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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6-9-29 11:32

【各国洋大人眼中的中华民国要人】[讨论]



红小 发表在 图说历史|国内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57-1.html


  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 1852―1925),英国外交家,生于爱尔兰,为农家子弟,就读於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的皇后学院,拥有文学硕士学位 。清光绪二年(1876)来华,先在北京领事馆任见习翻译员,曾于各口岸学习领事业务,对中国官场相当了解。1888年升为北京公使馆馆员,1891年成为中文书记长。1896年出任汉城总领事,1898年升为驻华代理公使,1901年成为办理公使,1906年成为驻华特命全权公使。1920年退休之后,曾出席华盛顿会议。1925年去世,享年73。
  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眼中的袁世凯

  1916年6月13日,就在袁世凯死后一个星期,怀着悲痛之情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致兰利的信中是这样赞颂他这位已故的朋友的:

  我对此人颇怀好感,他虽不幸逝世,但音容仍在……他早年在朝鲜就结识了不少英国友人,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仍是英国的一位忠诚朋友。他虽不懂英语,但却能说出他所有英国朋友的姓名,经常向我谈及他们之间的往事。几乎就在最后一次见面之际,他仍向我讲述:从早年时代开始,他就一直和英国人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并懂得如何信任他们,喜欢他们。任命英国顾问,聘请英国教师教授其子弟,遣送3个儿子赴英留学,向英国捐赠作战基金,赞赏大英帝国的观点,凡此种种,足以证明。(陈志让著,傅志明、鲜于浩译:《乱世奸雄袁世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朱尔典对自己交往30多年的密友袁世凯的突然离去,自然是十分痛心的。他与袁世凯自从在朝鲜相识以来,一直关系密切,特别是朱尔典在华任公使时期,极力帮助袁世凯,为袁世凯谋取最高权力做了许多工作;袁世凯对朱尔典也是极其信赖,视朱尔典为知己。

  朱尔典,即John Newell Jordan,约翰•纽厄尔•朱尔典爵士(1852~1925年)。1876年,他作为一名见习翻译首次来华,开始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在中国期间,他工作出色,后被派往朝鲜。当时的朝鲜与英国并没有所谓的邦交关系,英国一直承认中国为朝鲜之宗主国,英国在朝鲜仅派总领事驻扎汉城,并直接受驻华公使管辖。朱尔典在朝鲜前期,正是中国力图继续维护与朝鲜的属藩关系,但日、俄等世界列强不断侵蚀朝鲜的时期。此时袁世凯正在朝鲜,由于列强对朝鲜窥视已久,不满中国对朝鲜的宗主地位,加之袁世凯外交之专横,导致日、俄、美等国与袁世凯关系进一步恶化。只有英国与袁世凯关系密切。时英国总领事贝德禄、禧在明等与袁世凯都关系甚好,对袁世凯所推行的加强控制朝鲜的政策助力也甚大。朱尔典也就是在英国与袁世凯关系密切的这一时期与袁相识,并成为密友的。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日本人密谋暗杀袁世凯。唐绍仪知道后,遂通过税务司柏卓安告之朱尔典请求援助。朱尔典准备了英国兵舰,并将袁世凯送回天津。此后,袁世凯对朱尔典心存感激,两人关系更为密切。1898~1901年,朱尔典任英国驻朝代办,1901~1906年任英国常驻朝鲜公使。1906年,朱尔典在时任《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的极力敦促下,出任英国驻华公使。此后,朱尔典在北京度过了15年的“战战兢兢步履蹒跚”的岁月。公使的地位,使他跟袁世凯的关系“更上一层楼”,他也因此而成为袁世凯少有的几个密友之一,成为袁世凯尊贵的座上客,甚至成为左右袁世凯政策乃至左右中国政局发展的关键人物之一。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给了“养疴”近两年的袁世凯以难得的机会。清廷迫于情势紧急, 不得不重新起用袁世凯以遏制革命。这期间,作为英国驻华公使的朱尔典出了不少力。朱尔典先是鼓吹强人秩序,声称没有袁世凯,中国的秩序和外国的利益将无法得到保证,残局非由袁世凯出山收拾不可。后来,朱尔典还亲自出马,多次拜访清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呼吁清廷重新重用袁世凯。在朱尔典等人的积极活动和支持下,袁世凯终于东山再起,掌握了军政大权。朱尔典对袁世凯的出山自然是十分兴奋的,他在给英国外相格雷的电报中称:“袁世凯已被任命为湖广总督,并统率各省部队……此项任命或许将保证北方军队的忠诚……它还将大大加强清政府处理这次危机的力量。”他还因清廷不肯将更大的权力交给袁世凯而愤愤不平:“虽然袁世凯已被任命为湖广总督,而且长江地区的水陆军队都已暂时置于他的控制之下,但满族统治集团显然害怕把便宜行事的权力交给他,而只是这种权力才使他能够迅速应对局势。”袁世凯自己也不满足于湖广总督的地位,他自知北方军队忠诚于自己,自己已经兵权在握,与清廷之间可以讨价还价了,于是故作姿态,开出条件,以获取最大利益。当一切都按袁世凯之意图实现时,袁世凯于10月30日离开了隐居两年的养寿园。11月1日,袁世凯进驻湖北孝感,亲自督促北洋军猛攻汉口,当日攻入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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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坛有一张很好的会见原图,在下偷懒援引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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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够让我们要猜谜的对象,能够发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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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袁世凯进驻孝感的当日,奕劻自知无力支撑局面,遂向清廷请求辞去内阁总理大臣的职位。清廷准其请,并授权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称宪政之规定,内阁总理大臣须国会选举产生。于是,资政院开会,给袁世凯补足了手续,使他成为民众选举产生的合法内阁总理大臣。但袁世凯之上还有皇帝、皇太后、摄政王等人,尤其是摄政王,手上还控制着一万多人的禁卫军,名义上还代行大元帅之职权。于是袁世凯在朱尔典的帮助下,迫使摄政王交出了权力。

  而此时袁又不可能立刻称帝,遂希望能在清廷和革命军之间求得平衡,让两者对峙,而自己从中得利。这样,调解、谈判就成了手段。

  朱尔典是个聪明人,在这关键时刻,他几乎天天与袁世凯会面,早在袁世凯动身前往孝感督战的时候,朱尔典就给英国外相格雷打电报说,袁世凯的威信“或许可能使他能够安排某种妥协,既将挽救朝廷,又将满足起义者的要求。运动已发展到如此广阔的范围,对袁世凯这样一个具有实际见识的人来说,任何以武力镇压运动的企图大概不会具有很大的成功希望。在中国人民与满清王朝之间,没有任何人能够比袁世凯更适于充当调停者的角色,因为他是中国人民中最信任的代表,而他和他的家族有好几代人为清朝效劳”。接着,朱尔典电令英国驻汉口领事葛福向湖北军政府转达袁“甚愿停战”之意,同时要求葛福代表英国政府声明战争“不应再延续下去”。在朱尔典的调停下,袁世凯对汉口停战谈判提出了四项条款。英国驻汉口领事还作为证人在停战协议上签了字。接着,葛福就急忙向朱尔典汇报:“通过我的调解,双方已同意无条件地停战三天。目前的情况几乎同袁世凯所要求的完全一致。”事态的确朝着“袁世凯所要求”的方向发展。1911年12月初,袁世凯又提出了和议谈判的四项条款,并委派唐绍仪去上海谈判。谈判围绕君主制与共和制展开,虽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但却为袁世凯赢得了声誉。当时英国《大陆报》特派员埃德温•丁格尔就说:“这次北京政府和南方派全权代表的和平会谈被认为对中国有非常之重要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为中国命运之转机。”(丁格尔著、刘丰祥等译:《辛亥革命目击记:〈大陆报〉特派员的现场报道》,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丁格尔希望南方革命派能尽快接受袁世凯停战的条款,以停止目前的冲突。

  和谈在给袁世凯赢得掌声的同时,也给袁世凯赢得了时间。在和谈进行过程中,袁世凯借助外力不断施压,使革命军内部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尤其是黎元洪权力的削弱,为袁世凯赢得了筹码。黎元洪曾力图说服朱尔典等外国使节能承认他的政府,但朱尔典明确表示:“这当然是办不到的。”但随着和谈的无果而终,朱尔典还是有点沮丧,他叹息说,袁世凯“为实现和平解决竭尽一切努力,但都失败了。唐绍仪已经辞职;上海革命派在整个谈判中是绝不妥协的”。

  就在和谈没有进展时,孙中山的到来更是彻底地改变了袁世凯、朱尔典的布局,形势突然紧张起来。袁世凯、朱尔典都没恍过神来,孙中山就在南京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并就任临时大总统。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虽然还没得到列强的承认,但显然让袁世凯、朱尔典等人措手不及。袁世凯一直渴望君主立宪,他在跟朱尔典的多次交谈中,也都明确表达了自己倾向君主制的主张。1911年12月22日,袁世凯在与朱尔典就唐绍仪从上海发回北京的电报的谈论中,明确反对南方革命派提出的共和制的主张。“在同我的会面中,袁世凯用很强的语气说,他将与共和政体不共戴天,因为他深信共和只会导致国家的分裂和毁灭……他认为一个有限君主制是唯一能够确保国家完整的政体。”(李丹阳译:《英国外交档案摘译:武昌起义后袁世凯父子与英国公使的密谈》,《档案与史学》2004年第3期)迷恋君主制的袁世凯自然不愿看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但当共和政府业已成为事实,且在国内共和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袁世凯开始了暗中与南京临时政府的接触。南京临时政府愿意而且真诚地邀请袁世凯前来就任大总统,但也开出了条件,就是要迫使清帝退位,成立统一的共和政府。朱尔典在这个时候能做的就只有两件事了:一是联合列强拒绝承认新生的共和政权;二是继续为袁世凯谋取革命成果出谋划策。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就向世界各国呼吁,希望能够早日得到承认。但列强却污蔑革命党人非常缺乏管理国家的经验,声称必由袁世凯来统一南北,才肯承认中华民国。孙中山以大局为重,表示愿意辞职让位于袁世凯。朱尔典也为袁世凯即将获得的职位向其表示祝贺,他说:“袁世凯博得了各国的信任。”

  1912年1月16日,北京革命党人暗杀袁世凯,结果失败。朱尔典获悉后,马上前往祝贺袁世凯幸免于难,并讨论时局。袁世凯提出了两条建议:(一)发表一道谕旨,授权他在那些已聚集在南京和北京的各省代表选举共和国总统之前(选举大约在一周后进行),按照共和的原则处理临时政府工作。(二)由一道类似的谕旨授权他,在特别召集的国民大会选举共和国总统之前,处理临时的共和政体问题。朱尔典赞同他的建议,认为这是新政府能够立即着手进行的恢复秩序和平息全国形势的工作,是可取的。袁世凯还告诉朱尔典,朝廷已经承认“国民意志必将获胜”。他向朱尔典保证,“他办事始终是严格服从国民愿望的”。

  就在清帝同意退位的时候,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再次呼吁列强承认民国,以避免政权交替期间发生祸乱,因为革命党内部已经发出了以战争来取得胜利的呼声。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撤回了他早先所作的推举袁世凯继任他职位的建议,并坚持在袁被推为总统之前,列强必须先承认民国;此外,还禁止北京组织任何临时政府。孙中山的声明,让袁世凯、朱尔典等人大为尴尬,是个“想不到的障碍”。朱尔典在1912年1月22日给格雷的电报中称:“时局已发生相当大的变化。南方首领们的要求,显然将使得在清退位与民国获得承认之间这段期间此地不可能有任何政府,似乎在成立南北联合政府方面将造成很大的困难。”在清帝退位后,如果北京不能有临时政府,那么就会使列强迅速承认南京的共和政权。袁世凯知道这是个圈套,遂作出了准备辞去总理大臣的假象。当然,袁世凯也知道再坚持君主立宪已经没有意义了,再想从清室中获得职权来统治整个国家已经无望了,他只能接受新的共和政权授予他的权力。朱尔典显然也看到了这一点,虽然他还觉得某种类型的君主制是最适合中国的,虽然他还情绪低落,但当格雷在致美国大使布赖斯的函中阐述了英国政府准备采取不干涉敌对双方的立场时,朱尔典也只能告诉袁世凯,迫使清帝退位,并在清帝退位后马上接受南方革命派的建议才是明智之举,因为“看来很明显,内阁总理大臣最后担任总统职位,是使中国能够恢复和平和秩序的唯一可能的办法”。

  朱尔典对袁世凯总是充满信心。他知道,袁世凯面临着繁重的任务。他经常上门给袁送去建议;袁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也总是虚心地请教朱尔典,请他为自己参谋。朱尔典也因此成为外国使团的首席公使,这让朱尔典与袁世凯关系更为密切,后来袁世凯与革命党人交恶、把国民党踢出国会、解散国民党、解散议会等等,朱尔典都表示了支持和理解。他早就说:“南京临时参议院的教条主义原则与他们的实际活动之间的对比,足以使人们对管理中国的那些新的人物的能力产生严重的疑虑。目前,只有总统的命令才是具有效力的法令。”说孙中山的想法是“多么空幻和不切合实际”,“孙中山等人赞扬宪法程序,想利用那些程序作为剥夺总统权力的工具。袁世凯等人认为国会没有什么优点,它已经变成名副其实的魔窟;他们在很大的程度上继续按照那些旧的方针路线统治国家……上海领导人也许认识到了他们自己的特点,似乎愿意迁就袁世凯”。江西都督李烈钧被袁世凯解职后,朱尔典的同僚艾斯敦(时任英国驻华公使馆代办)说,是李烈钧在过去几个月间,公然蔑视中央政府,拒绝将任何税款汇往首都,“该省都督扮演了以孙中山和黄兴为首的南派的支持者中最好战分子的角色”。在朱尔典、艾斯敦看来,革命党人经验不足,多是不切合实际的空想,并且一直扮演着好战分子或破坏政策实施的角色,袁世凯解散他们、解散国会也是自然的,是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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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袁世凯不断制造出一系列倒行逆施的事件后,孙中山、黄兴等人就彻底知道了袁世凯并非真心拥护共和,袁终究是要搞独裁、要复辟帝制的,遂发起了“二次革命”,南北战争正式爆发。朱尔典、艾斯敦把“二次革命”的原因归结为是黄兴等人对袁世凯的个人恩怨所为,是为了重新获取有利可图的职位。艾斯敦还说:“运动似乎仍然没有得到中国任何重要人物的支持……全国强烈地赞成恢复安定的统治,相信这种统治只有在袁世凯的指导下才能实现。”后来,袁世凯还真的凭借“才能”镇压了“二次革命”,完成了他“统一”中国的“大业”。

  自1906年出任英国驻华公使以来,朱尔典为袁世凯夺取最高权力贡献了不少智慧,也树立了他在外交使团中的地位和威望。但他毕竟是英国的驻外公使,他处事的角度和立场始终是站在维护英国的利益上的。这点从朱尔典打给格雷的电报中可以看出。他始终督促袁世凯要维护英国的在华利益,在香港问题上,在组建中国“国际银行家委员会”事件上,在贷款问题上,特别是在西藏问题上,朱尔典始终站在英国立场上。尤其是1912年,在袁世凯内政外交都面临困境的时候,朱尔典居然还企图让西藏独立,并于8月17日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不准中国政府干涉西藏‘内政’、反对把西藏当作行省看待、不准中国在西藏驻军、只准在拉萨设一代表和适当的卫队”等政策声明。朱尔典的这些声明,显然不能被袁世凯政府所接受。虽然袁世凯当时非常需要英国的帮助,虽然袁世凯在朱尔典提出声明后也作了妥协,甚至派代表参加了在印度举行的所谓的“中英藏三方”谈判,但袁世凯政府始终坚持对西藏享有绝对的主权。在袁世凯的称帝问题上,朱尔典也给袁世凯耍了把戏。朱尔典表面上赞同袁世凯的帝制运动,让袁世凯以为英国是支持他称帝的。但当袁世凯准备登基时,朱尔典却又联合了日、俄、法等公使出来发难,要求袁世凯暂缓改变国体。他们认为中国的帝制运动可能引起动乱,危害外国的利益。朱尔典甚至直问中国外交总长是否可以有把握防止发生动乱,因为他不愿意看到因为动乱而使英国在华的利益受到威胁,因为他始终是站在英国利益立场上的。

  现在看来,站在什么立场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列强的喜好已经不能再左右中国的内政。袁世凯、朱尔典都是特定年代的特定人物,他们属于那个时代,永远不可能超越那个时代。朱尔典眼中的袁世凯是那个时代唯一能平定大局的伟人,他也因此为袁世凯提供了许多帮助。我们姑且不去评说朱尔典的评判是否有误,不去评说朱尔典为袁世凯所做的一切是否正确;我们只是呈现朱尔典的观点,呈现朱尔典眼中的袁世凯的模样,呈现朱尔典活跃于中国舞台的历史事实,以给后人更多的参考。

  (本文中的引文,除已注明出处的以外,均来自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4年版)

[本帖最后由 玉清 于 2016-9-29 15:40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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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2016-9-29 12:04
  袁世凯和溥仪走向共和中的皇帝梦

  袁世凯“使用着慈禧赋予他的权力”
  在溥仪登基之前约8个月,袁世凯第一次正式接受了外国记者的采访。
  《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F•米拉德不吝用最具赞美性的言辞来赞扬袁世凯:“他也确实在这些趋向进步的高层官员中被推认为第一。虽然他步入政界已经超过30年,但只是在过去的10年里,他才成为这个国家的要员,并且在过去的3到4年里提升了自己的国际声望……他参加了这场对清国人来说可谓是损失惨重的战争(中日甲午之战),然而他的声誉和威望并未受到多大损伤。这表明袁是一个具有异常才智的人……袁明智地勇往直前,直到大清国里除了慈禧太后以外再没有第二个人能与他争锋。袁在帝国上下正形成越来越大的势力和影响。”
  这篇报道提到,袁世凯“使用着慈禧太后赋予他的权力”,还写了这样一句看似漫不经心的话语———“她(慈禧太后)曾依靠他(袁世凯)逃脱1898年的宫廷阴谋”。这句话关涉的是晚清一桩重要公案,即对戊戌变法何以失败的评价。曾任上海《人文月刊》主编的白蕉在《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一书绪论中所言:“当戊戌政变,维新失败,世所谓六君子骈戮,德宗(光绪皇帝)被囚,其间实以(袁)世凯为枢纽。”他记述,光绪皇帝依康有为、梁启超之言计划新政,唯恐慈禧太后和守旧者反抗,于是私下与袁世凯密约,“欲用彼部下精兵八千人以自固,(袁)世凯始许而终叛之”,向慈禧太后告了密。
  尽管袁世凯日后公布了自己的《戊戌日记》和《自书戊戌纪略后》,也无法完全洗刷他在戊戌政变中的责任。
  虽然袁世凯向荣禄告密,在政变中立了功,但他的处境依然微妙。“经过戊戌政变,西太后(慈禧)对袁世凯是十分重视的,几年工夫把他由直隶按察使一直提到兵部尚书(此处溥仪表述有误,袁世凯未任改职,总督加兵部尚书为虚衔),又授了军机大臣,恩遇之隆,汉族大臣中过去只有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才数得上。另一方面,西太后出于本能,对这个统帅着号称精锐的北洋新军且以投机出名的汉族大臣,并不放心。当她听说袁世凯把大把银子往贪财如命的庆亲王那里送,她就更要用心想象这个复杂问题了。”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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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溥仪登基前一年,袁世凯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上调任外务部尚书,同时入直军机。这被溥仪看做是慈禧太后试图解除袁世凯兵权的举动。《纽约时报》记者也提及,在此之前,清朝中枢的高官们就对新军领袖袁世凯极不信任,密谋着要破坏他的前程,并及时说服慈禧太后和枢密院:除非夺去袁世凯手中的权力,否则,他对朝廷必将构成威胁。袁世凯交出新军指挥权,即是这种宫廷政治的后果。但对于袁世凯的这次调职,该报的揣测是:“袁是这样强大的一个人,他不可能一直被埋没下去。时值中国的国际处境越来越趋向危急,满族皇室需要他的足智多谋去抵抗日本和沙俄的侵略。所以,袁被调任为军机大臣,并被任命为外务部尚书。”
  袁世凯难获信任,但清朝宫廷又不得不重用他。《纽约时报》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袁世凯的确足够“强大”。这便是攻讦他的人所说的,袁氏不但掌握北洋六镇,心腹爪牙遍布京内外,“狼亢朝列,虎步京师”。
  皇位悬疑,袁世凯有无参与“阴谋”?
  溥仪出世真不是时候。
  

[本帖最后由 玉清 于 2016-9-29 15:40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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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2016-10-8 17:31

原帖由 慧眼001 于 2016-10-8 10:04 发表
假使老袁不称帝,国史完全两样。

袁世凯骨子里是乱世奸雄。民国的叛徒,大清的颠覆者,最后还是奸贼一个,遗臭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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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2016-10-8 17:40
龙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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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成武 著

  还原百年前的历史现场,重温一个时代的风云激荡

  由于钦差大臣吴大激的暗中保护,袁世凯得以保全性命。但他在朝鲜的处境非常危险,他的嗣母牛氏得知他在朝鲜处境危险,吓得大病一场,急忙写信催袁世凯回家。袁世凯接到信,二话不说,便以母病为由请假回国,赶紧离开了这是非之地。

  失去吴长庆袒护的袁世凯,他的性格和做事法则,注定了他必将受尽委屈。在所有的委屈面前,他采取不争辩、不解释的态度,默默地承受着该有的一切和不该有的一切。

  叔父袁保龄虽然认同他这个侄儿超人的办事能力,但总觉得他连个举人的资格也没有,将来仕途难料。他写信告诫袁世凯,要他在家重拾书本,好好读书,再来参加科举考试。叔父自然是为袁世凯好,但袁世凯厌恶考试,叔父的告诫自然听不进去。正好李鸿章的召唤及时到来,他也就应召前往朝鲜去了。

  李鸿章是一个欣赏袁世凯的人,他曾当着袁世凯的面,大声地夸奖袁世凯,说他两次带兵救护朝鲜国王,屡立战功。李鸿章让袁世凯再去朝鲜,名义上给袁世凯的官职是中国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二品驻外大员,实际上是朝鲜的“太上皇”。朝鲜皇后为了拉拢袁世凯,甚至不惜将自己的妹妹委身嫁作袁世凯的小妾。在袁世凯驻朝鲜前后10年的时间里,朝鲜王国几乎等同于大清帝国的一个省份,内政、外交等一切事务,一举一动都掌握在帝国官员袁世凯手里。而这个时候,袁世凯仅仅只有26岁。袁世凯秘密上书李鸿章,说:“乘朝鲜内敝,日本尚不敢鲸吞朝鲜,列强亦尚未深入,我政府应立即彻底收拾朝鲜,建为一个行省。”袁世凯担心李鸿章不能采用他的这个计策,就建议李鸿章让朝鲜实行“门户开放,免得与日本或帝俄正面冲突,索性约同英美德法俄日意各国,共同保护朝鲜”。李鸿章觉得问题重大,便把这个问题提交给朝廷讨论,但最后的结果却不了了之。

  1892年,俄国打算从海参崴修铁路到朝鲜的元山港,日本也打算包修由釜山到汉城的电线,袁世凯认为在朝鲜修路和修电线是中国的主权,不许外国人干涉,俄国和日本没办法,最终打算落空。

  从1884年袁世凯扫清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之后,日本人对袁世凯恨之入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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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2016-10-8 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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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管理员17 于 2018-8-24 22:36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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