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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6-4-24 19:43

煮酒论史:学者:永乐盛世应如实承认 “仁宣之治”是其余波



zyesheng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49-1.html


  世应具有几个基本特征:一是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比较安定;二是政治比较清明,国力强盛,在经营边疆和抵御外患上功业卓著,虽兴办浩大工程而财力不绌;三是在文化建设上卓有成就。以这几个标准来衡量,永乐年间都完全具备。
  明初,经洪武、建文、永乐三朝的恢复发展,到仁宗、宣宗两朝,出现了社会经济的繁荣。永乐帝驾崩后,他的儿子朱高炽、孙子朱瞻基先后即位,是为明仁宗、明宣宗,这个时期被认为是明朝国力最强、政治最清明的时期,形成了明代早期国泰民安的升平景观。后世有史家称之为“仁宣之治”,堪比周朝的“成康之治”、汉朝的“文景之治”和唐朝的“贞观之治”。宣德十年(1435年),朱瞻基去世,年仅三十八岁。“仁宣之治”就此完结。

  以前,当人们谈到明代治理较好的时期时,常常提到上述“仁宣之治”。实际上,仁宗只在位10个月,即使他再英明,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将国家治理成盛世。他除了一即位就下令停止“下西洋”以外,并没有什么重大举措为后人所知。但他为人宽厚,“深恶赃吏”,名声较好,故文人多愿为他说好话。宣宗只在位10年,基本上是个守成之君,其统治期间“蒸然有治平之象”,其实也是永乐年间鼎盛的余绪。仁、宣二帝所倚重的大臣,如“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蹇夏”(蹇义、夏原吉),都是永乐年间的遗臣。正是在明成祖永乐年间,明朝的国力达到鼎盛。明成祖以此为基础内外经营,使永乐年间呈现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辉煌。以前,由于明成祖是通过靖难之役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来的皇位,被封建士大夫称为“篡逆”,故不愿肯定永乐帝的政绩。今天人们已清楚,靖难之役实则是皇族内部争夺皇位的战争。永乐年间的盛世景象也应该得到如实的承认,把永乐盛世和仁宣时期的太平合称“永宣之治”,更合于历史实际。
  永乐年间出现了许多治国名臣,在仁、宣二帝时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永乐盛世的出现是以经济发展为前提的。明成祖生于乱世,深知以农为本的道理,也深知农事之艰难。有一次,有的官员主张要农户自己把粮食运往北京。永乐帝不同意,说了一段颇体恤民情的话:“国以农为本,人之劳莫如农……幸足供赋租,而官吏需索百出,终岁不免饥寒,又可令输数千里之外乎?”一个封建帝王能说出这种话,是难能可贵的。
  永乐帝经常发放给穷苦农民耕牛、种子之类,帮助他们解决生产中的困难。打开《明实录》就会发现,这一类记载可谓俯拾皆是。例如,永乐帝刚即位一个月,“以北平、山东、河南累年经兵,缺耕牛,特命……以官牛给之”。当年年底,户部郎中李昶奏言,北平各郡县的老百姓“虽多复业,今尚艰食,且乏牛耕种”。明成祖遂命调粮接济,并命官府买一些耕牛发放给他们。这对农民恢复生产来说,自然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
  永乐帝提倡臣下直言民间疾苦。有一次,永乐帝对通政司官员说:“设通政司,所以决壅蔽,通下情……自古昏君,其不知民事者多至亡国。”因此,凡有关百姓休戚者,虽小事亦必须马上奏闻。如自己不报,别人却报了,则对地方主政官员要严加惩处。有一年,河南遭受了水灾,地方官匿而不报,反而说是个丰收年。永乐帝遣人巡视,发现有不少老百姓在吃草种子,甚至有人已饿死。永乐帝立命对这些地方官严加惩治,并为此榜谕天下:“自今民间水旱灾伤不以闻者,必罪不宥”。
  正是在永乐帝一系列措施的激励下,出现了许多治国名臣,其中最著名的大概就是“蹇夏”(蹇义、夏原吉)、“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了。他们都直言敢谏,清正有为,使永乐时的政治比较清明,“政无壅蔽”,从而促进了永乐盛世的形成。这几位名臣在仁、宣二帝时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永乐年间是明代历史上最多姿多彩的时代
  永乐帝依仗国力强盛,陆续兴办了一些浩大工程,影响深远。其中,大规模营建北京和浚通大运河影响最大。永乐帝要将首都从南京迁至北京,故营建北京的工程十分浩大。经此营建,北京建筑的布局更加匀称整齐,设计更加科学合理,许多建筑巍峨壮观,显示了中国古代独特的建筑艺术和风格。迄今为止,除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新建筑外,北京的基本格局都是永乐时期奠定的。例如故宫的宫殿,虽几经焚毁,几经重建,但仍保留着永乐时期的基本样式和格局。
  永乐帝以强大的国力为后盾,积极发展对外交往。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永乐帝遣使四出,广加招徕,使中外使节往来呈现出空前活跃的局面,并出现了郑和下西洋的空前壮举。实际上,除郑和外,还有很多数次出使的使节。例如侯显出使榜葛剌(今孟加拉国)、尼八剌(今尼泊尔)等地,《明史·侯显传》赞道,侯显“五使绝域,劳绩与郑和亚”。像李达、陈诚数次出使中亚诸国,陈诚还留下了一部《使西域记》。与此同时,外国使臣也频繁来华,使洪武末年那种“门前冷落鞍马稀”的局面顿时改观,外国来华使节“络绎于道”。永乐五年(1407年)就有11个国家的使节来华。永乐十七年(1419年),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回国时,就随船带回了17个国家和地区的贡使。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来华朝贡的共“十六国,遣使千二百人贡方物至京”。这种盛况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除外国贡使和王子、王妃外,永乐年间还有4个国家的国王7次来华,其中3个国王死在中国,葬在中国,成为中外友好交往的佳话。这从一个侧面有力地表明,当时的中外交往是何等之盛。这种“万邦来朝”“祯祥毕集”的盛况正是永乐盛世的一个典型表现。这正如《明史·成祖本纪》赞语所说,永乐帝“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陨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对永乐盛世的这种赞誉是毫不夸张的。史实表明,永乐年间是明代历史上最多姿多彩的时代。在整个中国历史上,这种盛世景象也是不多见的。
  应摒弃对永乐帝的历史偏见,如实地承认“永宣之治”的客观史实
  汉有“文景之治”,唐有“贞观之治”,清有“康乾盛世”,这都是对治理较好的一个时代的概括和赞誉。这样的时代应具有几个基本特征:一是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比较安定;二是政治比较清明,国力强盛,在经营边疆和抵御外患上功业卓著,虽兴办浩大工程而财力不绌;三是在文化建设上卓有成就。
  以这几个标准来衡量,永乐年间都完全具备,而仁宗和宣宗年间则不全具有这些特征。与永乐帝积极进取的治国方略相反,仁宗和宣宗都是采取保守退缩的方略,以守成为主。今天人们看到,故宫、天坛、京杭大运河和武当山宫观都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而它们都与永乐帝的名字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物可与明成祖永乐帝相比。
  另外,作为一个时代,时间不能太短,不要说仁宗在位不到1年算不上一个时代,再加上宣宗在位的10年,加起来才11年,也很难算得上是一个时代。大概正因如此,所以“仁宣之治”就不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那样响亮,那样为世人所熟知。永乐帝在位22年,将永乐盛世和仁宣时期的太平合称为“永宣之治”,时间跨度33年,就可以大体算得上一个时代了。因此,今天应摒弃对永乐帝的历史偏见,如实地承认“永宣之治”的客观史实。

  作者:晁中辰 (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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