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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6-4-2 05:37

文化战略研究:近代中西文化比较的反思



zyesheng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49-1.html


  文化比较并不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更不是一个永恒的核心话题。至少在中国历史上,文化比较只有某些特殊的场合,才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那么,探讨文化比较在什么场合,在何种背景下才成为学术与文化界研究讨论的核心问题,以及在不同场合人们研究与讨论文化问题的角度、出发点与心态,也就成为我们理解近代中国史上几度轰轰烈烈的文化比较热潮的切入点。

  大 国 意 识 的 危 机

  虽然对于中华民族而言,“中国”这个词向来都只被用来反映称以汉族为主体的一个政治单元,但是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以汉族文化为代表的所谓“中国文化”,其内涵一直象“中国”这个变动不定的地域概念一样,有着由时代不同国力强弱而导致的变化。然而“中国”又从来不仅仅是一个地域概念。至少到清中叶时,“中国”这个称谓,在人们内心深处恐怕一直都不纯粹是一个中性的地理概念,这个词本身实际上已经包含了某种程度上的政治歧视色彩,尤其是当人们将它与“四夷”对举时,这种政治歧视的内涵就表达得更为清晰。

  我们之所以将这种歧视称之为“政治歧视”而并不象一般论者那样称之为“文化歧视”,是因类漫长的中国文化史上,文化与文化界对于文化比较问题基本上处于漠不关心的状态。从公元一世纪直到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与政治界人士都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在文化上和在政治上都处于世界中心,但是这种世界中心的意识,其中却很少搀杂有文化的客观比较的含义在内,更不可能有清醒的文化自觉作为其理论与思想依据。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公元一世纪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当佛教以迅猛的速度传入中国,并且几度几乎要取代了传统的民族宗教生活方式以及传统信仰的场合,当时的文人却并不怎么强调它是来自一个“中国”之外的蛮夷地区。同样,在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最初传入中国的时代,人们似乎也并没有过分地关注它的来源,并没有因为它不是“中国”的文化产物,就以一个文化超级大国的蛮横态度生硬地拒斥它在存在与传播。而且,就象中国人曾经以非常大度的胸怀接受了来自蛮夷民族的服装,来自西域的音乐、舞蹈、杂技和其它娱乐方式一样,中国人也曾经毫无顾忌地接受了来自欧洲的科学技术,而在明末清初是否要采用西洋历法的著名争论中,其中似乎也看不出文化歧视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在这样一些历史事件中,“中国”这个地理的或政治的术语,其中含有的对异族的歧视,显然没有不恰当地延利到文化领域之中。

  在文化意义上并不具有明显的歧视色彩似乎与在文化意义上不具有明显的自卑意识,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至少我们从中国的角度上看正是如此。换言之,中国人文化上的自卑意识,正出现在“中国”这个词附带了强烈的文化歧视色彩之时。虽然太平天国与清廷处于两个完全相对抗的阵营,虽然他们所奉行的精神信仰从表面上看是完全不同的,虽然由满州人入主中原建立的清王朝信奉的是汉人传统的儒学而由汉人发动的太平天国起义所信奉的却是西方传入的基督教,但是他们在“中国”自居这一点上却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而且在他们
  的意识深处,对“中国”这外的其它民族与国家的文化与生活方式,至少已经有了不容置疑的轻视。其实就是在几乎同一个历史阶段,中国面临着第一次西方科学技术的大冲击。也是在几乎同一个历史阶段,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文化上产生了“已不如人”的自卑心理。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就最清楚不过地表现出了这样的心理趋向。与此相比较我们不难看到,中国人历史上曾经接受了那多来自异族的文化因素,却没有过一次象这个特殊的历史埋藏那样是由一批文人自觉地提倡的,更没有过一次,异族的文化输入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从晚清以来,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就象一直处在危机之中,直到今天。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中国以汉族为主体的历史进程中曾经数度遭到过异族的入侵,几度真正亡国于异族,却从未有一个历史时期的中国文人,有过象晚清埋藏的文人那样的痛心疾首,那样从根本上怀疑民族文化是否依然还具有其不容怀疑的优越性。而认真考察我们却又会发现,当晚清时期的某些文人,以及此后一百多年的文人们欲证明中国文化之不如泰西文化,必须吸收泰西文明长处为我所用时,他们所举出的第一个证据并不是泰西民族的智力水平或者文明开化程度,而恰恰就是泰西列强的“船坚炮利”。实际上在蒙古人和满族人以势不可挡的军事优势占胜汉族统治者时,他们同样具有的体力上的和武器上的优势,却从未被文人们用来证明汉族文化不如蒙古人或者满族人。因而,当某些学者说“中国人关于他们的文明是世界中心的观点之所以丧失其说服力,仅仅是因为19世纪的欧洲在工业和军事技术方面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时,想必是没有发现这样一种显而易见的疑问――汉族人曾经在军事上失败过那么多次,为什么唯有在晚清时期的失败,动摇了人们的文化自信心,引发了文化自卑心理,同时引发了作为传统文化承载体的知识他子们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的文化自觉?而且哪怕是在晚清时期,中国的文化自信心实际上并不是在面对西方列强屡占屡败时而是在甲午海战时败给日本人时才爱到最具有毁灭性打击的,然而有资料表明,在甲午海战中,中国海军的武器装备,尤其是“船炮利”的程度并不下于日本海军。

  而且这个问题还可以向更深处延伸。我们都知道在晚清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在对外关系中遭受到了某种被认为是“屈辱”的不平等态度。清政府与西方列强订立的许多条约,从当时直到今天都被人们称之为“不平等条约”。然而中国政府并非第一次与异族订立“不平等条约”,实际上在南宋时期,宋金之间订立的总是不断被南宋政府自己破坏的契约,其不平等的程度绝不下于清政府与列强订立条约,而且在中国的中央政府与周边民族国家相处过过程中所曾经订立过的无数契约,其中民族关系不平等的程度,更是远远超过了晚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的关系。至少清政府从未遇到过象南宋政权所遇到过的要求向异族称臣的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屈辱”。我们今天所看见的清政府与列强所订的“不平等条约”,其中许多条款在今天看起来未必主是不平等的。除了象战争赔款与割地(实际上主要是租界)之外,比如象“五口通商”即自由贸易港的设立,“最惠国待遇”中的普惠制,以及两国贸易往来过程中政府只能收取固定关税的关税协定这样一些在今天看来完全是自由贸易之基础的条款,这些我们直到今天仍然需要付出一定努力才能与西方国家重新建立的商业契约,正是被我们认为是“不平等条约”的核心内容的部分。2
  在晚清政府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冲突过程中,清政府统治中国的合法权利即主权受到的尊重要多得多。然而为什么晚清政治家与文化界却感受到了更多的屈辱,更明显更深切地感受到了亡国亡种的威胁?

  原因之一这是,在传统的中国历史上,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有关系,似乎只能是主权国与藩属国之间的殖民关系,只能是朝贡者与赏赐者之间的政治关系,这是一种典型的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关系模式,而不是一种和平时期互惠互利的以商业性往来为主要特征的关系。长期以来,在国家关系领域里这种以军事力量为依托的模式,注定了国家之间与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才是正常的,而平等的商业性关系却反而会被认为是不正常的。中国历代中央与地方的政府,以及不同民族的文化交往,也经常附带着这种关系模式所具有的不平等特征。

  在晚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相遇时,传统文化中那些处理国家与民族关系的古老准则在西方列强的价值观中并没有丝毫的神圣性,相反,晚清政府必须去适应西方列强的价值观念,适应“夷人”的国家与民族关系准则,适应他们的平等观。韦克曼指出“在鸦片战争前夕,清朝的对外政策以三个长时期以来遵循的假定为依据:即中国在战争中的优势;它善于使外来民族开化;它有贵重商品可使外国人接受纳贡地位。这三个假定在当时都错了,而且最后一个假定到1839年尤其过时得厉害,因为它只适用于工业时代以前的商业往来的情况。那时外商来华只是为了购买中国货物。而此时西方制造商开始来寻找中国市场了。”3于是,清廷似乎不再被列强认作有权接受其它国家纳贡的“中国”的主权人,或者说,“中国”这个词的意义开始发生了令清廷心理上难以接受的变化。也许,这才真正是清朝政府所不能接受的“屈辱”。

  由于晚清政府与西方列强之间的纷争的很大程度上是由贸易触发的,关于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的贸易往来的研究也可以成为一个较好的旁证。虽然的清代,由于中国作为硬通货大量流通的白银与黄铜需要进口,所以世界贸易实际上已经对中国经济形成一定程度上的不可忽视的影响,然而对于朝廷来说,与外国的贸易往来的意义,仍然主要是政治的而不是经济的。由于对商业问题所知甚少,清政府官员确实正确而且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经济当时的外贸依存度是极低的,然而他们却往往又同时不切实际地臆测,与中国开展贸易对于周边国家及泰西各国则是生死攸关的。于是,官员们不免要将外贸视为对其它国家与民族的恩赐。林则徐1840年曾经这样对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说:“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一非利人之物……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而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4林则徐的这段话,最典型地体现出当时朝廷
  对于国家民族之间的经济活动,尤其是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的经济活动的轻视,从未想到过这是一种互利平等的往来,因为在国家交往过程中,他们并不具有互惠互利的平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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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亡、图强及边缘焦虑

  在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所遇到的最令人感到难以接受的局面,也许还不是异族的经济与军事侵略,而是人们第一次发现曾经自视为世界中心的中华民族,居然被一些人们向来想当然地认作是来自蛮荒地带“红夷”们看作是诸多国家中并无突出之处的一个。中国失去的不仅是地域政治与文化上的优越性,而且更失去
  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重要性。在西方人的眼里,中国只不过是世界政治版图的边缘地带而已,最多也只不过是西方需要与之打交道的许许多多个国家中的一个。这种局面是中国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的。如前所述,在中国传统的国际关系秩序中,无论中国作为征服者还是作为被征服者,中国始终都处于这种关系的焦点与中心,在民族主义者们看来,周边国家与周边民族的蛮夷,无不正在处心积虑地图谋对中华大地的占领,不是畏惧于我中央政权的威严不敢轻举妄动,就是秣马厉兵准备着入侵。

  西方列强试图与清朝政府之间建立的贸易本位的平等互惠关系,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既非主子又非敌手的边缘身份,却是一直夹杂着强烈的大国意识的传统文化所无法认同的,因而也是难以接受的。可惜在晚清的特定时代,中国不得不接受这些与自己的传统国家关系模式大相径庭的新型价值观念,接受以商业立国,商业契约观念早就已经深深渗透进他们人际交往准则之中的泰西式的价值观念。因而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只有当泰西列强与清朝的贸易往来程度达到一定程度,并且一种全新的商业契约关系被引进到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关系之中,并且被视为国际关系准则之出发点时,中国的政治界与文化界才受到了强烈触动。一直都有着政治文化中心意识的中国,不能接受突然被抛到了政治文化边缘地带这一现实。于是,从晚清开始,一种由文化意义上的“边缘焦虑”引发的意欲重回世界文化中心地带的不可遏止的冲动,就一直在强烈支配着国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活动。

  就晚清时期而言,这种“边缘焦虑”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朝野上下弥漫着某种极其不切实际的想象,认为只要通过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努力,中国就有可能可以重新回到世界中心,甚至重新获得世界霸主地位。在面对西方列强的当时,“它显示出极强的好胜性,唤起了一种确凿无疑的、迄今为止在西方还少有研究的领土完整传统的气质,可以把它称作刚健的儒教气质。”5
  实际上这种特殊的气质与儒家传统究竟有多少关系是值得怀疑的,然而我们确实经常看到这种气质在不同时代的极其类似的表现形式。至少已经有了一百多年,从两次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战乱时代魏源、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一批人提出“以夷制夷”的学者与军事将领,到大量翻译西方尤其是英国哲学社会学著作以向国人传播“富强”之路的严复。我们都看到那种文化上的“边缘焦虑”的典型表现方式。从中我们能够看到那希望国家不但要尽快“富强”起来而且必须要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急迫心情,以及使中国重温大国之梦,重回世界中心这一曾经在既可以说缺乏想象力也可以说是太过具有想象力的传统文化中存在了两千年的幻想。

  在遭遇西方列强之初,清政府就象宋代的政府官员一样,首先看到的是异族在军事上的强大。李鸿章认为“西洋各国兵饷足,器械精,专以富强取胜”,6而要改变中国备受列强欺凌的现状,就必须使中国也富强起来。于是,如何使中国“富强”,也就成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从事文化比较研究的人们的核心问题。人们从认识到西洋各国“船坚炮利”(让人联想到当年金、元、清的“人强马壮”)是由于具有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因而试图引进西方科学,到认识到西方以及新兴的日本的富强显然不仅仅是军事技术上的问题,而涉及到整个科学的思维方法以及教育体制的变革,进而更认识到在西方的自然科学以及教育体制的背后,还深深包含着西方整个政治、法律的社会结构、伦理道德体系,甚至哲学、宗教与生活方式、人际关系以及价值观念等等,于是从大力提倡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直到提出“全盘西化”,不一而足。在这一场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为国家富强而献计献策的比赛中,“救亡”和“富强”是作为和重温大国之梦、重建以中国中心的世界秩序同义的终极目的,正是因为在许多人看来,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可以不必顾及手段的合理性与伦理道德内涵,只顾这一终极目的而不择手段地追求富强的心态,得到最充分的膨胀。也许重读在文化比较方面算是具有相当清醒的头脑的严复当年的一段话,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今吾国之最患者,非愚乎?非贫乎?非弱乎?则径而言之,则事之可以愈此愚,疗 此贫,起此弱者皆可为。而三者之中,尤以愈愚为最急。何则?所以使吾日由贫弱之道而不自知者,徒以愚耳。继自今,凡可以愈愚者,将竭力尽气皲手茧足以求之,惟求之为得,不暇问其中若西也,不必计较其新若故也,有一道于此,致吾于愚矣,且由愚而得贫弱,虽出父祖之亲,君师之严,犹将弃之,等而下焉者无论已;有一道于此,足以愈愚矣,且由是疗贫起弱焉,虽出于夷狄禽兽,犹将师之,等而上焉者无论已。7

  可见即使是在严复这样最清醒的头脑中,在他竭力提倡应该向西方学习时,导致他提出这一口号最根本的原因恐怕也不是因为他的内心深处真诚认为西方文化真的比中国文化好,在他看来,这种学习只不过出于急于愈愚、疗贫、起弱这一目的而用的手段,而决不是因为西方科学技术以及制度典章在文化意义上的优越性和这种文化输入在哲学与科学上的合理性。这里并没有道德的和伦理的理由,它似乎受着某种超道德超伦理的终极追求的支配,所以严复说:“虽出于夷狄禽兽,犹将师之”,所以严复之后几十年还有人说“其实西化就是现代化,因为现代的强国都拥有这些制度文物智识学问,我们若要和他们并立于天地之间,便非学他们这些东西不可……就算人家各国的文化都是坏到要不得的,我们也只好去学,因为非如此不能自立。”8这种态度与当代某些曾经处于社会关注焦点中心的知识分子失宠于当局后,不能接受已经处于社会政治边缘地带这一事实,于是不惜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政治与学术信仰,不惜转而提倡曾经受到过自己严厉批判的观点,借以改变被抛到社会政治边缘地带的局面的现象,具有非常相似的特征。要之都在为了重归中心这一目的而不择手段,以目的的合理性为借口回避了对手段的合理性可能产生的所有疑问。

  从今天的角度上看,我们仍然不可以说这种对于“富强”的盲目与非理性的追求已经成为过去。实际上由于近几十年来中国与西方各国在经济与军事上的差距再次扩大,更由于与周边国家在经济上差距急剧扩大,由于对外交流的扩大,整个社会中出现了更为强烈的“边缘焦虑”情绪,我们非但极其过分地夸大了在体育与艺术等领域获得世界冠军的政治意义,极其过分地夸大了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崇拜程度,将民族文化对当代西方人一点一滴的影响都视为中国文化将要征服世界的可靠证据,而且更一方面陶醉在东西方学者关于二十一世纪将是东亚的世纪,或者干脆就是中国的世纪这种耸人听闻的预言中,另一方面则受着所谓“开除球籍”这种同样耸人听闻的威胁,于是急切要“与世界接轨”就成为新的历史背景下欲重回世界中心的冲动的表现方式。

  从今天的角度看,“新儒家”在大陆影响突然增强也是一个极能说明问题的好例子,。与前人倡导学习日本同样,当代也有不少学者因“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受到刺激,以“亚洲四小龙”都属于儒教传统文化为由,提倡以现代观念或者说现代意识重新整合儒家传统,呼吁重新认识儒家传统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说,在这一呼声的背后,依然有个若隐若现的幽灵,那就是从晚清时期来一直在文化与思想界占据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它以是否能够导致国家与民族的富强作为衡量一种文化的价值的唯一标准。区别无非在于,以前人们用这个标准来肯定西洋文化模式的价值,后来人们用这个标准来肯定日本近代文化模式的价值,现在,人们则转而试图这同一个标准来肯定儒家传统文化的价值。然而,文化问题与国家富强问题之间显然存在着非常重要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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