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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6-7-16 20:28

中国动画发展的民族文化根基



zyesheng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49-1.html


  
  一、增强民族文化语汇。
  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发展,使人类文化也趋向于全球性的交融汇合,在全球化的进程当中,为了避免失去自身的独立文化品格,我们就必须要向传统文化的深处进行深拓。所以“民族化”的道路,成为了全球化语境的发展必然,动画的发展也不例外。

  中国本土文化从19世纪中叶以来,就开始与西方文化进行碰撞交流,不断地充实、成长,因此对于中国自己的文化确认,是离不开世界文化历史参照的。

  国外的先进文化,我们应该勇于借鉴和吸收。著名国画家潘天寿指出:“外来之传统,亦须细心吸收,丰富营养,使学术进步,更为快速,更为茁壮也。故以文艺而言,由于技术方式、工具材料、地理气候、民族性格、生活习惯之各不相同,往往有某部分某方面,有所不融和者,应不予以吸收,以存各不相同之组织形式、风格、习惯,和群众喜见乐闻之要求,不可囫囵吞枣,失于选择也。”18所以借鉴外来文化,我们应该有所选择,以满足和发展本民族文化为要求,切不可本末倒置,在世界文化的借鉴中迷失自我。独立文化品格的树立是中国动画发展的必然选择,只有深入挖掘自己的特色和民族文化个性,才能在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中,形成独特而鲜明的艺术风格和美学品质。

  “中国学派”就曾经有过多元而鲜明的文化个性和艺术风格,从而在整体上形成丰富而多元的艺术文化景观。“一个艺术家不能随便运用别人创造出来的现成的形象,去表现自己的特殊经验,他必须亲自为自己的经验创造形象。”196每位动画创作者对于同一事物都会存在不同的感受和体验,只有将个人的艺术理解和文化积淀运用到动画的创作中去,才能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鲜活的艺术生命,从而给人们展现出一个新的审美视界和多元化的动漫发展艺术景观。

  二、把握民族文化心理。
  2000年3月,国家广电总局颁发《关于加强动画片引进和播放管理的通知》,规定电视台每天每套节目中,播放引进动画片的时间不得超过动画片播放总量的40%。虽然我们通过各项措施,对国外动画进行严格的播放控制,但依然扼制不住国内大量受众对国外动画的热情;不论国外动画作品是否带有文化侵略意味,暗藏多么深厚的殖民意识,如何播眯目……我们至少可以从大量的国外动画作品中看出,其确实存有优秀的一面,有吸引观众的一面,也有顽强拼搏、积极上进、突显个性的一面;同时在其动画作品中不仅体现着浓郁的异域文化色彩,还具有大众性、娱乐性的时代特征。正因为以日美动画为代表的外国动画满足了各年龄层观众的审美心理和审美需求,才使观众心理上产生了认同,从而产生了极大的参与兴趣和热情。

  既然国外动画已经进来了,而且通过20多年的积累,已经在我国培育出了几代美日动画迷,他们已经对国外的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心理认同。我们文化工作者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如何改变这些观众的审美趣味,而是如何应对这样的现状。对其播放时间的简单控制,并不能阻碍人们对它们的偏爱。我们应该从实际出发,从创作入手,从观众的审美心理入手,这才是我国动画长期发展战略中重要的一环。有动画作品质量和美学品质的双重提高,才是中国动画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不应该对国外动画的大举“入侵”进行回避,而应该勇于面对,并且在交流对话中借鉴其成功的创作经验和发展模式,吸取其优秀的成果,师夷长技,从根本上振兴我国的动画产业。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对动画个性的追求,必须要建立在时代的文化立场之上。在动画作品的个性化发展创作中,不仅要体现出时代的呼声,而且要满足受众的审美趣味和接受心理。当前,动画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对受众的定位阶段,这样对于动画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要细化受众群体,因为任何作品没有绝对意义上的老少皆宜,只有相对层面的理解认同。只有对各个层次的受众进行细分,才能准确地把握各层次的审美趣味和价值理想,只有发现不同层次的心理需求和审美期待,把握各年龄、各阶段、各层次的审美趣味和接受心理,我们的动画作品就能体现出其多样化和个性化的艺术特征,得到观众的欣赏和喜爱。如日本的漫画因受众的不同,对漫画也就有着不同的分类,像格斗漫画、少女漫画、竞技漫画、科幻漫画、商业漫画等,这样某一类型的漫画就可以满足欣赏习惯相同且在不同年龄层的受众。大量国外经验表明,对动画受众的细分和深入研究,是动画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动画个性化、产业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多层次、多维度的视角对生活和世界进行体察和理解,才能在动画事业的进程中增强其个性语汇的发展,也只有不断地调适当前的创作思路,才能在动画的创作中有所发展,从而回归深层民族文化的时代传承和弘扬上来。

  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印藏文学的蒙译工作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呼和浩特的锡勒图固什绰尔济把西藏佛教史上的杰出人物仲敦巴的传记《子经》译成蒙文。另外,锡勒图固什绰尔济又把西藏诗人米拉列巴的传记和他的徒弟达克巴多尔济的道歌译成蒙文。仲敦巴的师傅印度学者阿底峡的言论汇编《父经》由卫拉特的咱雅班第达译成托忒蒙文;1720年西藏的佛教教义的文学作品《喻法论》及其注疏首次被译成蒙文并版行。西藏大作家萨迦班第达・衮噶扎勒森创作的《萨迦格言》及其注疏多次被译成蒙文,其中察哈尔格卜什・罗卜藏楚勒图木的译文和他写的注疏很有影响。西藏的托古作品《伏藏》中之最有名的《玛尼干布》(松赞干布王的文集)前后三次被译成蒙文。西藏的《如意宝饰》、《魔尸的故事》等故事集,这些不仅都译成蒙文,而且早在蒙古民间得到流传。举世闻名的印度英雄史诗《罗摩衍那》的部分内容由卫拉特人咱雅班第达、内札萨克蒙古达云西库固什和却扎木措等人前后翻译过三次;乌拉特人津巴多尔济在他著的《水晶鉴》中引用过《罗摩衍那》的一些故事;卫拉特人中保存的一本名为《养生汗传》的托忒文本,这是至今能见到的《罗摩衍那》的最详细的翻译,共有8章。印度著名的佛陀传记《故事海》由固什绰尔济翻译;《乌善达喇汗传》由阿旺丹丕勒翻译。另外,印度民间故事汇集中的主要部分也被译成了蒙文。如《魔尸的故事》的一部分以《艳丽太阳王后传》的名称,在蒙古地区得到流传;《三十二个木头人的故事》,在蒙古地区有《毕噶尔米济特汗传》、《阿喇杰・布尔杰汗传》和《苛则纳汗传》等三种本子。这些本子均源于《三十二个木头人的故事》,但在翻译或流传过程中,受蒙古文学影响,有了较大的变异。

  医学方面,清代的蒙古族医学在传承本民族传统医学的基础上,尤其是通过吸收藏传佛教寺院相关学部医学知识之后逐渐进入了全盛时期。有清一代,寺院是蒙古族医学人才成长的摇篮,寺院中对医学教育是十分重视的。蒙古地区较著名的寺院均设有医学学部(曼巴扎仓)。18世纪,卫拉特著名喇嘛松巴堪布・伊西巴勒珠尔在深入研究藏医经典《四部医典》和印度医学巨著《医经八支》的基础上,结合传统的蒙医学和临床实践,撰写了著名的蒙医学著作《四部甘露》和《认药白晶鉴》。《四部甘露》系蒙医学基础理论的经典著作,著名的蒙医学“六基论”理论即来源于此书。方剂学著作有占巴拉用藏文写的《方海》(又称《蒙医金匮》)收有一千七百余单方,二千余配方;乌珠穆沁公衮布扎布著《各种重要药方》(蒙文本),所收验方分102个专题;高世格著《普济杂方》

  (蒙文本)所收单方和验方均以蒙汉藏满四种文字合壁对照写成。诊断学著作有罗卜藏苏勒合木著《蒙医制剂和脉诊》
  (又称《脉诊概要》)重点论述了脉诊学原理。此外还出现了方便实用的《脉诀》、《号脉便览》等著作。药物学著作中除了伊西巴勒珠尔的《认药白晶鉴》之外,罗卜藏苏勒合木的藏文著作《本草分类》、占巴拉多尔济的《蒙药正典》等有较大的影响。另外,喇嘛医生们译著了诸多藏医著作。如《蒙藏合壁医学》、《医学大全》等等。

  天文学方面,藏传佛教寺院五大学部之一的洞阔尔学部(时轮学部)专门研习天文、历法、星占学。由于规模较大之寺院均设有时轮学部,使这一机构中传授和学习时轮学的喇嘛成为蒙古地区研究和培养天文历算学的专门人才。卫拉特著名喇嘛松巴堪布・伊西巴勒珠尔作为蒙古地区的著名的珠尔海家,不仅在寺院里主持过时轮学部,还于嘉庆四年(1799)建立过专门研究珠尔海的机构“珠尔海学塾”。他写的历算方面的著作是《汉历概要》、《算学明鉴、岁月计算新法》均由藏文写成,并广泛流传于蒙古地区。随着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藏历纪年在清代越来越多的被蒙古人所采用。

  三、蒙古语诵经对传承和发扬蒙古族传统文化的作用。

  有清一代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发展过程中“蒙古化”现象的另一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蒙古语诵经仪式的产生。
  16世纪后半期藏传佛教再度传入蒙古时,喇嘛或寺院的诵经仪式仅仅使用藏语诵经,尚未产生蒙古语诵经这种特殊现象。蒙古语诵经仪式的产生与藏传佛教高僧内齐托因的传教活动有密切的联系。内齐托因是卫拉特蒙古土尔扈特部贵族墨尔根特穆纳之子,大致生活在1587年至1653年之间。1607―――1619年期间他到西藏扎西伦布寺,在四世班禅指导下学习佛教经文,学成之后赴内蒙古地区传教。他在呼和浩特附近的大青山山内修行时,曾到呼和浩特参加那里举行的大召法会,因内齐托因用蒙语诵金刚经而遭到大召喇嘛们的非议。17世纪30年代,萨满教“翁滚”盛行的内蒙古东部的科尔沁等部蒙古人之所以最终皈依藏传佛教,与内齐托因的用蒙语传法有直接的联系。受内齐托因蒙语传法或蒙文诵经之影响,内札萨克蒙古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中旗的巴音和硕庙、昭乌达盟巴林右旗的特古斯布日德勒图寺、阿鲁科尔沁旗的赫西格西图格齐寺、扎鲁特旗的格根庙、察哈尔的察罕乌拉庙、乌兰察布盟乌拉特旗的梅力更庙、呼和浩特的小召、外扎萨克蒙古莫尔根王旗的浩尼齐庙、图谢公旗的毕力宫寺、北京的黄寺等寺庙在举行各种法会时全部用蒙文诵经。据统计,在内外蒙古蒙文诵经的寺庙共计64座。以蒙文诵经的蒙古地区寺庙中,乌拉特旗梅力更庙最为典型。在近二百多年的历史当中,该寺比较完整地传承了蒙古语诵经的诵经体系。梅力更庙的蒙古语诵经经过了从“老诵经法”到“新诵经法”的发展阶段。“老诵经法”是通过初创者内齐托因及其弟子梅日更格根一世鼎瓦喇嘛以及经师乌古里衮达赖、诺们达赖、丹毕坚赞等高僧的努力下形成的。

  其特点是经文的翻译过多地局限于原文词句,逐字逐句的机械翻译造成了译文接近于长篇文章的形式,缺少诗律特征,诵经韵调基本运用原有的藏文诵经韵调,经文与曲调不协调,尚未形成适合与蒙古语经文的具有相对独立特点的诵经韵调。“老诵经法”虽然有不足之处,但在它的形成过程中基本完成了藏文经典的翻译工作,并且将其运用到了实际的诵经仪式中,实现了蒙古语诵经仪式的初期模式,为“新诵经法”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蒙古语“新诵经法”的彻底完善是在三世梅日更格根罗桑丹毕坚赞时期。他翻译、编著大量的经文以及世俗诗词、歌曲之外,还著有三十三章《黄金史》、《梅日更格根医方》、《阴山药物》等重要历史和医学著作。他还根据蒙古萨满教经文撰写了《伊孙苏力德腾格里音桑》、《圣祖成吉思汗桑》、《百老翁桑》等大量的仪轨文使用于各类佛教仪式中,并根据本寺“查玛”乐舞,于1750年编写了《钻石》一文,详细阐述了蒙古“查玛”乐舞的表演意义和详细的表演步骤。尤其是他与经师诺们达赖合作,在已有佛教经文的基础上,对照梵文、藏文经典翻译成蒙古文经典,将翻译后的经文统一为具有严格格律的诗歌形式重新创作、配置了诵经韵调和模式,使得蒙古语诵经更加符合蒙古语言的特点,与原有的“老诵经法”相比有了明显的改进。“新诵经法”的主要特点在于将佛经译文规范为诗歌形式加以严格的格律化,重新创作编配了诵经韵调,实现了经文与诵经音调的完美结合。这种具有蒙古音韵的格律化佛经诵经方法,既有利于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喇嘛同时诵经的节奏,又便于不识字喇嘛们背诵长达几百几千行的佛经。〔5〕总之,蒙文诵经的格律特点虽然受到印、藏诗歌格律的影响,但由于蒙古语言文字自身的特点以及罗桑丹毕坚赞所创诵经韵调的独创因素,使得传承至今的蒙古语诵经在诸多方面与藏语诵经有很大的区别。这不仅对传承蒙古族传统文化起了重要作用,而且通过蒙古文诵经,佛教的蒙古化更为明显,富有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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