的处长张振良和一位对10号楼熟悉的服务员到了那里,我和警卫员就陪同江青到了10号楼。那位服务员把所有的套间打开,请江青看。江青看后非常满意。
根据江青的要求,对10号楼全部整理完后,她于1969年春节前就从11号楼搬到了10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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