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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6-5-9 08:06

58年电影“大跃进”:欲用十年让中国成电影最先进国



库屠左夫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49-1.html


核心提示: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把中国电影事业发展成为世界上电影事业最先进的国家,在事业规模、影片数量上赶上或超过美国。





本文摘自:《党史博览》2014年2期,作者:朱安平,原题为:《1958年的电影“大跃进”》

1958年,在经济建设领域中出现的以高指标为主要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已为实践证明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和正常的生产秩序,造成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比例严重失调。这一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同样波及文化领域,电影系统就曾深受影响,上上下下头脑发热,一再盲目跟进,原本规范有序的电影生产和管理局面受到很大程度破坏,从而使电影事业遭受严重挫折,不仅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也产生了不良社会影响。

追溯电影“大跃进”历程,最为显著的特点,是与中央发动和实施“大跃进”部署紧密关联,可谓亦步亦趋。

“高指标”一再飙升

1958年1月,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工作会议,讨论195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由于毛泽东对“反冒进”作了严厉批评,认为搞建设就是要那么冒一点,就是要克服那种“右倾”保守思想,一些超过实际可能的高指标被会议通过,“大跃进”由此展开。按照会议精神,2月2日、3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提出“我们的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我国人民在各个战线上都要打一个大胜仗”,实际向各行各业发出了全面“大跃进”的动员令。

电影界闻风而动,迅速作出响应。2月15日,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举行的主席团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为繁荣电影创作致全国电影工作者的一封信”,表示“电影事业也要来个大跃进”,并提出5项建议。2月24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简称新影)向全国电影制片厂和电影事业单位发出倡议书,提出坚决贯彻勤俭办企业、繁荣电影生产和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克服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和一切铺张浪费现象,大力增加影片产量,并以“量中求质”,加强企业管理,紧缩机构,精简编制,大力降低制片成本,切实做到多、快、好、省。

2月25日至27日,文化部电影局在北京召开“电影制片生产促进会议”,讨论该年度电影生产的“跃进”指标。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夏衍和电影局局长王阑西先后讲话,希望各电影制片厂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反浪费,改进劳动组织,改进工作方法及领导作风,以实际行动促使电影事业的全面“跃进”,归纳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比多比快,比好比省,增加产量,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又红又专,为工农兵”36字要求。会上向全国电影工作者发出增产节约倡议:1958年艺术片产量由原定的52部“跃进”到72部,比1957年增加35部;大型纪录片和科教片14部,比1957年增加9部,其他片种产量也有很大提高。同时大大降低摄制成本,黑白艺术片由1957年每部21万元降低到14万元,其他片种平均降低20%至30%;艺术片摄制周期从8个月缩短为5个月。文化部还先后召开电影发行放映工作“跃进”会、电影机械工业生产“跃进”会等会议,讨论和落实各方面的“跃进”指标。


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的指示》,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运动已经出现”,要求以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简称“双反”运动),推动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向纵深发展,宣称会不断出现惊人的奇迹,出现各种平日难以达到的先进的速度和先进的指标,树立各种先进的典型和旗帜,原来设想和安排好的平衡,也会不断被“万马奔腾”的群众运动所突破。浮夸风由此开始盛行。

在这种形势下,文化部于3月9日在北京召开了有1800多人参加的电影工作全面“跃进”大会。会上,各电影制片厂、各部门代表纷纷提出更高额度的“跃进”指标,通过了电影工作全面“跃进”大会的倡议书:1.大力增加影片产量,1958年完成大型艺术片80部,较1957年产量增加一倍,其他各片种产量也都增加一倍或一倍以上。2.扩大电影观众,1958年映出电影400万场,较1957年增加130万场;全国电影观众达到30亿人次,较1957年增加9.5亿人次。3.大力增加电影机器生产,1958年生产各种电影放映机3800台,较1957年增加69%。4.大力贯彻勤俭办企业方针,紧缩编制,节约开支,1958年电影事业各方面(包括中央与地方)给国家上缴1亿元。倡议书还提出:愿意与艺术出版、文物、艺术教育等兄弟单位开展革命与友谊竞赛,比多、快、好、省,比数量,比质量,比红比专,比为政治、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服务。共同协作,互相支援与互相鼓舞,为促进文化艺术事业的全面“大跃进”,为争取文化高潮的早日到来而奋斗。至此,电影系统正式进入“全面跃进”阶段。
同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完整地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肯定了当时全面高涨的“大跃进”形势,认为中国正经历着“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号召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10年内超过英国、15年内赶上美国,即所谓“超英赶美”,以片面追求高速度和高指标为标志的“大跃进”运动被推向高潮。

电影系统又紧跟而上,再度大幅提高和修改“跃进”指标。就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闭幕后的第三天,5月25日至31日,文化部电影局召开全国电影事业“跃进”工作会议,确定了王阑西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小组会上提出的“省有制片厂、县有电影院、乡有放映队”的“跃进”目标,还规定到1962年生产故事片150部,1967年计划增加20部至25部。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把中国电影事业发展成为世界上电影事业最先进的国家,在事业规模、影片数量上赶上或超过美国。并决定各省、市、自治区当年均开始生产影片。会议还决定将发行权下放,在5年内发展电影院2000座,农村放映队18000个。

在此期间,文化部正式出台了《关于促进影片生产大跃进的决定》,会后又相继发出了《关于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自办电影放映队的通知》《关于完成和争取超额完成1958年电影放映工作跃进任务的通知》,电影局亦制定出《关于在各省、市、自治区建立电影制片厂的方案(草案)》《关于新建省、市、自治区电影制片厂干部的配备与培养方案(草案)》《关于房屋建设和设备供应的方案(草案)》等,予以推动贯彻。

“打擂台”背后的玄机

电影“大跃进”的推行,主要采取的是“打擂台”形式,即以挑战、应战的方式,开展各种竞赛,表面是比干劲、争上游,形成你追我赶、共同“跃进”局面,实则是互为刺激、竞相攀比,致使高指标层出不穷,浮夸风愈演愈烈。

究其由来,还是“大跃进”中的风云人物,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的柯庆施的“贡献”。这位在反“反冒进”的南宁会议上唯一被毛泽东点名表扬的明星人物,凯旋后就向上海电影界发出指令,要适应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形势,影片生产要翻一番,拍摄35部故事片,要订出“跃进”计划,到北京去“打擂台”。

南宁会议后不久,在文化部电影局召开的“电影制片生产促进会议”上,上海电影制片厂(简称上影)的副经理蔡贲奉命汇报“跃进”计划:当年可以保证完成艺术片35部,并争取完成38部,比上年翻一番;各种影片的制片成本降低20%至30%,平均每部黑白艺术片成本可降至14.5万元;每部影片的摄制时间缩短为5个月。本以为可以一鸣惊人,岂料当场就被长春电影制片厂(简称长影)报出的指标所超越。该厂副厂长袁小平在发言中,把故事片生产计划由原定的16部提高到23部,争取完成25部,比上年翻了近两番半;每部黑白片成本从上年平均21万元降低至15万元,降幅近30%;每部影片摄制时间保证由8个月缩短为5个月。正处于建设新厂阶段的北京电影制片厂(简称北影),也表态在设备不全、人员大量精简的情况下,准备增产艺术片2部,达到8部,比上年翻一番,在降低成本、缩短时间方面也跟各厂一起“跃进”。八一电影制片厂(简称八一厂)厂长陈播在会议开始时还只是笼统地表示决心:“要做到用最少的钱、最少的人,办最多、最好的事”,其间职工在厂里开了“誓师”会,并把决心书写成大字报贴到了大会会议室大厅,提出当年除完成艺术片9部之外,还要完成其他片种的影片大小共47部,降低艺术片成本平均在14万元以下。上影方面不甘示弱,赶在会议最后一天,以海燕、天马、江南三个制片厂职工打来长途电话的方式,提出把每部艺术片的成本,从14.5万元再降低1万元至1.5万元,并且把全年的艺术片“跃进”指标再提高一步,争取达到39部。


与会代表感叹说:“会上的行情真是每天看涨,第一天,对自己提出的指标还有些自负,只隔一个晚上,到第二天便显得保守了。”更有以“三天会议,跃进千里”来形容的。

到了3月9日召开的“电影工作全面跃进大会”,“打擂台”的热潮达到顶峰。代表电影事业的制片生产、发行放映、机械工业、科研理论、出版编辑、基本建设、行政组织各个部门在京的1800多人,聚集会场所在的首都天桥剧场,喜报和倡议书、挑战书纷纷送到电影局局长王阑西和影联主席蔡楚生手里,“跃进”指标的彩牌一排盖过一排,满台林立。此前“电影制片生产促进会议”确定的“跃进”计划又屡被刷新。北影代表以当年拍摄艺术片9部、超过去年5部的增产量和降低彩色艺术片成本至25万元、比上影还低2万元的新指标首炮打响。八一厂代表以英雄豪壮的军人本色,一气提出拍摄故事、科教、纪录片的两年指标,当年要“跃进”到200%,次年“跃进”到328%,当年艺术片指标再增加3部,并且保证100%现代题材,成本也再次降低30%。长影则发来电报,宣告突破一周前所定指标,将艺术片从23部增至30部,争取完成32部,黑白片成本从20万元减至12万元以内,制作期限从150天减至120天内。上影也寄来倡议书,宣告艺术片年产量从35部“跃进”到39部,科教片从40部“跃进”到70部。
最为“激动人心”的高潮是会议临近结束时,刚刚结束的电影发行放映工作会议派出代表,前来“打擂台”申报“跃进”指标,出现令人目眩的“一个赛过一个”的情景:当辽宁农村放映队提出全省全年每队达到放映310场指标时,江苏立刻报出330场超过,河北跟着以340场压倒,辽宁再以360场直追,又被安徽以400场赶上。当辽宁、江苏重新分别提出410场和430场指标时,北京海淀四队和丰台二队冲至700场,北京东郊女子305队提出向男子队看齐,也要达到700场。部队4516小队第六队临阵冲锋跃上800场,北京市工会五区二队来势更猛,提出830场,京津卫戍区军人俱乐部流动放映队再抢先一步达到850场,直至北京南苑区二队、北京市工会五区二队相继举起1000场大旗。城市电影院也各不相让,北京“大华”影院不甘率先所提每天放映5.7场指标被南京“胜利”影院5.8场压倒,又增至日映6场,但最后还是不及北京“红星”影院和天津“新闻”影院日映10场和10.5场。

在如此盲目追求高指标的风气驱使之下,各制片厂纷纷效法大摆“擂台”,展开各种名目的竞赛,营造所谓“跃进”气氛,使电影生产和管理陷入茫然和混乱状态。从亲历者的相关回忆中,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时任海燕厂副厂长的徐桑楚回忆说:“当时摄制组的口号是所谓‘多快好省,以多为主’,又要赶进度、增加产量,又要比降低成本。有位文化部的领导到上海来,对我们说要搞‘量中求质’。这怎么搞法,谁的心里都没底,但又不能不搞,否则就是不跟中央保持一致。我们只好连夜开会,绞尽脑汁想办法,要生产人员搞‘发明创造’,把生产进度和产量提上去。”“有人发明了一种土办法,用粉笔在地上画线,每一个镜头画出一个位置,60个镜头就是60个位置,一天拍完。后来我研究过他们的做法,发现这是在作假,他们把技术掌握的时间算到酝酿阶段,这样实拍阶段的时间就减少了,不过就是玩了个数字游戏,实质性意义一点也没有。还有的摄制组更绝,支部书记拿着秒表守在摄影机前,说是督战,实际上是限令导演几分钟拍好一个镜头。”

时在《红色的种子》中饰演女主角的秦怡回忆说:“《红色的种子》是在‘大跃进’的年代拍摄的,这部戏一共拍了八天半,三天三夜内景,五天半外景。我们摄制组在上影厂的三号棚与四号棚内搭满了景,一个棚拍完了,即翻另一个棚。除了导演之外(因为导演要把下个棚内所有的镜头全部理出来),其他的人(包括男女主角)全部去当搬运工,扛灯拉线,搬道具,拿服装,只要有活就得干,有一个人专门在旁看秒表,一秒、两秒报时,计算一个镜头多少秒。我演女主角华小凤,摄制组不让我出棚门,吃、喝、拉、撒全在棚内,整日整夜不敢休闲一秒钟。如果有几个镜头没有我,就得赶快看下一镜头或下一场戏,台词当然是在拍摄前就背好,但本应花许多时日去设想、体验的戏却要在一两分钟内想全、吃准,脑子也在打时间仗,快想、快想,就这样、就那样。那些摄影组、照明组的同志更是像机器一样,一开就转,三天三夜转动不息。为避免因服装而接错戏,让我一件衣服穿到底,这太不符合生活了。后来总样片出来后,我坚决要求换一件衣服补了一个镜头。每天要完成一百多个镜头,三天中最高数的一天是一百二十个镜头。这样的工作方法对艺术创作来说当然是不可取的,如果一连这样参加三部戏的工作,那么这些‘机器’一定永不会转动了。但我当时完全没有这样想,我和所有的同事一起为‘大跃进’出力。我记得我拍完内景回家时,走在楼梯上都要睡着了。”

正如文化部电影局后来予以纠正时所直陈的那样,这种“片面追求数量,生产过分紧张,对艺术创作又或多或少地违反艺术创作的规律,采取了简单的行政方式”的状况,普遍存在于各制片厂、各摄制组、各个创作人员之间,“只满足数量忽视质量,只注意政治不注意艺术性的现象是十分严重的。不但忽视技巧、艺术性,甚至一些必要的技术鉴定制度也废除了,使得灯光、布景、化装等都十分粗糙、虚假。这种情况也大大影响到影片的质量。其结果是使得艺术片的题材范围狭窄、单调、重复,形式上千篇一律,艺术表现上缺乏独创性,缺乏独特的风格,技术上十分粗糙,大大削弱了艺术片在群众中应有的影响和作用”。


形形色色的“跃进片”

电影“大跃进”最为直接而又主要的后果,就是催生了一大批带有那个特定时代鲜明印记的“跃进片”,它们既是当时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狂热席卷神州大地的产物,反映了这一运动本身违背了艺术创作客观规律,对电影制作造成了干扰和破坏,同时也对“大跃进”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纪录片:虚假浮夸

在电影“大跃进”中,新闻纪录片获得空前发展,有数据表明,1958年和1959年两年生产的新闻纪录片数量达1717部,大大超过前9年的总和。

这一时期的新闻纪录片,对当时全党、全国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和技术革命转移所作的报道,以及对广大人民群众为改变一穷二白落后面貌而艰苦奋斗所作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鼓舞干劲、激励奋进的作用,但是由于“大跃进”运动的根本思想脱离实际,违背客观规律,对其中所出现的很多错误做法,同样予以了大力传播。新影出品的《人民公社好》《日产百万吨》《一步跨过九重天》等影片,把平均主义、军事化等当作共产主义,混淆不同阶段社会发展的界限;涉及劳与逸,专家与群众,多、快与好、省等应当兼顾和结合的问题,表现存在片面性,不讲科学精神;钢铁生产只突出土法炼钢,似乎1070万吨钢任务这样就可完成;等等。

最为突出而严重的是虚假浮夸成为通病,大量报道农业丰产丰收的影片尤其如此。《沙滩小麦千斤社》解说词称“今年是小麦千斤社,明年一定要往上翻几番”。《新闻特辑》中的《农业卫星满天飞》,集中报道各地农业高产,多穗高粱亩产16141斤,玉米亩产20125斤,谷子亩产21787斤,中稻亩产60437斤;《跃进声中庆国庆》介绍河南新乡七里营公社大面积棉田亩产皮棉千斤,湖北麻城亩产稻谷6万多斤。南宁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亩产十三万斤》,宣传广西环江县中稻产量高达每亩13万斤等。这些严重夸大不实的数字大多是当地领导提供,或根据报纸报道编造出来的。还有的影片解说词中的“只要我们需要,我们就能生产出更多的粮食来”,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口号如出一辙。反映工业“跃进”的影片,与之大致相同。

之所以造成这种状况,固然客观环境起了决定作用,当时到处充斥高指标、瞎指挥,普遍不说真话,这些不能不对拍摄产生影响,同时也与摄制人员的主观因素有关。新影方面就此曾有反思:认为自身马列主义水平不高,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缺乏分辨是非能力;片面以为表现群众的劳动热情与干劲,就是劳动场面越大越好,参加人数越多越好,生产成绩越大越好,这样才能显出“一大二公”,于是就采取组织拍摄等方式弄虚作假;深入实际不够,调查研究不细,不是在现实生活中仔细观察,去选择能反映本质的现象,而是仅看到表面现象就去拍摄;求快、抢先心理迫切,对于生活中的新生事物,对于正在试行的政策,在确证其为正确之前就急于报道;有的紧跟其他新闻媒介的报道或听信当事人提供的材料,缺乏独立思考;等等。

科教片:偏离科学

“大跃进”同样让科教电影生产迅速膨胀,仅专事这一片种摄制的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1958年的产量就猛增至133部207本,接近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所产科教片总和。其中虽不乏具有科学技术特质的影片,但受浮夸风等“左”的影响和干扰,因循“大跃进”思路,以反映政治挂帅、破除迷信、土洋结合、敢想敢干为中心,许多影片从内容到摄制都违背了科教片的创作与生产规律,偏离了科学精神核心,失去这一片种特有的科学内容艺术表达的魅力。

农业方面的科教片,最为突出的是表现近乎神话的大丰收,如《湖北万斤田》《早稻王》等科教片,水稻亩产分别达到15800多斤和26900多斤,一个比一个离奇。后来揭开所谓“高产”的秘密,其实是从别处地里移来的稻穗,密密实实地堆放在一起。工业方面涉及更为广泛,有宣扬大炼钢铁的,如《一切为了钢铁元帅升帐》《太行山下全民炼钢铁》《里弄中的无缝钢管厂》《鲁山万能土高炉》等,仅片名就带有头脑发热一哄而起的时代印记,片中小孩老人一齐上阵砸矿石,废锅废铁再冶炼,土高炉处处冒浓烟,炼出的实际是一堆堆废钢铁;有反映群众性生产技术革新中浮夸风行的,如《三天实现车子化》中湖北省当阳县男女老少一起制造运输车,《卑贱者最聪明》里人人动手当上各种工具改良的发明家;有表现妄自尊大盲目赶超先进、赶超国外优质名产品的,如《一定赶过邓禄普》里大中华、飞泰、江南三个橡胶厂,将赶超世界名牌邓禄普汽车轮胎的计划,从预定的十五年奇迹般地缩短为四年、三年,等等。科教片本应反映客观实际和揭示科学规律,但在这些科教片里,却充斥着浮夸与虚假,所表现的只是幻想中的意志,而不是科学的精神,而且添加了许多貌似时髦的政治鼓动内容,诸如“群众冲天干劲掀起生产热潮”“跃进与保守思想斗争激烈”,以及颂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兴无灭资”等内容,特别是把知识分子、专家教授、国外科学技术当作无产阶级的对立面来表现,错误地加以贬斥、批判及否定。


影片摄制本身亦偏离科教片特性,当时曾特创出一种所谓快速成片的纪录性科教片拍摄样式,即为了快出片、多出片,实现科教片摄制“大跃进”,用新闻片方式简单记录工厂、农村的生产过程,或是某项所谓生产技术的“创造发明”过程,再配加有关解说,就算完成了拍摄。该深入采访的不采访了,该仔细论证的不论证了,就连前期文字剧本也略去了。导演拿着预定主题到生产现场直接写提纲或分镜头剧本,然后拍摄、制作、审查、洗印“一条龙”高速进行,常常几天就完成一部片子。这整个打乱了科教片制片程序,违反科教片的生产规律,破坏了科教片应有的特性。一年多后,文化部专门在京召开科学教育电影工作会议纠偏,与全国科协等联合成立科学技术电影工作委员会,由著名科学家茅以升任主任委员,夏衍任副主任委员,重新加强对科教电影的领导工作,防止科教电影偏离科学。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陈荒煤特别提出并强调应注意科学性,指出:“科教片过去提过三性问题,看起来并不错,但科教片最主要的特征是科学性。一切艺术都有思想性、艺术性,这是共性。但科教片的思想性离开了科学内容就不可能有思想性。”

艺术片:衍生怪胎
“大跃进”中的艺术片生产,曾出现风行一时的“纪录性艺术片”,以歌颂“大跃进”为主题,用真实纪录叠加艺术虚构方式,“多快好省”摄制而成,被认为是介于故事片与纪录片之间的“新型电影”,实为不伦不类的“电影怪胎”。

它的出现源于周恩来在特定背景下的一次建议。当时,鉴于“大跃进”蓬勃兴起的形势,加之当时现实题材影片艺术质量不高,周恩来提出:“如果目前不能生产好的故事片子,是否多拍些纪录片,纪录片倒可以反映生气勃勃的时代面貌,可以满足观众,也可以教育创作人员。”他随后又进一步正式提出,故事片厂要长期打算,可组织艺术家们到生活中去,拍摄一些艺术性纪录片,对一些重大题材的纪录片要求艺术性更完美一些,既可以迅速反映“大跃进”的时代面貌,而创作者借此深入体验生活,也可以为今后的创作积累丰富资料,拍出较高风格的影片。这本是一举两得的好事,但在实践中却走了样。这些影片在内容上几乎都是“大跃进”运动的图解,狂热鼓吹已在各行各业泛滥成灾的浮夸风、“共产风”以及瞎指挥、胡蛮干等;艺术表现上生编硬造、千篇一律,大多是一项“跃进”任务下达,工人或农民积极支持、勇于承担,而知识分子则迷信洋人书本,落后保守或反动,前者得到党委支持,经过一番波折(或因缺乏经验,或因守旧势力反对,或因阶级敌人破坏),最后终于完成高指标任务,宣告“总路线”胜利;拍摄过程则只强调一个“快”字,大多仓促选题突击抢拍,表演虚夸矫饰,摄影与美工捉襟见肘,制作也十分粗糙,有的甚至破绽百出、噪音充斥。

面对“艺术性纪录片”被曲解为“纪录性艺术片”,最初予以倡导的周恩来也感到意外与不安,他曾几次表示这类影片与他的初衷相去甚远。1965年夏,他在重提“艺术性纪录片”拍摄时曾专门作出澄清:“我提的艺术性纪录片,既区别于一般的新闻纪录片,也区别于故事片,它允许艺术加工,就是可以补拍,而不许演员去表演替代,只许将事情的发展加以系统化,它有真实性、时间性,又比一般的新闻片系统化,又生动。后来,七搞八搞,变成纪录性艺术片了,把我的意见搞歪了。”当年主持其事的陈荒煤后来就此反省说:“1958年,我一时头脑发热,提倡‘纪录性艺术片’,违背了总理原意:是要创作者到生活中拍一些艺术性纪录片而积累生活。”

虽然随着中央逐步调低工农业生产主要计划指标,“大跃进”运动势头有所遏制,但庐山会议“反右倾”斗争之后又逆转推行,直至1961年初开始实行经济调整才终被停止。电影“大跃进”同样经历了这一曲折过程,前后持续将近3年时间。业界认为,它给电影事业造成的影响和损失,较之此前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无论范围和程度都更为广泛和严重,因而教训深刻,值得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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