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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6-4-26 06:14

为何中国没产生工业革命?与古人的一个习惯有关么



库屠左夫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49-1.html


 核心提示:在内在取向上,东方在取暖时更注重节能,即“以暖和人体而不是室内空气为基本原则”。无论是熏笼、手炉、汤婆子,毛皮、还是宋代以后逐渐普及的棉衣、棉被,以及冬季孵太阳,东亚地区人们习惯的是人体“保暖”,而很少会去试图加热整个室内空气那种“采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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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炭翁 资料图

  本文摘自:澎湃新闻网,作者:维舟,原题:取暖需求推动技术变革:为何中国未能产生工业革命

  由于近几十年来北方城镇普遍在冬季集中供暖,北方的冬天并不难捱,人们常常开玩笑说“如今南方人才抗冻”。邓云乡曾谈到,从小在北京习惯了冬天屋子里有煤火,第一次在过冬时感到简直是冷得在天地间无处遁逃。当然,在缺乏取暖设施的地方,北方的冬天更难熬。那么,在没有现代取暖设备的时代,人们又是如何取暖的呢?

  灶与炕:伟大的发明

  无论东西方,人类最早的避寒方式都是穴居。《礼记·礼运》:“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钱穆认为这种穴居是在山地开凿洞穴,而非在平地,不过现在考古所见也能证明上古的穴居旧俗普遍存在地下室,这不仅能让人免于冻伤,还能在睡眠状态下获得安全。窑洞便是由这种居住形态发展而来。

  依靠冷空气无法穿透的厚墙,穴居能有效阻挡寒冷。在严寒的东北地区,东汉时的挹娄人(满族的祖先)甚至挖出深达九层阶梯的地下室居住,并披兽皮、涂抹猪油来御寒(《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其后裔靺鞨人也“凿穴以居,开口向上,以梯出入”(《隋书·靺鞨传》)。此类半穴居的房屋,直至民国时代上海的“滚地龙”窝棚,犹大抵如此。

  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人们逐渐建造更舒适的房屋。无论在穴居还是房屋居住形态中,火塘都是空间里的核心结点,英语中的“焦点”(focus)一词,便源于拉丁语的“炉台”(hearth)、“火塘”(fireplace),它在拉丁语中还包含“家”、“家庭”之意。“分灶而食”、“析爨”、“另起炉灶”在汉语里也一向是各立门户的意思。随着烧砖技术的发展,到汉朝时,原本的土灶(“灶”字从火从土)逐渐开始用砖砌,这极大地加强了灶膛的隔热性能,使热量能更集中于厨具上,不过烧灶时产生的巨大热量仍不免有浪费,人们因此会尽量设法利用这些余热。例如在崇明乡下,在两眼灶之间便还会砌筑两个汤罐,这样在煮饭烧菜的同时也烧热了水。所谓“一把火两头烧”,在煮饭烧水的同时又能除湿取暖,一举两得。

  现有一种看法认为,早在三千年之前,中国已出现了利用灶产生的余热来取暖的技术,这或许如此,但毫无疑问,砖灶的出现更大大推动了取暖技术的发展,因为从灶引出的暖气必须通过密封的烟道才能取暖,而没有砖砌,夯土是做不成的。

  火炕无疑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它通过简单的技术改进,大大便利了人们在寒冷地带的生活。关于它的发明权一直有争议,有人认为它是隋唐时期东北的高句丽人发明的,依据是两唐书的高丽传。韩国也持有这一观点,认为其祖先在7世纪便已发明了地暖,近年并拟将暖炕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此种暖炕朝鲜语作??(on-tol,“温突”),可译为“地热”、“地炕”,但与中国的不同,韩国的火炕是地炕,加热整个室内地面,而中国北方的火炕则是半炕,这种差别应是唐宋之后中国人逐渐适应高脚家具的结果。

  按赵荣光在《中国古代庶民饮食生活》中的观点,中国在唐宋之后,“三眼灶型渐少,双眼灶也以南方为多,北方则多是一眼灶。这是因为北方冬季要取暖,而炕就是卧式烟道,它留住大量的热并缓慢地散发在屋内,因而烟突一般是高高地垒在房外,灶台不再置双眼以加长烟道。”不论如何,这种技术在北方地区逐渐传播开来,到辽金之际,马扩于1120年出使金廷时,就看见阿骨打的房屋里有炕,“金主聚诸将共食,则于炕上用矮台子或木盘相接”(《茅斋自叙》);《大金国志》则记:“其殿宇绕壁尽置火炕,平居无事则锁之,或时开钥,则与臣下杂坐于炕。”《三朝北盟会编》卷六〇:女真人“环屋为土炕,炽火其下,而饮食起居其上,谓之炕,以取其暖”。从这些记载的口吻来看,当时的中原人对这些土炕仍是颇感新奇的。


火炕的普及,与女真人可能颇有关系,他们占领华北之后,将此风俗传播开来。《元代社会生活史》认为,“火炕的使用,自辽金以来已经在北方地区普及,北方城市住房中有火炕,在元人眼里已不是稀奇之事。”明人张自烈《正字通》释“炕”:“北地暖床曰炕。”值得注意的是:炕在北方的普及很可能是12世纪后全国气候急剧变冷的结果之一,而它作为一种平民化的技术,又能很好地适应中国人的定居生活。

尽管如此,在近代采暖技术出现之前,东北的严寒冬天对普通人来说仍然很不好受。日本人小林爱雄1908年到访沈阳发现,虽然有些人家里有火炕,“在炕下烧火保温,但在穷人家里,可以说室内和户外没有任何区别”(《中国印象记》)。民国时期在东北的台湾人回忆,当时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去挖煤、烧煤,不然家里会冷得受不了”,人们极为依赖取暖,以至于“满洲个人所得的三分之一以上,都是冬天的取暖费,家家户户要烧土炭,让房子温暖”(《日治时期在“满洲”的台湾人》)。东北三省林木茂密、矿产丰富、田野肥沃,但在近代之前一直很少有内地移民前往,除了政治障碍之外,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这一层气候屏障。对穷人来说,“冻死”是实实在在的威胁。

采暖社会学

在未能获得保障的社会条件下,取暖是一项特权。一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饥寒交迫”、“冻馁之忧”这样的诗文中所透露出的,对社会的下层阶级来说,冬日里不能获得温暖正是他们所处境况最生动的写照。所谓“温饱问题”,“温”尚在“饱”之前。

秦代贵族及皇宫内更已出现壁炉(依靠烧炭)和火墙(筒瓦相扣成管道,与灶相连),按说已具备了火炕和暖气的雏形,但那是社会上层才能享用的。明清皇宫亦特意砌筑空心的夹墙(俗称“火墙”),墙下挖火道,在炭口点火后,热气便可在夹墙内流动而提升屋里的温度。据传汉武帝时还设立有温室殿,供皇帝冬日居住,自汉至唐的历朝基本上都设有温室殿。宫内还常设有熏笼,自东汉起已有相关记载,往往制作精美。豪门到冬日甚至还有以人排列来挡寒的“肉屏风”。明末宫中每年用薪柴1300万公斤,木炭600万公斤,按3斤柴烧成1斤炭计,则共须薪柴3100万公斤;当时宫中约有宫人9000多人,折合年人均消耗5立方,是普通人家的五倍。即使在今天,能源消耗仍能反映出一个国家的贫富,以及社会中的阶级不对等:1970年,美国平均每户居民耗用相当于12吨煤的能量,而在印度,人均耗能仅仅相当于1/5吨煤。

那贫民的生活又是如何呢?1816-1817年间,英国阿美士德使团访华,在抵达北京近郊通州的蔡村时,他们被一群极为贫穷的村民围住,随行的医官ClarkeAbel记载:“他们住所的糟糕程度,超出了在英国可以想见的任何一种可能。房子用泥土搭盖,隔成没有任何家具的几间屋子,墙壁上几处漏洞透着风,使它们看上去更像是野兽栖身的洞穴而不是人的住所。土房的这种状况,加上衣服缺乏,在夏天可能还不大会使人遭罪,可是中国这一地区的冬季既漫长又寒冷,居民们没有好的御寒条件,肯定要遭受极大的痛苦。”

对居住在寒冷地带的穷人们来说,必须极其谨慎地使用手头仅有的那一点燃料,杨懋春在写到民国时期青岛近郊的一个村庄时特意指出:“绿肥很少看到,部分原因是缺乏无机燃料。用作燃料的不是煤和汽油,而是树枝和树叶、麦子和其他作物的秸秆。虽然该地区几乎群山环抱,但木材仍然很珍贵,不能当柴烧掉。任何不派其他用场的植物都被小心地收集、保存起来,塞进厨房的灶头里。”(《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穷人们多会尽可能地使用那些不需要花钱买的、可循环的有机燃料,按《明代社会生活史》所言,“大体说来,明代炊爨所用柴薪,吴人烧草、禾秆,淮人烧荻芦,北方人烧煤与牛马粪。”

在北方严寒而草木稀少的地带,最环保的燃料则是牛马粪。早在秦汉时人们可能已偶尔用牛粪作为燃料,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华北战乱之后野生林木不足供应,也采用牛粪作为燃料,如《齐民要术》卷八《作酱等法》第七十说:“取干牛屎,圆累,令中央空,燃之不烟,势类好炭。若能多收,常用作食,既无灰尘,又不失火,胜于草远矣。”近代华北居民仍多如此,竹添进一郎1876年到中国,发现在直隶“东北州县,概乏薪炭,掘草根以给爨炊,或拾马矢,曝干代炭以御冬。因思余客冬过山东,每寝炕上,臭秽冲鼻。问之,曰爇马矢取暖也”。冈千仞1884年在天津也听说,承德一带“野皆青草,不见一树木。至冬,燎马粪取暖”。在西北地区也一样,此类记载不胜枚举。

并不只有中国人才这样,根据A.RogerEkirch的《黑夜史》(AtDay’sClose,2005),在工业化之前的英国,“生活在社会最下层的百姓,只能用牛粪和马粪来代替其他必须花钱才能得到的燃料。每当到了温度急剧下降、泥煤供应不足的冬季,牛马粪的需求就会增加。”

贫寒阶层的人们很难专门花钱去购买燃料,所以除非取暖的薪柴唾手可得,不然他们只能挨冻。在1789年大革命之前的法国巴黎,每到冬日,巴黎的富人都会在自家宅门外生一堆火,供穷人们每晚6点到凌晨1点之间烤火,算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救济方式。穷人要得到温饱,向来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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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薪炭与煤

壁炉、火墙、烧炭、火炕等取暖方式,都离不开使用燃料来生火。在化石燃料占优势之前,森林是人们最重要的经济资源之一,在冬季尤其可以提供不可或缺的薪柴。仅薪柴一项,历史上便毁灭了无数森林。据赵冈《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研究,唐代长安年人均耗薪柴550公斤,相当于每天1.5公斤,如按1立方木材为0.6吨计,大致年人均消耗1立方薪柴。1982年全国林业统计,每亩森林的林木蓄积量为4.7立方米,赵冈由此推算,到晚清时期,按1848年4.27亿人计算,仅薪柴一项每年就要毁林9090万亩。年消耗4.27亿立方米这一数字是惊人的,现在全国森林年均采伐量也仅有3.34亿立方米。

在植被脆弱的地带,这样的冬季取暖造成的环境破坏,后果更为严重。历代所吟咏在今内蒙东部一带曾有八百里“平地松林”,但在辽金以降,后人采伐无度,千斧百车,而主要用途之一就是冬季烧松柴取暖;元代在附近建上都城,城内居民便多烧松柴,采薪人争相进入此“阴阴松林八百里”,取柴入城货卖,以至于到明清之际这里已严重荒漠化。以新疆的绿洲为例,历史上当地居民惯于“就近樵采绿洲植被,冬季取暖御寒”,结果破坏了自身的生存环境。据国民政府农林部1948年调查,和阗地区墨玉、洛浦、于阗、策勒四县户均年用薪柴9107-18000斤不等,如按四县年人均消耗3000斤。

按上述计算,唐代年人均消耗0.6吨薪柴,民国时南疆绿洲年人均消耗薪柴则多达1.5吨,但如与法国相比,这一数字又不算高。18世纪的旧制度时期,法国巴黎每年仅取暖用柴,每年就要消耗200万吨之巨,而1789年巴黎人口仅58万,相当于人均3吨多;1840年,法国消费量约为1000万吨,其中一半是薪柴,另一半是木炭(建筑用木材不算在内)。1942年,战争中的法国被迫恢复用木柴取暖,当年消耗约1800吨木柴,其中一半是薪柴。

随着薪柴资源的枯竭,都市地区的人口又大量集中,每到冬季便需要从更远处获得更大量的燃料供应。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名作《卖炭翁》,第一句便是“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可见中唐时期人们已深入到长安郊外的终南山来获取冬季的薪炭,而近郊的林木已不敷供应。日本僧人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中说,自太原“出城西门,向西行三四里,到石山,名为晋山,遍地有石炭,近远诸州人尽来取烧,修理饭食,极有火势”。王利华由此总结,在中古华北,“随着林木的逐渐减少,人们乃不得不多烧细柴少烧炭乃至焚草而爨,有条件的地方和人们则逐渐改用煤为燃料”并寻求其它替代燃料,与此同时则被迫“逐渐改变旧的烹饪习惯,发明了可以节省薪柴的油煎快炒法”(见《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

到明代,地处华北平原的北京已相当匮乏木材,皇家采办高级木材或大木料都要到偏远地带,采伐、运输极为艰难。仅仅是明代烧砖砌筑长城和州县城,可能就耗费了巨量的薪柴——美国史学家石彬伦估计每烧制、铺装一块砖,士兵们需要烧掉7.5公斤木柴,而他们冬季守卫在边关,也必定需要大量的木柴烤火、做饭。木材匮乏的必然逻辑,便是木材价格大涨。1876-1878年间游历华北的曾根俊虎曾记载:由于天津“木材极少,价格昂贵,多从南方运来。至于柴薪、煤炭等价格,高于本邦数倍”。布罗代尔曾总结:“烧柴搬运困难,确实应该就近取得。如果距离超过三十公里,运输简直劳民伤财,除非能利用河道或海洋自动完成。”

但燃料是人们的基本生活所必需,这就迫使人们去寻求更廉价、单位燃烧值更高的燃料:煤炭。煤炭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已发现,但到北宋才使用得越来越普遍。因为其首都开封地处平原,人口过百万,附近早已严重缺乏薪柴,史载每年要从邻近地区运输1713万斤薪柴及100万斤以上的木炭(《宋史》卷一七五食货上三)。可以料想到,当时开封的木材、薪柴的价格必定大涨。北宋不得不开采煤炭,且广泛运用于烧饭、取暖、冶铁铸铁之中。南宋庄季裕《鸡肋编》说:“昔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按赵翼《檐曝杂记》卷六的说法,北京自辽金以来所以能成为重要都会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西山的煤炭。

随着煤炭的普遍使用,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即它虽然供热、供暖,但也产生了严重的空气污染。庄季裕《鸡肋编》已提到延州城(延安)“沙堆套里三条路,石炭烟中两座城”,可想当时延安城里居民因大量使用煤炭炊煮取暖,已产生大量粉尘颗粒。元明清北京均用煤,明中叶有100多座民窑,全部供应京师,煤炭日渐取代薪柴成为主要燃料,以至于在晚明时造成北京严重的空气污染。晚明医家张介宾曾说:“天下用煤之处颇多,惟京师的煤气性最烈,常熏人至死,年年皆有此事。”这与后来英国伦敦因使用大量煤炭而成为“雾都”如出一辙。TonyJudt回忆,即使在1950年代的伦敦,“首都上空的空气很像北京天气不好的时候:大家都烧煤——因为它便宜、量多且国内自产。尘雾常年是大害:我记得自己曾将头探出车窗外,在黄雾的笼罩下帮助父亲监视车与路肩之间的距离——眼睛最多只能看到一臂开外的事物,空气闻起来也很糟糕。然而,大家‘都挺过来了’”。

在欧洲,英国正是因为木材的穷竭,才被迫率先采用焦炭炼铁,并使用煤炭资源来为伦敦供暖,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木材的全国性短缺促使英国比其他国家提早了50-100年爆发工业革命。随着人口的增长,伦敦对薪柴的消耗量大增,而木材需要从遥远的产地辗转运抵伦敦这个大都市,昂贵的运输成本引发伦敦市场的木材售价在1560-1660年间上涨了10倍。相比起来,煤炭是一种能够以相对稳定的成本进行批量化采掘的新能源。当木材的价格上涨超过煤炭的价格时,人们就有足够的动力去寻求新能源,这一幕在历史上反复出现。正如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所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实质不是发现煤炭,而是发现了如何使用煤炭。甚至可以更为一般性地说,其实质是发现了如何使用一种新能源。”

如果说是取暖的需求推动了工业革命的爆发,这并不算夸大。到1700年,英国人从煤炭中获得的热量已大大超过木材。在18世纪,英国人生活中所需的热能绝大部分都转变为依靠煤炭获得,从而变成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结构的地区,即全世界最典型的以煤炭作为主要燃料的地区。现代早期(1500-1750)出现一系列新发明和新工艺,包括蒸汽机、水力织布机、珍妮纺织机、焦炭冶铁技术,它们都耗煤巨大但对人力消耗很少,刚好适合英国社会,第一次工业革命由此爆发。


实际上,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用煤炭来取代木材的文明,布罗代尔认为,中国原本已学会炼制焦炭,“当时强盛的中国本来具有打开工业革命大门的条件,而它偏偏没有这样做!它把这个特权让给了18世纪末年的英国。”的确,中国的燃料枯竭虽然促使中国转向煤炭使用,在宋明时期甚至达到相当的规模,但这并未导致推动并爆发工业革命,为什么?

可以说,英国是个相当幸运的国度:如果说取暖的巨大需求会推动人们去追寻廉价的新能源,那么首先得存在这样一个需求。中东地区虽然石油蕴藏量巨大,但近代之前并未利用,而且当地林业资源匮乏、煤炭储量也不大,而且相对温暖;至于南亚和东南亚,既很少需要取暖,煤炭资源又少,而林木资源倒是很丰富。一些经济史学家认为,这很可能只是因为英国人的运气更好:英国有一个与其它国家相比巨大到不成比例的首都需要大量、集中地供应廉价燃料;英格兰的森林资源较早消耗完,国土又不大;英格兰的煤炭资源不仅分布广泛,而且易于开采;最后,它还可以通过水路降低运输成本,因为其煤炭基地多靠近海边。相比起来,中国的煤炭产地远离海路,要运送到都市区的运费高昂。

另一部分原因或许在于:中国太大了,总能设法找到木材,而它的城市化程度也不够集中。此外,中国社会存在强大的阻力。东北抚顺的煤矿自辽金时代就已有人开采作为燃料,但到明清两代,却因地处边塞、有碍风水之说而遭封禁。

取暖方式的革命

中国自宋元以来的取暖需求之所以未能推动技术革命,更重要的原因或许是哲学层面的:中国人更多地倾向于适应环境,而不是去积极地改造环境;这种生活方式更强调与天地保持一致性的“天人合一”,倾向于维持而非变革。

人们通常有两种应对寒冷的办法:一种是用墙壁、毛皮、棉衣等阻隔冷空气,第二种则是接触热源,例如烤火。这方面中西方并无大差别,但在内在取向上,东方在取暖时更注重节能,即“以暖和人体而不是室内空气为基本原则”。无论是熏笼、手炉、汤婆子,毛皮、还是宋代以后逐渐普及的棉衣、棉被,以及冬季孵太阳,东亚地区人们习惯的是人体“保暖”,而很少会去试图加热整个室内空气那种“采暖”。

除了节能之外,这可能也与各自的房屋形态有关。有一种看法认为,“在西方是人类从洞穴到采暖方式相同的石头住房发展起来的,而在东方则是人类从草房到采暖方式不同的木头建筑发展起来的”(S.A.M.Adshead《世界历史中的中国》);相对而言,东亚人更强调充分利用极小的、剩余的热能来获得有效取暖。1811年冬到访西藏的的英国人托马斯·曼宁说:“在英格兰,难以想像在严寒的冬日里没有火是什么一种情景,根本不可能舒服,但在实际上这是相当可行的:即只需从头到脚穿上暖和的衣服,因为在寒冷的冬天舒服地睡在床上,感觉是非常舒服的。汉人或藏人在冬天所穿的衣服可看做是一个移动的床。”

因此,在取暖上,东亚文明更注重适应环境,并更节俭地利用余热(如炕就是利用烧灶时产生的热气);严格来说,并没有区分煮饭用的燃料与供热的燃料,而是一举两得,只有富人才特意烧制木炭等供暖。与此同时,由于取暖并未形成产业化的技术,也就很少人专门去改进它。1908年年底在东北的日本人小林爱雄记载,沈阳的房屋“门口放着暖炉,让我误以为屋内会很暖和,但柴火炉发出的热量全部从纸窗和推门中跑掉了。屋内还算好,如果到了走廊上,就感觉和户外一样寒冷,因为这里没有中国式的门,和外面只隔着一层纸”(《中国印象记》)。也就是说,房屋里的热量流失很严重,因为门、窗、墙等都不隔热。

此外,东亚这种以木结构为主的房屋,存在着重大的火灾隐患,因此务必谨慎小心。贵州黎平地扪侗寨有个老人在冬季不慎被子掉入取暖的火盆,导致鼓楼和60户人家被烧毁,老人自己也葬身火海,其幸存的家人因此受到全寨的严惩:老人的儿子必须到寨子对岸三里外居住,三四年内不得回寨,此外花1万元举办祭祀土地神的仪式,并请全寨人吃饭。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中国家庭室内不会像欧洲那样设置壁炉,因为那不但费钱,还容易引发火灾。

当然,欧洲的房屋也怕火灾。1666年伦敦的大火灾,起因只是一位面包师忘了关炉子,当时正值干燥的夏季,在强劲的东风助推下延烧了整整五天,使城市的五分之四化为废墟。灾后伦敦新建的房屋放弃了木结构而使用砖块。但整体上,欧洲的房屋中常有大壁炉,中世纪佛罗伦萨已很常见,更早则使用装满热木炭的陶罐。直至20世纪初,俄国城市中都没有暖气片,依靠大砖炉来取暖,过冬需要储备大量柴火。

12世纪之后,全球气候变冷,这在中国促使了火炕在北方的普及,而在欧洲则催生了一系列在建筑领域的技术变革,例如鹅卵石的使用、在墙壁上抹灰泥以便更好地隔热,以及矿物燃料的使用等,最重要的是烟囱的发展。随着技术进步和燃料价格的升高,西欧开始发展出更好的技术。近代早期的英国极少有房屋安装双层玻璃,也缺乏中央供热系统;在1870年发明夹墙之前,房屋的热能损耗很大。逐渐地,人们也注意到燃煤效率不高,19世纪时一位德国化学家把英国壁炉贬称为烟囱输热系统。

有人估计,1700年仅住宅供热用煤这一项就消耗了英国全部煤炭净产量的一半以上,但这并非“只不过换一种燃料放在火堆上燃烧而已”,而涉及到相当复杂的改变房屋设计结构的问题。英国在1538年后,市场上爆发出对煤炭的旺盛需求,而此时生产的大部分煤炭都用来给房屋供热,这是因为适合于在室内燃煤的新式结构的房屋已于1538年前后登场。1960年代的英国也一样:由于石油天然气迅速成为大众普遍使用的燃料,以至于为硬质燃料设计的中央供热炉根本无人问津。英国此前钢铁等工业所使用的机械都是按照烧煤的方式设计的,因而整体的经济、技术乃至社会都呈现出一种以煤炭为中心的“技术锁定”(technologicallock-in)。

这也就是说,技术变革往往并不只是一个技术的问题,它本身推动着整个社会结构要跟着发生变化。这可能也是这段历史给我们的重要教训:中国曾是世界上最早用煤炭取代木材作为燃料的文明,但却错失了变革的机会;而当下,当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出现弊端或价格高企时,我们能抓住这次机会,转向太阳能等新能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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