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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6-4-25 14:19

文化战略研究:关于《都门纪略》早期版本的一些问题



zyesheng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49-1.html


  清道光年间问世的《都门纪略》,是一部城市生活指南手册性书籍,主要是针对外省暂居京城的行旅客商的需要而编纂的。此书刊行后,深受社会欢迎,一再增订改编,延续使用到清朝结束。关于本书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和作用,上世纪60年代初,已故明清史专家谢国桢,在所著《明清笔记谈丛》中,以“都门杂记”为题,做过阐发;更早在30年代,则有周明泰撰写文章,专门揭示其戏曲史料价值。这些论述,都为学术界利用相关史料,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但是,与本书所蕴涵的多方面史料价值相比,学术界的关注和利用,显然还很不够,而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对此书缺乏基本了解所致。至于关心北京城市史和清代社会生活史的普通社会非专业人士,对它的了解也就更为有限了。《文史知识》2004年第1期上,刊出么书仪撰《道光至光绪间的京师旅行指南》一文,比以往更为全面地介绍了本书的撰作缘起、版本流变和基本内容,为人们认识此书,提供了很大帮助。
  不过如作者在文章中所讲到的,本书的早期刊本现在已不易见到。或许就是由于这一原因,文中有些介绍可能是出自转手的资料,所以有不够准确和不够妥当的地方。考虑到《文史知识》主要是以普通读者而不是专家为阅读对象,而这些读者不易查阅原始资料(事实上也很难了解原始资料的使用方法),往往只能被动地接受文章中所陈述的全部信息,从而产生错误的影响,我想就本人所见所知,澄清与《都门纪略》早期版本有关的几个问题。
  《都门纪略》最早刊行于道光二十五年。么文在谈到这一原刊本时,说国家图书馆所藏仅为一册残本,并依据书目题记,推测这一残本已经失去内封面;另外,么氏在文中引述作者原序时,都是依据光绪六年刻本。由此看来,他并没有见到原书。我因一直留心古代城市生活史事,多年来陆续收集到包括此原刻本在内的两种相对比较少见的早期刻本,因此,可以依据原本,对有关情况做些订补。
  么文引述周明泰文章的叙述,称原刻本内封面下款为“都门新咏附后”、“翻刻必究”十字。检核原刻本,此处应作“都门杂咏附后”,周氏笔误,不宜以讹传讹。道光原刻本《都门纪略》分上、下两卷,上卷为“都门纪略”本文,下卷为作为附编的“都门杂咏”。后者有独立的内封面,也有单独的序言和目录,内封面、目录和卷首统统镌作“都门杂咏”;另外原刻本原装两册,上册封面签条镌“都门纪略卷上”,下册封面签条镌“都门杂咏卷下”。所有这些,都表明原刻本上是绝无“都门新咏”这一说法的。
  由于没有见到原书,么氏在文中对于原刻本的版本形式,做了很不符合实际的判断。么文可能是援依周明泰的说法,称道光二十五年原刻本为“初刻大字本”,并判断说:
  从这书的开本和字号来看,“大字本”是一种特别的设计,如果说,那是为了方便此书设定的读者“外省客商”随时随处翻阅查找,应当是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

  其实这书的字型并不特别硕大,只是清代非常普通的中等大小字型。前人所谓“大字本”,应当是叙述《都门纪略》版本流变时,相对于在光绪以后衍生出来的各种字型更小的版本所做的描述性说法,这是版本学叙述当中的一般用法,而不是这一刻本的字型大到了可能含有什么特别意义的程度。其实若是从“方便此书设定的读者‘外省客商’随时随处翻阅查找”的角度看,所谓“大字本”可能反不如“小字本”更为合用。――阅读的书字大本大赏心悦目,备查的书字小本小方便携带翻查,这是古今一贯的通则。如同么文所讲到的,《都门纪略》后来有许多增补本陆续刊行,据我所见到过的几部后来的刻本,至迟从同治三年的徐永年订补本起,在不断增添新内容的同时,字型随之逐渐缩小,显然大容量的小字本更受读者欢迎,更适合“‘外省客商’随时随处翻阅查找”(同时节省版木和纸墨,也更节约成本)。因此,根本没有理由认为原刻本的字型是一种什么特别的设计。
  至于开本,原刻本《都门纪略》是普通的巾箱本而稍偏大。对于仅有薄薄两卷的这样的书来说,这在清代也是非常平常的。如果一定要说原刻本的开本大小与书中的内容有什么内在联系的话,那么只能说与原刻本的字型大小一样,在便利读者使用和节约版刻成本这两个方面,它的商业性考虑都还很不充分。
  关于原刻本的内容构成,么文说:
  《都门纪略》分上下二册,上册有序言和例言,正文分为十一门类,包括图说、风俗、对联、翰墨、古迹、技艺、时尚、服用、食品、市廛、词场。下册是歌咏京师风俗事物的竹枝词97首,分为十大门类,类目与上册相同,只是没有“图说“一项。

  首先这按册区分内容的说法不够妥当。古书装订的册数并不固定,随时可以改订,既可以合数册为一册,也可以分一册为数册,张三藏书的第三册,很可能是李四藏书的第一册。册数分合虽无一定之规,卷次却非藏书者所能更动,所以叙述古籍内容时一般只能依据卷次而不是册数。《都门纪略》初刻原装本确实是订为两册,但如前文所述,这两册是按上、下两卷分装的,所以,区分为上、下卷,要比上、下册更为妥当。与此相关的是,么文在列举道光至光绪间各种《都门纪略》的刻本时,也都是仅说明册数而没有卷次,甚至以册数作为区分不同版本的标志,叙述更不清楚,也更不科学(其中个别一些版本仅有册数而无卷次区分的例外)。
  其次是原刻本“正文分为十一门类”的说法不妥。原刻本卷上“都门纪略”部分的目录中,虽然首列“图说”二字,但这只是指卷首的前三门外“天下仕商聚汇之所”的地图。地理书卷首开列地图,是一种沿袭已久的传统,至迟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的图经。《都门纪略》卷首地图的功用,是标示方位为理解内文提供辅助,算不上一部分独立的内容。对此,作者杨静亭在原刻本“都门纪略”部分的序言中,本有清楚的交待,他说:“兹集所登诸类,分列十门,并绘图说。”同时,在“都门杂咏”部分序言中也交待说:“仍照前编‘都门纪略’,区分为十类。”可见二者类目一一对应,所谓“图说”本不预其间。
  第三,卷下“都门杂咏”共收诗100首,而不是么文所说的97首。十个门类,百首诗篇,都是整数,这就如同十全武功、百子全书等等说法一样,不过是为凑个吉祥。这也是《都门纪略》一书世俗性的一种体现。
  么文在介绍《都门纪略》后来各种增订重刻本之前,举例介绍了原刻本旧有十大门类的内容。虽然未做明确说明,但结合上下文义,只能将其理解为是就原刻本的内容立论。但是,由于么氏未能阅读原刻本,所举例证中有一些却是后来增订本增附的内容。如“服用”类中的凉帽店万升帽铺、快靴店一顺斋、布鞋店全盛斋,就均非原刻本所有。这些后来刻本增附的内容,一方面,与原刻本所反映的时代,前后存有差异,如杨静亭在“服用”类的后序中所说,“京师铺户,或数年以及数十年,多改东易主,旧者少而新者多”。不同时代的记载,对于历史学研究者来说,具有完全不同的时代断限意义。另一方面,“京师铺户林立”,被杨静亭选择记入“服用”类下的不过五六十家,“所不载者,不啻万亿”。所以,若是毫无定则地加以增补,是补不胜补的。区分开哪些是原本所有,哪些是后来所增补,其重要意义,还在于杨静亭在选择登载这些商户时,有一个重要标准,这就是他在“例言”中所说的“市廛货物,往往以伪乱真,价亦低昂无定。兹集所开载者,字号皆系一二百年老铺,驰名天下,货真价实,言不二价”。谢国桢在《都门杂记》一文中曾推测说,杨静亭“是一个不得意的人士,潦倒京华”。这种看法并不十分确切。“都门杂咏”所载杨氏自序,署云“识于榆林官署”,说明他在写作此书时是有一定官位身份的。这一点决定了《都门纪略》一书的撰述,最初并不具有明显的商业目的,所以他对内容的取舍相当严肃认真,而后来的增订修补本则逐渐背离这一初衷,走上了纯商业的道路。
  《都门纪略》在道光二十五年刊行之后不久,杨静亭又在道光二十六年编成“都门会馆”,收录京城内的各地会馆。么文讲有道光二十七年增补本《都门纪略》,增补此“都门会馆”部分。这种增补本我没有见过,也不知现在哪里有收藏。但是“都门会馆”的作者自序,写于道光二十六年“嘉平月”,也就是腊月,翌年刊刻成书也是合乎情理的。估计仅是新刊“都门会馆”部分,其余两部分,则是利用原来道光二十五年的旧版,合在一起印行。
  么文在叙述同治年间以后《都门纪略》的各种衍生刊本时,有很多疏漏和讹误。
  一是没有讲到由于商业运作的缘故,《都门纪略》一书衍变出许多不同的名称,如谢国桢讲到的《都门杂记》,还有《都门汇纂》、《朝市丛载》、《都市丛载》、《朝市都门便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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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透过这些复杂的书名就可以看出,后来各种增续本的版本种类相当繁多,么文所列举的15种版本是很不全面的。如据王灿炽编著《北京史地风物书录》著录,就有《宣统新增都门纪略》等多种未被么氏提到。
  三是叙述不清。晚期版本因没有做过比勘,在此可暂时置而不论。早期刊本如道光二十七年以后,目前所知最早刊行的是徐永年增补本。这是《都门纪略》衍变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关键版本,它上承道光原刊本的文人风格而在具体内容上略有增益,而后来的商业性京城导游读物,又都是以这个版本为基础加以增饰。么文先是在注释中排列《都门纪略》各种刊本时写道:“同治二年徐永年增补本。增补‘路程辑要’一册。”接着又在文章中讲述说:“同治二年徐永年增补本,增补‘路程辑要’一册,方便出京的客商,了解从京城前往各地的路线和里程,也是客商之必要。”似乎认为这个版本为同治二年所刊,且带有新增的“路程辑要”。可是,么氏很快在下文中又说:“但到了同治三年,市面上同时出现了两个四册本(今按前文已经指出,用“册”而不是用“卷”来叙述版本情况是不够合适的,即使是在原书没有卷次区分的情况下,根据内容用“几部分”也比用“几册”要更好一些),那就是徐永年增补本和李静山增补本。”依此,徐永年增补本又似刊行于同治三年。
  么文所说的“李静山增补本”,么氏本人也没有可靠依据,来说清楚它到底始刻于什么时候,可以留待后面讨论。下面首先谈一下徐永年增补本的情况。谢国桢在《都门杂记》一文中,曾提到他收藏有同治三年刻本《都门杂记》,可是却没有记述具体的情况。除此之外,我没有见到其他相关的收藏记载。流传稀少,刻本难得一见,这也是不易说清其版本情况的客观限制因素。

  么文讲述说,增有“路程辑要”的徐永年增补本,带有“同治甲子年仲秋下浣皖桐孙梅溪序”。这个年款很重要,可以帮助我们澄清它并不是徐永年增补本的最早刊本。因为寒斋有幸藏有比道光二十五年原刻本《都门纪略》,更为罕见难得的这个徐永年增补本的原刊本,所署刊行时间,为“同治上元甲子年季夏中浣”,早于前述孙梅溪作序的时间。
  我收藏的这个徐永年增补本,由“都门杂记”、“都门杂咏”和“都门会馆”三部分组成,完全沿袭杨静亭的旧有格局,但每部分都有徐氏自己“新增”的内容。“都门杂记”等三部分内容,前面各自均镌有独立的内封面,正面相同,俱署“都门纪略”,背面却分别称作“新增都门杂记”、“新增都门杂咏”、“新增都门会馆”,清楚标明是在杨静亭原本上有所增订。全书不分卷,但内封面正面镌有“一集杂记,二集会馆,三集杂咏”字样,一则说明其内容划分,二则表明其前后排列次序,更为重要的是,据此可知徐永年增补本,最初本来是没有“路程辑要”这部分内容的。另外,徐永年在书中各部分的序言,一署“同治上元甲子年季夏之月初伏后五日祁门痴生徐永年序于伴花斋之南窗下”;一署“同治上元甲子年季夏中祁门痴生徐永年序于伴花斋之南窗下”;一署“同治上元甲子年季夏之月初伏后祁门痴生徐永年序于都门伴花斋”,而内封面正面署“伴花斋重镌”,每页书口下亦镌有“伴花斋”字样,两相参证,可以断定,这一定是徐永年增补本完稿后,自己刊印的最早印本。甲子年为同治三年,因此根本不可能存在么文所说的同治二年刊带有“路程辑要”的徐永年增补本。值得注意的是,其内封面背面上镌有“日增月易校对无讹”和“板存琉璃厂东门内路北宝文斋书画处随时修补”,已经透露出明显的商业气息。
  徐永年增补本《都门纪略》最初刊行的这个“同治上元甲子年季夏中浣”,为同治三年六月中旬。两个多月以后,在同年“季秋上浣”,亦即九月上旬,又增入一个名叫孙乐(号梅溪)的人所编纂的“路程辑要”部分,么文所说的同治三年徐永年增补“四册本”,应当与此相当。前面提到的谢国桢旧藏同治三年刻本《都门杂记》,就是这一版本,原书已在谢氏生前捐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由于前后相隔不到三个月时间,前三部分,都是利用旧版重印,只是在内封面正面“一集杂记,二集会馆,三集杂咏”的后面又添加了“四集路程”字样。两相比较,可以清楚看出本书内容增衍的轨迹。
  么文谈到的包括有京师到各地路程内容的同治三年刻李静山增补“四册本”,并没有列入其文中开列的道光至光绪末年间《都门纪略》诸版本书目,在我所接触到的各种相关书目中,也从未见到著录过这个本子。因此,这一版本是否真的存在,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不管怎样,都绝对不会如么氏所云,是在同治三年同时出现了徐永年和李静山两个内容完全相同的《都门纪略》增补本。这是因为么氏所依据的材料有很大问题。
  么氏在文中谈到,他本人并没有见到李静山增补本的所谓同治三年原刻本,据以立论的依据,是一个光绪六年的所谓重刊本。据么文所引,这个刊本的“天下路程”部分(与徐永年增补本的“路程辑要”部分内容完全相同)所载李静山的序言云(句读与么文有所不同):
  甲子中秋,有敝友孙梅溪先生来访,袖出由京师至各省路程一帙,嘱余载于《都门纪略》之四集。余观之许久,见其按程计里,诚为客路之规箴;投宿整装,可拟游人之行止。故将路程一帙,登入《都门纪略》,攒为四集。虽非京都之故事也,似于出京之行旅,勘作神珍矣。同治十一年序于宣武门寓斋。

  按照上文李静山的说法,原作者孙梅溪在甲子年亦即同治三年中秋把书稿交给他,并要求刊入《都门纪略》,作为与“一集杂记,二集会馆,三集杂咏”相接续的第四集来印行。可是如前文所述,“一集杂记,二集会馆,三集杂咏”这样的体系,是由徐永年同治三年季夏增补本所确立的,与李静山没有任何关系,孙梅溪何以要向李静山其人提出这一要求呢?再说假若如么氏所云,李静山在同治三年接到孙梅溪的文稿和要求后,随即将其刊入《都门纪略》,那么,他的序言何以会写于书籍刊行八年之后的同治十一年呢?无论如何,这都是非常令人费解的。
  么氏文中虽然谈到徐永年同治三年季秋增补本中孙梅溪序的落款和时间,可是却又说“徐永年增补本的序是怎么说的不清楚”,可见其不仅没有看到所谓同治三年刊刻的李静山增补本,似乎也没有看到过同治三年季秋徐永年增补本的原书。其实,只要看到这个同治三年季秋增补本的原书,就可以明白,上文引述的所谓李静山的序言,竟然是从徐永年那里盗用来的!而徐永年原书落款的时间,为“同治三年上元甲子重九前三日”(同治三年九月六日),正与内封面上所镌刻书时间“同治上元甲子年季秋上浣”(同治三年九月上旬)相一致。
  由此可以判明,所谓李静山增补本,一定是在徐永年增补本刊行后,书坊因其有利可图而仿冒出来的,而不会如么文所揣测的那样,是“孙梅溪把版权同时卖给了两家书坊”。此后,则《都门纪略》一书的商业性愈来愈强,内容随之愈演愈繁,而版本因较为通行易得,研究也不存在太多困难了。
  版本学是一门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的学问。本文只是想就么文所论述的范围,梳理清楚《都门纪略》早期版本的承续脉络,至于全面探讨《都门纪略》的版本衍变过程,需要一一核对各种传世版本,这不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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