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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6-7-15 19:09

[原创]湘人曾国藩②   



zhvo2013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49-1.html


最近又看了一些资料,对于曾国藩之思想、之为人,之处世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试再行探讨一番。
首先必须声明,本文并不牵涉到贬低或者褒扬曾国藩,只是为全面剖折他,而进一步作些尝试。再说曾国藩本是我们湘人,那作为一个老乡也不会以抹杀其功绩,污蔑其为人,但也不会过分地抬高,吹捧。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句湘乡老话,话糙但理不糙:三担牛屎六箢箕。
曾国藩就是个读书人出身,真刀真枪打仗并不行,纸上谈兵,其文尚可。咸丰四年(1854年)二月,他精心组织的湘军出战,先发布檄文《讨粵匪檄》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岂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此文站在传统道德的制高点上,大声疾呼,对反对太平天国的所谓拜上帝教和保卫孔孟儒教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
湘军与太平天国作战凡十二年,由初期败绩转为相持,由相持转败为胜。在战略上, 曾国藩采取了先取武汉三镇,以扼上游,解决后顾之忧,而后步入江西,取九江,拔安庆,围天京,以取决胜。他坚决固守这一战略,即在危急时,也至死不舍。石达开攻江西,陈玉成攻安徽,李秀成攻江浙,绝不能牵动他的主力改变方向。甚至在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咸丰帝谕令湘军北援京师,他仍拒绝北上,坚持对外国侵略者采取“抚”(即妥协)的办法,他坚持这一战略部署的理由是“自古平江南之策,必拒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若仍从东路入手,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必至仍蹈覆辙,终无了期”。战争正如他所部署的进程发展的。这种不顾一切的坚持,也从侧面看出他作为一个湘军统帅“霸蛮”、持抝的特殊性格。
湘军攻陷天京后,“金银如海,百货充盈” 的天京,被湘军洗刧一空。其弟曾国荃抢得财宝最多。但曾国藩却奏称“伪宫贼馆,一炬成灰,并无所谓赋库者,然克复老巢而全无货物,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见之事”。于是人们疑虑重重,议论纷纷。其后曾国荃在家乡大建私第,置肥田一百顷,不纳租税,名声恶劣。
太平天国虽然被镇压,但北方捻军势力却迅速发展起来。捻军原为捻党转化而来的北方农民起义军。(“捻”原是淮北方言,一捻即为一伙或一帮的意思。)清廷原想由满蒙贵族将领收拾捻军,但尝试后已无人可用。只好又请曾国藩出马。同治四年(1865年) 五月,曾国藩率军出征,他一反增格林沁“穷追猛堵”的战术,釆取“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专事近剿,不事尾追”和“以静制动”的战术。在临淮、济宁、周家口、徐州等地驻扎重兵,令当地地主乡绅修筑圩寨,实行坚壁清野。又东以运河,西及沙河、贾鲁河,南以淮河为防线,北至朱仙镇至开封和黄河南岸挖濠设防,以围困捻军。捻军则使用运动战术,东突西击,于同治五年九月冲出防线而去。曾国藩的剿捻计划破产,他不得不承认“打捻无功”。
曾国藩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封建统治的理论家和实践家,又为最早的洋务派大官僚,中国洋务运动的开辟者。又是近百年来主张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所谓“安内攘外”政策的祖师。他总结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封建统治理论。他认为治理天下的办法,在于如何运用孔孟的所谓“王道” (指儒家的三纲五常)和法家的所谓“霸道”(指法家的刑狱杀罚一套暴力镇压工具)等一套统治办法。提出盛世用“王道”,乱世用“霸道”,平时互为参用,将儒法二家的统治思想加以作合,这其实也就是历代统治者使用的软硬两手,不过他把它提到了理论的高度。
但他主张必须根据时代的变化和需要,进行某些变通,在变通中去寻求维护理学的传统。他所以讲究经世致用,使用洋枪洋炮,创办洋务军工,就是基于这种思想。他的眼光要比一味囿于理学的官僚敏锐实际。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实际起源于曾国藩,但发挥于李鸿章、张之洞。
曾国藩很推崇程朱理学(程:指程颢、程颐兄弟、亦称二程,北宋河南洛阳人,是理学奠基人,朱指朱熹,南宋江西婺源人,他将二程理学发展为完整的理学体系) ,并加以继承和发扬。他认为:“天地间有理有气”。他所说的“理”不是物质概念而是道德观念,他所说的“气”是物质概念。他认为做学问的目的,在于恢复人的天性,即在恢复“理”,也就是认识封建的三纲五常之类的礼教。他强调学习理学要“格物”、“诚意”,即既要研究,更要力行。湘军之所以不同于清朝其他军队,即在他重视用封建伦理来教育军队,用一条看不见的绳索束缚其兵勇。
曾国藩在政治上主张清廉。他批评清曾国藩吏治的腐败,提出:京官办事的通病,一是“退缩”,二是“琐屑”,外官办事的通病,,一是“敷衍”,二是“颛顸”(糊涂马虎)。认为“榛棘(丛生的草木)不除,则则兰蕙减色,害马不去,则骐骥短气” 。人才选择的标准应是:“祟实黜浮”,“力杜工巧”。
由此他保举、识拔大批人才于基层,如湘军将领鲍超、罗泽南、李续宾兄弟、彭玉鳞、杨载福等。他推荐江忠原任安徽巡抚,胡林翼为湖北巡抚。李鸿章原为他的门生,认为“才大心细,劲气内敛”,初举为江苏巡抚,后成为清朝相国地位的人物。左宗棠与之意见不合他不介意,认为“才可独当一面”,保举为浙江巡抚。还力荐在籍道员沈葆桢为江西巡抚。李、左、沈三人,论资格都是不够格的,李沈是进士授知县,左是举人,但他用人唯才,不拘一格。
曾国藩一面满口儒家的仁义道德,一面却不得不“乱世用重典”,残忍地屠杀人民。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他指示地方官吏“捕人要多,杀人要快”,“不必拘守常例”,俘获太平军官兵“一律斩无遣”。咸丰十一年(1861年),攻破安庆“大杀三日,全城男女老幼无一存留”。同治三年(1864年) 攻陷天京“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由于他的疯狂杀人,人们赠以“曾剃头”的绰号,形容他杀人如剃头。到了晚年,对自己一生“以杀人为业”也深有感慨,“……涉功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余久处行间,日日如坐针毡”。难为其免不了的良心自责。
曾国藩很重视修身养性,目的在“始于修身,终于济世”。其中心特别强调:立志、求知、敬恕、忠信、反省、慎独、谨言、有恒、勤俭、谦虚等内容。并做日记经常自检。这些言论大量地出现于家书、信札之中。
曾国藩有许多家训,也大多散见于家书中。他谆淳告诫子弟,要保持“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要求他们亲身参加打草、拾柴、捡粪、插禾、锄地、收割等农事劳动。勤持家务,要执行他祖父遗下的八字诀: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即读书,种菜,养鱼,喂猪,早起,扫屋,祭祖,睦邻八件事)。他认为“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仍是长久之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预为之计”。这些都是他苦心诣意,维系封建家庭的经验和处世的总结。
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五日,曾国藩在南京两江总督任所,由儿子曾纪泽陪同下到花园散步,忽连呼足麻,扶回书房,端坐而逝。终年六十二岁。
曾国藩的政治军事思想,他的吏治用人,他的治学修身,创办洋务等等活动,很有值得探讨的经验。章太炎曾评论说:“ 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这很说明曾国藩复杂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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