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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6-3-14 13:30

文化战略研究:刘仁愿事迹考述试论稿――――以与新罗关系为中心



zyesheng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49-1.html


  前言

  七世纪六十年代唐与朝鲜半岛诸势力的交涉中,刘仁轨、刘仁愿无疑是两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两人秉承唐朝廷的旨意,在百济故土奋战数年,为稳定新罗、百济关系,最终灭亡高句丽作了大量的工作。刘仁轨从朝鲜半岛返回后,获唐高宗、武则天的信赖,曾执掌朝政,又几度往返朝鲜半岛,建立功勋;其死后得陪葬乾陵,极尽哀荣。《新唐书》、《旧唐书》皆有刘仁轨传记(其子刘浚亦得陪葬乾陵,墓志铭也已发表,历代学者对其褒誉不断,今人的研究论文亦时有刊出。相反,刘仁愿其人的结局则相对令人婉惜,《新唐书》、《旧唐书》未为其立传,其事迹也只能从《新唐书》、《旧唐书》刘仁轨传及另外一些零星记载中窥知,对其专题研究及相关论著似未见刊出。显然,这对更深入的探讨此一时期唐与朝鲜半岛三国关系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鉴于此,本稿即利用现存金石资料及相关记载,对刘仁愿的出身及在百济诸活动,以及《新唐书》、《旧唐书》刘仁轨传记中人为拔高刘仁轨,混淆两人的事迹提出质疑,并对刘仁愿的其它事迹进行相应考述,以期对此一时期唐与新罗、百济关系研究有所增益。

  一、刘仁愿及《刘仁愿纪功碑》

  1.关于刘仁愿纪功碑

  如上所述,《新唐书》、《旧唐书》没有为刘仁愿立传,其事迹只有从《新唐书》、《旧唐书》刘仁轨传中得其端倪。虽则如此,对于刘仁愿的出身,赴百济前的事迹,《新唐书》、《旧唐书》刘仁轨传亦缺少记载,故据此传记无从知道。然而,现存韩国忠清南道扶余市国立扶余博物馆院内的《刘仁愿纪功碑》(以下简称纪功碑),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陷。此碑原立于扶余市境原百济都城泗城王宫遗址所在地扶苏山城内;20世纪初,日本人控制的朝鲜总督府曾对当时朝鲜境内的文物古迹,进行了全面的调统计,并将重要的古迹拍照,编成《朝鲜古迹图录》一书。该书第二册即收录了当时纪功碑身首异处、弃置荒山旷野的图片。值得庆幸的是,现韩国扶余市文物当局已将纪功碑接合维修,并移至该博物馆大院,设置围栏、碑亭加以保护,此不仅有利于开发当地的旅游产业,也为学者研究这段历史保存了形象的实物资料。据研究者调考订,纪功碑碑高237.9,厚30.9,宽133.3。
  螭首高113.6。碑文字径2.42,楷书。题额字径6,篆书阳刻,无撰刻者姓名。全碑共有34行,每行69字;现第20行内文字可以判读,第21行有18字能够判读,第22行以后的绝大部分文字不能够判读[③]。因此碑远在海外,长期以来,中国历代学者多未闻知,故现存《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册府元龟》诸史书均未有提及或征引。韩国现存最古的史书,高丽时代人金富轼主持编纂的《三国史记》一书也不知何故,未见提及?同时,清代嘉庆中叶之前历代的金石集录,唐文总集类书籍亦未见任何著录,故长期以来不为研究者所知。
  根据清人潘祖荫考证,以及目前学界通行的看法,《纪功碑》作成于663年百济复兴军灭亡之后。朝鲜宣祖(1568~1608)之孙李俣编著的《大东金石目》书中,认为碑文是刘仁愿自书,但不知道其依据是什么。当然这种可能也不是没有,因为刘氏贞观年间作过弘文馆学生,而弘文馆学生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练习书法;招收学生的标准也是“有性爱学书,及有书性者,听于馆内学书。”当时书法名家亦常常亲临指点。可以认定,刘仁愿可能对书法有兴趣,也曾有过书法专门训练的经历,故书法水准当不会低。另外,笔者以为,纪功碑文极可能是出自刘仁轨之手,刘仁轨当时担任熊津道行军长史,检校带方州刺史,他有此能力,又深知刘仁愿的家族史,以及此前的经历,与百济复兴军战斗期间的具体情况,况且,事实上刘仁轨又是刘仁愿的部下,此时其亦非像以后那样大红大紫,故他撰写纪功碑文的可能性最大。
  如上所述,朝鲜宣祖之孙李俣,在其所编《大东金石目》书中,首次录有纪功碑文拓片(少许)及简单的批注。清嘉庆十九年(1814)编竟刊行的《全唐文》1000卷,其中卷990阙名31收录了此碑。嘉庆、道光年间金石名家刘喜海(字燕庭)撰有《海东金石存考》一卷,该书对纪功碑有简单的考证;光绪年间始刊行同氏所辑《海东金石苑》一书,其卷1录有该碑,并附有刘氏所写跋文。此后,朝鲜总督府编辑的《朝鲜金石总览》上册,《韩国金石全文(古代)》,《百济史料集》,《译注
  韩国古代金石文》等书中均予收录。日人葛诚末治《朝鲜金石考》、《朝鲜金石文》两书,以及胡口靖夫《鬼室福信和刘仁愿纪功碑》文中均专有论考,只是论述的重点并非刘仁愿本人。纪功碑前半部分依据拓本还可以辨认,后半部分则受损严重,难以辨认。这样,其前半部分,就成为学者研究刘仁愿赴百济之前事迹的最权威资料,弥足珍贵。下面即依据此碑文,并结合其它的零星记载,对刘仁愿其人的早期事迹作一考述。

  2.刘仁愿的身世及经历

  有关刘仁愿的身世,《纪功碑》记曰:“君名仁愿,字士元,雕阴大斌人。”依据碑文的记载,自北魏末年起,刘氏的先祖就居住塞上,进而成为塞北有名的豪族大姓。

  高祖□□,散骑常侍,宁东将军,徐州大中正,彭州穆公。属魏室不纲, 朱陵虐,东京沦丧,□□西迁,陪奉 舆,徙居关内。寻除镇北大将军,持节都督,河北诸军事,绥州刺史,因官食封,仍代居之。□鼓□□之,□北州之望。曾祖平,镇北大将军,朔方郡守,绥州刺史,上开府仪同三司,袭爵彭城郡开国公。祖懿,周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随使持节,绥州诸军事,绥州管,□州刺史,□□郡开国公。父大俱,皇朝使持节(因)同、绥二州管,四州诸军事,绥州刺史,寻迁都督,左武卫将军,右骁卫大将军,胜、夏二州道行军总管,冠军大将军,镇军(北)大将军,上柱国,别封彭城郡开国公。

  就是说,刘仁愿祖上西魏时代即徙居关中,历经西魏、北周、隋、唐诸朝代,镇守北部边防,并建立功勋,成为一方豪杰。其父刘大俱,现存唐史史料中,此人事迹不见于载;只是成书于中唐的《元和姓纂》一书卷5中,在谈及刘氏雕阴一系时稍有涉及,载云:“唐左武大(依据上引碑文,‘大’疑是‘卫’字)将军,绥州总管,义成公大俱。”为西晋时代“右贤王豹之后,绥州代为豪酋”。显然,其记载与上引《纪功碑》稍有差异。也就是说,刘仁愿的祖上有可能属于匈奴族。
  贞观中期,刘仁愿因“地因膏腴,门承勋业,令闻之誉,佥议攸归”,起家为弘文馆学生,随后被选为右亲卫“膂力□健,胆气过人”曾经随唐太宗出巡外地“手格猛兽”,受到唐太宗的赏识,特受恩诏“入杖内供奉”。后参与贞观十九年(645)的征伐高句丽战争,因战功受到唐太宗的嘉,“超拜上柱国,别封黎阳县开国公,擢受右武卫凤鸣府左果毅都尉,压领飞骑于北门长上”贞观二十一年(647),任行军子总管,随英国公李经略薛延陀,并迎接车鼻可汗,安抚九姓铁勒,因功“改授右□卫将,
  依旧□□供奉”。二十二年(648),任行军子总管,经略辽东;同年,授右武卫神通府左果毅都尉。唐高宗永徽五年(653),任葱山道行军子总管,随卢国公程知节出讨西突厥沙钵罗可汗阿史那贺鲁,唐军无功而还;此次出讨,苏定方为前军总管,可能因为此次共同出征,加深了苏、刘二人之私人关系;同时,由于刘氏的才干,为此后苏定方选拔刘仁愿随军出讨百济提供了可能。显庆元年,刘仁愿被授予左骁卫将。此期间,刘氏还作为唐朝廷全权代表,数次前往回纥铁勒抚慰,奔赴吐谷浑、吐藩宣敕,均圆满完成使命。
  从刘仁愿的官场经历,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其一,据新唐书卷49上百官志载:“武德、贞观世重资荫,
  二品、三品子,补亲卫;二品曾孙,三品孙,四品子、职事官五品子若孙, 勋官三品以上有封及国公子,
  补勋卫及率府亲卫……”。刘氏因祖上的功勋官职,先为弘文馆学生,随后以资荫担当唐太宗的右亲卫。以荫袭担当皇帝亲卫,对于武将等家庭出身的子弟来说,可以不经过科举进入仕途,在当时此不失为步入官场的途径之一。其次,因为担当唐太宗的亲卫,使得刘仁愿有机会接近皇帝,展现发挥自己的才干,进而得到唐太宗的赏识。其三,刘氏曾跟随当时著名的将领李、程知节、苏定方东征西讨,又作为唐朝廷的使节,数次往返抚慰回纥九姓铁勒;前往突厥、吐蕃宣谕不辱使命,无疑为此后在百济从事复杂的军政活动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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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唐留守军和刘仁愿的作用

  如上所述,刘仁愿受命率领万名唐军,并联合新罗王子金仁泰所率的七千新罗军,共同守卫百济泗城。虽然唐朝派遣左卫中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但其却意外的死亡,而随后到达百济的刘仁轨,其实际职务只是检校带方州刺史而已。那么,留守军初期,唐朝在百济的最高领导人应该是谁?其中真实情况如何?此均为需要辩证澄清的问题。
  《旧唐书》卷84《刘仁轨传》载曰:“诏仁轨检校带方州刺史,代文度统众,便道发新罗兵合势以救仁愿。……。高宗敕书与仁轨曰:‘平壤军还,一城不可独固,宜拔就新罗,共其屯守。若金法敏藉卿等留镇,宜且留彼;若其不须,即宜泛海还也。’将士咸欲西归,仁轨曰:‘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便国家,专之可也。……,主上欲灭高丽,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众从之。”
  《新唐书》卷108《刘仁轨传》则记曰:“诏仁轨检校带方州刺史,统王文度之众,并发新罗兵为援。……。高宗诏仁轨拔军就新罗与金法敏议去留计。将士咸欲还,仁轨曰:‘春秋之义,大夫出疆,
  有可以安社稷、便国家,得专之。今天子欲灭高丽,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众从其议, 乃请易兵。”
  《三国史记》卷28《百济本纪・义慈王》记载与上引两书基本相同。显然,根据上引记载,王文度死后,刘仁轨率其兵,即“代文度统众”和“统王文度之众”,救援刘仁愿,唐高宗亲自以敕书与刘仁轨,似乎刘仁轨就是唐在百济留守军的最高领导人。但是,笔者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为什么这么说呢?其理由如下:
  首先,刘仁轨只所以能到达百济,是因为冒犯了当时颇受唐高宗武则天信用,炙手可热的当朝宰相(中书令、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义府,即上文所引“州刺史刘仁轨坐督海运,覆船,以白衣从军自效。”的原因所在。当时李义府得到唐高宗的支持,手握官历除任大权,他是不可能让刘仁轨担当统领百济留守军的最高职务的。虽然前往百济任职并不是人人都愿意的事(飘洋过海,远离大陆,异域征战,时刻都有生命危险),但是,刘仁轨要摆脱李义府的迫害,他必须在此艰难的征程中找到本来就属于他自己的东西,他已经从中看到一线生命的曙光,即就是所谓“仁轨喜曰‘天将富贵此翁矣!’于州司请《唐历》及庙讳以行,曰:‘欲扫平东夷, 颁大唐正朔于海表’”。就是说,刘仁轨抓住了这个机会,最终实现在都城长安以及担任地方州县官均难以达到的人生理想;此种状况大概李义府之流是不可能预料得到的,当然,这是几年以后的事情。就是说,刘仁轨虽被任命为检校带方州刺史,但唐中枢其实是让其戴罪立功。
  其次,应该注意的是,刘仁轨只是“检校”带方州[15]刺史,意思是临时任用,并非实授。此反映了当时唐中枢在任用刘仁轨问题上个人成分因素。下引史料可以具体详细说明此问题。

  初,仁轨为给事中,按毕正义事,李义府怨之,出为青州刺史。会讨百济,仁轨当浮海运粮,时未可行, 义府督之,遭风失船,丁夫溺死者众,命监察御史袁异式往鞫之。义府谓异式曰:“君能办事,不忧无官。”异式至,谓仁轨曰“君与朝廷何人为雠,亦早为计。”仁轨曰:“仁轨官不当职,国有常刑,公以法毙之,无所逃命。
  若使遽自引决以快雠人, 窃所未甘!”乃具狱以闻。异式将行,乃自掣其锁。狱上,义府言于上曰:“不斩仁轨, 无以谢百姓。”舍人源直心曰:“海风暴起,非人力所及。”上乃命除名,以白衣从军自效。 义府又讽刘仁愿使害之,仁愿不忍杀。

  李义府的“不斩仁轨,无以谢百姓”,足以看出其对刘仁轨“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态度。刘仁轨到达百济之后,李义府仍未放弃杀害刘仁轨的想法,而是暗示刘仁愿,并希望借刘仁愿之手除掉刘仁轨。笔者以为,可能李义府与刘仁愿比较熟悉,而且利用上下的关系,假刘仁愿之手,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可以想象,和对监察御史袁异式所用手法一样,李义府可能对刘仁愿也是玩弄威胁利诱之手段,但面临百济复兴军四面围攻的险恶局势,无论从刘氏自身还是唐朝国家利益,以其家庭出身、从军经历诸方面看,刘仁愿都是不可能顺随李义府的险恶企图的。故不为其所动,非但不难为加害刘仁轨,而且使刘仁轨充分发挥其善于谋略之长点,并将其运用到对百济复兴军的实战中去。两人精诚团结,共同对敌,并联合新罗军队,使驻百济留守军最终摆脱困境,取得了对百济复兴军一系列战斗的胜利。
  其三,本来刘仁愿在百济留守军初期,作为留守军的最高领导人,这并无须多费口舌,但从上引新、旧唐书刘仁轨传中,似乎难于看到这种苗头,此固然是新、旧唐书传记史家为了突出传主之地位无可指责之行为,但由于过分夸大刘仁轨的功劳及地位,而使此一时期唐留守军的事迹陷入混乱,这显然是不可取的,故不妨再援引其它史料加以考论。笔者认为,由于李义府仍住持唐中枢事务,刘仁轨此时还不可能直接上奏唐高宗,同时,唐高宗亦根本不可能给刘仁轨下达敕书,收到唐高宗敕书的人不是刘仁轨,而是刘仁愿。当然,给唐高宗答书的作者是刘仁轨没有错,但他是以刘仁愿的名义写的。龙朔三年(663)十一月,唐、罗军最终击败百济复兴军,唐高宗诏刘仁轨领兵镇守百济,召孙仁师、刘仁愿二人返回唐境。刘仁愿到达唐都长安后,唐高宗直接问及百济留守军情况:

  刘仁愿至京师,上问之曰:“卿在海东,前后奏事,皆合机宜,复有文理。卿本武人,何能如是?”仁愿曰:“此皆刘仁轨所为,非臣所及也。”上悦,加仁轨六阶,除带方州刺史为筑第长安,厚赐其妻子。遣使赍玺书劳勉之。上官仪曰:“仁轨遭黜削而能尽忠,仁愿秉节制而能推贤,皆可谓君子矣!”
  又:
  大将军刘仁愿克百济,奏以为带方州刺史。仁愿凯旋,高宗谓之曰:“卿将家子,处置补署,皆称朕意,
  何也?”仁愿拜谢曰:“非臣能为,乃前州刺史教臣耳!”遽发诏征之, 至则拜大司宪, 御史大夫也。
  上引史料无可辩驳的说明龙朔三年十一月之前,刘仁愿是唐百济留守军的最高领导人。史料表明,唐高宗对刘仁愿的在百济的各种处置措施十分欣赏,并提出“卿本武人,何能如是?”的疑问。显然,唐高宗只知道从百济发来的奏章是刘仁愿所作,如果奏章题写上奏人为刘仁轨,唐高宗绝对不会产生这种疑问。此从反面亦可证实,唐高宗的敕书是给刘仁愿而非刘仁轨。面对皇帝的提问,刘仁愿则显示出自己特有的耿直无私,他没有将别人的功劳据为己有,没有说出一点对刘仁轨不利的事,而是根据实际情况,推贤让能,将刘仁轨在百济的事迹直接禀告唐高宗,从而使唐高宗重新认识刘仁轨,并可能对以前李义府的作法有所反省,故奖励慰劳接踵而来,为刘仁轨重归唐中央奠定了基础。新、旧唐书刘仁轨传记中,对刘仁轨如何针对实际情况,采取措施,最终在对百济复兴军的战斗中取得胜利,但就是没有提到刘仁愿,这也是难说服人的。其中原因无非是和刘仁轨从百济返回后,即受到唐高宗及武则天的重用,几度出掌唐中枢,并且曾一度与中书侍郝处俊等,负责修改所谓许敬宗不实编纂《唐高宗实录》事件有关。同时,据上引《大唐新语》之记载,随后的刘仁轨正授带方州刺史职,也是刘仁愿奏请的。按照新・旧唐书刘仁轨传记的记载,可以想象,一个下级军将竟然向皇帝奏请授任其上级官职,这在当时没有成例,也是不符合常理的。再者,上文提到的刘仁愿纪功碑,是唐留守军与百济复兴军奋战数年的最直接的见证,也是刘仁愿作为留守百济最高领导人功勋的真实写照。如果真如新、旧唐书刘仁轨传记所云种种,那么此碑应该改名为刘仁轨纪功碑了。还有,《日本书记》卷27天智天皇朝记载,当时日本与唐历次交涉中,“唐百济镇将刘仁愿”出现过三次,但始终未见提到刘仁轨。虽然据研究者考订,其中一次记载可能是误将刘仁轨记载为刘仁愿,此正说明刘仁愿其人对当时唐、倭、朝鲜半岛各方的影响之大,以及在百济留守军中无可替代的领导地位。
  其四,那么刘仁愿此时到底担当什么官职?其和刘仁轨的关系究竟如何?这是问题的关键。故再征引其它史料记载,进一步明确刘仁愿、刘仁轨两人在百济的实际情况。史载曰:

  刘仁轨为检校带方州刺史,兼熊津道行军长史。
  刘仁愿龙朔中为熊津都督,与带方州刺史刘仁轨大破百济余贼于熊津之东。
  刘仁轨龙朔三年为带方州刺史,与熊津道行军总管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熊津都督刘仁愿大破百济余众及贼于白江,拔其周留城,百济伪王扶余丰走投高丽。
  刘仁轨为带方州刺史,与熊津道行军总管孙仁师,都督刘仁愿大破百济,惟贼帅迟守信,据任存城不降。先是,百济首领沙吒相如……。
  刘仁愿为熊津都督,既破百济余众,仁愿至京师,高宗谓曰:……。
  ……,合境遗黎,安堵如旧,设官分职,各有司存。即以君为都护,兼知留镇,新罗王金春秋亦遣少子金泰同城固守,虽夷夏有殊,长幼悬隔,君绥和接待,恩如弟兄……。
  从《册府元龟》及纪功碑的诸多记载中可以看出,刘仁愿在百济留守军初期,他担任熊津都督府都督(《纪功碑》记为都护,《三国史记》卷7答薛仁贵书中亦记作都护?是否《三国史记》的撰修者亦曾参考过纪功碑?不可而知),这在新、旧唐书刘仁轨传,以及《资治通鉴》的有关记载中是看不到的。另外,刘仁轨此时为检校带方州刺史,上引史料又记其还担当行军长史,此当是唐朝派遣孙仁师率援军到来之时,临时组建熊津道行军总管府时所设官职。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总管,刘仁轨担当行军长史,行军长史属行军总管辖下官员。就是说,刘仁轨此时也是孙仁师的辖下军将。
  综上所述,唐百济留守军初期,留守镇将刘仁愿的实际职务是唐熊津都督府都督,是留守军以及熊津都督府所在的最高领导人。大概苏定方只所以奏请刘仁愿留守百济,除过上文言及的苏、刘二人曾经共同征战西域,其中苏定方对刘氏多有了解,即所谓“资孝为忠,,自家刑国,早闻周孔之教,习孙吴之书,既负英勇之才,仍兼文吏之道”[25]。然而,事实上只是一介武将的刘仁愿,虽然曾经随唐太宗出讨高句丽,并历次征战,也有出使安抚远方的经验,但朝鲜半岛唐、罗留守军与百济复兴军,以及倭国势力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形势,无疑使其疲以应付。恰好,唐廷派来年过60岁[26],有丰富的智谋和治理地方经验,但却并不被唐中枢信任的刘仁轨来到百济,此前刘氏可能知道刘仁轨的遭遇,因为同情并需要如刘仁轨式的谋略之士,故不理睬来自唐中枢最高层的不良教唆。此后,刘仁愿发掘刘氏文臣应有的多智谋略长点,弥补自己的不足,两人团结如一,并充分利用百济复兴军内讧之机会,积极进取,从而使身处危境的留守军走出危机,取得最后的胜利。故此,笔者以为,对于新、旧唐书刘仁轨传记中和刘仁愿相关的记载,应该重新认识,以期使其更接近历史之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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