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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6-5-10 11:18

蒙古史书:朱棣是朱元璋当义子抚养长大的元顺帝之子



库屠左夫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49-1.html


 核心提示:耐人寻味的是,在后来的《黄金史纲》等蒙古史书中,同样是将此次内战说成是名义上的兄弟之争,只不过一为洪武皇帝的亲生子,一为被洪武帝当作义子抚养长大的元顺帝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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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棣 资料图

  本文摘自:澎湃新闻网,作者:郑诗亮,原题:钟焓:“内亚视角”能给历史研究带来什么

  何谓“内亚研究”

  澎湃新闻:内亚是当下中国历史研究的热门词,但是不同学者、不同文献提到这个词的时候,所指往往不一。在您看来,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内亚”这个概念?

  钟焓:“内亚”确实是一个界定起来颇费思量的概念。首先,它无疑属于翻译成中文的外来词。以我粗浅的观察,“内亚”一词起初应该主要是流行于英语世界,即英语的InnerAsia,日后才逐渐成为一个在国际上频繁使用的专用词。总之,它出现及流行的时间并不太长。与人们耳熟能详的“中亚”(CentralAsia)相比,“内亚”似乎更多地在学术场合使用,而“中亚”一词则不仅在学界流通,甚至也被大众传媒广泛运用。

  在作为学术用语的“内亚”一词流行之前,法国学界长期以来惯于使用“高地亚洲”(laHauteAsie)一词,这大概根植于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地理学观念。在当时的欧洲地理学家看来,远离亚洲海岸线的内陆腹地都被海拔相对较高的山脉和高原占据。像伯希和撰写的一本介绍内亚历史文化的概论性著作就叫作《高地亚洲》。至于俄国、德国学术界,过去则倾向于使用“中部亚洲”和“中央亚洲”这两个含义接近但又彼此区别的专业术语——前者对应俄语的СредняяАзия、德语的Mittelasien;后者对应俄语的ЦентральнаяАзия、德语的Zentralasien。第一个概念主要是包括今天的中亚五国及其邻近地区,第二个概念起初包括的地区非常广阔,大致从里海东岸一直延伸到蒙古高原一带,不过后来在实际运用中逐渐缩小到专指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亚洲腹地。

  2008年,一位德国学者出版的论内亚古突厥人历史的专著就叫作《中部亚洲和中央亚洲的古突厥人时代》——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该书主题主要涉及古突厥人在蒙古高原和中亚河中地区(Mawarannahr)两大区域的历史活动,这位学者认为,“内亚”包括的地理范围非常广泛,往往还涵盖了黑海北岸、乌拉尔河-伏尔加河流域以及、满洲和外贝加尔地区,而上述地区一般来说并非该书在考察古突厥人历史时所重点关注的区域。由此可见,“内亚”这个概念,在应用中有方便之处,但的确包涵太广,很容易遭到质疑。他所谓的“内亚”竟被用来指代西起南俄草原、东抵黑龙江下游甚至库页岛一带的极其广袤的地区,有时其北限接近北极地区,南限则止于青藏高原。显然,其中不少地带的生态差异很大,如直接濒临漫长的海岸线的中国东北和俄属远东,就与地理意义上的亚洲腹地明显不同。将它们共用一个术语来概括,至少从生态环境上来说确实有些牵强。

  澎湃新闻:那么,当初这一概念的提倡者是如何处理定义严密性的呢?

  钟焓:关于如何定义“内亚”,塞诺先后发表过《论中亚欧亚》和《何为内亚?》两文来详细介绍其观点。在他的概念界定中,内亚和中央欧亚(CentralEurasia)实际上可以相互置换。而他对内亚概念的类似梳理也见于由他主编的《剑桥早期内亚史》的导论。塞诺坦承,内亚这一术语所涉及的空间范围实在太广,无法用统一的经济生态或自然环境来定义;在他看来,内亚作为学术概念的生命力恰在于这一巨大的区域在人类历史上总是成为挑战欧亚各大文明的蛮族的活动舞台。简言之,在塞诺构建的欧亚大陆历史观中,传统文明的承载者与来自内亚的蛮族之间的冲突对抗与交流互动,构成了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一条基本主线;而在承受蛮族影响这一点上,欧洲与中国在历史上均未幸免。因此,他在《剑桥早期内亚史》中不仅为影响中国历史甚大的匈奴、突厥-回鹘、吐蕃等设立专章,而且把在欧洲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匈人、阿瓦尔人以及南俄草原的游牧民族也一同囊括进来,以此呈现内亚民族作用于整个欧亚大陆历史进程的全貌。这样一来,“内亚”在塞诺的定义中所展现出的地理广袤性也就不难理解了。


需要补充的是,早在塞诺之前,拉铁摩尔已经于1940年出版了《中国的内陆亚洲边疆》一书,随后在欧美学界引起极大反响,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这大概是第一部将“内亚”作为关键词嵌进书名并大获成功的西文学术经典。当然,拉铁摩尔关注的“内亚”只限于处在当时中国国境以内西-北边疆的几大地理板块,远远没有像后来塞诺定义的那样宽广。不过正因如此,它才适宜被定性为一部中国史著作,而非像后来陆续出现的许多以“内亚”命名的专著那样,实际上已经部分或者全部属于世界史的范畴了。不过,在拉铁摩尔所处理的满洲、蒙古、新疆、西藏这四大板块中,只有蒙古草原才被他视作最典型的边疆历史,而其余三大板块所对应的各自社会均被当作蒙古草原历史的各种变形。

基于拉铁摩尔此书的影响,并结合国内史学界的通例,我们不妨把狭义的“内亚史”聚焦到对以上四大板块及其邻近地区的研究之上。从范围上看,它仍然与传统的中国史研究有着较多的交集,尤其是与国内专门史下的民族史研究有着更多的重叠。至于那些以南俄草原、高加索地区以及西伯利亚的历史为考察对象的内亚史研究,在当前的学科划分中,则仍应被置于世界史的研究范围内。当然,在目前国内历史学大学科中设有三个平行一级学科的基本背景下,也可以尝试将内亚史打造成沟通中国史与世界史的一座桥梁。就这一点而言,提倡内亚史的研究,有助于打破长期以来因为专业设置所造成的中国史与世界史彼此隔阂、缺少交流的封闭局面。

澎湃新闻:目前国内史学界对该术语的接受程度如何?

钟焓:作为学术概念的“内亚”一词被国内史学界所接受,在时间上则要明显晚于日本。早在抗日战争时期(1941年至1942年间),日本为了侵略中国所设立的“蒙古善邻协会”就创办过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内陆亚洲》杂志。二战结束以后,日本东洋史学界又在东京成立了欧亚学会,并于1955年编辑出版了一部以纪念斯文·赫定为主题的《内陆亚洲之研究》,所收论文涉及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等多个方面。此后,以内陆亚洲为名称的日文学术出版物渐趋增多,而将中国西北边疆的民族史研究纳入“内亚史”的框架,以取代战前带有浓厚政治性的“满蒙史”一名,也逐渐成为日本东洋史学界的共识。在此前后,与内亚有着密切关系,并在指代地域上常常与之重合的“中央欧亚”、“北部欧亚”等概念也在日本学界逐渐流行起来。

相比之下,国内学术界在新中国成立后随即引入了民族史的研究理念,因此地域色彩突出的内亚史研究长期以来并未得到相应重视。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有赖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运作的多卷本《中亚文明史》国际学术项目的启动,与之关联的“内亚”概念才逐渐受到国内史学界的关注,当时以南京大学历史系韩儒林先生及其弟子对它的接受最为明显。而韩先生于1983年去世以后,国内外的学界同仁有了编辑一部文集以志纪念的动议,这部文集也就是最终在1996年问世的《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它应该是国内第一部以内亚作为书名的史学著作。同时以内亚史作为主要研究分野的学术路线在韩先生培养的弟子那里也得到了清晰的延续。以后随着中外学界的交流日趋频繁和获取外文资讯的途径日渐通畅,这种以内亚为重心的地域史研究范式在最近十多年得到更多学人的积极认同,突出表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中外关系研究室所承办和编辑的多种学术出版物。可以说,在当今国内学界,该室和南大历史系是内亚史研究的两大重镇。

澎湃新闻:说到“内亚”,不免牵涉到与之相关的一些概念,如“内亚性”、“内亚视角”、内亚因素等,这些概念也被诸多学者在不同论文中加以应用。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些学术概念,以及建立在这些概念基础上的学术研究?

钟焓:坦率地说,我对这类问题的思考可能会显得力不从心,失于片面。这主要是因为我对内亚的知识了解基本都是来自课堂和图书馆,缺乏在边疆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和学术考察的学术经历;而要很好地梳理回答上述问题,相关的实地考察工作显然是不可或缺的。以我十分肤浅的体会,由内亚这个术语衍生出的诸如内亚性之类的概念渐渐出现在学术研究中,至少反映了这样一个学界共识:内亚史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连续性,并非像我们以前熟知的民族史那样,完全附属于中国史之下;另一方面,内亚史和中国史之间自始至终都存在着大幅度的重合部分,将两者割裂对立起来也是不足取的。从“内亚性”在年轻学人当中引起的共鸣来看,未来有希望成为国内史学界的一种主流认知。这也意味着深入探究中国史的内亚性或许会成为更加全面地理解中国历史的一种基本研究方法和理念,对比之下,此前我们强调较多的民族史主要关注的还是族别史和民族关系史的领域,往往缺乏从更为宏观深入的层面把握思考中国历史的变迁与走向。

当然,对内亚性、内亚因素、内亚视角这类衍生概念,学者彼此之间的界定可能时有出入,不尽一致;对此自然也不宜强求。着眼于内亚民族对中国历史的深度作用与长期影响,我们不妨把这种影响化约为三个不同的层次,一是基本制度下的内亚政治因素在中国的移植与变形;二是政治观念方面的浸染体现;三是大众层面的特定外来习俗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传播流变。

澎湃新闻:您能具体说明这三种不同的情况吗?

钟焓:罗新教授有一篇《黑毡上的北魏皇帝》,重点探讨了属于“代都旧制”下的北朝皇帝和后来蒙元君主的即位仪式,似乎适宜被归入第一层次,彰显了内亚独有的政治传统在传统华夏帝制文明的大背景下的延续轨迹。而最近川本芳昭在其新书中将北朝的鲜卑人内朝亲信侍从集团、辽金统治集团的著帐官制度、元朝的那可儿-怯薛政治群体等进行类比研究以后,所揭示的结论大体上也属于这一层次。同属于此的,还有杉山清彦在《大清帝国的形成与八旗制》第五章《作为中央欧亚国家的大清帝国》中,对八旗制、分封制与侧近侍卫制与蒙元帝国做的比较研究;志茂硕敏在《蒙古帝国史研究正篇》第三部《中央欧亚游牧国家史研究上的终极课题》中的相关展望等。由此可见,内亚政治传统以制度化的方式在中国历史上的长期延续是日本学界重点关注的领域,这方面他们也取得了若干有启发性的成果。显然,这是因为日本很早就引入了内亚史的研究范式,这一学术流派在东洋史学科下业已发展得相对成熟。当然,毋庸讳言的是,日本学者在将内亚史与中国史相结合时,无论是研究视角,还是具体结论,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对此,我们需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


至于第二层次,也就是内亚元素在观念上对中国政治文明的形塑改造,有一个突出表现:传统君臣之间是天子-士大夫的格局,而内亚政治传统中则存在着历久不衰的主奴观念,后者对前者形成了侵蚀。现在学界大体已经取得共识:辽、金、元、清四朝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主奴关系弥漫和渗透整个官僚统治体制的现象。换言之,与君主存在主奴关系的对象,绝不仅限于和君主同族或存在传统亲密联系的特定群体,相当程度上,还包含了通常由科举制度选拔上来的汉人文官集团。这也意味着,历来儒家政治伦理中崇尚讲求的“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原则,从根本上遭到了破坏和消解。主奴关系在官僚体制中的扩散泛化与长久延续,很可能又是导致宋朝以后中国君权专制的程度愈发加强的根源之一。同时,这种关系也是长久以来维系中国与内亚之间政治秩序的一种基本手段。我们从《册府元龟》所载的粟特城邦君主致唐玄宗的国书,直到晚期满文档案中所见的清朝-哈萨克之间的主子-属民关系,都能发现它的踪迹。

不过,我们对政治层面上“内亚性”的界定也应该趋于严密,不能罔顾基本事实而动辄滥用。举例来说,1634年皇太极从蒙古察哈尔林丹汗遗孀处获得了所谓的元朝传国玉玺,两年后就把国号从“金”改为“清”。国外有个别学者将之解读为清朝继承蒙古的政治遗产,将清朝定位成所谓“中央欧亚型国家”,从而把清朝从中国正统王朝的谱系中剔除。然而,传国玉玺恰恰不是内亚政治传统中素有的象征正统的基本权力符号,林丹汗和皇太极看重所谓传国玉玺所承载的正统性,反而凸现出中国政治传统对内亚政治传统的改造。

中国历史中的第三类“内亚性”,表现为汉族在日常生活层面上受到的内亚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具体反映在衣食住行、娱乐、艺术、宗教甚至行为规范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过去历史研究者常用略失笼统的“胡化”一词指代的许多具体事物、现象,其实都与“内亚性”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向达、薛爱华、贾敬颜、吕一飞、陈三平等学者的著作中找到较为集中的答案。而我们今天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某些汉语词汇,如马、哥哥、荷包等,词源上很可能来自内亚地区,对此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杨虎嫩对“马”的词源学考察,以及陈三平和司律思对“哥哥”和“荷包”两词所作的个案研究。不过,按照多年以前葛晓音的一个概括性论断,这第三类表征中的许多具体现象如衣食住行等所经历的“胡化”都属于较浅层次的文化接受行为,还不足以显示汲取它们的汉族群体已经在精神面貌上也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

澎湃新闻:您举出了许多学者的研究来解释何为“内亚性”与“内亚视角”,能否再请您结合具体例证为我们说明一下?

钟焓:不妨这样说,“内亚视角”是一种站在内亚民族的立场上,对历史现象的独到观察和解读。可以举历史上非常著名的“靖难之役”为例稍作说明。大家都知道,本来这次夺权之争所涉及的两位人物明成祖朱棣和惠帝朱允炆是辈分存在明显差异的叔侄关系。仅仅在“靖难之役”结束后两年,前往中亚帖木儿汗国的西班牙使者就在撒马尔罕附近获悉了发生于明朝内部的这场政变。不过使臣从当地打探到的消息却是明朝皇帝去世后,遗嘱规定帝国疆土由三位皇子分别统治。结果大太子试图兼并两位兄弟的封地,以致引起了内战。最终大太子因战事失利而自焚身亡,新的天子随后即位,并遣使出访帖木儿汗国催索贡品。因此,叔侄之争的信息传到了中亚一带以后,被改换成了兄弟冲突。耐人寻味的是,在后来的《黄金史纲》等蒙古史书中,同样是将此次内战说成是名义上的兄弟之争,只不过一为洪武皇帝的亲生子,一为被洪武帝当作义子抚养长大的元顺帝之子。

两者的一致性并非偶然,因为我们在内陆亚洲地区流行的众多始祖起源传说中都能找到这种“兄弟之争”的母题模式。譬如《宋书》记载的慕容鲜卑部首领去世以后,长兄吐谷浑因为与弟弟在放牧中发生纠纷,于是带领部下离开故土远迁青海。十一世纪的波斯文史书《记述的装饰》也记载了两个相同类型的故事。一是说中亚草原的基马克汗国的始祖本是鞑靼部落首领的幼子,父亲去世以后,和继承首领职务的兄长不和,最后设法离开故土,前往额尔齐斯河一带定居。二是说西州回鹘原来的可汗被其兄弟阙特勤用武力起兵推翻,于是后者成为回鹘人的新任可汗。

以上这类故事,很可能并非史实,背后反映出的是内亚民族习惯用一种兄弟相争的叙事模式来解释统治权力在男性亲属之间的转移,以及由此产生的统治家族的分裂-再生现象。如果深入挖掘产生这一叙事模式的社会机制的话,这显然与傅礼初总结的内亚民族中常见的“血腥的竞争继承制”有着内在的关联。同时,人类学家克拉德在《突厥-蒙古人的社会组织》一书中,也揭示了草原游牧社会的一种二元化模式:部落首领晚年在分配政治遗产时,经常倾向于将政治头衔传授给社会经验和阅历人脉都相对丰富的长子,又将部民财产更多地赐予通常肩负“看家守灶”之责的幼子,这样一来,更是为容易发生权力竞争的兄弟双方同时都打下基础。因此,帖木儿汗国的民众和草原上的蒙古人不约而同地把本为叔侄之争的“靖难之役”重新解读为符合他们自身观念的“兄弟之争”。这一不合史实的刻意修改恰恰正是以“内亚视角”理解历史事件的真实写照。

澎湃新闻:您曾经从“内亚视角”出发研究辽史,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您的研究成果?

钟焓:我曾在《历史研究》2014年第4期上发表《辽代东西交通路线的走向》,具体的分析、考证,这里不赘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寻找原文阅读,不妨简单介绍一下我的结论。

十一世纪后半期成书的《突厥语大词典》及其他穆斯林史料中曾经提到,在契丹和西夏边境有一座“可敦墓”,有些学者认为,它位于河西走廊北方或漠北草原的可敦城等地方,但经过考证,我认为,“可敦墓”其实是相传为王昭君墓的“青冢”,并且还被用来指代处在“青冢”附近的辽代西南面招讨司的治所丰州。


丰州在辽代东西交通中的地位非常重要,这既是因为它恰好位于传统意义的北方丝绸之路要道上,又得益于十世纪后期夏州党项势力的突然崛起。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积累的大量考古成果显示,这条穿越广袤漠南之地、主要联接辽东与河西,甚至还可以继续向西延伸的北方丝绸之路,在公元四至五世纪就已正式形成,在北魏定都平城和十至十一世纪的辽代相继经历了两个较为繁荣的活跃时期,而丰州所处的今呼和浩特一带在这条东西交通要道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则历久未变。呼和浩特市坝子村北魏古城遗址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出土的来自西方的萨珊波斯银币就是其要冲位置的早期证明,而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及驸马墓和朝阳耿延毅辽墓中所出的西方玻璃器皿等珍贵外来物品等则见证了这条草原丝绸之路在第二个时期的繁荣。

从具体的时代背景来看,十世纪后期夏州党项首领李继迁反宋自立后,时局的变化驱使辽、夏建立起共同钳制宋朝的政治联盟。以此为契机,李氏利用所占据的党项地界的优越地理位置,转而将原先由此地前往宋朝的河西及西域的朝贡使团吸引到辽国的地界——这大致可视作东西走向的漠南道在辽代再臻繁荣的具体原因。而早先作为西南面招讨司治所的军事要地丰州,也就凭借自身在夏州与上京之间的有利位置,进而成为这条要道上的通衢重镇。虽然此后辽朝又在西夏北边开辟了一条避开党项的、经由漠北前往河西及西域的平行通道,但据史籍记载,穿越大漠之路充满艰辛与危险,选择经由此路的风险要远高于漠南道。除了辽夏关系恶化及与西夏处于敌对关系的政治势力盘踞河西走廊的年份外,在其他情况下,人们必定会选择更加安全易行的漠南道。因此,辽代的西方客使主要是辗转通过丰州一带,最终抵达辽京。出现在今赤峰和朝阳一带高规格的契丹贵族墓葬中、源自西方伊斯兰世界的舶来品,颇有可能是通过以丰州为中继地的漠南路自西向东流入辽国腹地的。

而李德明时期(1004-1031)党项与河西回鹘之间的激烈争战以及李元昊时期的辽夏冲突无疑阻碍了这一东西交通干线的正常通行。以前者为例,辽朝曾在辽圣宗太平四年即已拟定致阿富汗吉兹尼算端的外交国书,然而辽使直到1027年才将国书交给对方君主,使臣旅途中的耽搁不顺自然是原因之一,而元昊统治后期及谅祚时期的辽夏关系恶化,则直接导致辽朝与西域的官方贸易有过十年时间的中断。不过从1065年以后直至辽亡前夕的半个多世纪中,随着辽夏关系的逐渐改善与西夏在整个河西走廊建立起稳固的统治,最终这条以交通便捷见称的丝路要道进入其最繁忙的全盛时期,从而将丝路两端的辽朝和喀喇汗王朝紧密地联为一体。

北方草原丝路的全面繁荣不仅表现在东西方商贸活动的活跃,还体现在大量西来客使在辽国境内定居。他们中间不仅有素以经商闻名的回鹘人,更有众多来自穆斯林世界的大食(大石)商人,以至后来记载宋金之际史事的《三朝北盟会编》引范仲雄《北记》所列举的1126年随金人一同南下攻宋的十一个部族中就有大石家。如此可观的大食人当然不会是在辽亡前夕的较短时间内才骤然迁徙入华的,其中多数人的父祖辈应当就已经在辽国境内安居归化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辽代五京中政治地位最突出的上京和中京附近均先后形成了像回鹘营和回纥城这类明显与安置西来客商有关的聚落或城址。

即便辽金易代,丰州作为丝路重镇的重要交通地位仍未受影响。我注意到,《金史》明确记载了金世宗大定年间(1161-1189)原居西辽京城骨斯斡鲁朵的回纥移习览(Islam)三人前来金朝西南招讨司贸易的史实,可见虽然出于历史原因,金朝与契丹后裔建立的西辽王朝之间的政治联系并不密切,但西域客商依然将丰州视为重要的贸易都市并继续前来此地从事商贸活动。改朝换代对丰州并无影响。到了蒙元时期,漠北的地位超过前朝,东西方联系更加频繁,丰州独享的南北道和东西道的地位还有所加强。

基于《突厥语大辞典》和相关阿拉伯语记载,我尝试着大致复原了一条从西域喀喇汗王朝出发,先后途经沙州、丰州前往辽朝京城的东西交通干线。而在这条东西交通干线上,丰州处于重要地位,而且这个地位在辽金元时期得到了长期延续,使得丰州这座城市成为继中唐至宋初的灵州之后,北方丝绸之路沿途枢纽地位延续时间最长的内陆城市。这些知识,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唐代以后北方丝路的路线变迁及当时丝路交往历史面貌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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