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二月大搏斗(上)
史无前例的年代 作者：纪希晨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在历史的这面镜子前面，无论什么人，都要经历实践的检验。
是英雄的战士，还是人民的罪人?战斗的激流，时代的洪炉，会做出应有的答案。
这里记载的是动乱的年代里，老一辈革命家反抗左倾路线的一次正气凛然的斗争。
笔者访问了参加这次斗争的谭震林、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同志。
动乱的风暴
1967年2月，首都北京的中南海、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两旁高大的建筑，以及偏远的四合小院，都搏斗在怒吼的狂风和严寒的袭击里。
情景是难忘的：沙尘迷漫着昏黄的天空，太阳像个苍白的斑点。在灰茫茫的苍穹底下，王府井大街上，沿街竖立结扎着苇席，张贴着两三米高的大字报、大标语。大字报上的谎言、诬陷、谩骂，滔滔不尽……
马路上，乡村小道上，成千成万的青年人，三五成群，几十人一伙，像狂澜奔涛一样，在全国的各地城市、乡村里游动着，串连着，进行着徒步“长征”。
全国各地到北京进行大串连的人群，满街急匆匆地拥挤着，奔走着。
架着高音喇叭的汽车，时而喊着打倒这个，时而喊着打倒那个，发出尖厉的怪声，飞也似地往来奔驰而过。
王府井大街人民日报社的大门口，拥挤着一群群人。有几个青年人，激烈地进行着辩论。北京饭店前边的空地上，一排站着八九个挂着“反革命修正主义”牌子的干部，他们手里举着“红宝书”，一边低头“请罪”，一边高喊“万岁!”
局势一天一天地更加混乱了。街道上，各种各样的喧闹声、口号声，批斗会的叫嚷声，回荡在城市的上空。各种各样的新闻、小道消息，到处传播着。从这里到那里，人们部在窃窃议论……
“一月风暴”……
“二月兵变”……
这都是为什么呢?
像许多历史事件一样，人们是直到后来才了解真相的。
1967年春天的所谓复辟资本主义的“二月逆流”，是林彪、江青一伙炮制的迫害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其目的是打倒当时抵制他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四位副总理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同志和中央军委的副主席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同志，进而打倒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同志，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扫清道路。
所谓“二月逆流”的这场大冤案，像晴天霹雳一样震惊了全国，也震惊了世界。即使在当时，人民也没有沉默，人们愤怒地诅咒它!坚信有一天，人民会对林彪、江青一伙的罪行给以彻底清算!
在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斗争中，在夺权与反夺权、复辟与反复辟、革命与反革命的历史大搏斗中，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英勇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原则。他们在关键的时刻挺身而出，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惊心动魄的斗争，保卫了人民，保卫了党。他们无私无畏，光明磊落，英勇战斗，以“二月正流”的光辉名字，在党的历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页!
灿烂的一页
这场激烈、尖锐、复杂的斗争，是怎样爆发的?如何进行的?它的进程和结局又是怎样的呢?
1978年12月间，我曾先后访问过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谷牧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熟悉这一斗争的同志。承蒙他们的指教，使我对党的历史上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而这场斗争发生在1967年早春时节，绝非历史的偶然。
“所谓‘二月逆流’的这场斗争绝不是偶然的。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有了!”
1978年11月29日上午9时，我走进谭震林同志的青砖住宅。曾被诬蔑为“二月逆流”干将的谭震林同志，从沙发上站起来。他一边解着上衣，一边激动地在屋内踱着脚步。回忆，像火一样地在胸中燃烧着。
“这是一场捍卫党的原则的斗争。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对革命的老干部应该不应该统统都打倒?对人民解放军是搞乱了好还是稳定住好?这些都是运动中带根本性的问题。一句话，这场所谓大革命，究竟是革谁的命?应该依靠谁来革命?这些都是大问题啊!都是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中央军委会议上，屡次争论的问题。”
谭震林同志原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很早就投身了革命斗争。1928年，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井冈山斗争中，他曾经长期担任井冈山特委书记，同毛泽东等同志一起，开创与坚持了湘赣边界的斗争。火热的长期的革命战争，磨练了他倔强的性格。当他一件件回朔着浮涌在眼前的许多事情时，沉重地说：
“1966年8月18日之后，红卫兵运动就愈来愈出现了不正常的状况。偏离轨道，违犯党的路线政策的事情，越来越多了。”
“8·18”这天，毛主席登上天安门，第一次检阅百万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
惯于“当面念语录，背后下毒手”的林彪，面容苍白地站在播音器前，摇着红《语录》，声嘶力竭地对伫立在广场上的群众嚷着：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
在红旗飞扬的人海里，在万头攒动的队列前面，林彪“打倒一切”“扫除一切”“搬掉一切”的喧叫声，在闷热的空气里震响着，越过高山、河流、平原，在祖国各地风也似的传开了。
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国务院和军队的老革命家和许多领导同志，被点名批斗、关押或靠边了，“公检法”砸烂了，国家机构开始瘫痪了。
在险风恶浪中，老一辈革命家正气浩然地斗争着。1966年9月，陈毅在外办全体人员大会上厉声质问：
“有人要‘否定一切’，那么他们把毛主席的领导置于何地?把毛主席革命路线置于何地？有人说要‘打倒一切’，这话我听了就恼火。如果全国县以上各级党委都打倒，那还有什么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这是有人要搞垮我们的党，我们要警惕他们的阴谋诡计!”
这时，许多工厂停工停产，国家经济生活引起严重混乱。
展开了总攻击
“天下大乱，越乱越好!”
“还要再乱，乱的要深，乱的要透!”
林彪、江青一伙到处狂叫着。凡是在他们看到“乱”的不够的地方，都得重新点火，挑起大乱!
夺权!夺权!夺权!
到处是林彪、江青一伙煽动的夺权。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上到下，连工厂、企业的班组长也在被夺权之列。
1967年1月8日凌晨，陈伯达打电话给正被造反派围攻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阎红彦愤怒质问陈伯达：“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我就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央讲话。”随后，他即含恨自杀。
东海舰队司令员、著名战将陶勇夫妇，也惨遭折磨迫害致死。
煤炭部部长张霖之同志数十次被揪斗、审讯、拷打。面对着死的威胁，他始终坚持不懈地斗争着。后来，当周恩来看到张霖之同志被活活鞭打致死的照片时，他悲愤地说：“这些同志，死得不明不白，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啊!”
……
很多省市党的负责人，如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安微省委书记李葆华等，都被造反派批斗揪走，不知下落。
全国许多著名劳动模范也都遭到冲击。一些疯狂的“战斗队”，如狼似虎地向大庆油田冲去，妄图一刀砍倒大庆红旗。他们无耻诬蔑大庆红旗是“假”的，大庆经验是“吹”的，要把铁人王进喜打成“全国头号政治大扒手”……
一天，一些人在辩论会上叫嚷“大庆红旗是假的，铁人也是假的”，铁人虎地从地上站起，怒火满腔地甩掉身上的老羊皮袄，发出气壮山河的声音：
“我是铁人还是泥人，关系不大。大庆这面红旗是谁也动摇不了的。大庆是毛主席的大庆，是全国人民的大庆，谁敢诬蔑大庆红旗，我们就一拳头把他砸到地底下去!”
铁人被关进一间密室里。一群坏家伙手持皮鞭、铁棍，拿出一张事先写好的诬蔑大庆红旗的“十大罪状”，强迫铁人签字。
“只要你划个道道，就放你出去!”
铁人昂然挺立着，眼睛射出愤怒的光茫，大声吼着：
“我识字不多，可是你们写的这几个字，我还认得。你们就是把刀架在我脖子上，也别想让我划上一笔!”
坏家伙们恶狼似的扑了上去。他们扒掉铁人身上的衣服，把他按倒在地，双脚踩在身上，拷打得他站不起来。
同井架的工人说：“你快走吧，铁人!”“到北京去，找总理去!”
狂澜中的砥柱
周恩来总理得悉铁人遭迫害，立即召见铁人到北京。
1967年1月8日这天，周恩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接见了王进喜。铁人握着总理温暖的手，看着周总理慈祥的面容，心潮翻腾，他有多少话要倾诉啊!总理浓眉下闪着锐利的目光，愤慨痛斥那些妄图砍倒大庆红旗的阴谋家。周恩来用高昂的声音说：
“大庆，是毛主席树立的一面红旗。我们要爱护红旗。”接着，总理严肃指出：为什么有的人硬要打倒铁人王进喜同志?这是阴谋，是为了毁掉毛主席树立的红旗!
这春雷似的声音，响遍大地，给了林彪和江青一伙当头痛击。总理亲切地把王进喜同志安排到中南海住宿。
就这样，周恩来总理像参天的大树，保护着许多革命的干部和民主人士。
一天下午，周总理在中南海的紫光阁召开会议，议论当前国家生活中一些紧迫问题。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等几位副总理都到了，可是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却被揪走了。
总理和副总理们焦急地等待着。这些为建立新中国而并肩战斗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谈到被破坏的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谈到好端端的国家乱成这个样子，怎么不痛心呢?想到党和国家的命运，想到亿万人民的生计，周总理情不自禁地流泪了!几位副总理也流泪了!
“他们要把我们的国家，引到哪里去?”
“无产阶级的天下，难道就这样断送在他们手里吗?”
黄昏时分，谭震林、陈毅、李先念同志来到李富春的住处。他们面对眼前的混乱情况，议论说，这些家伙把老干部打倒，把几个副总理和老帅打倒，下一步就要打倒周总理了。把毛主席架空了，国家就要大乱了。半个世纪用无数先烈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无产阶级天下大乱了。
几个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相对而坐地谈论着：
“能允许他们把党和国家搞垮吗?不，不能，决不能!”
“他们想搞什么?不是很清楚嘛!”
陈毅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
“他们不光是反对几个副总理和几位老帅，还要反对周总理，这一定是反革命要搞垮我们的党。他们这样搞，决没有好下场!”
他们谈起不久前的一件事：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江青狂妄放肆地叫嚣：“毛主席，不让群众起来，我要造你的反!”
这件事，引起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极大愤慨。谭震林当场痛斥江青：“毛主席是全党的主席，全国人民的主席，今天是中央会议的主席，在这里，你有什么权利胡闹呢?你是什么东西?岂有此理!”
人民解放军的领导机关也遭受冲击了。军内外造反派狂叫要“揪军内一小撮”，要批判“带枪的资产阶级路线”。国防部和各大军区，无不遭到冲击。
1967年1月3日，一些军事院校群众组织的头头，向叶剑英和陈毅发起了进攻，策划要在1月5日召开十万人大会，批判这两位老帅。
革命军事家贺龙，早在1966年8月间就遭到林彪一伙的攻击。他们炮制了一个所谓“8·25”反革命事件，要追后台，把矛头指向贺龙，诬蔑贺龙是“黑线人物”，“要篡党夺权”。江青还窜到清华，在群众会上煽动说：“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要把贺龙端出来!”接着，贺龙同志全家被抄了，儿女流落离散了。
保卫人民的天下
面对着这些令人痛心的“无法无天”的罪行，饱经风霜的老帅们决心行动起来，决不让人民打下的天下，葬送在这伙坏人手里。
1978年12月5日下午四时，笔者来到后海边一座二层黄楼里。刚动过手术的徐向前元帅，身穿黑色制服，右臂支着木拐杖，在女护士搀扶下，坐在玻璃窗前的沙发里，同笔者热情地谈到“二月逆流”问题。
他先从自己当全军文革小组组长谈起。徐帅说：
“1967年1月6日，杨成武同志向我传达毛主席的指示，由我担任全军文革小组长。我说，我多年有病，这个工作我干不了!杨成武说，不行啊，这是江青提议，毛主席批准的。听到是江青提议，我愈加莫名其妙，就说：我的确干不了，你还是把我的意见报告主席吧。后来，有一次我见到主席，当面又向他表示我确实干不了。”
毛主席说：“天塌不下来，你就干吧!”
徐帅满头白发，头脑清晰，声音朗朗，追忆着当时的情景。
“我刚上任，正赶上‘一月风暴’。全国掀起夺权浪潮。各大军区、各军兵种、中央军委、国防部都受到了冲击。许多领导干部被揪斗，各单位的告急电话一个接着一个打来，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原有的两部电话不够用了，又新增加两部，还是不够用。”
受冲击的福州军区司令员报告说，首都红卫兵在福州闹的战备工作搞不下去了。他说：“如果再这样下去，我就要上山打游击去了。我怀疑主席身边有坏人!”
南京军区有八个领导干部被揪斗，有一个连队跑到军区机关闹事。许世友司令员气愤地说：“如果有人敢来揪我，我就开枪!”
面对十万火急的情况，徐向前站在电话机前，像在战争年代的火线指挥部里一样，一次一次在下达命令，对来自全军的问题，做出决定果断的回答：
“军队不准串联!”
“不准打砸抢!”
“军队不准成立战斗队!”
“军队不准搞大民主、乱抓人!”
1月11日，军委“文革”小组成立的当天，叶剑英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稳定军队的发言。他说：地方越乱，军队越要稳。不然敌人乘虚而入怎么办?
为了稳住军队，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常委会议。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同志一致认为，无论如何都要稳住军队，军队不能乱。
军队不能乱
1月14日，中央终于发出了《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但是，冲击军队的事，仍然连续发生。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廖汉生，总政治部主任肖华，都连续被揪斗了。
1967年1月19日下午，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碰头会上，围绕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的问题，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同江青、康生、陈伯达、姚文元争论起来。
江青一伙认为，军队不能搞特殊，应和地方一样开展“四大”，在军队全面搞大民主。参加会议的几位军委副主席，异口同声地同他们辩论：
“党政机关都乱了，不能再把军队搞乱!”
“军队搞乱了，天下大乱，保卫国防靠什么?”
1月19日晚上，北京军区文工团抄了肖华的家。肖华从后门出走，穿过几个胡同，在总政傅钟副主任家要了一辆汽车，跑到西山叶剑英住地。
1月20日，军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继续开会时，坐在叶剑英左侧的江青，明知故问地挑逗说：“昨夜总政主任肖华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
叶剑英听到江青有意火上加油，厉声说道：“他昨夜半夜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承当!”
叶剑英拍桌子严正警告江青一伙：“谁要想搞乱军队，绝不会有好结果!”盛怒之下，把右手掌骨震开了一条裂纹，造成第五掌骨远端骨折。
这时，肖华赶到会场。徐向前听了肖华谈他昨晚被抄家的经过，气愤得猛力拍桌子，茶杯盖子震落地上。徐向前说：“刘志坚同志怎么会是叛徒?肖华同志怎么会是资产阶级政客?军队的干部跟我们打过仗，难道说我们还不了解吗?”“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人民军队难道就可以叫你们几个毁掉吗?”
这就是所谓“大闹京西宾馆”的真相。
为防止反军恶浪蔓延，1967年1月24日晚上，徐向前直闯毛家湾林彪的住地。在铺满绿绒地毯的办公室里，没有一张办公桌子。只有一个巨大的地球仪，孤零零地竖立在屋角里。怕风、怕光、怕声的林彪，在拉上窗帘的房子里，背着手，低着头，踱来踱去。
徐向前一见林彪，立刻向他开门见山地讲了军队的混乱情况。徐向前说：“军队不能允许建立战斗队，军队这样乱下去不行，要尽快搞个条条和规定。”
林彪听了连连点头，当即表示同意徐向前的意见，并且随即请来叶剑英、聂荣臻到毛家湾共同研究。
叶剑英说：“地方到处夺权，夺到军队头上来了!这怎么行呢?”
徐向前说：“我建议马上搞个法，立个章程，军队不稳定，天下必大乱。”
聂荣臻说：“是呀，赶快制定措施吧，不然军队一垮，你国防部长不成光杆司令了吗?”
经过讨论，林彪当即向秘书口授了“九条”。军委会议还确定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到钓鱼台，请中央文革小组再加讨论。徐向前还特意打电话给陈毅元帅，请他也到钓鱼台参加会议助威。
老帅们到钓鱼台时，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全在，周恩来总理也来了。经过讨论把“九条”改为“七条”。陈伯达把通过的“七条”，装进徐向前的口袋时说，已经通过了，你赶快回去吧!
徐向前即刻把通过的稿件送到林彪办公室。当他回家时已是黎明四点钟了。
林彪看了“七条”，马上报送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当即批示：“所定七条，很好，照发。”
鉴于昆明军区曾反映有的高干子女曾参与抄家活动，影响不好，毛泽东又在原“七条”的基础上批示：“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问题。”
这样，军委搞了八条命令，送到住在京西宾馆的各大军区领导人讨论。
1967年1月28日下午五时，由林彪、徐向前一起到中南海报送毛泽东。
1月28日，毛泽东当场批示了“八条”：“所定八条，很好，照发。”并且提出要加上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戴高帽子的规定。
毛泽东说，那种落后、野蛮的方式，共产党怎么能采用呢?必须严令禁止。
《中央军委命令》，亦称《军委八条》的中心是稳定军队，例如“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单位”，军队内部“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军以下单位“坚持正面教育”等等。
“八条”传达下去，对稳定军队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反军事件仍然连续发生。
1979年2月9日下午三时半，笔者在景山附近的一座庭院里，再次访问聂荣臻元帅。年已80高龄的聂帅，靠在躺椅上，一边服药，一边详细分析了反军浪潮的起因。聂荣臻说：
林彪、江青一伙为达到篡党夺权乱军的目的，他们制造了一个破坏性极大的反革命舆论，胡说党内已经形成一个资产阶级，鼓吹“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歪曲人民军队的本质，并且诬蔑“解放军资产阶级化了”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为着一个反革命目的，想要搞跨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
他又说：
“我们党经历了长期、艰苦、复杂的斗争，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在这样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干部和党员，他们不仅有民主革命的觉悟，而且绝大多数还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觉悟，怎么能说他们是民主派呢?”“至于军队，那是我们党一手创建的，并且一直在党的领导之下，经历了革命战争考验，具有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怎么能说是资产阶级呢?”
老帅巧借东风
1967年2月10日，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江青、王力开会。毛泽东就陈伯达突然宣布打倒陶铸的问题，批评陈伯达说：“你是十一届中央全会选出的常委，陶铸也是这次会议选出的常委。这件事，你跟谁商量了?跟我商量了，还是跟林彪商量了，还是跟总理商量了?都没有商量!一个常委有什么权利打倒另一个常委!”毛泽东接着说：“你这个陈伯达，过去专门在刘少奇和我之间进行投机!不是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
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也批评江青：“你眼睛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没有别人的事!”
会上，毛泽东做了两个决定：第一，由王力负责，立即把张春桥、姚文元从上海调来，开文革小组会议，批评陈伯达和江青；第二，以后在这里开会，增加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徐向前、关锋、戚本禹、谢富治、肖华、杨成武和叶群。
会后，陈伯达找到王力说，那个打倒陶铸的会，是江青组织的，事先他一点也不知道，他是从被窝里被叫去讲话的。
陈伯达并且对王力说，江青逼得他活不下去了，他决定要自杀了。
王力劝他不要自杀，要请求总理帮助。后来周总理到了钓鱼台14楼，找陈伯达谈了几小时，陈伯达才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1967年2月11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会议室里，由周恩来主持，召开当时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同志和中央文革成员的碰头会议(即扩大的政治局碰头会)，会议原定的议题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等。
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等几个关系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大问题，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全面摊牌。
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首先站起来讲话，对陈伯达一伙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叶剑英对坐在对面的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人说：“军队要是再稳不住，天下就要大乱了!我请诸位帮帮忙吧，不要再把军队搞乱了!”
坐在叶剑英旁边的徐向前同志，激愤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了?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如果不要，我们这些人干脆回家种地去!”
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在冀南打游击时，因受伤被俘。第二天押解途中，我军事先在敌军经过的路上设下埋伏，突然袭击敌人，从敌军中抢救出刘志坚。徐向前对陈伯达说：“刘志坚不是叛徒，根本不存在叛变问题。”
但是，陈伯达却蛮横无理地说：“刘志坚叛徒一案已经定了，再也不能改变了。”
徐向前当即质问他：“凭什么给定案，没有证据怎么能定案?”他还针对陈伯达在三座门接见群众代表时说：“我不光保你们也得保徐向前”的话，拍着桌子问陈伯达：“谁要你保，我有什么要你保的?”
叶剑英接着又质问他们说：“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全国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叶剑英嘲笑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聂荣臻也在会上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都是反动保守分子，进行打击迫害，纵容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批斗他们，有的还关押起来，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干部，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是不安好心!”
2月14日下午，中央文革在钓鱼台16号楼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
王力约关锋一起到8号楼去催康生到会。康生拍着桌子，说：“都是江青搞的!陈伯达给她逼得要自杀了。”
关锋哀求康生说：“康老，可不能发火哟，要顾全大局呀!可整不得江青同志呀!”
这次批评会，江青借口有病，不参加。会上，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集中批评陈伯达，一句也不批评江青。
毛泽东在中央会上对陈伯达、江青的批评，以及文革小组开会批评江青、陈伯达，直接推动并鼓励了老一辈革命家对江青一伙的斗争。毛泽东后来也说：老同志“大闹怀仁堂，是借我批评文革小组的东风。”
面对面的搏斗
2月16日下午三时，周恩来总理继续在怀仁堂主持扩大政治局碰头会，会上出现了更激烈的争论。
前来参加会议的谭震林，在门口碰到操纵上海“一月夺权”的张春桥。谭震林问他：陈丕显来了吗?
谭震林所以提出陈丕显来京的问题，是因为一些省、市委书记被游斗之后，毛泽东连续在三个不同场合，一再指示，要把各省、市委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大区和省委书记宋任穷、李井泉、王任重、叶飞、江华、黄火青、王鹤寿等先后被接到北京。可是仍有一部分在当地被无理扣押着，陈丕显同志就是一个。
张春桥听了，铁青着脸，打官腔说：我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
谭震林说：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
张春桥仰着脸说：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谭震林一听，怒火顿起。他激愤地指着张春桥说：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啊!?
谭震林一走进会场，再次提出陈丕显回京的问题。他说：“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陈丕显要是反革命，杀了我脑袋!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谭震林同志见张春桥推脱责任，马上打断他的话：“什么群众?老是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谭震林接着又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要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整，四十年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谈到一些干部子弟被冲击时，谭震林说：“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血统论来反对反动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
谈到造反派时，谭震林说：“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1966年12月初，农林口决定一部分渔轮轮流回港学习，抓革命、促生产。这本是很正常的事，可是，因为没有经过中央文革，陈伯达就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谭震林说：“捕鱼问题，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有一点反对毛主席!”
这时，谢富治插话说：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是多次保谭震林同志的，从来没说过什么“反革命”。
谭震林一听，更加气愤。他说：“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谭震林愤怒地站起来，拿了文件，穿了衣服便走，要退出会场。他边走边说：“让他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要他回来，不要走。
陈毅也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
谭震林走了几步，回转身子，面向会场说：“陈老总，我讲就不怕，怕就不讲，我哪也不走!”
在艰苦的年代，陈毅、谭震林是并肩驰骋江南、华东的老战友。他们在风雨里，在炮火下，在一条战壕里，度过多少春秋!今天，他们和其他老同志，又面临着一场新的战斗。
襟怀坦白的陈毅，接着发言。他说：“这些家伙们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是谁反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余秋里同志拍着桌子，大声疾呼：“许多干部被揪来揪去，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
谢富治不断插话辩解，说“文革”小组经常讲潭震林的好话，劝他不要这样讲法。
李先念当即驳斥谢富治：“你不要和稀泥!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想到许多老干部被林彪一伙整残整死，谭震林又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
李先念说：“我也哭过几次。”
这次碰头会，江青又借故有病，没有参加。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出席了会议。他们一开始就处于被批的地位，在会上基本没有发言。全场只有谢富治不断插话，说：“谭老板，你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
谭震林驳斥谢富治：“我不是为自己，是为了全体老干部，为了整个党!”
李先念说，“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笔者注：社论号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倒了!”
周恩来当即质问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康生明明参与这篇社论的写作和定稿，他却当面撒谎说：“我没有看!”
这时，陈伯达也插话说：“我也没有看过!”
周恩来气愤地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看!”
康生、陈伯达，当面撒谎欺骗大家。事实上，1966年10月3日这篇煽动“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红旗》社论，是王力、关锋根据江青、陈伯达的指示写的，而且写好后还经过了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集体讨论审查。
碰头会的当天晚上，陈毅在接见归国留学生代表时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要革命，我们并不反对，但是，我希望你们把这个运动搞的正规一些，好些。不要犯我们过去犯过的错误。他说，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你们要上去，你就上去嘛!不要拿别人的鲜血去染自己的顶子。八大的政治报告是政治局通过的嘛，怎么叫他一个人负责?朱总司令是军阀，贺龙成了大土匪，这不是给我们党抹黑嘛!
江青比武则天还凶
碰头会后，谭震林在2月17日，又直接写信给林彪，斥责江青“真比武则天还凶!”他在这封信中，慷慨悲愤地写道：
“昨天碰头会上，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在前天的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他们不听主席的话，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大批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
“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总理已经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心襟宽，想得开，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候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谭震林铿锵有力的话语，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他表现了老一代革命家力挽狂澜的英雄气概。
2月19日，林彪将这封信送给毛泽东阅，并附了一封信，说：“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毛泽东看了林彪的批件和谭震林的信，批了几个字：“已阅，恩来同志阅，退林彪同志。”
林彪看了主席没有表态的批语，十分不满。他摇摇头，一气之下，把主席的批件揉成一团，丢在痰盂里。后来，林彪秘书偷偷将主席批的谭震林信件从痰盂里捞出来晒干，用浆糊修补、对好。
后来，林彪见到毛泽东谈起运件事，毛泽东说：江青哪能比武则天呢，她没有武则天的本事!
恶人先告状
2月16日下午六时许，怀仁堂碰头会散会了。待其他人都已离开会场，姚文元从座位上站起来，对张春桥、王力说：这是一场大的路线斗争，王力你要站稳立场!
张春桥说：明天我们要回上海了，主席说过，临走前要再见我们三个人一次。今天的事要报告主席。我们先碰碰情况。
王力说：可不能随口乱讲，要如实，要准确。
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三人同乘一辆车，回到钓鱼台16号楼张春桥的办公室里。张春桥、姚文元照着各自的记录讲，王力执笔，一条条地记下来。后来，经张春桥、姚文元修改，由王力抄清《2月16日怀仁堂碰头会要点》。
张、姚、王三人带着整理的《要点》，来到钓鱼台11号楼江青住地。先由张春桥参考整理好的《要点》，讲了会议的情况，谈话中间，姚文元不断插话。
王力后来告诉笔者：江青听完碰头会情况，她的“病”立即好了。她暴跳如雷，说：这是一场新的大的路线斗争，陈毅、徐向前、谭震林是错误路线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附和错误路线；总理、康生、陈伯达在路线斗争中动摇，只有谢富治一人站在正确路线一边。
江青当着三人的面，立即拿起电话，要主席秘书报告主席，说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有重要情况向主席报告，务必请主席今晚接见他们。过一会，主席通知，当夜十点，叫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到人民大会堂来。
这座宽敞明亮的大厅，是毛泽东和少数中央负责同志经常议事的地方。自从“文革”以来，连中南海也闹起来了，毛泽东和林彪只好搬进人民大会堂来办公。
毛泽东同三个人一边握手，一边问张春桥：你没有回上海?
张春桥回答：明天回去。
接着，张春桥按照《要点》，开始向毛泽东告状。
毛泽东抽着烟只是笑，静静地听着汇报。张春桥讲到谭震林拿起衣服要走时，毛泽东说：他不愿干，让他走嘛!
张春桥歪曲陈毅同志的讲话，挑拨说，陈毅反对延安整风运动……
毛泽东一听反对延安整风运动，再也不笑了。他立时恼怒地说：“怎么，难道延安整风错了吗?要想翻案吗?要把王明请回来吗?”
延安整风期间，康生大搞逼供信，把革命同志当作“特务”批斗，“抢救”伤害了许多好同志。
张春桥这时趁机诬告了周总理，说总理对13期《红旗》社论没有送他审查有意见。
毛泽东生气地说：“党章上没有规定社论要常委审查哟!”
毛泽东听完汇报，指示说：“现在第一要抓军队；第二要抓干部；第三要抓地方；第四，经济上，一要抓煤炭，二要抓铁路。”
这时，毛泽东已心平气和了。王力见毛泽东态度有了变化，趁机汇报说：“我根据主席和总理最近反复讲的干部政策，写了一篇社论，叫《必须正确对待干部》，早已送主席了，主席看过没有?”
毛泽东说：“你马上再直送一份到这里来，不要经过陈伯达。”
王力又说：“请主席考虑，我认为重要社论，经过总理和政治局同志是有好处的。”
毛泽东后来看了这篇社论，写信给王力、关锋说，请总理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审查这篇社论。
陈毅在社论审查前，曾对王力说：“这篇文章好得很。只要这样，大家都不会有意见了。”(笔者注：2月23日，《红旗》第四期发表的《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社论指出：在夺权斗争中，怎样对待干部问题，是一个重大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社论说，经过半年多文化革命的考验，证明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犯错误的干部，在党和群众教育下，大都是可以改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