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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7-5-3 16:53

中国第一代女权领袖张竹君   



皇村 发表在 图说历史|国内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57-1.html


中国女权运动起始于19-20世纪之交,“五四”时期的雨后春笋已属第二代。张竹君(1879-1964)是第一代女权运动领袖之一。作为科班出身的女西医,张竹君从广州来到上海,充分利用“粤沪新人网络”,从鼓吹女权主义转到脚踏实地的女性公益活动,对上海近代社会的形成贡献甚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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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竹君
近代知识女性被公开称作“先生”的,张竹君是极早一例。1909年7月19日,《申报》报道:“六月初二日上海医院行落成礼,……次由育贤女学生陈衡哲演说,上海医院系李平书先生与女医张竹君先生费尽心力始得成立,为我中国第一特创之医院,愿大众扶助等语。”
陈衡哲是中国第一位女教授,当时就读于张竹君创办的育贤女校。十几年后,她就任北大讲席,也荣登“先生”宝座。从清末民初语境分析,“先生”用来称呼女性,主要是指新式学校女教师,也用在女医生身上。张竹君身兼教师、医生两个身份,这个“先生”称谓似很恰当。
近代珠三角地区的“不嫁主义”
中国最早一批女权主义者当中,张竹君与秋瑾都属于坐言起行者,与单纯从事舆论工作者有别,而张竹君从事鼓吹与实践,比秋瑾还要早一些。1900年1月,张竹君毕业于中国最早男女同校的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医学堂,次年即集资创办南福医院,为女性患者服务。
张竹君在行医之暇,召集官绅眷属和相知志士,集名园演说,鼓吹男女平等,“以为女人不可徒恃男子让权,须自争之;争权之术,不外求学”。希望女子能够“勉力研究今日泰西所发现极新之学”,“竹君持不嫁主义,以为当舍此身以担今日国家之义务。若既嫁人,则子女牵缠,必不能如今日一切自由也”(马君武:《女士张竹君传》,1902年《新民丛报》第七号)。
张竹君高标脱俗的行为,首先是个性所造就,但也与家庭及社会环境有极大关系。马君武称张氏“故为世家”,冯自由说“父曾任显宦”,均不准确,有人甚至说其父为“三品京官”,大误。直到广州番禺学者何润霖1993年发表《“中国第一个南丁格尔”——张竹君》一文(《番禺文史资料》第22期),才首次弄清了她的家庭背景。
张竹君出身于十三行富商家庭,家在广州番禺沙湾螺阳乡岐山村。曾祖父张达才以经营丝茶起家。叔祖父张殿铨,少孤,由张达才教养成人,入十三行巨商潘家当伙计,后往苏州营商,结识一批安徽茶商。张殿铨敏锐地捕捉到欧美人饮茶口味的转变,发明松萝茶新制法,指导安徽茶商进行加工,回广州十三行开设隆记洋行,囤积巨量安徽绿茶,待外商云集时,开仓拍卖,一夜暴富(《张克慎堂家谱》)。
张家作为十三行茶商,与外商频繁接触,眼界非一般人家可比,子弟多接受中西兼修的教育,不以科举为目标。张竹君父亲张世蒸,原名泮藻,字典丽,号季霞,分省试用县丞(八品官);精通数学,著有《弧三角法》《测量备要》等书。二伯父张世熙,号少壁,对机器制造工艺深有研究,同治十二年起任广东机器局帮办,后任石井兵工厂监工等职。从叔父张世鉴,毕业于中国第一家西医院博济医院,为独立开业的的西医。大哥张圻,毕业于南洋荷活士汽机专门学校工科,任制造西局帮监工;二哥张焱,毕业于广东军事学校步兵科,充制造西局管料;三哥张鑫,香港皇仁书院英文科毕业(《张裕庆堂族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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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裕庆堂族谱》中的相关记载
张竹君幼年时患病,经博济医院院长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医生精心医治,渐渐痊愈,对西医十分信赖,遂于1895年入博济医院学习。她家中前辈及兄长,多有西学背景,她学习西医并没有遇到什么阻力。
张竹君奉行“不嫁主义”,主张女性自立自强,跟她出生成长的地域有重要关系。沙湾所在的番禺禺南地区,与相邻的顺德、南海、香山各县,乃是“不落家”、“守清”与“自梳”风气最为盛行的地区。所谓“不落家”,是指女子名义上成婚以后,不与丈夫同房,回门后即长居母家,出钱给丈夫纳妾以解决传宗接代问题;“守清”,指与已死青年男子的“神主牌”举行结婚仪式,然后回娘家生活;“自梳”,是指女孩子梳起发髻立志不嫁(区别于一般未婚女子扎辫子),与同样梳起的“姐妹”居于“姑婆屋”。
这三者具体形式虽不同,共同点是女性拥有独立的生存空间。这种婚俗在汉族各族群中独树一帜,其起源问题迄今未得到解决。有学者认为,蚕业缫丝业使得她们能保持经济上的独立,以此来解释自梳女队伍的壮大则可,当作起源则不能成立,因为缫丝业同样发达的江南地区并无类似现象。萧凤霞、石峰等学者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认为这是珠江三角洲沙田区地方精英有意构建的“象征符号”,以与被视作“贱民”的疍家(船民)相区隔,成为“文化排斥”的工具,在这个过程中,家族男性成员也是此种婚俗的“共谋”者。自梳女分布范围,与珠三角沙田地区高度重合,是值得注意的现象。笔者认为,珠三角沙田地区女性为配合家族利益而作出“牺牲”,作为交换,自梳女获得了独立的财产权和姓名权。清代珠三角自梳女群体的涌现,可看作传统社会中女性权利的一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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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禺沙湾鉴湖张大夫家庙(余国基摄)
这种独特风俗,给了张竹君以宽松的社会环境。张竹君成长于这个环境中,在接受了西式教育之后,转化为更加积极进取的态势。为彰显“男女平等”之义,她经常西装革履,乘坐四抬开篷藤轿,“前呼后拥,意态凛然,路人为之侧目”(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41页)。
移师上海
出生成长于广州的张竹君,为何在1904年移师上海?迄今为止的记述,都未能洞悉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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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竹君(1904年第9期《女子世界》)
庚子事变后,沙俄侵占我国东北,上海等地发起了拒俄运动。1903年,日俄两国为争夺我国东北摩擦激化。1904年2月,日俄战争在中国土地上爆发。当时的中国人,多认为日本的挑战对中国有利。居留日本的各国人士,包括中国留学生,组织了赤十字社(红十字会),准备开赴东北战场救援。张竹君上书两广总督要求赴日参加赤十字社,得到批准,抵达上海准备东渡,因故未能成行。在上海同志恳求下,她留沪组织卫生讲习会,传播医学知识(《大陆》杂志1904年第3期)。
当年4月,有感于女子在当时社会状况下面临多种风险,张竹君在沪发起成立“女子兴学保险会”,揭示女性无学、无业、夫丧、子不肖等11种危险,提出“欲联合海内诸女士为一大群,取数千年之恶习扫除而更张之,举此十一险者芟夷而平荡之,……修智育以求自治,习工艺以求自养,联同志以求自镜……”(张竹君:《女子兴学保险会序》,《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第327页)。
张竹君在上海创办育贤女工业学堂,成绩斐然,但初期因经费来源不足,几陷绝境。这时,她碰到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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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竹君创办的育贤小学(尚贤堂校舍)
沪上名绅士李平书,原名李锺钰,晚号“且顽老人”,宝山人,优贡生,接触洋务较早,在广东为官多年。十月下旬,李平书听友人说起育贤学堂行将解散,即前往察看,发现债主已准备封门。李平书对债主说,一切由我负责,让学生安心。不久张竹君回校,交谈中,李平书发现张氏竟是老相识张少壁的侄女。竹君伯父张少壁,在石井兵工厂任监工,是李平书同学张逸槎的同事(李平书:《且顽老人七十岁自叙》)。
乖巧的张竹君立即提出拜李平书为义父。粤俗好结拜金兰,也流行拜义父义母,称为“上契”,通过这种拟亲属关系拓展社会网络。新春过后,张竹君假座上海愚园举行过继仪式,邀请地方绅董、粤籍巨商前来观礼,男女宾到者达100多人(李平书:《且顽老人七十岁自叙》)。
李平书精通中医,张竹君则是出身科班的女西医,两人一拍即合,商定创办女子中西医学院。1905年1月23日,李平书、张竹君联名在《申报》发布《女子中西医学院章程》,声明:“一切经费及中医教术,由李平书担任;西医教术及宿舍事宜,由张竹君担任。六年之内,李平书不出仕,不赴他省当差;张竹君不回粤办事,不往他处。各尽心力,务底于成。特订合同,以坚信约。”
1909年,李平书约集梅问羹、虞洽卿、沈缦云、王一亭等绅士,创办上海医院(今上海第二人民医院前身),以张竹君为监院(院长)。“当日国人自办之医院,以该院为最完备”(史鱼:《记妇女运动之开山始祖——张竹君》,《七日谈》1947年第17期)。上海医院除日常诊病治病外,还定期举办义诊,协助市政当局遏制传染病。二次革命后,李平书因与孙中山、陈其美关系密切,被迫流亡日本。张竹君独力难撑,维持至1916年,无奈交给上海县政府接收。
1927年12月,李平书在昆山逝世。李氏自清末以来,对上海市政建设、慈善事业著有劳绩,深受市民敬仰。病重期间,张竹君数次前往探望;出殡之日,张竹君“抚棺恸哭,两目至于红肿”。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李平书成就了张竹君的事业,而张竹君也尽心尽力回馈上海社会。上海各界为表彰李平书的贡献,集资为之树立铜像,1946年移置老城隍庙九曲桥畔,1960年代被毁。
1928年,因学童激增而学位不敷,张竹君借用霞飞路尚贤堂旧址(前上海商科大学)作为育贤小学校舍,招生数达到600名之多。1932年初,淞沪抗战爆发,张竹君年过半百,仍自告奋勇出任红十字会义务医师,冒着日军炮火前往车站搬运伤兵。当她们打着红十字会旗帜迂回前行时,日军不顾国际法,悍然射击,所幸未能命中。2月1日,张竹君将其所办沪西健华颐疾园(疗养院)让出,用作伤兵医院,后编为红十字会后方医院第六院。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张竹君再次出任伤兵医院筹备委员。
张竹君终身未婚,然而每到星期日或公共假期,她的家里,总有二十个少男少女喊她“爸爸”。这些“儿女”,都是她抚养的孤儿。她特地让孤儿喊她“爸爸”,是因为只有抚养教育的责任,而没有经过生产的辛劳(陆丹林:《女权运动前辈张竹君》,《三民主义》半月刊1945年6卷第5期)。
1964年,张竹君寿终于上海,享年86岁。她在一生中,先后创办广州南福医院、育贤女学校、女子兴学保险会、女子中西医学院、上海医院、中国赤十字会、健华颐疾园、沪西时疫医院,培养女性医学人才无数,参与救灾、防疫、战地救伤、保护受害女性等社会公益活动,有造于社会者甚多。她的胞妹张湘纹,自幼被张竹君带到上海,于1917年在香山路创办人和医院、人和产科学院,是上海著名女医生和女界领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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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竹君胞妹张湘纹
从女权到“女益”
作为中国女权主义先驱,张竹君理论与实践同时并举,与偏重一面者有别。到上海之后,随着与沪上士绅合作的加深,她逐渐从激进的女权主义,转向注重实效的女性公益活动。
当时的博济医院为北美长老会在广东的大本营,师生几乎都信教。张竹君在1901年,已经敢于批驳教会教义,并坚决主张必须先输入新学术,然后可言自立,直言:“保罗谓女子不当施教,此谬论。男女平权,岂有女子不当施教之理。”(马君武:《女士张竹君传》)
激进女权主义者多宣扬男女对立的观念,以树立旗帜,吸引听众,早年张竹君也未能免俗。“夫吾女子之险若此,岂天生女子必与以若是之厄境乎?抑吾人自造之孽乎?推原其故,半由于男子之压制,半由于女子之放弃。彼男子之肉,其不足食矣”(张竹君:《女子兴学保险会序》)。女子欲求自立,“望诸男子,殆无望也”(张竹君:《卫生讲习会演说》)。随着与李平书的合作日益紧密,张竹君逐渐调整了调子,不再将同处清廷、外国势力压迫下的男子相对立,从原来注重向男子“争权”,转而与主张平权的男子合作,共同推进“女益”,以实事代空言。
武昌起义后,徐宗汉姐姐徐慕兰组织广东女子北伐队,其它省份也有类似组织。经历过武汉战场枪林弹雨的张竹君,对只图虚名不顾实效的做法大不为然,公开表示反对:“民国新立,百务待兴,凡我女界,苟有志于辅助国家社会,其功最伟,其事正多。而惟组织女子军队一节,甚非鄙人所乐闻。……纵今日所编之女子军队,俱能挑选合格,而就生理上切实言之,比较男子,相差终远。”(张竹君:《论组织女子军队》)张竹君以女医生身份,客观承认男女在体力、速度上仍有差距,不顾情面加以规箴,立言中肯。
1907年,由刘师培妻子何震(何殷震)领衔发起的激进女权主义组织——女子复权会,在日本创办《天义》杂志,高调宣扬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女权主义。“天义派”的女权主义,以骂倒一切、专事破坏为宗旨。8月10日,《天义》发表《男盗女娼之上海》,署名“志达”,以诬陷手段对张竹君发动恶毒攻击:“新党之好淫者,必借婚姻自由为名而纵其淫欲;女子稍受教育者,亦揭‘自由’二字以为标,视旁淫诸事不复引为可羞。由是,无娼妓之名,而有娼妓之实。厥后,张竹君以伪学之名,献媚上海之绅商;以淫恶导其生徒,曾不稍耻,而风俗之坏,遂不可明言。……张竹君诸人之罪,固将上通于天;即效法张竹君诸人之行者,已将为豺虎所弗食矣。”(刘仕国、刘禾校注:《天义•衡报》上册第284-285页)
何震办《天义》杂志,为虚张声势,有些文章用笔名发表,“志达”即是其中之一。1907年12月30日,《天义》发表《女子教育问题》,文章署名“志达”,目录标注的是“震述”;同一期还有一篇《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文章署名“震述”,目录标注的是“志达”。“志达”即是何震笔名。
何震在上海与日本之间穿梭,应知张竹君所办育贤女工业学堂所为何事。这篇奇文通篇没有指出张竹君所做的任何具体事实,直接进行污名化,何震的投机性由此暴露无遗。1907年,何震、刘师培夫妇认为自己最“革命”,骂倒一切维新、立宪派人物,然而到1908年底,两人却迅速投入两江总督端方幕下,甚至有出卖同志之嫌,与张竹君兴办女学、提高女子自立能力的持续努力相比,两者孰高孰下,世人自有明断。
辛亥女杰
早年,张竹君只在广州、上海有较大影响。1911年创立中国赤十字会,则让她名满全国。
张竹君与立宪派士绅关系密切,内心却对革命党寄予同情。1901年她在广州办南福医院时,出身名门的奇女子徐宗汉就已慷慨捐资,两人成为无话不谈的“闺密”。张竹君定期举办演说会,吸引了胡汉民、马君武等男青年前来听讲。1907年,徐宗汉在南洋加入同盟会,后回广州,与高剑父、潘达微等负责广东同盟会工作。
1911年初,孙中山、黄兴集合同盟会精英,发动“三•二九起义”(俗称“黄花岗之役”),黄兴力战受伤,潜往河南溪峡街徐宗汉负责的机关疗伤。恰巧张竹君回穗,陪同徐宗汉护送黄兴往香港动手术,黄兴、徐宗汉由此而喜结良缘(《辛亥革命时期的广东名人传略》第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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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时期的张竹君像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张竹君紧急联络在沪革命党人和士绅,于10月18日发起成立中国赤十字会,会董有伍廷芳、宋耀如、虞洽卿、李平书、王一亭、沈缦云等。张竹君出任会长一职。此时清军反扑武汉,情况危急,急需同盟会领导前往指挥调度。张竹君毅然决定,让黄兴、宋教仁、陈果夫、朱家骅等化装混入赤十字会救援队伍之中,躲过清廷检查,及时抵达武汉。在她出色组织领导下,整个会务井井有条,第一批120人准时出发,又让后方急需组织第二批队伍跟进。10月24日,张竹君率第一队“同至怡和码头,登瑞和轮船首途。行时道旁观者皆惊为未见,而西人皆肃然尊敬”。
上海原有沈敦和组织的官方红十字会,张竹君用“赤十字会”以示区别,以老外交官伍廷芳领衔压阵,避开清廷的严密搜查。这个计划在武昌起义后短时间内即成功实施,张竹君决策之果断、行事之勇往、谋事之周密,在当时女界中无出其右者。
1912年4月,孙中山在《致李晓声函》中,称赞宋耀如为革命“隐君子”,“上海之革命得如此好结果,此公不无力”。清末中国社会,在清廷与列强的夹缝中,生长出一个具有西学、洋务背景的“新人”阶层,尤以香港、广州、上海为多。这些“新人”不以科举为目标,主要从事外交、西医、传教、外贸、洋务企业工作,不再效忠清廷。他们结成一个密切交往圈,不少人从维新转向革命,成为革命党在国内的潜在力量。革命党虽主要在海外活动,但通过这个“新人网络”进行了有效的渗透。伍廷芳、李平书、宋耀如、张竹君等人,可以说是这个“粤沪新人网络”的重要棋子。这些有西学、洋务背景的人士,平时通过慈善、公益活动互相联结,一旦时机成熟即投身革命。近代公益事业与革命的关系,有必要通过深入研究加以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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