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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6-7-17 20:41

滕仁:中东铁路“地亩处事件”述略



zyesheng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49-1.html


  一 中东铁路管理局地亩处之概况

  中东铁路管理局地亩处是隶属于中东铁路管理局专司管理和经营中东铁路附属地土地的重要机构,其前身是中东铁路管理局民政处下设的土地科,1904年11月5日更名为东省铁路沿线管理与土地开发处,1905年1月1日起改为中东铁路管理局地亩处。
  自1896年中俄《御敌互助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签订之后,俄国终于实现了其“借地筑路”的侵华计划,并于1897年开始修筑中东铁路。随后中俄两国又接连签订《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合办东省铁路公司章程》和《东省铁路公司续订合同》,对中东铁路修筑各项事宜做了详细规定。其中《合同》第六款规定:“凡该公司建造、经理、防护铁路所必需之地,又于铁路附近开采沙土、石块、石灰等项所必需之地,若系官地,由中国政府给与,不纳地价;若系民地,按照时价,或一次缴清,或按年向地主纳租,由该公司自行筹款付给。凡该公司之地段,一概不纳地税。依据此项条款,沙俄以“铁路附属地”的名义开始大肆侵占铁路两侧的大面积中国领土。
  中东铁路当局征收大片中国官民土地的同时,还千方百计不断地向外拓展,占用土地面积远远超过了铁路建设实际所需用地面积。1902年,沙俄财政大臣维特“视察”中东铁路时,就曾以种种文化和商业特点为理由,认为“应该适当扩大征地面积,南部增加600俄亩,东部和西部一些较大的车站增至3000俄亩”。1906年黑龙江将军程德全也报告称:“铁路历年展占吉、江两省地亩,每一火车站,多者数万亩,少亦数千亩,皆非公司势所必需,不过以铁路为名,设肆招商,坐收地租之利。”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秘书石福篯提交的地亩调查报告书中所列数据更为详尽,“统计全线长三千华里,共占地十六万二千四百四十三华垧,平均路线一里占地五十四垧有奇,易词言之,即平均路线两旁各占地九十丈”,“查敷设铁道占用地亩世有定律,上开数目时所创闻。由于铁路铺设,周边土地价格飙升,地亩处通过出租土地获取大量“地价上涨的利润”,却凭借《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第六款之规定,“概不缴纳地租”。
  地亩处向外出租土地方式分为长期出租和短期出租两种。长期出租的最长期限与中东铁路租让期相同为80年,租金一次付清。租地契约由租户和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共同签字生效,契约内容包括租用土地的位置、面积、租用期限、租金和租地户应遵守的规章等。按照规定,租地户必须在签订契约之日起,在不迟于两年的期限内进行建房或整理土地,不执行建房要求则契约不再有效,铁路局有权收回租地不返还已交付的租金。此外,租地户必须遵守所有公安、卫生、商业、工业和其他部门的规章,以及铁路局颁布的规章。不经铁路局准许租地户不得将租用的地段私自转让给他人,租用地段上建成的房屋,只能租给在中国东北有居住权的俄国公民和中国公民。公正税、契约的印花税均由租地户支付,在向俄罗斯法庭出示契约时的印花税也由租地户支付。执行契约过程中,双方发生争执时提交边区海山崴(原文如此)法院判决。契约原本由租地户保存,中东铁路管理局保存复制本。短期出租的最短期限为1年,由租地户出具甘结,经中东铁路管理局地亩处处长审订签字和公证人签字后生效。甘结内容包括租用地段的位置、编号、面积、用途、租期、租金,以及租地户对铁路局的有关规定和要求的承诺,签署甘结时年租金一次付清。租用者无权在租用地段上挖沟、挖坑,或进行某种破坏土地的活动,除建立经商的小铺外,无权在租用地段上建住房,租期结束时租地户要在两周内拆除地段上的建筑物,否则该建筑物归铁路局处理。不经铁路管理局的书面批准,租地户无权把租用的地段转让给他人,如有违反甘结条款情况出现,甘结立即无效,铁路管理局有权收回出租地段且不返还所交租金。对短期出租的土地,中东铁路管理局地亩处每年都按月进行统计。
  地亩处内设俄籍处长一人,俄籍副处长一人,1924年添设华籍副处长一人。地亩处下设林场、农业、会计、测绘、总务、基建-卫生、技术-地界等科室,其主要职能是通过短期和长期出租土地的方式经营土地铁路附属地土地;管理租用土地的契约和甘结以及土地用户转让土地的公证文件;管理工商企业的事务、发放工商企业经营许可证,登记、征收当地各工商企业的税金,管理村镇居民的福利设施;制定各项与社会秩序的行政命令,各项商业法及与经营土地有关的法规;掌管破坏社会秩序和行政法令有关的司法工作;监察居民生产、生活和管理公共设施等。此外,地亩处辖下还有生产松节油、松香、桐油、松焦油以及家具和地板块的木材加工厂,为附属地区域提供种子、树苗、奶制品、农机具等的农艺机构等附属单位。
  地亩处在其实际运行过程中,已经严重超越了合同所规定的商业范畴,其职权范围涉及了财政税收、治安司法、市政管理等多个方面,“凡租放地亩,征收税捐,开辟道路,规划户居等事悉属之”,“区划城镇,显有殖民之意,有碍行政主权,铁路沿线黑吉两省人民深受其害。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苏维埃政府在第一次对华宣言中曾声明:“愿将中国东部铁路及租让之一切矿产、森林、金产及他种产业,由俄皇政府与克伦斯基政府及霍尔瓦特、谢米诺夫、高尔恰克等贼徒与从前俄军官商人及资本家等侵占得来者,一概无条件归还中国,毫不索偿,但宣言中的承诺并未得以实现。受到十月革命的鼓励和影响,中东铁路的中俄工人也积极行动起来,多次举行罢工、示威游行等活动,但屡遭镇压,以霍尔瓦特为首的沙俄残余势力仍然把持着中东铁路及铁路附属地的行政权和管理权。1918年7月,霍尔瓦特更是自任“俄国最高临时执政官”,“直到在人民协助下恢复国家秩序及召开自由选举的立宪会议以确定俄罗斯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为止”。
  1920年后,北京政府和以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为代表的奉系集团开始积极谋划,利用俄国布尔什维克和白俄分子之间的矛盾,陆续成功收回中东铁路的军队护路权、行政权、司法权和设警权,在中东铁路上升起了中国的五色旗,“中东铁路不再是‘作为俄国租用的领土的附属地’,重新成为中国的领土。随后在1920年12月又在南由长春起至哈尔滨止、东由哈尔滨起至绥芬河止、西由哈尔滨起至满洲里止的范围内设立了东省特别区,负责管辖中东铁路沿线两旁11公里以内的地方。北京政府和奉系集团的一系列举动,暂时稳定了中东铁路路区、以至整个东北地区的局势。但是“在东路上悬国旗,置军警,表面上似觉完善,然铁路营业权及路线两旁之地亩管理权,完全握于俄人之手。“铁路俄员逐渐将所占房屋、地亩擅自转售日本、英、美诸国侨民。地亩处长俄员关达基更于华民久经租住之地促令迁徙或增加租价”,1921年3月还在哈尔滨道里区推行招标出租土地的新办法,继续以拍卖等方式出租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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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中东铁路地亩处之接管及地亩权收回之经过

  (一)秘密谋划,强行收回
  为收复地亩权,已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张作霖在1923年5月20日致电东省铁路督办王景春,“东路界内事宜,业经特设行政长官管理,所有东路路局原有地亩处一切权限,查与行政长官均有重大冲突,亦与原订合同所载之土地主权完全属于地方官厅之规定显有不符。长此放任,与我主权大有妨碍,应请通盘筹划,向路局提议即将该路附设之地亩处撤销,应管事宜,改归行政长官管理”。7月28日,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朱庆澜发出布告,“查地亩处职掌所载各条多属行政事宜,按之管理东省铁路续订合同第六条所载,公司以后所有之权利,所有之义务,无论何项,均应严行限制于商业范围之内,所有一切政治事项,均应禁止之规定,显有抵触。同时宣布“将路局所设地亩处撤销,应由本署设立东省特别区地亩管理局,并派张镇守使焕相兼任该局局长,定于本年八月一日实行接管。唯所有从前地亩处该管事宜,凡系专属营业部分不背合同者,仍得酌拨路局保留之。曾经转租与各国侨民之地亩,凡订有租地合法契约者,仍一律继续有效。其旧有俄员,得受特别区地亩管理局之差委,照旧办事。该布告一经公布,随即引起俄、日、美、英、法等多国抗议。8月1日,东省特别区地亩管理局正式成立,发布元号公函撤销原中东铁路管理局地亩处,宣布滨江镇守使张焕相就任局长并启用关防,并陆续在哈尔滨、安达、扎兰屯、满洲里、一面坡、横道河子、绥芬河以及张家湾等地分设八个地亩分局,分段管理中东铁路地亩事宜。同日,“张焕相带领一队全副武装的警卫队进入中东铁路管理局办公大楼,准备强行接手地亩处,但遭到地亩处俄籍处长关达基的抵抗,大量的文件、地图和包括出租契约甘结等材料被隐匿在一个金属的和一个木制的柜子中,并锁在带有美、法、英、日四国领事封条的地亩处储藏室中。

  (二)列强干涉,收回受阻

  7月28日的布告一经公布,即引起俄、日、美、英、法等多国抗议。7月31日,日本驻哈总领事山内、美国领事翰森、英国领事菲利普、法国领事普伦敦等人召开紧急会议,妄图干涉东省特别区收回中东铁路管理局地亩处。以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沃斯特罗乌莫夫和关达基为首的白俄分子的抵制,以及美、法、英、日四国领事的干涉,导致地亩处的接收工作无法顺利进行。8月3日,吉林督军孙烈臣抵达哈尔滨,奉命协助东省特别区办理接收地亩处事宜,8月13日,黑龙江督军吴俊升也奉命抵哈,吉黑两省军事统帅的直接参与表明了奉张集团对收回中东铁路地亩权的坚定决心。
  在此情况之下,白俄分子通过外国驻华领事和道胜银行继续阻挠东省特别区当局接收地亩处。8月6日,美、英、法、日、意、瑞典各国驻哈尔滨领事致函哈尔滨交涉员蔡运升,认为“东省特别区长官公署设地亩管理局接管中东铁路管理局地亩处,对各国商民有直接或间接影响,并提出抗议。”[23]8月7日,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沃斯特罗乌莫夫等铁路俄方要员与华俄道胜银行北京分行行长,华俄道胜银行哈尔滨分行行长,法国驻哈尔滨领事等召开会议,共谋反对中国当局接受中东铁路管理局地亩处办法。8月11日,驻华英、美、法、日四国公使照会中国政府外交部,就东省特别区收回中东铁路管理局地亩处提出抗议,认为该行为“有违于华盛顿会议精神,并损害了各国在中东铁路地区的特许权和治外法权”。24日,意大利驻华公使也附和四国提出抗议。针对各国的抗议,奉系集团和东省特别区方面积极应对并严词驳复,8月22日,张作霖在保安总司令部召集孙烈臣、吴俊升、张作相、张汉卿、杨宇霆、王永江、张寿增等,召开紧急会议,对于中东路地亩问题,“无论如何,决不变更既定方针。”按照这一精神,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照会各国公使,“查接管东省铁路地亩处一案,原系依据管理东省铁路续订合同第六条规定办理,纯属我国内政范围。”“实以该处职掌各项事务多属违背原订合同,兼且侵犯国家行政。”“依照旧订合同第六条所载,中国政府得随时严重取缔之规定,将其职掌中违约之部分撤销。并经布告中外商民人等,凡从前与该地亩处有租地合法契约者,一律继续有效,与中外商民人等之权利,并无丝毫影响。”“此事纯属我国内政……原无答复之义务,但恐真相未明,故为解答如右。”29日,在电询过东省方面之后,北京政府外交部也向各公使发出照会,强调收回取缔地亩处乃是严格依据东路续订合同第六条规定,“亦不致损害现时铁路营业权利,更无违背华府决议之精神。”并援引东路督办王景春电称,“东路前在海参崴所用地段,原系俄政府拨给,去冬该处地方官不但将地亩收回,且将东路在该地段内所有岔道、栈房、货厂、船坞各项设备,悉数收回,以致影响交通。各国均未有所表示。今东省因地方人民之请愿,依照合同规定,只将铁路不用之地收回,并拟给价。于铁路交通暨各国商民均无妨碍,与海参崴情事迥不相同,理由又极充分,各友邦当能谅解。吉林省议会、黑龙江省议会及各地商会也相继通电宣明支持收回土地主权。

  为代表,以考察中东铁路为名前往哈尔滨,妄图干预东省特别区当局收回中东铁路地亩处。在9月6日于哈尔滨中东铁路俱乐部发表演说,攻击中国收回地亩处是“野蛮举动”,鼓吹“恢复此事未发生之前原状,随后舒尔曼离哈赴奉天,并于10日与张作霖就中东铁路问题进行了会谈。在会谈中,舒尔曼表示“目前的形势已经威胁到中国以及外国势力的权益”,建议“通过会议的形式解决铁路土地所属权的争议”,并“向铁路公司董事会提交中国方面对铁路土地所属权要求的声明”。

  (三)彻查土地,坚持收回

  9月20日,张作霖致电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朱庆澜、中东铁路督办王景春、会办俞人凤,称“查东路地亩处职掌各事,多系侵害我国土地行政主权,收回管理自是正办。惟铁道用地应须地亩若干,用地之外附属地通计占用若干,亟应着手分别调查明确,以便解决。但未经解决以前,应认此案为调查时期,所有地亩处关于铁道用地以外之租放地亩一切事宜必须经由管理局核准后方得实行,其有在该局成立以后租放地亩未经该局核准有案者,一律作为无效,以清权限而免纠纷。至将来铁道用地与附属地应如何划分之处,统俟调查峻事,并行筹议办理。按照张作霖的指示,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与铁路公司磋商协议,“决定将地亩一切案件检交铁路督办会同派员调查。10月6日,由东省特别区长官公署、中东铁路督办公所、中东铁路管理局三方派人组织“中东铁路地亩调查委员会”,以便提出报告,处理善后事宜。然而,关达基等人并不配合,仍“私匿地亩图据,诡词抗争。在11月13日于中东铁路公司召开的调查地亩委员会上,关达基公开声称关于地亩重要图据,均被驻哈各国领事封锁,仅约定于19日将留存的图册检送查阅。对此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致电严重质疑,“查关于地亩一案……业经公司决议,承认在公司内现将一切材料检交督办代表调查……现在已逾两月,所有关于地亩一切材料,公司早应负责检查齐备。查且调查地亩委员并无该地亩处长关达基在内,何以仍令在场,饰词抗交?由于中东铁路管理局俄籍官员以及各国领事的阻挠,地亩调查活动在此后的近一年时间里进展极为缓慢。
  1924年5月31日,中苏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9月20日,东三省自治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中华民国东三省自治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政府之协定》(即《奉俄协定》),按照规定,中东铁路由中苏两国共管,为纯商业的企业,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至此,美、日、英、法等国在地亩处问题上的活动不得不有所收敛。9月23日,苏联新任命的中东铁路公司理事会副理事长谢列布略阔夫和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伊万诺夫抵达哈尔滨。9月29日,被美、日、英、法驻哈领事无理封存一年之久的中东铁路地亩处文件启封,东省特别区地亩管理局开始正常工作。10月3日,伊万诺夫就任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沃斯特罗乌莫夫及关达基等白俄分子被撤职羁押。
  地亩处的职权虽被东省特别区收回,但对于地亩情况调查仍在继续,地亩调查委员会自1923年11月13日至1924年3月15日在铁路公司召开正式会议10次,陆续收到调查地亩材料表册82件,各站地图200张。其中长、短期地租表册,仅有号数、面积、租价,而租户的姓名,租金欠缴情况没有记录,故3月15日之后,委员会派人赴铁路局将所缺内容补抄,其余在正式会议上所未尽之件以及有疑问的地方,也与铁路局主管人员进行接洽咨询。但由于“路局俄职员一再藉端延搁,设词推诿,导致调查一拖再拖。直到1924年11月调查地亩委员会向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递交了调查报告,详细说明了调查经过和调查结果,在报告书中详细说明了中东铁路占地总数、长期租地情况、短期租地情况、公用地情况,以及铁路局自列铁路用地情况。按照其最终调查数据,铁路局开列的铁路敷设直接用地和营业必需用地,“除哈尔滨一埠路局一再推诿至今,尚未开出需用数目不计外,统计三线铁路用地二万零八百五十六俄垧,合三万二千一百八十五华垧,约当全路占地总数五分之一,并经路局按站画出界限”,“界限以外之地即占地总数五分之四路局自认应归行政官厅管理,已无问题。”“唯查界限以内地亩,按之实际与必需用地仍未切合,应由地亩局按站实地调查,与路局开诚解说,重为划分。依照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1925年年初,东省特别区地亩管理局公布了《东省特别区地亩管理局暂定短期地亩租放章程,确定新户承租权以抽签法和投标法行之,其租价按地分等征收,中东铁路当局多占的土地始被陆续收回。9月8日,由张作霖具保,东省特别区地方审判厅释放了被羁押的沃斯特罗乌莫夫和关达基等人。至此,中东铁路地亩处事件方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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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关于地亩处事件的几点思考

  (一)“地亩处事件”是在北京政府、奉系集团以及东省特别区等多方面共同努力之下,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矛盾中审时度势措施果断的一次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利益的正义行动,是包括收回护路权、行政权、司法权、设警权,以及收回松黑航权在内的一系列主权收回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在内外交迫情况之下成功的对外交涉案例之一,是“中国近代以来从殖民者手中收复国家主权的开端,对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斗争产生重大影响。中东铁路是沙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产物,其意义远远超过了商业范畴,而中东铁路管理局更不是单纯的商业管理机构,而是“一个地道的货真价实的权力机关,是俄国侵略者对中国东北进行殖民掠夺和统治的常设机构,与其他帝国主义所设的总督衙门别无二样,是独立于中国主权之外的‘国中国’。中东铁路当局肆意违背中俄两国签署的一系列协定,篡改中东铁路合同和章程,无视中东铁路附属地是在中国有效管辖范围之内,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没有按约租给俄国,其行政主权理应归中国所有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强占中国大片土地,疯狂掠夺铁路沿线的各种资源,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面对这种情况,北京政府和奉系集团充分利用了对我国有利的各种条件,顶住了来自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施加的压力,交替运用外交、军事、政治几方面斗争手段,经过一年多的交涉和斗争,最终收回了被沙俄掠去近30年的地亩权。

  “地亩处事件”发生之时,正值东三省联省自治时期,奉张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失利之后退守关外,奉、吉、黑三省在奉系集团首领张作霖的统治之下已经宣告不受北京政府节制。奉系集团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后不仅在军事上遭受惨重损失,同时也大大降低了在北京政府中的地位和影响。徐世昌辞职后,直系势力全面控制中央政府,免去了张作霖东三省巡阅使、奉天督军兼省长、蒙疆经略使等职,在政治上给予奉张有力一击。而张作霖也针锋相对的宣布“独立”,并趁机整修军备,扩充实力,以谋再战。一时间央地关系十分紧张。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收回中东路地亩权等一系列主权收回事件的处理上,北京政府和奉系集团在战略上保持了高度一致,特别是美、英、日、法等国公使照会中国政府表示抗议之时,北京政府十分尊重东省特别区的意见,坚持既定方针,强调该事件乃是中国内政,顶住了来自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在关键时刻给予地方有力支持。北京政府与奉系集团在矛盾不断激化龃龉不断的时候,能够在“地亩处事件”上达成一致并默契配合,一方面是因为中东铁路地亩权的收回是捍卫主权维护国家利益的正义行动,不仅符合国家利益,同时也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因此北京政府虽政令不通,却也乐见其成;另一方面,张作霖在独立之后已同北京政府决裂,在地亩权收回一事上极为坚持,曾表示,此事件“原应由中央政府交涉,然于东三省治安,亦有绝大关系。苏俄对中东铁路的控制也严重侵害了奉系集团的利益,损害了张作霖在东北地区的统治权威。故此从苏俄手中收回包括地亩权在内的一系列主权也符合奉系集团的利益。

  (二)取缔中东铁路管理局地亩处,收回铁路附属地地亩权是奉系集团主导并极力推动的,从民族大义、国家主权角度来说是值得肯定的,但也应该看到,收回地亩权也是出于奉系集团自身的利益考量,在国家与集团的利益出现矛盾时,奉张还是以己为重。因此奉系集团的政策导向,特别是张作霖个人对待中东铁路问题的态度对整个事件的走向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奉军投入兵力约计5师10余旅,死于枪弹炮火之下约有2万余人,战伤及逃亡的约有1万余人,被直军围截缴械的约有4万余人,所剩残部约有2万余人,军费耗损约3000万元。战争的筹备和战时的供给导致军费开支居高不下,东北地区的财政收入中很大一部分被军方占用。战争之后,东三省的财政状况严重削弱,各省财库的大量资金已被军方拿走。在1922年之后,张作霖继续穷兵黩武,对奉军进行了彻底整编,改变军制、番号划一、扩充兵源,同时大规模的改善和更新军备,购置了大批武器弹药,还耗巨资订购飞机和战舰。奉系集团的扩兵备战进一步加重了财政负担,东北地区的财政资金几乎无以为继,这些问题迫使奉张寻找更多更稳定的资金来源以维系军费开销。此外,为了发展经济、推动东北地区的开发与发展,自1923年起,奉系集团开始实行新垦殖和移民计划,吸引更多的关内劳动力来东北地区参与经济生产。按照计划,大批“移民”中的70%被派送到黑龙江省,大约20%~30%的人被派到吉林省。在派往黑、吉两省的“移民”中,有一半人或者通过占有土地发展农业,或者通过在合适的草原上养马及其他牲畜而建立了农村。另一半人进入了林业,或进入了矿场。据统计,1923年到东北参与垦殖的民工人数至少为47.29万人,其中的23.52万人留了下来。这些在东北地区工作和定居的“新移民”需要奉系集团和当地政府为其提供大面积的土地建设居民区,其所从事的农业、林业、矿业等行业也需要奉系集团和当地政府提供更多的支持,以满足吸引更多“移民”的要求。中东铁路管理局地亩处所掌握的土地和所得地租以及其辖下的农场、林场、矿场等,正是奉系集团所急需的,这也成为奉系集团坚持力主取缔地亩处、收回地亩权的重要原因之一。
  虽然国家利益和奉系集团利益在收回地亩权上高度统一,但收回地亩权只是奉系集团的利益之一,在这一时期其目光主要还是局限于国内,主要矛盾是同直系集团争夺对中央政府的控制权。因此随着奉军的不断壮大,张作霖急于发动二次对直战争,一雪前耻,凭借武力插足中央,东三省上下都要无条件优先服从这一战略目标。正因如此,导致奉张在整个“地亩处事件”中态度前紧后松,这也是该事件拖延了近两年才得以最终解决的原因之一。
  从张作霖个人角度来说,纵观其一生,无论对沙俄还是对苏维埃政权都抱有深深的敌意和仇视,这种观念也直接影响到了奉系集团乃至在其统治时期的北京政府对俄对苏的外交政策。张作霖早年生活在辽西农村,这里是中国近代受沙俄帝国主义蹂躏最为严重的地区,张作霖亲眼目睹了俄国人的所作所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十月革命后,大批白俄难民涌入东北境内,生活困苦不堪,这种情况也让张作霖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产生了不好的印象,张曾说过“主义好?还能有俄国的进步吗?现在连面包都吃不上,饿死多少人。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张作霖始终坚持收回路权国人自治的信念,1921年12月5日,在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孟禄博士谈及国际共管中东铁路时,张曾表示“凡食毛践土的中国人,没有一个人能赞成这个办法的,你想想中国人还能有赞成那么办的吗?”“我姓张的是极端反对,无论他是什么国家、怎样决定的,我张作霖是绝不听那套的,我就知道中东铁路是中国人的铁路,应当归中国人管理,我自有办法,总之我是决不放松的。张作霖对于俄国、苏维埃政权以及中东铁路的看法和态度,在“地亩处事件”中也得到了体现。

  (三)“地亩处事件”发生之时中苏谈判正酣,中东铁路是双方分歧最大的问题之一

  苏联政府坚持对中东铁路的控制权,公开表示“即使俄国把中东铁路所有权交给中国人民,也不会取消俄国在这条铁路上的利益。但苏联政府也很清楚,中东铁路在奉张的势力范围之内,没有通过张作霖而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形同废纸,“张作霖的军事实力不仅能保障条约的签订,也能保障条约的实施。”所以在与北京政府谈判的同时,苏联与张作霖也在进行秘密联系。在加拉罕写给契切林的信中,明确地提出“我们需要张作霖不仅是为了实现‘最终目的’,而且还为了实现在中国和远东地区的近期任务。”“我们在莫斯科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关于中东铁路的问题确应与张作霖一起解决。在苏联看来,奉张方面也有同其建立联系解决中东铁路问题的意愿和需要,“在与我们没有友谊的情况下,张作霖——这是不稳定的平衡,他对明天始终缺乏信心……他做梦都在想登上北京的王位。然而,只有通过与我们达成协定和平解决中东铁路问题,只有与我们建立起足够牢固的友谊的时候,他才会无后顾之忧地向南推进自己的整个部队进攻北京。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苏联政府一方面公开谴责奉系集团放任白卫军分子在中东铁路沿线活动,另一方面以卢布赔偿、不支持冯玉祥和不宣传赤化为条件,利诱张作霖尽快与苏联签署协定,从而将中东铁路收为己用。
  苏联的这种政策也直接体现在其对“地亩处事件”的态度上。东省特别区正式宣布取缔中东铁路管理局地亩处之后不久,加拉罕即抵达哈尔滨,在其对中、日、苏三国记者的声明书中表示“若夫东省铁路,系以俄国资力所筑成,其于经济上为俄国、为中国、为满洲裨益匪少。故东省铁路问题必见圆满,信而不疑。该路问题,当由中俄两国解决,不许他国置喙。各国关于地亩租借权而干涉,殊属无谓。而公使团亦关于此问题,竟提出抗议,尤属可异。”[52]而在其写给契切林的信中则称,“中国人还干了一件蠢事:急于解决关于中东铁路地亩处的问题,在没有与我们签订条约的情况下使用了武力。这个尝试引起了外国列强的坚决反击,他们就此问题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照会,通过他们在奉天和哈尔滨的公使给张作霖施加压力。在《奉俄协定》签订之后,苏联虽然放弃了有损中国主权的特权,却继续控制铁路行政管理大权。接收了中东铁路之后,苏联对其他问题则不闻不问,不仅不肯兑现其之前对张作霖的承诺,在中东铁路事务方面也百般拖延,致使附属地地亩调查迟迟未能结束。对此张作霖十分不满,1924年11月19日,张在致朱庆澜的电文中严词指出,“东路地亩问题,协定第一条规定极为明晰,现在苏俄方面岂能复生异议?”“总之,苏俄于此事利用延宕,我方须用快刀斩乱麻手段应之。不但不可静待双方政府解决,以遂其延宕之谋;亦不可再沿袭地亩局旧案,自生纠葛。苏联对于“地亩处事件”的态度以及在中东铁路管理方面的一系列举动,为日后奉苏之间矛盾与冲突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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