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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6-3-14 19:38

1919年巴黎和会上日本提出何提案获得中国投赞成票?



库屠左夫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49-1.html


核心提示:1919年4月11日深夜,法国巴黎,凡尔赛宫。正在这里召开的巴黎和会,在当天晚上举行了国际联盟(简称“国联”)事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冗长的议程还有最后一项:对日本提出的种族平等修正案进行表决。日本代表团要求在国联盟约中,禁止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表决结果完全是一边倒的,参加会议的17名委员中,包括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内,投赞成票的高达1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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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会 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国经营报2015年10月26日第49版,作者:雪珥,原题为:《日澳缠斗引爆五四》

即将到来的2015年10月31日,是澳大利亚《反种族歧视法》(Racial Discrimination Act)实施40周年纪念。40年前,这一法律正式终止了臭名昭著的“白澳政策”,使澳大利亚走上了种族平等、多元文化的大道。华人是“白澳政策”的最主要受害者之一。众所周知,“白澳政策”的主要来源之一,是淘金时代对华工的歧视。而鲜为人知的是,曾经同样作为“白澳政策”等种族歧视政策受害者的日本,却在“一战”结束时的巴黎和会上,策略性地刻意高调宣示种族平等,攻击“白澳政策”,利用澳大利亚对“白澳政策”的偏执式坚持及美英对澳大利亚的迁就,最终以放弃反种族主义为筹码,换取了列强对其攫取在华特殊利益的认可,最终引爆了中国的五四运动。这段五四前夕的国际博弈背后,不仅有外交战场上的精细操盘,更能体现国际政治的冷酷无情。谨以此文,不仅纪念澳大利亚种族歧视的终结,更期待警醒同胞:自强才能自立!

三角恋、三角链

白色袋鼠

一场击鼓传花的游戏在澳大利亚、日本、中国三者间终于了结,鼓声停下后,苦果被精确地传到了食物链最下方的中国手中。

故事要从那只“袋鼠”开始。

以英国后裔为主体的澳大利亚,是建立在“黄色亚洲”门口的“白色国家”,澳大利亚人以袋鼠般的敏锐与警觉,提防着亚洲,先是中国,后是日本。

1851年,澳大利亚墨尔本地区发现了金矿,在此后的20年间,约有4万多中国人进入澳洲,他们把这里称为“新金山”,而将同样出产黄金的美国三藩市从“金山”改称“旧金山”。

无论“旧金山”还是“新金山”,中国劳工都做出了巨大贡献,甚至一度成为主力军。这些脑后留着“猪尾巴”的东方人,不仅勤奋、聪明,而且远比爱尔兰工人廉价。而更为主要的是,中国人十分本分,从来不参加什么工会之类的组织,去和老板们作对,也不酗酒作乱,深受老板们的青睐。

但是,全世界最不可能“联合起来”的,就是那些拼命想摆脱“无产”的“无产者们”。在企业主眼中无可挑剔的中国人,令以爱尔兰人为主体的美澳“工人阶级”遭遇了严峻的挑战。为了保护自己的饭碗和利益,美澳的“工人阶级”和工会组织,成为反华排华的急先锋和主力军。爱尔兰工人在工会的暗中组织下,对华工实行暴力攻击,如1860~1861年发生在澳洲的Lambing Flat暴乱,华工遭到血腥殴打,而在当地议会拒绝批准排华协议后,暴动者开始武装攻击政府机构,政府不得不调集军警开枪镇压。那些雇佣了华工的企业主,则被激进的工人组织妖魔化为“民族败类”,甚至受到了“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保护委员会”之类更为激进的恐怖组织的暴力威胁。


种族关系,迅速由争夺就业机会的市场问题,上升为影响澳洲社会安定团结的政治问题。十分现实的政治家们,并没有太多的选择。1851年11月16日,澳大利亚维多利亚殖民地(首府墨尔本)总督设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淘金地区种族冲突的解决之道,该委员会决定从1855年开始向华人收取“人头税”,以抬高华人入境的门槛。这一办法迅速被各殖民地效仿。

尽管遭到了农场主与企业主们的抵制,强大的劳工组织还是占了上风。到1888年,澳洲几乎所有殖民地都立法限制亚洲人入境。甲午战争后,“黄祸论”在西方成为潮流,西方普遍担心日本率领着亚洲崛起。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的总理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加强对所有非白种人的移民限制,矛头主要针对日本,但这却与新南威尔士(首府悉尼)、南澳及塔斯马尼亚三个殖民地与日本签订的条约有冲突,限制法案无法获得批准。

大英帝国对澳洲如此不讲大局、不讲政治的行为十分反感。英国驻香港总督就不客气地告诫他的维多利亚殖民地同行,如果继续排亚,将会导致英国在亚洲利益严重受损。英国著名杂志《十九世纪》则认为,澳洲的排亚政策是“最短视和最错误的政策”,驱逐亚洲人的行为简直就是“民族罪恶,因为这会使前进的钟表倒退,使大量必要和艰辛的开发工作无法进行”。

在反对声中,夹缝中的澳洲立法者们“遇见红灯绕着走”,于1897年制定了一部《纳塔尔法》,不再公然设立种族门槛,而改用更为隐蔽的、“合理”的语言测试门槛:所有新移民必须通过一项50个词的听写测验,测验可用任何一门欧洲语言,不达标者不得移民。这实际上对亚洲人变相地关上了大门。

在组建澳大利亚联邦的过程中,“白澳主义”被旗帜鲜明地提了出来。西澳殖民地总理、未来的联邦内阁成员福锐斯特表达了主流的意见:“澳洲境内反对有色人种运动已经十分激烈,我们不能忽视和回避。”白澳政策的奠基人迪肯,则坚信中国人和日本人将对澳大利亚联邦构成最大的威胁,必须立法将他们清除出去,保持种族的“纯洁”:“澳洲的统一必须根基在一个统一的种族上,否则将毫无意义。一个统一的种族不仅意味着它的成员可以相互混杂、通婚、交流而不招致退化,还意味着相信同一个观念……”但与其他种族主义者不同的是,他指出令日本人和中国人如此危险的,“并非他们的缺点,而正是他们的优点:他们那些无穷无尽的能量,接受新挑战的能力,以及比竞争对手们更能忍受艰苦的生活环境。”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澳大利亚联邦于1901年成立后,第一项海外军事行动就是北上中国,参加八国联军入侵,而第一项立法就是《限制移民法》,以“保证澳洲不受低等人种的污染和劣化”(英联邦议会记录)。新联邦的第一任总理公开宣称:“人类平等的原则只适用于英国人之间,并不适用于英国人跟中国人(亚洲人)之间。”

白澳政策的奠基人迪肯,则坚信中国人和日本人将对澳大利亚联邦构成最大的威胁,必须立法将他们清除出去,保持种族的“纯洁”。

1919年4月11日深夜,法国巴黎,凡尔赛宫。

正在这里召开的巴黎和会,在当天晚上举行了国际联盟(简称“国联”)事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冗长的议程还有最后一项:对日本提出的种族平等修正案进行表决。日本代表团要求在国联盟约中,禁止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

表决结果完全是一边倒的,参加会议的17名委员中,包括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内,投赞成票的高达11人。而在和会中起主导作用的美、英两国,却投下反对票,主持会议的美国总统威尔逊表示,因为来自大英帝国的反对意见过于激烈,因此除非获得全票赞同,否则这一修正案不应加入国联盟约。

其实,“日不落帝国”对种族平等议案并不反对,相反,种族平等的理念宣示,对它巩固和整合世界各地的帝国资源,是有裨益的。但是,它的嫡亲小兄弟澳大利亚却对此议案表现出了几乎歇斯底里的反对:参与和会的澳大利亚总理休斯宣称,如果该议案被通过,澳大利亚将立即退出巴黎和会。

小小的澳大利亚,在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大英帝国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仅战死于欧洲战场的将士就有6万名。休斯曾经质问威尔逊:我代表着6万英灵,你又代表多少呢?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联军在土耳其海滩遭遇登陆惨败的4月15日,也从此成为两国的国定假日,至今依然。

显然,日本在种族平等议案上,遭遇的就是种族不平等的待遇。但是,令与会者吃惊的是,此前高调宣扬要为这一议案奋斗到底的日本人,却隐忍了。日本全权代表牧野伸用动听的语言,重申了日本对种族平等问题的立场,但随后表示,自己将顾全大局,不强行要求通过这一提案。

其实,日本人盯住了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目标:攫取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而这就意味着要压制同为战胜国的中华民国。日本人的算盘十分精妙:作为“一战”胜利后的五大国之一,如果日本在种族平等问题上继续发难,国联盟约必定无法通过,国联即使勉强成立,也是跛脚鸭。而国联恰恰是美、英等国的最高目标。如果日本在种族平等问题上让步,美、英等就必须投桃报李。而牺牲中国的利益,尽管在政治理念的层面上,要有一番痛苦的挣扎——尤其是对于美国而言,美方的外交文件详尽地记录了其代表团面对澳、日、中三角关系的艰难权衡——但毕竟他们早已习惯了让中国来充当冤大头。


巴黎和会上,处理最重大议题的机构,原是所谓的“十人会”,即由美、英、法、意、日五大国各派两人组成。但不久,其中唯一的东方国家日本便被排挤出去,理由倒是很冠冕堂皇:日本代表团并未由国家元首率队,因此,与会的美、英、法、意四国元首组成了“四人会”,负责和会最高决策。当时,日本国内正在闹政潮,首相地位岌岌可危,不敢离开,而日本天皇已经被捧成了神灵,更不可能直接搅合到这种讨价还价的俗事。日本人吃了个哑巴亏,只好隐忍。到了4月23日,意大利因自己的要求没有被其他大国接受,愤然退会,最高机构又成了美、英、法元首的“三人会”,更容易形成一致意见。“三人会”最后决定,接受日本对山东特权的要求,将此写入对德和约。

至此,一场击鼓传花的游戏在澳大利亚、日本、中国三者间终于了结,鼓声停下后,苦果被精确地传到了食物链最下方的中国手中。

消息传来,中国代表团一人当场晕倒,代表团紧急会议后,决定坚决拒签和约。中国国内则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史称“五四运动”,在给了代表团以强大的民意支持的同时,也将忍辱负重的代表团戴上了“卖国贼”的桂冠。

同样地,巴黎和会的消息传回日本后,日本民众也一片哗然,他们认为种族平等条款没有被加入国联盟约,这是日本的惨败,更是文明世界的耻辱,舆论充满了反西方的火药味。而对于日本攫取到山东特权,他们并没有欣喜若狂,因为他们认为那是“皇军将士”浴血奋战应得的战利品,何况,山东实际上已经在日本的占领之下。

澳大利亚一片欢腾,休斯以胜利者的姿态凯旋后,向国会发表演说,宣称澳大利亚在巴黎和会上取得了保卫“白种澳洲”的伟大胜利,“这将保证澳大利亚与其立国时同样坚若磐石” 。

只有一个人在深深地忧虑,他就是澳大利亚军事情报局的局长匹尔斯。他坚信,澳大利亚的种族主义,是任何一个有着高尚精神的人都无法接受的,澳大利亚在巴黎和会上的“胜利”,将逼迫日本乃至亚洲成为自己可怕的敌人。

新成立的澳大利亚联邦,被两个梦魇困扰着,一是担心自己微弱的人口(到1901年联邦成立时仅有340万人)被庞大的亚洲人口淹没或“污染”;二是担心大英帝国的宿敌俄国突然挥军南下,夺取澳洲。但日俄战争后,这两个梦魇便合二为一,梦中的主角都成了迅速崛起的日本。对“鬼子进村”的担忧,成为澳洲制定基本国策的出发点和动机。

“鬼子进村”,并不是杞人忧天。

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巨大红利支持下,日本的经济迅速崛起,庞大的中国市场甚至英国国旗覆盖下的印度市场,都被日本人占领,到1914年,世界棉纱出口量的1/4来自日本。更令澳洲乃至整个西方担心的是,日本人正在成为亚洲各国的偶像,黄色人种的自豪感,正被日本的成功激发出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协约国和同盟国两边都对日本猛抛媚眼,指望这只东亚猛虎在对方的背上插上一刀。经过多方权衡后,日本将绣球抛给了由自己的“老大哥”英国率领的协约国,但日本人清醒地认识到,参战的目的就是“抓住千年一遇的机会以获得在亚洲的权益”。

日本人没有派遣一兵一卒前往欧洲战场,而是将它强大的军事机器砸向了太平洋上那些没有设防的德属群岛,以及兵力微薄的德国在青岛的租界。与此相对应,倒是当时羸弱的中华民国,似乎又充当了一次“冤大头”,派出了几十万劳工,长途跋涉到欧洲,在枪林弹雨的前线为协约国充当“支前”苦力,牺牲巨大。

战争又一次令日本人获得巨额利润。在战争需求的拉动下,日本重工业景气斐然,造船业规模成倍增长,而对外贸易方面,对英美的出口翻了一番,对中国的翻了两番,对俄国的增长了六倍!日本迅速成为“世界工厂”,廉价的日本货到处倾销,尽管质量并不可靠,并且因盗取知识产权(设计、商标等)而与西方不断摩擦,但盈余惊人。

加拿大总理博登惊呼: “世界上只剩三个强国:美国、英国和日本”。而澳大利亚人也看到了来自这个矮小邻居的巨大威胁,战争刚结束的1918年,澳大利亚总理休斯就发出了严重的警报:勤勉的日本人正在向世界各地扩散,“我们必须像他们那样努力工作,否则,就得像我的祖先那样从富饶的平原退居到崎岖贫瘠的山区”。

取得了战争胜利的协约国,在巴黎召开“股东大会”,商讨“分红派息”,已经跻身大国行列的日本,派出了64人组成的代表团,由元老西园寺公望和牧野伸率领,其中的随员,后来闻名世界的就有近卫文( “二战”时的最后一任日本首相,被盟军作为战犯绞死)及吉田茂(牧野伸女婿,“二战”后的第一任日本首相)等人。


日本代表团给自己设定的“金牌”计划有两项:A.夺取德国在中国及赤道以北的南洋群岛的权益;B.在国联组织中推动种族平等议案。A计划将直接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而B计划则与奉行种族主义国策的澳大利亚冲突。

第一次以战胜国的姿态亮相于世界的中国,也派出了包括5位外国专家在内的65人的代表团,以外交部长陆征祥为首,成员有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及广州政府代表王正廷。国民党的汪精卫,则随团“考察”。

澳大利亚派出了一个人数很少的代表团,但规格很高,包括了现任总理休斯,前任总理、现任海军部长库克。

一场外交大戏,将在歌剧之都巴黎上演。

“鬼子进村”

令澳洲乃至整个西方担心的是,日本人正在成为亚洲各国的偶像,黄色人种的自豪感,正被日本的成功激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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