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高级记者冯东书撰写的《陈永贵》一书，最近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作者说：“我讲陈永贵的事，是向后代说明我们国家历史上曾经有过那么一个后人难以理解的时代”。下文摘自此书。

　　半文盲的国家副总理20世纪70年代，世界进入了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高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十亿人口的文明古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宣布自己要实现现代化的时候，却任命了一名半文盲的国家副总理，他就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现在的大寨乡）大寨生产大队（现在的大寨村）的中共党支部书记陈永贵。

　　人口不多的昔阳县，历史上虽然很穷，却是一个重读书的地方。从唐朝贞观四年到清朝光绪十二年，这个县出过三个状元，一个探花，三十一个进士。历史上出过大官，是尚书，他们都是大知识分子。到了20世纪70年代出了一个副宰相一级的官，是个半文盲。山西有人编下顺口溜：“昔阳一大怪，文盲能把宰相官帽戴。”陈永贵在1975年1月中旬举行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后来谈到他的官运时说：“我当副总理，自己思想上真是没有准备，可开会时一鼓掌就通过了。”在1978年2月到3月举行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陈永贵又一次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陈永贵后一届副总理没有当到头。1980年9月的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他被解除了副总理职务。满打满算，他一共当了五年零八个月的副总理。

　　1964年3月29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在河北邯郸向毛泽东谈到陈永贵时，毛泽东问：“陈永贵识不识字呀？”陶鲁笳说：“不识字。这些年扫盲，还能看报纸，是个‘大老粗’。”1974年5月，我写了一篇《群众知道了真理，就会齐心来做》的稿子，请陈永贵审查。他当然无法读下去，我念给他听，他听了表示同意。我说：“这是专门给《人民日报》的，你光口头向我说‘同意’不行，你得写上‘同意’两个字。”他用我的自来水笔一笔一笔地画，第一次写错了，“意”字多了一横。我说：“错了，多了一笔，重写一个吧。”我告诉他多了哪一笔，他第二次又艰难地一笔一笔地画，又多了一横。他搞不清那个“意”字究竟应该怎么写。对他来说，握笔远不如握锄头轻松。他勉强能看报纸，不少字不认得，能大概知道个意思。讲科学的文章，通俗的他也难看懂。他是一个现代科学的“科盲”。

　　让文化基础比较低的工人、贫下中农直接升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当时不止陈永贵一个。和陈永贵一起一步登天的，还有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某厂里创造了一种钻头的工人倪志福，那钻头后来就叫“倪志福钻头”。还有陕西省咸阳市一家纺织厂的女工吴桂贤。陈永贵在1973年8月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当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时，倪志福、吴桂贤也都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吴桂贤也和陈永贵同时成为国务院副总理。辽宁省有个卖菜的女售货员叫李素文，那时也当上了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副委员长。天津有个工人叫孙健，也当过很短几天副总理。当时这一批进入中央领导层的人，文化都比陈永贵高一些。半文盲只有一个，就是陈永贵。那些人的威风都没有陈永贵大，陈永贵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树的，他们不是。

　　这种现象的出现，直接原因是当时要进行一场革命，要进一步让基层的工人、贫下中农翻身，登上高层的政治舞台，以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毛主席主张打破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他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经过共产党二三十年的改造，世界观仍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打破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办法之一，就是让工人和贫农、下中农到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去“掺沙子”。

　　当时，压制知识分子的极“左”路线，也给陈永贵造成偏见，以为只有体力劳动才是真正的劳动，脑力劳动不算劳动。有一天傍晚，他在大寨村口碰上我，他笑着说：“老冯，你看我们在地里受苦受累地劳动，你在这里溜溜达达，好轻松呀！”我说：“那好，咱们两个换一换，你来写稿，我上地劳动，我劳动七天，你写一篇稿子。”他说：“我可干不了你那活。”我说：“你们社员从地里回来，劳动就结束了，炕上一躺就能睡觉，我们可是走在路上也在劳动，躺在炕上还在劳动，有时做梦都还在写稿子，脑子得不到休息。”他不吭气了。

　　办公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国务院副总理是一个实职，不是摆样子的。陈永贵分工管全国的农业，天天要看文件，要作指示，还经常要报告。1977年，有一天我们几个记者在北京东四他住的地方。他那个大办公室里有一张两米长的条几，上面整整齐齐排着好几十种文件和内部刊物，政治、军事、外交、工业、农业、教育、文化、科学，哪个部门的都有。他笑着指指这一大堆文件，对我们说：“这是我干的事吗？这是你们这些有文化的人干的事嘛！”小范围内开会研究工作，这好办，他可以讲话，也可以不讲话。视察工作时，发几条口头指示，对他来说也不难。就是一到要认字、写字时，他就难办了。他每天要批阅的材料很多，这些材料都由他从昔阳县带来的秘书先看，然后挑重要的向他说说，或把重要的地方划出来给他看，认不得的地方给他念念。他同意的，就在材料上画个圈，或写个“同意”。好多事，他实在弄不懂，但画圈却画得很快。这是怎么回事呢？他的亲密战友张怀英曾问过他：“你怎么画圈这么快？”他说，他看见华国锋、李先念画圈，他也就画圈。他信得过他们。李先念是老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

他口才很好，讲话也有点辩证法，经常有从实际生活里总结出来的新见解，敢讲一些别人不敢讲的话，语言生动、通俗、幽默。只要是讲农村的生产和工作，在内部作报告，他从不用讲稿，随口说去，还很有点吸引力，也不乱。到正正规规的公开大会上去作报告，他可苦了。他怕讲走火，那就要让秀才先按他的意思写出个讲稿来，由他到会上去念。这种书面讲稿，按我们这样写法，他是没法念的。昔阳县专门为他印了一种稿纸，一个格子抵得上普通稿纸的四个格子大，行与行之间也空得宽，一页只有约一百字。用县里有那么几个熟悉他认字习惯的秀才，把他的讲稿用正楷抄在这种稿纸上，他不认得的字，要在空行里注上他认得的同音别字，这样的讲稿，他才能念。

　　他是个没有文化的老农民，他当官有一个别人绝对没有的优势。他讲话讲对了，办事办对了，别人说他马列主义水平高。他讲话讲错了，办事办错了，他说自己是个农民，没有文化，本来就不能当那么高的官，别人也不好怎么责怪他。他是进能攻，退能守。

　　不脱农籍不拿工资这又是一件奇事。陈永贵当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在国务院办公，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政府官员，他却不脱农籍，不拿国家工资。他是当代世界上惟一既是高官，又是农民，具有双重身份的人。

　　陈永贵当上了副总理，他是可以把自己的农村户口迁到北京来的，是应该拿国家工资的。但是他不迁户口，不拿工资，仍然保持自己是农民的身份。

　　在中国的等级金字塔中，最低层的是农民，他们不能列入任何国家的等级，他们没级。毛泽东对这种制造新等级的一套做法是反感的，他怀念革命根据地里那种大致平等、水平低下的供给制生活，讨厌工资制，并提出过恢复供给制。在他的思想影响下，1958年“大跃进”中，报纸上就批判过当时的工资制，说它是表面上平等实际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文革”中，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达到高潮。那个时候在广大农村的思想教育中，还把农民向往城市生活，想进城当工人，不安心“为革命种田”，批判为资产阶级思想。陈永贵是个农民，对农民的社会地位低下一肚子火，又知道毛泽东不喜欢这种等级制，他就起来革命了。陈永贵当了副总理，身上仍然穿对襟扣的中式农民装，头上仍然包着一条华北农民包头的白毛巾，开党中央的会，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这样。他脚上从不穿皮鞋、凉鞋，只穿自己老婆做的老农民布鞋。成年风吹日晒，重体力劳动使他满脸刻着深沟。他既然还是大寨公社的社员，回到大寨，还和社员一起下地劳动。他这种革命行为，工人、农民知道后，特别赞扬、敬佩，说他保持了劳动人民的本色。

　　陈永贵为国家工作，不拿国家的工资，他靠什么生活呢？

　　我们国家那时把农村里的基层干部称为不脱产干部。陈永贵当了副总理，就把自己划在了这种出外工作但仍不脱产的干部里头。只是别的不脱产干部外出活动是短期的，他出来当副总理是长期的。开始由山西省每月补贴他六十元，后来涨到一百元，同时北京每天再给他一元两角伙食补助，大寨每年还给他记一个中等男劳动力一年的劳动日，到年终，社员一个劳动日分配多少钱，他也分多少钱。当时大寨的分配水平在全国算比较高的，一个劳动日约一元四角到一元五角，能买一斤八两到二斤猪肉。那时我们新华社山西分社副社长马明是厅（师、地）级干部，每月工资是一百六十六元。陈永贵既是一个不脱产干部，在北京住房自然就不出钱。他吃饭也花不了多少钱，原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给他配了一名高级厨师，过了些日子，他说：“他做的我不爱吃，我爱吃的他不会做。”他把高级厨师打发走了，自己从昔阳县找了一个会做家乡饭的厨师，这人小名叫石头。他会做陈永贵爱吃的昔阳面食：拉面、抿曲（一种面食）、假豆腐（一种玉米粉面条）、饺子等。饺子也不需要三鲜之类的高级馅，只要有点猪羊肉，加上胡萝卜和粗粉条就行。陈永贵离不开北方农民泡的酸菜。这位副总理的饭菜水平达不到江浙和广东中等农民家的水平。他爱喝一点儿烈性酒，六十多度的酒，喝四五两是小意思。他在位时，茅台、汾酒都很便宜，他也喝不了多少钱。这个人吸烟凶得很。当了副总理，会见外宾，视察工作，不能再在脖子上挂旱烟袋了，改吸香烟。香烟比旱烟颈小，他吸起来，把烟夹在食指和中指的指根间，捂在嘴上使劲吸，一根接一根。过去的烟没有过滤嘴，他一根没吸完，就把烟屁股里的烟丝拧掉一点，然后拧进一根新的，接着吸。开一上午会，他吸一上午烟，最后可能只有一两个烟屁股，烟里的尼古丁一点儿不剩，全到了他的肺里。他后来得肺癌，和这有直接关系。他吸那么多高级烟，就按当时比现在低得多的价格算，他也吸不起。他走到哪里，人家都把国产的“中华”牌、“牡丹”牌香烟放在他的面前。这一点他是公私不分了，是私吸公烟。国家对不脱产的干部，是不补贴烟钱的。

　　陈永贵不当副总理以后，在中央的安排下，把户口转到了北京，老伴宋玉林和最小的儿子陈明亮都到了他身边。他被安排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这时他才成了国家正式职工，据说每月工资一百五十元，同时每月给他五十元保姆费（当时正部长级干部有保姆费）他将原来东城区的副总理小院让了出来，搬进了西城区木樨地的高级干部楼。他的工资低，物价又年年涨，国家给他免除了全部房租水电费。他很自觉，东郊农场瓜果收获时节，他就不去了。下台以后，他也不轻易坐国家给保留的专用小汽车。他妻子是农村妇女，没有工作，厨师撤走以后，由她做饭。

只有周总理敢公开批评他陈永贵到“文革”后期，已达到全国只有一个人敢公开批评他的程度。这一个人就是周恩来总理。“四人帮”和其他一些人，背后也骂陈永贵，但不敢公开批评，更不敢见诸文字。

　　毛主席不能批评陈永贵吗？毛主席当然能批评陈永贵。但在他在世时，对陈永贵和大寨，只有表扬，没有批评。

　　周恩来批评陈永贵和大寨很多次。1965年5月21日，周恩来陪同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科列加去大寨时，批评了大寨的虎头山上没有树，指出这一点要向李顺达领导的山西省平顺县西沟大队学习。“文革”中，山西两大派闹得全省无法生产，无法工作，社会生活无保障，陈永贵属于其中的一派。1969年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山西省参加冶金会议的代表时，陈永贵在场，有人喊口号：“向陈永贵同志学习！”周总理马上指出：“学习大寨，学习陈永贵，对的学习，你们不能学习他的派性。”周总理说：“陈永贵同志是高举大寨红旗的，但是在最近几个月，他陷入了派性。”陈永贵从来认为大寨人是大公无私的。周总理在1971年11月15日晚对美国朋友韩丁说：“大寨是有缺点的……先公后私就不错了，哪有大公无私？没有私哪来公？没有小哪来大？没有上哪来下？”他还不同意陈永贵的极“左”的做法，他对韩丁说：“自留地还是要有，农民总还要补充，自由市场还是要的，肩挑贸易、小商小贩还是要的。”1973年4月，山西省共青团开全省代表大会，这时山西省恢复了中共山西省委，省委第一书记是谢振华。陈永贵认为谢振华是反大寨的，不让大寨团支部派代表去参加大会，抵制这个会。4月23日正好周总理陪同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到大寨访问。谢振华去大寨尽地主之谊，借机向总理汇报了这件事，周总理找陈永贵进行了批评。陈永贵没法，等客人离开大寨以后，亲自带着团支部书记去参加了省里的团代会。

　　笼子里的大人物陈永贵到北京当大官，开始住在北京的钓鱼台，江青等“四人帮”也在里头占着房子。“四人帮”四处树敌，天天心惊胆颤，阶级斗争观念特强。钓鱼台除了门口由解放军把守，里面还有许多岗哨，一般人根本进不去。给陈永贵写材料的宋莎荫有一次住在那里，第二天在院里遇到一个警卫干部是昔阳人，老宋和他聊起来。老宋先作自我介绍，人家说，不用介绍，知道你叫宋莎荫，昨天是几点几分进钓鱼台的门，几点几分又到过什么地方。老宋一听，愣了，这地方抬腿动脚都有人监视着，以后院子里出点事，自己一百张嘴也讲不清。他觉得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马上向陈永贵提出来，搬了出去。陈永贵进了钓鱼台以后，被封闭了，大寨党支部委员来看他，也被拦在院外，搞半天才能过去。陈永贵和一名昔阳带来的秘书，一名昔阳带来的贴身警卫，三个人住在一幢房里，老婆、孩子都不在，除了中央叫他开会，就得在这个家里泡着，他又不会看小说，好多文件他又看不懂。他也不能老在院里闲逛，那算什么？人家都在干活，自己没活干？钓鱼台里的服务员天天进房搞卫生，清理东西，但他们有纪律，为了不干扰首长工作，进房只干活，不讲话。只有到晚上，大家休息了，秘书、服务员来看电视，陈永贵有了说话的对象，房子里才有了活气。这种生活对陈永贵来说，像住高级监狱，憋死人。陈永贵当时享受的是一级保卫。有一次，他想去王府井的东安市场（当时改成了有革命味的“东风市场”），秘书请示保卫部门，说没法保卫，不能去。因为他平时闲得无聊，曾提出干脆让他去北京郊区的中阿公社劳动（那时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关系特别好），开会时叫他回来。但也因无法保卫，不能去。过去他到全国各地去，是个劳动模范，比较随便，现在成了中央大员，当地官员都怕他在自己辖区出事，总是里三层外三层地把他“包”起来。他接近不了群众，了解不到什么真实情况，陈永贵觉得这样下去，时间长了，非变成无用的傻子不可。他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提出搬出钓鱼台，并要求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三分之一时间在大寨，三分之一时间跑全国。毛主席马上批准了陈永贵的要求，并赞扬了他。他争取到三分之一时间在大寨，这是他争到的能自由自在的地方。他回大寨，不让北京的警卫战士到昔阳，他的理由是：“我是个农民，回家劳动，你们警卫干什么？你们还能给全国农民都派上警卫战士？”陈永贵失势以后，中央大员的头衔没有了，没有人保卫他了，他早上可以一个人上街溜达聊天了。年轻人、小孩子见了他，叫他“永贵大叔”。他终于又获得了失去多年的自由。

我讲陈永贵的事，是向后代说明我们国家历史上曾经有过那么一个后人难以理解的时代”

一个汉奸，因政治斗争的需要，被捧上九天。

半文盲当国家领导——千古奇闻。

历史历史！！！！

　　

　　小孩子,翻翻历史吧!

别乱叫,不出声还能装一下深沉

反对

文盲当副总理是政治需要。小胡从副处（80年）到正部（82年）也就两年时间，老佛爷称此乃不拘一格选人才。

工农商学兵的代表都要有，其实这个制度是合理的，当领导本来就不需要什么高的学历！

看一下<参考文摘>上这篇文章:

杨树达上书始末


　杨树达是我国著名古文字学家，早年曾与毛泽东一起参与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后相继担任清华大学、湖南大学教授。1948年当选为中研院首届院士，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首届学部委员。3月10日《文汇读书周报》刊发朱维铮文章，介绍他的若干则日记，并加按语。摘登如下。
　　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本校（引注：指湖南大学）文学院长杨荣国发布文字于《新建设》杂志，引金文、甲文错误百出。甲文耒昔字像两手持耒，渠说为两脚蹈耒。又引《左传》班固注，不知此注从何而来，因草一文质问之。
　　八月十九日：李鹤鸣（引注：湖大校长李达）来，言已将余纠杨荣国文字示荣国，并令其自行检举向读者道歉，并致谢余之纠正。余曰：“杨学力不任教授，未知君意如何？”李答云：“是不妥当。”余言：“似可以图书馆长或总务长任之，免其贻误后一代青年。”余又问其有困难何在。李不言。
　　按这个杨荣国，就是1973年8月7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指示发表《孔子———顽固地维持奴隶制的思想家》的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其文被江青一伙称作“批林批孔”运动的先声。但在二十二年前，在其麾下任教的杨树达，已揭露他“学力不任教授”。
　　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前因杨荣国事上书毛主席，后因唐麟告余，今日教授当以思想为主。自悔孟浪，遂再奉书。今日得复书云：“违教多年，最近两接惠书。甚为感谢。所论问题，先生在第二封信里已作解决。我以为取这种态度是较好的。此复，顺致敬意。毛泽东。”一九二O年驱张之役，余与毛公同事，故有违教一语也。
　　按杨树达凡重要信件均抄存底稿于日记，但回忆录既未记首次上书时间，也未记两次上书原文。只知二次上书“自悔孟浪”，由记唐某谓“今日教授当思想为主”，可知二次上书当检讨自己将学术与政治关系弄倒了。毛泽东复书肯定他第二通上书，说是“取这种态度是较好的”，无疑认定只要杨荣国思想立场正确，便可当教授，“学力”差乃至于史无知，均无妨。



同样,陈汉奸只要立场正确,狗屁不懂都可以当副总理!

靠!

楼上的，我想请问一下，什么叫（汉奸）？
　　　天生我才必有用，他怎么就不能当领导呢？何况是个副职！
　　　如今有的人连中国字和话都写不好说不好，不照样当领导啊～

真的不知道?还是装傻?
这是早已公开的秘密,就象江青、张春桥是叛徒一样。

汉奸就是出卖民族利益,为日本鬼子效劳的陈二鬼子.

　1968年秋，全国搞清队整党，为党的九大召开作组织准备。谢振华在负责山西的清队整党工作时，查出了陈永贵的历史问题，这样，无形中又加剧了他们之间的矛盾。

　　事情起因是山西省支“左”领导小组办公室收到一封人民来信。信中揭发了陈永贵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日伪组织充当情报员的历史问题。


　　谢振华与支“左”领导小组的其他几位负责同志商量后，决定责成北京军区保卫部在山西“支左”的刘旭等3名同志负责查证此事刘旭等人立即奔赴阳泉市。通过查证，他们在阳泉市商业局炊事员李观海的个人档案中发现一些线索。李观海是大寨公社武家坪人，1955年镇反时，他交代过自己曾参加昔阳日伪特务组织“兴亚会”并当过情报员的罪行材料。同时供称，情报员中有粮食局管理员王久荣，还有陈永贵。于是，刘旭又翻阅王久荣的档案材料。从中也发现王久荣的供认记录。原是大寨公社金石坡人的王久荣也供认自己参加了“兴亚会”的事实，并交代陈永贵还是他们情报小组的负责人。

　　为了弄清事实真伪，调查组的刘旭等人又查阅了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一二九师敌工部的一份昔阳县敌伪情报人员名册及敌伪档案。其中确有陈永贵的名字，并注明他是伪村长、情报员，还是“兴亚会”昔阳分会领导成员之一。陈永贵每周去昔阳两次，直接与日寇宪兵队长清水联系。为此，当地群众给陈永贵取了个绰号叫“陈二鬼子”。抗战胜利后，昔阳人对给日本人干过事的人特别痛恨，用石头砸死不少这些被叫做“汉奸”的人。陈永贵非常恐慌，也担心自己被砸死。于是，他向大寨第一任共产党村长赵怀恩托孤，请求村长保护他的子女长大。赵怀恩比较实事求是，为陈永贵说了话。他说：“当时日本人来了，总要有人出面，别人不敢，他胆大，他当了伪代表，参加了‘兴亚会‘，可能为日本人提供的真假情报都有，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事，我看可以原谅。”后来，陈永贵终于又保住了性命。

　　调查组调查的结果是：确有此事，证据确凿。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3-28 9:01:36编辑过]

那时候把劳模推上国家领导岗位，比当今社会花钱买官卖官、任人唯亲公正的多。

(昔阳人对给日本人干过事的人特别痛恨，用石头砸死不少这些被叫做“汉奸”的人），陈怎么就没被砸死呢？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如果他真的做了出卖民族利益的事，那么人民群众是不会因为某个人为他说过些好话就会放过他的！抗日战争时期就有不少像他这样的人给日本人做事．不见得就都是汉奸吧，更何况还有不少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呢～

毛领袖经常率性而为，国家大事也是如此，岂一个错字了得。

不要故作高深，请以理服人。

这个“副职”可是管6亿农民的！是管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撇开其历史问题不说，一个前几天还是大队支书的普通农民，一跃为泱泱大国的副总理，正常吗？他有领导国家的能力吗？
学历不高不等于文化不高，一个说不好话写不好字的人别说当领导，估计当自己的老婆孩子的领导都当不好。

过去了的历史是沉痛,这只能在后来的历史中去避免,硬还要说他一个什么人格上的污点,这也不是君子之所为

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