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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6-3-15 19:35

“董狐之笔”直书信史[原创]



zhvo2013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49-1.html


从中国政争发展过程来审视,记载春秋战国史实的典籍基本上是可信的,替暴君、昏君文过饰非的事情,尝不多见。这一段历史虽距今较为久远,然而可信度却大于其后的历史。
例如:晋国史官董狐敢于在当事人眼前直书其过,将生死置之度外。就是一个严谨的例证。
今读《史记》,深感鞭挞暴君、昏君的笔墨多,而歌功颂德的笔墨少;揭露腐败丑恶的多,粉饰太平盛世的少。被司马迁歌颂的多是他心中的道德完人,而非权力拥身的君王。
关于 “董狐之笔”,司马迁是这样记叙的:
赵盾(当时的执政大臣)逃奔,还没有来得及出晋国国境,乙丑这一天,赵盾的兄弟赵穿在桃园袭击杀死了晋灵公,同时迎回赵盾。赵盾素为权贵,又得人和;晋灵公年少,又十分奢侈,人民不亲附,所以杀他较容易,可理解。 赵盾官复原位。晋国太史董狐记录道:“赵盾弑其君”,并在朝廷上宣示。赵盾说:“杀国君者是赵穿,我可没有罪。”太史说:“你身为众卿之长,而且逃亡没有出国境,返归不讨伐国都暴乱,杀国君的不是你还是谁?”孔子听说这件事,说:“董狐是古代所说的优良史官,直书不讳。”(据《晋世家第九》)
那时出现董狐,并非偶然,说明即使再不好的封建制,也留有一丝民主的缝隙(“分封”本身就有权力分散之含义,与民主相合) ,不像大一统皇权专制,针插不入,水泼不进,政出一门,一切皆由皇帝一人掌握,再耿直的史官也只剩下了唯唯诺诺,唯命是从。
西周、东周时,史官还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权势们不敢明目张胆地践踏已经被全体认可的共识。这主要是因为有天子高高在上,形成一定程度的权威与权力的分离与制衡。尽管后来“权威” 沦为了形式,还是有胜于无。董狐之笔,放置到后来任何一个皇帝那里,都是不能容忍的。从这个角度看,东周以降几百年历史的惨无人道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说明政治游戏无序,另一方面,说明史官秉笔直书,不徇私情,没有他们的努力,也许后人永远也看不到真正的信史。
先秦,中国政争基本属于明争,秦之后,除了朝代交替之外,政争多为暗斗。权力的高度一元化与政争形式上的复杂化 ,对史官掣手束脚,不再敢按照客观情况直书,可以也只能理解。
以清朝为例。乾隆好大喜功,动用大量人力物力编纂《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征书3400余部,然而被定为禁书的竟然多达3100余部,能进入《四库全书》留存下来的只是极小部分,而绝大部分皆被禁锢、消沉了。所以,这不但不是保护文化,而是变像的摧残文化,不但不是显赫文功,而是滔天恶罪。
历史像是柔弱的女子,任由强权凌辱,在这种情况下,史书的质量与真实性 ,可想而知。春秋、战国时期的董狐,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已不能复生,他们的记史秉笔直书,亦成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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