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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6-5-1 05:45

文化战略研究:跋北魏太武帝东巡碑



zyesheng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49-1.html


  北魏太武帝东巡碑,碑额原题《皇帝东巡之碑》,郦道元《水经注》卷十一水注徐水条称此碑作《御射碑》,盖北魏定州地方官为纪念太武帝拓跋焘结束东巡、回归平城时于路演示神射而立,故碑名可两存之。
  史籍最早提到北魏太武帝东巡碑,是郦道元《水经注》。郦书之后,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六七易州满城县条,也曾提及此碑,称引的内容有溢出郦书者。此后东巡碑湮没无闻将近千年,直到1935年,由徐森玉(鸿宝)先生在河北易县觅得原碑,把20份拓本带回北平,次年傅增湘、周肇祥也前往摹拓,东巡碑才重新现身,为艺林所重。罗振玉、寿鹏飞、傅振伦等,都曾先后据拓录文。但是拓本都仅拓碑阳文字,不及碑阴,而郦道元称“碑阴皆列树碑官名”,文字之繁多,当逾于碑阳。可能当时石碑已风化严重,碑阴文字漫漶难识,无法拓取。
  东巡碑立于今易县南管头之南画猫村漕河(古徐水)西岸。2002年3月,我和同事李新峰先生及研究生林鹄、王抒同学,曾结伴前往其地,得知此碑已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从南画猫移至南管头,下落不明。近年林鹏先生曾托人在南管头一带寻访古碑下落,终于发现了该碑的残片若干块,证实此碑已经破碎。
  弄清东巡碑的位置,对于研究北魏时期代北与河北平原的交通路线很有帮助。如果碑阴题名俱在,史料价值就会更大。现存东巡碑碑阳拓本文字不完,各家录文亦颇有参差。今据北图藏拓,参考前人录文,重录东巡碑碑文并略事考订于后。
  一、东巡碑碑文

  【碑额】皇帝东 /巡之碑
  1. □□□□□□□□□□□□□□□□□□□□□□□□□□
  2. 泽历定冀□□□□□□□□□□□□□□□□□□□□□□
  3. 恒山北行而归十有二月□□□□□之□□崇□之□峙乃停
  4. 驾路隅援弓而射之矢逾于□□三百余步于是爰令左右将士善
  5. 射者射之若武卫将军昌黎公丘眷前军将军浮阳侯阿齐中坚将
  6. 军蓝田侯代田积射将军曲阳□□□射声校尉安武子□元兴次
  7. 飞督安熹子李盖等数百人皆天下□□也射之莫有过崖者或至
  8. 峰旁或及岩侧于是群臣内外始知上□□之远□代绝□□咸嗟
  9. 叹圣艺之神明虽古有穷蓬蒙之善方之于今□□□□□□□□
  10.遇镇东将军定州刺史乐浪公乞立石□□□□□□□□立铭□
  11.广德美垂之来世三年丁丑功讫会乐浪公去□□刺史征东将军
  12.张掖公宝周初临续赞其事遂刊□□□乃作颂曰
  13.思皇神武应期挺生含弘宽大下济光明□仁不□无□不□肃肃
  14.四海远至迩平荡荡圣哉民□能□□□□□天下咸宁
  15.(已残)

  二、碑文涉及的若干人物

  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435)十一月,太武帝东巡冀、定,十二月取五回道返回平城,经定州中山郡,进入徐水河谷。徐水出太行山与平原接界的地方,山岩险峭,景观奇丽。对于在平原地区行军一个多月的拓跋君臣来说,眼前景观的明显变化,一定使他们的心情受到特别的刺激。这种情况下,就发生了太武帝的即兴演示射术。据东巡碑,太武帝在今南画猫村徐水东岸雄壮绝险的猫儿岩下演示射术后,随从的善射将士数百人,也纷纷仿效,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太武帝那样的高度,他们的箭都没有射到猫儿岩以上,“或至峰旁,或及岩侧”。碑文特地列举了六个人作为代表,大概他们都是以射术见长的。这六个人中,除了“积射将军曲阳□□□”难以考索之外,都见于史传。下面分别考述之。
  武卫将军昌黎公丘眷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神jia三年(430)十一月太武帝亲征赫连定,“诏武卫将军丘眷击之,定众大溃,死者万余人”。卷九五《铁弗刘虎传》,也提到“诏武卫将军丘眷击之,众溃”。《魏书》这两处丘眷,显然与东巡碑提到的“武卫将军昌黎公丘眷”是同一个人。但是,丘眷的姓氏、家世还是很不明确。据《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延和元年(432)七月,太武帝发动征伐北燕的战争,“八月甲戍,文通使数万人出城挑战,昌黎公元丘与河间公元齐击破之,死者万余人”。此时去太武帝东巡只有三年多时间,封爵的变化相当有限,东巡碑提到的“昌黎公丘眷”,应当就是这个“昌黎公元丘”。可见丘眷为拓跋宗室。孝文帝姓氏改革后,宗室改姓元,多音节的鲜卑语本名要简化成单音节的汉名,丘眷这个鲜卑语本名,提取其比较雅的一个音节为名。因此,丘眷就成了元丘。同一个人,《魏书》或作丘眷,或作元丘,反映了孝文改革后史臣记录从前史事时未能统一体例,残留着一些代人姓、名的旧貌。东巡碑的碑文,也证实元丘本来作丘眷。
  前军将军浮阳侯阿齐
  这个阿齐,就是《魏书》卷一四《神元平文诸帝子孙传》和《北史》卷一五《魏诸宗室传》的河间公元齐。两书都记元齐得赐爵浮阳侯,在灭赫连夏之后,征北燕之前;灭北燕之后,“进爵为公”;“后与新兴王俊讨秃发保周,坐事免官爵”;夺取仇池后“复赐爵河间公”。灭北燕在延和元年(432)八月以后,元齐应当是浮阳公。元齐“坐事免官爵”是因为受太武帝之弟新兴王俊的牵连,而新兴王俊得罪在太平真君二年(441)三月。元齐跟随古弼进兵仇池,在太平真君三年(442)。综上,根据《魏书》和《北史》,从延和元年八月到太平真君三月,元齐的爵位应当是浮阳公,而不是浮阳侯,而且元齐之为河间公,在太平真君三年以后。太武帝东巡碑的写刻时间,在太延三年(437),太武帝御射的时间在太延元年十二月(436),东巡碑上却明确地记阿齐的爵位为浮阳侯,而不是浮阳公。可见《魏书》和《北史》关于元齐于灭北燕之后“进爵为公”的记载,是不准确的。如果元齐确曾进爵为浮阳公,也一定在太延元年十二月之后。另外,《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延和元年(432)八月有“文通使数万人出城挑战,昌黎公元丘与河间公元齐击破之”的记载,元齐当时的爵位应当是浮阳侯,而不是河间公。东巡碑上的文字,可以作为校勘《魏书》和《北史》的坚强证据。
  中坚将军蓝田侯代田
  这个“蓝田侯代田”就是豆代田。《魏书》卷三○《豆代田传》:“豆代田,代人也。太宗时以善骑射为内细射从。攻虎牢,诏代田登楼射贼,矢不虚发。……神jia中,讨蠕蠕,赐爵关中侯。从讨平凉,击破赫连定,得奚斤等。……改爵井陉侯,加散骑常侍、右卫将军、领内都幢将。从讨和龙,战功居多,迁殿中尚书,赐奴婢六十口。以前后军功,进爵长广公,加平东将军。”传不及代田曾官中坚将军、爵蓝田侯。从时间上看,豆代田改封蓝田侯,在灭赫连夏之后,灭北燕之前。
  射声校尉安武子□元兴
  这个“射声校尉安武子□元兴”,就是韩茂。《魏书》卷五一《韩茂传》:“韩茂,字元兴,安定武安人也。……茂年十七,膂力过人,尤善骑射。……后从世祖讨赫连昌,……以军功赐茂爵蒲阴子,加强弩将军,还侍辇郎。又从征统万,大破之。从平平凉,当茂所冲,莫不应弦而殪。由是世祖壮之,拜内侍长,进爵九门侯,加冠军将军。后从征蠕蠕,频战大捷,与乐平王丕等伐和龙,徙其居民。”韩茂得列名于东巡碑,就因为他是从驾将领中的善射之士。本传不载韩茂曾爵安武子。
  次飞督安熹子李盖
  “次飞督”当作“飞督”。安熹子李盖,即《魏书》卷八三上《外戚上・李惠传》中李惠的父亲:“李惠,中山人,思皇后之父也。父盖,少知名,历位殿中、都官二尚书,左将军,南郡公。”李盖后以尚武威长公主而骤贵,官至左仆射,死后赠中山王。不过从东巡碑所记李盖曾任飞督并擅长射术看,李盖最初得到太武帝赏识,还是因为他在骑射方面有过人之处。李盖在太延元年前后爵安熹子,亦可补史书所阙。
  碑文还记录了主持树立东巡碑的前后两位定州刺史,一位是“镇东将军定州刺史乐浪公”,另一位是“刺史征东将军张掖公宝周”。前者已无可考,后者即《魏书》中提到的秃发檀子秃发保周,延和元年自沮渠北凉来奔。秃发保周于太延三年任定州刺史,亦不见于史,赖东巡碑而可知。
  三、北魏的御射碑问题
  为纪念北魏皇帝演示射术而立的所谓“御射碑”,除了太武帝东巡碑以外,还有文成帝南巡碑和宣武帝御射碑。
  文成帝南巡碑虽然额题《皇帝南巡之颂》,但由于同样是为纪念文成帝拓跋浚在灵丘境内的神射而立,故郦道元《水经注》卷十一水注亦径称《御射碑》。北魏皇帝因射箭而立碑的,还有宣武帝。景明三年(502)十月,宣武帝从邺城返回洛阳,路经河内,也有一次射术表演。《魏书》卷八《宣武帝纪》:“冬十月庚子,帝亲射,远及一里五十步,群臣勒铭于射所。”为纪念宣武帝此次射术表演,“群臣勒铭于射所”,所勒之铭,即御射碑。赵明诚《金石录》卷二一有“后魏御射碑”条,称“在今怀州”,并引碑文“惟魏定鼎迁中之十载”、“皇上春秋一十有七”云云。不过宣武帝御射碑,欧阳修《集古录》则定名为《后魏定鼎碑》,理由是碑文中有“定鼎迁中”字样,可见御射碑并不是原碑正式名称,后人或以御射名之,或以定鼎名之。
  御射碑不是以上三碑的正式额题,它们却都被后人目为御射碑,原因在于立碑的直接理由是为了纪念皇帝的某一次射箭表演。但是生长于代北的拓跋君主,演习骑射乃经常之事,为什么要为某一次的演示特地立碑纪念呢?据文成帝南巡碑碑阳铭文,文成帝从定州到邺城,“禊于衡水之滨,[尝]射于广平之野”,即使在灵丘南唐河谷地的这处山崖,文成帝“兴安二年尝[拉射]于此山。为什么偏偏要为和平二年(461)三月的这次“御射”立碑称颂呢?如果说这一次文成帝有超水平发挥,那么对比他平时的正常水平,这种称颂是不是也存在疑问呢?灵丘之射,是文成帝有计划发动的,他主动“诏群官仰射山峰”,随后亲自表演,并立碑纪念。这表明,文成帝有意要把这次射箭游戏发展成为重大的政治事件。
  文成帝南巡碑之所谓“南巡”,与太武帝东巡碑之所谓“东巡”一样,都是从平城到邺城,从恒代到河北。对于北魏朝廷来说,以冀州和定州为中心的河北数州,是“国之基本”,所谓“国之资储,唯藉河北”。其中邺城尤为重要。政治重心与经济、文化重心的分离,使北魏诸帝对河北地区的定期巡视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文成帝的“御射”,与太武帝的“御射”,都发生在结束巡视从邺城返回平城的路上,地点都在离开平原之后,这也不应当是一种巧合。从他们的行军路线看,都是从邺城经定州回平城,很可能具体道路都是一致的,即先后经由五回道和灵丘道。即使和平二年三月这一次文成帝不是走五回道到灵丘的,他此前一定多次经行五回道则毫无疑问。也就是说,文成帝及其随驾群臣,不止一次地经过徐水河岸的太武帝东巡碑,对东巡碑一定是熟悉的。可以这样设想,文成帝在水岸边的“御射”,其实就是对于太武帝在徐水岸边“御射”的模仿。正是因为东巡碑之名在先,故文成帝的御射碑只好冠以“南巡”之名。
  以御射名碑,强调了碑铭对具体事件和具体人物的纪念意义,从而淡化甚至掩盖了原碑真正的名称中纪念“皇帝东巡”、“皇帝南巡”的意义。平城时代,拓跋集团以代北为根据,高屋建瓴地统治河北和其它地区,皇帝的巡视正是这一政治格局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拓跋集团出于代北,以征服者而成为统治者。从道武帝到孝文帝的平城时代,拓跋皇室及其代北集团成功地由征服集团改造成为统治集团。这个改造的历史过程,就是逐渐减弱军事征服色彩,而代之以政治统治所必不可少的官僚化与文化控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方面是征服者,另一方面又是统治者,这构成拓跋集团的身份二元性。御射碑的多次出现,集中体现了这种二元性。御射碑是北魏皇帝完成巡视转身离去时,对此行的一个政治总结。
  今所知太武帝东巡碑,是定州地方政权所立,是否出于太武帝本意,还比较难说。郦道元《水经注》卷十一水注徐水条:“徐水三源奇发,齐泄一涧,东流北转,迳东山下。水西有御射碑。徐水又北流西屈,迳南岩下,水阴又有一碑。徐水又随山南转,迳东岩下,水际又有一碑。”在徐水离开太行山区进入河北平原的这一小段路程中,竟有三碑。《太平寰宇记》卷六七易州满城县条,称此三碑皆北魏所立。这三碑之间是否有某种联系,已无从考证。但认为定州地方政权竖立东巡碑,符合太武帝的政治意图,并且对后来的北魏君臣产生了影响,还是可以成立的。
  北魏孝文帝“少而善射,有膂力”,但为了率导文治,“至年十五,便不复杀生,射猎之事悉止”[31]。尽管如此,他也曾因巡视而留下碑铭。欧阳修《集古录》有“后魏孝文北巡碑”,跋引碑文云“太和二十一年,修省方之典,北临旧京”。赵明诚《金石录》历代金石目录中,亦收“后魏北巡碑”及“后魏北巡碑阴”,自注“太和二十年四月”,当有脱字。孝文北巡碑,应当是孝文帝于太和二十一年(491)北巡平城(恒州)和盛乐(云中)之后所立。这次北巡,是孝文帝迁都后第一次回到代北,也是在刚刚发生反对迁都政策的严重政治危机之后,孝文帝所进行的一次重大政治活动。虽然北巡碑今已不存,但此碑关系当时政治甚深,当无可怀疑。从孝文帝北巡碑可知,北魏皇帝出巡并且立碑,决不是孤立的和偶然的事件,应该从当时政局的复杂背景中寻求理解。宣武帝的“御射”,发生在他结束巡视邺城、返回洛阳的路上。很显然,这也是一次政治活动。
  《太平寰宇记》卷六七易州满城县条提到东巡碑时,称“中山安喜贾聪书”,这应当是前列东巡碑碑文第十五行文字。贾聪不见于史,大概是定州僚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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