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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7-6-17 20:55

上党战役:解放战争第一枪   



haitun 发表在 战史风云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25-1.html


上党是以长治为中心的晋东南地区的旧称。由于那里地势较高,古时有说法为“与天为党”,所以称之为上党。秦朝时即在此设置上党郡,郡治原在长子,后移到长治。

  上党地区位于晋冀鲁豫根据地的腹地。当时的晋冀鲁豫根据地是全国7个较大的抗日根据地之一,包括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军区。这个战略区域西起同蒲路,与晋绥抗日根据地相邻;东抵津浦路,与山东华中根据地相接;北起正太路,德石路,与晋察冀根据地相依;南至黄河,黄河以南有中原根据地。因此,晋冀鲁豫根据地处于与各兄弟根据地四面呼应的位置,又是华北战略区的中央大门,正堵着国民党军向北进攻的道路,所以成为了国民党军进攻的重点之一。刘伯承因此将晋冀鲁豫根据地称为“四战之地”,意思是说可以东西南北四面支援配合友邻作战。以长治为中心的上党地区位于太行军区和太岳军区的接合部。其中长治、襄垣、潞城、壶关四城位于太行军区辖区内,屯留和长子两城则位于太岳军区辖区内。

  抗日战争胜利时,国民党军由于其在抗战前的失利而基本退出了华北地区。为了抢占华北战略要地,从而为全面内战作好准备,国民党军开始大规模地向华北推进。1945年8月中旬,阎锡山的第二战区主力部队进占太原及附近地区。8月16日,阎锡山派其手下第19军军长史泽波率领三个步兵师、2个挺进纵队(相当于师)及部分保安部队共计一万七千余人,由临汾县的东张镇出发,分两翼向晋东南我根据地推进。8月20日占领长子,21日占领长治。阎锡山此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认为以主力一万七千人进占长治,共产党的游击队根本无法对付,所以在占领长治后,即分兵去抢占邻近各县。至25日,又占领了屯留、壶关、潞城、襄垣四个县城。这样分散兵力,为以后失败埋下了祸根。在长治等6个县城中,襄垣和潞城已经被我军解放,而其它四县也处在我军地方武装的围攻中。阎军能顺利进占,说明他同日伪之间达成了某种默契(这种情况在二战时期的欧洲战场也大量存在,德军战败后总是努力向西去向英美军队投降,而不愿向苏军缴械),这点也可以为日后阎锡山与留用日军合作共同对我军作战所证明。

  从整个战局看,当时蒋介石正从其大后方西南、西北调动其主力部队,向华北、华中、华南陆续开进。8月下旬向华北进攻的国民党军,其先头部队第一战区胡宗南的二个军经风陵渡已进抵运城以南,第十一战区孙连仲的三个军经豫西正向郑州集中,很快就可以向晋冀鲁豫根据地发动进攻。而这正是国民党军向华北大规模进攻的前奏。在国民党军看来,占领上党地区的史泽波部就像一把刀子刺入晋冀鲁豫根据地的腹心,可以分割我太行、太岳根据地,与南面进攻的胡宗南部和孙连仲部南北夹击,消灭晋冀鲁豫根据地内的共产党部队。

  占领上党地区的史泽波部为第19军所属的第68师和暂编第37师,第6l军所属的第69师,挺进第2、第6纵队及保安第5、第9团等部,共计一万七千令人。史泽波部占领被我围攻的各县后,将城内伪军亦改编纳入自己的战斗序列。该敌占领上党地区后,大肆修筑碉堡:工事以作固守准备。其兵力部署为:史泽波率第19军军部、第68师、暂编第37师、第69师(欠1个团)、保安第5、第9团及炮兵部队等约1万1千人守备长治县城;以2个挺进纵队结合收编的伪军和部分保安队分守其余5座县城,其中长子和屯留守备兵力较多,分别为2000余人和1000余人,其余3城则兵力均在1000人以下。这样就形成了居于中心的长治县防御坚固,兵力雄厚,而周围5县防御较弱的局面。就象一个“核桃”,只是这个“核桃”正好相反,是“核硬壳软”,便于我军将其各个击破。

  就在日寇投降、史泽波部入侵上党地区的时候,我晋冀鲁豫根据地军民正在对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展开大反攻。当时晋冀鲁豫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刘伯承和邓小平均不在根据地内。刘伯承于1943年9月与彭德怀一起回到延安,邓小平则于1945年7月上旬回到延安。还有很多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如滕代远、薄一波、张际春、陈赓等都在延安。根据地的反攻作战实际是由李达参谋长具体指挥的。面对国民党军的进犯,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方针。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大革命失败时的那个中国共产党了,中共已积累了足够的政治、军事斗争经验,足以应付当时复杂的斗争环境。194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正式成立晋冀鲁豫军区,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下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军区。8月25日,中共中央特意借来一架为美军驻延安观察组运货的道格拉斯货机将刘伯承、邓小平等送往晋冀鲁豫根据地(详情见相关链接①)。8月28日,毛泽东正赴重庆参加国共和平谈判。因此,上党战役是在国共谈判的大背景下进行的。

  刘伯承、邓小平抵达根据地后,立即着手组织指挥对进占上党地区的国民党军的反击作战。当时,中央给晋冀鲁豫军区的任务是粉碎国民党军在平汉路、同蒲路两个方向上的进攻,守住华北战略区的南大门。8月26日,中央军委进一步指示晋冀鲁豫军区,集中太行、太岳两军区主力首先歼灭阎锡山进入长治的部队,收复上党地区,消灭心腹之患。8月27日,晋冀鲁豫军区领导人开会权衡利弊之后,果断决定,集中太行、太岳、冀南三个军区的主力,以大约一个月的时间进行上党战役。然后,太岳军区主力转向同蒲路方向作战,太行、冀南军区主力转向平汉路同冀鲁豫军区主力一起进行平汉线上的作战。据此,刘伯承命令上述三个军区一面攻击当面的日伪军,一面集结主力准备参加上党战役。同时命令正在武乡段村指挥攻打日伪据点的李达,继续指挥部队攻下襄垣,在北面打开一个缺口,就地集结太行军区部队主力,会合太岳、冀南军区部队以利作战。

  上党战役是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处于战略转变时期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战役,由于战役发生时正是抗日战争刚刚胜利,解放战争开始的第一战,所以作战对象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军的作战对象不再是分散守备和集中扫荡的日伪军,而是大规模进犯的国民党军队。作战形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分散的游击战作战形式必须转变为集中的运动战作战形式。集中的运动战作战形式必然要求集中的正规野战兵团,而不是分散的游击部队。晋冀鲁豫军区部队的野战兵团从1942年起就都分散到各军分区作为基干团去了,而作战时又往往以营连为单位分散行动,虽然经过局部反攻和1945年的大反攻,分散的部队多已集中,但离适应大规模运动战的要求相差还是太远,所以迅速组织起野战兵团是当时最紧要的任务。

  早在刘伯承还在延安时,就根据情况的发展和中央的有关指示,于8月10日电令各军区立即抽调兵力,组建野战兵团。8月14日又重申这一命令。8月25日,刘伯承一到司令部就对部下讲“当前最急迫的任务是集中分散作战的部队,要看谁集中得快,集中起来了,形成拳头了就是胜利。”为了最大限度地集中力量,采取了边打、边建、边练的办法,快速编组成太行、太岳、冀南三个野战纵队(由冀鲁豫军区编组的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于9月22日—10月9日组成,未参加上党战役)。三个纵队加上地方武装共三万一千余人。上述三个纵队由太行、太岳、冀南三个军区所属的主力部队组建,均采用村、区、县各级武装逐级上升的办法组建,很多地方武装直接改个番号就成了正规部队。当时我军野战纵队的编制是纵队一旅(这一级在太行和冀南纵队称为支队)一团三级,团这一级就有很多是由地方武装升级来的。在这一点上,晋鲁豫军区或者说129师在抗日战争中发展的强大地方武装发挥了巨大作用。如陈赓指挥的太岳纵队由386旅和决1旅编成,386旅(即抗战时期八路军129师386旅,只是编成有较大变化)下辖772团、20团、士敏独立团。决1旅(即山西新军,在1939年“12月事变”后转入八路军,但仍保留决死队名义)下辖25团、38团、57团。全纵队共六个团兵力,除772团有三个营外,其余各团都只有二个营或者七个连,全纵队共计7000余人。其中五个团都是较老的部队(其中772团是个红军团,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战功赫赫,战斗力很强),而士敏独立团就是地方武装升级来的,其前身为士敏县大队整编而成的士敏独立营,后由772团、20团抽调五个建制排并补充大量民兵扩编为士敏独立团。太行、冀南纵队大体上也是这种情况。部队兵员的补充采取了个人直接动员和民兵集体动员的方式。

  经过短短一个多月,太行区就扩充兵员2.5万人,太岳区扩充1万人,其中大部分是民兵。据武乡、榆社、左权、辽西等九县统计,民兵占参军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三点五,辽西县则达到百分之七十八点七。民兵们成班成队的带枪加入军队,马上开赴前线作战。刘伯承后来充满感情的回忆道:“几万游击武装还穿着五颜六色的便服就集合起来开上前线去了,成千上万的民兵排成整齐的队列参加了战勤工作……”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部队人员不充实,很多团不过千人。

  野战纵队都组织起来了,但部队手中的武器弹药却严重不足,晋冀鲁豫军区全军区仅有6门山炮,仅半数的团有迫击炮2-4门,重机枪3-4挺,新战士大多使用大刀长矛。此外,弹药极度缺乏,不少步枪仅有子弹数发。战役发起前,刘伯承亲自到太行军区第14团视察点验。该团是原385旅的一个主力团,武器装备算是较好的,但即便如此,很多战士手中也只有2、3发子弹。刘伯承在作了战斗动员后,将直属警卫连编入该团以加强其战斗力。至于弹药,军区司令员也没有办法。除了武器装备不足外,各部队长期与日伪军进行游击战,部队对较大规模的野战和攻坚战很不熟悉。这也是晋冀鲁豫军区指挥员需要解决的紧要问题,只能通过战前突击训练和边打边学习的方式来解决。襄垣攻坚战为克服这个弱点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9月1日,李达指挥太行军区部队解放了襄垣县城。襄垣县城位于长治北90华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我军的地方部队和民兵武装于8月22日夜就进驻了襄垣县城。三天后,即日月25日也就是“刘邓”返回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同一天,阎锡山长官部少将参事翟品三率部分国民党军和收编的日伪警备队等一千余人,由屯留出发,攻占了襄垣。8月27日夜,李达指挥太行军区部队及友军第17师(原属杨虎城将军的西北军,详情参见相关链接②)包围了襄垣县城。经过几天准备,我军于9月1日黄昏发起总攻。在总攻之前,太行军区13团挖了100多米的地道通到城墙下,用满满一棺材炸药炸开了城墙,我攻城部队乘势涌人城内。经过四小时激战,全歼守敌胜利结束战斗。共毙敌350余人,俘敌450余人,阎锡山长官部少将参事“襄垣解救军”总指挥翟品三等大小头目全部被我军活捉。有意思的是,其中国民党任命的襄垣县县长闻家喜和日本鬼子任命的伪襄垣县县长张公度同时被我军俘虏。

  攻占襄垣后,刘伯承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主持起草了《晋冀鲁豫军区关于上党战役中某些战术问题的指示》,开于9月5日下发各部队。这个指示客观分析了阎锡山手下晋绥军的优点与缺点,打消了一些干部认为蒋阎军总比日军好打的轻敌思想,对战役的顺利进行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指示》中准确指出了晋绥军“长于防御,构筑品字形据点碉堡,控制强大的预备队,实行反突击”,“配置有外围据点,形成犄角之势”;野战中,“采取三只老虎爪子的战术(正面钳制左包右抄)”,但一般不善于白刃格斗,其特点即“重于守城”,“极不善于野战”。根据这一特点,刘伯承在《指示》中提出了上党战役的基本思路,即“根据其牵一发动全身的特点,多方诱敌外出,于野外聚歼之”。这就抓住了晋绥军不善野战的弱点,避开了其作战的强点,通过攻击长治周围敌防御较弱的县城,引诱敌人从防御坚固的长治城中出来,于野战中歼灭之。在战术手段上表现为“围城打援”的形式。即首先逐个夺取长治外围各县城,吸引长治敌军主力出援,然后在运动中歼灭来援之敌,而后夺取长治。在兵力运用上,确定在夺取外围各县时,以主力部队之一部攻城,地方武装和民兵围困其余各城,不使其向长治逃跑,主力部队大部集结于机动位置,准备歼灭由长治出援的敌军。在攻城顺序上,为防止敌军利用自晋路与沁县以北的日军相策应,决定按先北后南、由西到东的方向来打。最后确定的攻城顺序是先打屯留,再长子,然后打潞城,最后打壶关。占领上述四城后,各路大军会攻长治。


  此时,上党战役已进入最后的倒计时……


  扫清长治外围各县

  9月7日,刘伯承与邓小平下达了《晋冀鲁豫军区作战字第一号命令》,决定于9月10日2时30分开始对屯留、上村实施攻击。9月9日23时,即战斗发起前三个半小时,刘邓指挥所推进到潞城以西的中村。9月10日6时即战斗发起后三个半小时,刘邓指挥所又进到故县村,对战役实施指挥。

  9月10日2时30分,我太行纵队在秦基伟司令员指挥下,向屯留、上村发起攻击。上党战役正式打响。同时,以太岳、冀南两个纵队隐蔽于长治至屯留公路两侧,准备歼灭长治出援之敌。驻守屯留的敌军是挺进第6纵队的1个教导团及收编的伪军一部,共计1000余人。敌军中的这个教导团一千多人都是班长以上的骨干分子,受过长期训练,战斗力较强。因此战斗打得十分激烈,太行纵队以3l团为主攻,先夺取东关尔后从东面攻城,13团攻占城西南高地和南关后从南面攻城,30团从西面佯攻城垣。10日2时30分发起攻击后,13团在城西南高地与敌反复争夺,直至10时才将敌主碉堡炸毁,攻占该高地。各团在攻占城关后乘胜攻城,遭敌顽强抵抗和炮火杀伤,均未奏效。11日晨,31团2次攻城,仍然没有成功。12时,纵队投入预备队769团(即第18集团军第129师385旅769团,红军改编的老团队),于14时发起攻击,在各团配合下,登城成功。769团立即向两侧卷击并炸开了东门,策应友邻进城,同时契入城内抢占了制高点。随即,我军其余部队陆续攻入城内,与敌展开激烈巷战。午夜,敌城防司令率部分守敌坠城北逃,被我设伏部队和民兵歼灭。12日晨,屯留被我军攻克,守敌全部被歼。当我军发起对屯留、上村的攻击后,长治守敌6000余人先后两次向屯留出援。出援之敌对我军“围城打援”的战术十分恐惧,行动十分谨慎,我某些待伏部队又过早暴露,援敌与我军略经接触即缩回长治。以后在长子等三城被围攻时,再也未敢出援。我军虽然失去了歼灭援敌的机会,但是彻底打掉了长治守敌增援其它三城的胆量,为我军顺利地攻克长子等三城创造了有利条件。

  鉴于援敌撤回长治,我太岳纵队即在陈赓司令员指挥下按预定部署攻取长子县城。当时的作战意图仍然包括继续吸引长治之敌来援并加以歼灭。为此,陈赓派出决1旅之25团、57团及沁源、屯留、襄漳各县大队,协同太行、冀南纵队主力担负歼灭长治出援之敌的任务。长子城是敌军在上党地区除了长治城外守军最多,防御最强的一个县城。其守军为阎锡山挺进第2纵队和2个保安大队,共计2100余人。该城抗日战争时期曾为日伪军长期设防,工事比较坚固。敌挺进第2纵队进占该城后,又加修和改造了工事和副防御设施。长子城的城墙高约17米,外壕宽约7米,城门外和城墙四角均有石砌炮楼,辅以低碉和暗碉相结合(阎锡山的部队修工事和各种碉堡很拿手),各碉堡的火力可以相互支援。各主要防御地段,敷设有地雷、鹿砦、铁丝网等障碍物。城外和城关北高庙、南高庙、能仁寺、文昌阁等重要据点,都各自形成独立支撑点。敌挺进第2纵队司令白映蟾以挺进纵队守县城,以2个保安大队守外围各据点。

  负责攻长子县城的是太岳纵队所属的386旅之772团、20团、士敏独立团和决1旅之38团,另外还有长子独立团予以配合。攻击部署为:以20团附山炮2门,首先夺取西关,尔后由西门登城;以772团附山炮、机关炮各1门,攻占北高庙和北关,尔后由北门登城;以38团从西南角登城,以士敏独立团为预备队,夺取东关后相机登城;以长子独立团包围南高庙之敌。由于炮火不足和城墙较高,我军决定采取坑道爆破的方式攻城。

  9月13日1时,20团和772团分别向西关和北高庙之敌发起攻击。20团1营、3营一举突破敌前沿阵地,经过5小时激战,夺下了西关。敌军从西门出来焚烧西关房屋并组织反扑,被我军击退。与此同时,772团3营10连攻击北高庙被10米高的峭壁所阻,敌军凭险顽抗并施放毒气,我攻击受挫。772团调整部署,于16时再次发起猛攻,工兵炸开北高庙墙,10连和12连相继突入庙内,与敌展开白刃格斗。不善拼刺的守敌很快大部被歼,少数逃回城内,此时,38团也从西南角逼近城下;士敏独立团突入东关,攻占文昌阁,歼敌一个中队。长子独立团则将南高庙之敌包围,对其展开政治攻势。从14日起,20团和772团开始挖掘爆破用坑道。772团以1营和旅工兵排向北门掘进,20团也以2连、9连配合工兵挖掘通向西门的坑道。经过四昼夜连续施工,至18日完成了坑道作业及各项攻城准备。20团和772团将大量炸药送人坑道,做好了起爆准备。当日18时50分总攻开始,随着大量炸药的起爆,西门和北门外的大炮楼被炸塌,城墙的西门和北门处被炸开二个缺口,城墙上的敌人也多被震昏过去。配属的山炮进行抵近射击,分别把北面和西面城墙上的碉堡摧毁。20团、772团突击部队乘势发起冲击,突入城内。同时,38团和士敏独立团分别从县城西南角、东北两处登城并攻入城内。经过激烈巷战,城内守敌全部被歼。南高庙守敌见大势已去,弃阵而逃,被长子独立团追歼一部。长子攻坚战太岳纵队共毙伤敌500余人,生俘敌挺进纵队司令白映蟾及县长陈士芳以下15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刘伯承见长治守敌不敢出援,在攻击长子城的同时就命令太行纵队和冀南纵队发起对壶关、潞城的攻击。9月17日,冀南纵队攻克潞城。19日,也就是太岳纵队攻克长子的同一天,太行纵队攻克壶关。两城守敌均被全歼。至此,长治周围各县全部被我军攻克,长治已经变成一座孤城。在长治周围各县战斗中,我军共歼敌7000余人(含襄垣战斗歼敌数),缴获大量武器弹药,有效地补充了自己,尤其是缓解了弹药紧缺的情况,为下一步作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尽管情况未完全按照我方预想的发展,但我军已获得攻取长治的有利条件,刘伯承发现史泽波企图固守待援,于是在9月20日发布第五号作战命令(前四号命令是关于攻占屯留、长子、潞城、壶关四城的)。命令三个纵队集中兵力攻取长治城,最后消灭入侵上党地区的国民党军。


  围攻长治及歼灭敌人援军


  9月20日,晋冀鲁豫军区主力一太行、太岳、冀南三个纵队,开始从长治城东、南、西三面同时发起攻城作战。在作战部署上,采取“围三阙一”的战法,即同时攻击长治城的三面,同时放开北关至城东北角,引诱敌军向城北突围,而于野战中予以歼灭。这个部署也是考虑我军当时攻坚能力很弱,而阎锡山的晋绥军又不善于野战的特点而提出的。在攻城战斗即将打响的时候,刘伯承、邓小平把指挥所前推至长治南郊北天河,直接指挥攻城战斗。

  长治是上党地区的首府,是抗战时期日军设防的重点,城高壕深,工事坚固。守敌1万1千余人是入侵上党地区的敌军主力,因战役开始后一直没有与我进行大规模战斗,基本没有损耗,建制完整,装备也比较齐全。恰逢此时,天降大雨,造成道路泥泞,城墙湿滑,也给攻城战斗带来了很大困难。尽管如此,我军各部队还是在攻坚经验、装备都很缺乏的情况下开始了对长治城的攻击。

  太岳纵队的任务是攻占长治城的北关,然后与太行、冀南纵队一起夺取长治城。陈赓司令员命令决1旅57团主攻长治北关,以386旅扫清外围据点。战斗发起后,386旅之士敏独立团在1门山炮支援下攻击北关外围的角沿村。士敏独立团在摧毁敌四座碉堡后,攻占了牛个村子,将守敌保安团一部歼灭。此对,北关守敌在城墙上火力掩护下进行逆袭,将士敏独立团包围在角沿村内。772团立刻增援,与士敏独立团一起将敌击溃,残敌逃回北关。角沿村被我军攻占。随后,57团发起对北关的攻击。57团在团长陈兴建指挥下,1营从关东北,3营从关西北,趁夜暗以出其不意的奔袭手段一举突人关内,然后开始穿插、分割、包围敌人。1营负责围歼北星阁、石灰窑之敌。北星阁是北关连接关外的重要通道,是敌军的防守重点,有主碉、地碉、暗堡、外壕、地雷、铁丝网等较完善的防御设施,守敌为1个加强连。我1营1连奉命攻占北星阁,激战一夜未能攻克。1连三任连长先后牺牲,部队伤亡过半,但仍然前仆后继,奋勇攻击。战至22日晨,终于全歼守敌,攻占北关。3营亦在围歼银匠楼之敌后,进抵城墙下。长治守敌为夺回北关,连续组织反击。57团与敌反击部队肉搏达4、5次,坚守北关4天之久,后由25团接替,彻底打垮了敌军的反击,巩固占领了北关。与此同时,太行、冀南纵队也攻下了城关据点多处。

  就在我攻城部队扫清外围积极准备总攻长治的时候,刘伯承接到了一份内线传来的情报。情报说阎锡山为了解救长治被围的史泽波部,拟派重兵增援长治,增援之敌为第83军的3个师共7000余人,已从太原南下。经过进一步侦察得知,27日南援之敌到达沁县,其先头部队4个团28日进至沁县以南,亭以北之新店地区,并有继续南下救援长治的迹象。刘伯承根据这一新的情况,当即改变决心,将作战重心由攻占长治城改为歼灭敌人援军。准备在援敌沿白晋路进至常隆、上村地区(位于长治城的西北)时,于野战中歼灭之。具体部署如下:以陈再道指挥冀南纵队、决1旅全部及地方武装继续佯攻长治城,吸引敌83军向长治急援;以李达、陈锡联指挥太行第2支队(欠30团)、第4支队及原在白晋铁路监视敌人的第17师为打援之右翼队;以陈赓指挥太岳纵队386旅及太行纵队第3支队为打援右翼队,钳击来援之敌;以3 0团为独立支队,由北尾击南援之敌,切断它的退路。

  各部队受命后立即行动。为了不让长治守敌发现我攻城主力前去打援,我军在撤离长治城的当天昼间还抬云梯演习攻城,晚上点火吹号扰乱敌人。然后在28日夜趁夜暗雨急悄悄撤离了长治城。9月29日,我打援部队陆续抵达预定歼敌地区,埋伏于白晋铁路线两侧。从29日起,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一直前移,总是靠近担负最重要任务的部队,以就近掌握部队行动。

  援敌指挥官第7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本来打算沿白晋铁路线前进。但是阎锡山唯恐长治失守,丢掉楔进我根据地的一颗钉子,连电催促彭毓斌急进。彭毓斌无奈只能另选道路。由于白晋铁路经 亭、夏店向东拐了一个大弯后才通向长治,所以路途相对要远得多。而亭、屯留之间的大路则距离很短,彭毓斌决定就走这条路。9月30日,彭毓斌部从 亭镇渡过漳河,沿亭、屯留间的大路南下。

  刘伯承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变更部署。将歼敌地域改在屯大路两侧,同时增派第17师尾击援敌。陈赓率打援左翼队立即由常隆附近进至余吾镇以西,太行纵队也进至余吾镇东北地区。

  10月2日,我打援部队主力预期遭遇敌援军于屯留西北之王家渠、白龙坡至井道上一线。我军当即从正面诱敌继续前进,主力展开两翼向敌侧后迂回。同时,尾敌前进的第17师和30团向南展开攻击,将援敌合围在老爷山、西凹、磨盘垴至榆林镇地区。

  彭毓斌根本没有发觉自己已成为对方猎杀的目标,等到发现危险时想跑也来不及了。彭毓斌只得将救援长治的任务扔到一边,转入防御。他命令先头暂编第47师退守老爷山,暂编第46师占领磨盘垴,暂编第40师控制大路,指挥部和第83军位于关上(五 山),猬集一团,构筑工事。

  老爷山位于上党盆地的西北边沿,由4个山头组成,主峰海拔1246米。磨盘垴位于老爷山东南面,海拔也在1000米以上。关上则位于北面,与上述两山互为犄角,形成雄关要塞,是长治以北唯一的险要地形。为了趁敌立足未稳打乱敌人部署,我军立即对敌展开猛攻。陈赓指挥的左翼队向老爷山攻击;李达、陈锡联指挥的右翼队向磨盘垴攻击;第17师和30团在榆林镇以北侧击敌人。

  10月2日夜,太岳纵队386旅772团经走马岭从西南侧向老爷山攻击,20团由红土崖从东侧攻击,各攻占了敌人2个高地,歼敌一部。同时,太行纵队第4支队769团和51团也攻占了敌人几个山头,其中769团逼近了距磨盘垴主峰仅200余米的无名高地。经一夜激战,各部队进展均不大,与敌形成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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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身或者不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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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我军发现敌人番号是越打越多。仅在太行纵队的俘虏中就发现敌军4个师的番号。经过审俘和详细侦察,发觉援敌不止3个师,而是彭毓斌率领的8个师。其中包括第23军之暂编第40、46、47师,第83军之第66师和暂编第49、50师,以及伪军第1 3集团军杨诚部改编的省防军的2个师,并且还有2个炮兵团随行。以上援敌兵力共2万余人,而我军打援兵力一共也只有2万多人,双方兵力相当。因此我军的攻击不可能很快取得进展。得知这一情况后,刘伯承认为援敌已成为上党战役中新的攻击重点,如不及时消灭援敌,长治城里的史泽波部就会死守待援,增加我军攻城的困难;只有尽快消灭援敌,才会使史泽波绝望而冒险突围,这样敌人离开坚固设访的城市,才更便于我军在野战中歼灭之。据此,刘伯承和邓小平下令将围攻长治的冀南纵队和太岳纵队决1旅调来加入打援,长治则由地方部队围困。刘伯承还命令冀南纵队和决1旅撤围长治后,白天向敌被围地域行军,将我军援兵到达的信息传递给被围之敌,以加速其动摇。

  在我军援军尚未到达之时,陈赓、李达、陈锡联继续指挥所部向当面之敌猛攻。但敌军依仗其机枪多、弹药充足(除了自身使用的弹药外,援敌每人还给长治守军多带了100发子弹,2颗手榴弹或地雷)、炮兵火力强和险峻的地形,屡次击退我军冲击。为了避开敌人猛烈的火力,我军主要采取夜间以短兵火力对敌占要点进行突击的方式,在白天则阻止敌人下山突围。10月3日,太岳纵队20团团长楚大明经过周密侦察,发现一条被洪水冲刷的雨裂,可直通敌老爷山主阵地的侧后。陈赓当即命令调整部署,以20团从雨裂插入敌阵地侧后,以分割敌人防御部署。3日夜,我炮兵向老爷山之敌猛轰,772团、士敏独立团和太行纵队14团从正面猛攻,以吸引敌人注意力。同时,楚大明率20团3营在民兵引导下,利用夜暗从雨裂中隐蔽地迂回到了敌主阵地的侧后。然后以短促火力和勇猛动作攻占了2个山头,切断了暂编第47师与敌主力的联系。接着,20团控制了老爷山的水源,使守敌陷入孤立缺水的境地。同日,太行纵队769团2营攻击离磨盘垴主峰200米的无名高地未获成功。769团又以1营和2营协同34团猛攻一夜,仍未能攻克,部队伤亡较大。

  也就在10月3日这天拂晓,长治守敌为了夺回北关,动用其主力暂编第37师,采用正面攻击侧面迂回的战术手段向北关进行反击。暂编第37师师长杨文采在北城墙上亲自指挥,并组织了全城火力进行支援。暂37师2个团从城西北角出城,利用“青纱帐”作掩护,向我前沿阵地发起攻击。其中1个营向我决l旅25团1营右翼实施迂回,占领了北关至提马村之间的一块坟地,切断了我前沿与后方的联系。正面敌人以4个营兵力向我25团1营、2营阵地轮番攻击,主攻方向指向l营2连阵地。我军防守部队在伤亡很大的情况下,顽强坚守,用刺刀、手榴弹与敌人进行一院一屋的争夺。4连2班连续击退敌6次冲击,全班大部伤亡,只剩下2名战士,仍牢牢守住了阵地。经过8个小时激战,我防守部队大量杀伤了敌人。傍晚时候,57团进入北关发起反击,在25团配合下恢复了全部阵地,将敌人压回城内。这一仗极大地消耗了长治守敌的兵力和突围的锐气,使得敌在我冀南纵队和决1旅离开后的几天里的17次突围,都被我围困长治的部队粉碎。

  10月4日,冀南纵队和决1旅撤离长治城,日夜兼程,冒雨北上,向我打援部队靠拢。同时,陈赓指挥所部继续攻击老爷山敌阵地,当日将老爷山除主峰外的阵地大部攻占。大行纵队则重新组织对无名高地的进攻,确定当夜利用敌阵地左侧山凹部夜摸敌阵地侧后,出其不意的从侧后攻山。

  10月5日3时许,太行纵队769团3营沿预定路线进至敌人侧翼。在此时,3营10连先头小组踩到了正在睡觉的敌军士兵身上,战斗立刻打响。3营9连、10连立即展开从两翼向山顶猛攻,守敌仓促应战,大部被歼,少数逃到山下被我山下部队俘获。占领无名高地后,3营将9连、10连左右配置开,积极改造敌人工事,准备抗击敌人反扑。与此同时,太行纵队3支队之决9团从东侧向敌磨盘垴主阵地连续攻击,逐坎逐层争夺,5日拂晓曾一度突入敌主阵地。敌人以密集队形进行反冲击,后面有督战队压阵。决9团在位于磨盘垴南侧的31团的炮火支援下顽强抗击,终因地形不利和众寡悬殊,不得不退下来暂停攻击以待黄昏再战。

  5日拂晓,防守磨盘垴的敌暂编第46师集中兵力向占领无名高地的我769团进行反击。敌人在浓密炮火掩护下,以羊群式队形从正面和左翼山垭口向我冲击。769团3营在团属迫击炮4门的支援下,充分发挥轻、重机枪和手榴弹的威力,击退敌人多次反击,大量杀伤了敌人。敌军在督战队的威胁下,不顾伤亡,反复向我阵地冲击。阵地上的我军防守分队在弹药消耗贻尽的情况下,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就在这危急时刻,担任运输弹药任务的新11连赶到阵地,不待命令就投入了战斗,将冲上阵地的敌军压了下去。这时,769团2营也增援上山,与3营一起彻底击溃了反扑之敌。无名高地终于得到了巩固,这就和决9团一起造成了对敌磨盘垴主阵地的直接威胁。太行纵队第31团、第13团从磨盘垴东南对王家渠守敌发动攻击,攻占了王家渠及其西北一带山梁,歼灭敌暂编第46师一部。

  此时的被围敌军已经陷入了缺粮断水的绝境,仅靠杀骡马充饥,人心浮动。10月5日下午,我增援部队一冀南纵队和决1旅陆续到达战场。敌军发现后,军心更加动摇。彭毓斌此时终于认识到,增援长治的计划彻底破产了,不得不开始打算如何突围了。

  在我军援兵陆续到达后,刘伯承命令部队采取“围三阙一”的战法,即以左右两翼部队猛烈钳击敌人,而在北面则留一个缺口,诱敌向北突围,将敌歼灭于突围途中。5日黄昏,我军发起全线总攻。陈赓亲自下到主攻老爷山主峰的14团指挥所,14团团长则立即下到尖刀连——第11连,11连连长亲自指挥尖刀班。尖刀班9人组成3个战斗小组,3个小组相互掩护交替前进,从侧面接近敌指挥所,然后连续投出10多颗手榴弹。趁敌指挥所被炸和守敌慌乱,我14团、772团和30团的突击部队都迅速攻上了老爷山主峰,守敌大部被歼。此时,磨盘垴守敌发现老爷山丢失,顿时更加慌乱。我太行纵队乘机向磨盘垴连续猛攻,终于在19时攻下了敌磨盘垴主阵地。这时,敌军的犄角阵地中的两个制高点都已丢失,主力被压缩在狭窄的山谷中陷入了攻不动、守不住的困境。彭毓斌早在5日17时即下令向我军兵力薄弱的北面突围,企图逃回太原。彭毓斌为迷惑我军,下令大队向南佯动,而辎重和指挥机关却先向沁县(驻有未投降的日军)方向北逃。

  刘伯承早就料到敌人这一步,立即命令太行、太岳纵队从敌之两翼平行追击,冀南纵队于敌后尾追。太岳纵队20团则于5日17时即已出发,抢先赶到土落村阻击逃敌。太行纵队14团亦随之跟进。

  20团和14团克服秋雨乍住,道路泥泞的困难,一路向北疾进,强行军10余公里,终于在敌大部队到达前,赶到漳河西岸的土落村地区。此时从当地群众口中得知,1个小时前有100多名敌人骑兵已向沁县逃去。2个团立即展开,占领防御阵地。20团l营北渡漳河控制河岸阵地和渡口,2营、3营和团直占领土落村制高点,截断公路;14团亦沿河岸布防。刚部署完毕,敌突围部队就象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向漳河边拥来。14团3连连长化妆成敌军官,命令一股敌人原地休息整顿,然后3连趁其不备突然冲击,一次就俘敌500余人。此时,敌主力开始向20团阵地进攻,企图打开缺口逃跑。敌省防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向20团1营阵地发起整营、整团的集团冲锋。1营与敌激战数小时,毙伤敌600余人,守住了阵地。战斗中,该营营长牺牲。敌人在l营阵地前碰了钉子,转而以1个团兵力分三路进攻2营阵地,以2个团攻击3营阵地。2营、3营集中火力在四、五十米的近距离内大量杀伤敌人,并乘敌1昆乱之际组织反冲击,连续击退了敌8次冲锋,毙伤敌近千人,敌人没能前进一步。

  与此同时,太岳纵队772团和士敏独立团占领榆林镇北侧高地,将敌原据守地域全部占领,敌军全部被压缩包围于沿白晋铁路的 亭地区。处在包围圈中的敌军失去了阵地依托,最后一点战斗的勇气也被我阻击部队打掉,这时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我军的总攻就在此时开始了,太行纵队从东面,冀南纵队和决1旅从南面,太岳纵队从西面,第17师和阻击部队从北面向敌人猛烈冲击。敌军在我穿插分割下,溃不成军,纷纷缴械投降。10月6日9时,除2000多敌人溃散逃到沁县外,其余全部被歼。敌总指挥彭毓斌在乱军中被我军击毙,副总指挥兼炮兵司令胡三余、暂46师师长郭溶、暂49师师长张宏和第66师师长李佩膺均被我军俘虏,其部队携带大量弹药全部成了我军的战利品。上党战役打到这个时候,整个上党地区只剩下了困守长治城的史泽波这一股敌人了。


  追歼长治逃敌


  就在彭毓斌的援军即将全军覆没的时候,阎锡山给困守长治孤城的史泽波发去一封电报。电报中称“上党必争,长治必守,援军必到,叛军必灭”,为史泽波打气鼓劲。史泽波也一度组织“敢死队”进行反扑,但均被我围城部队击退。等到彭毓斌援军全军覆没的消息传来,彻底打乱了史泽波坚守待援的计划。史泽波意识到再死守长治城就等于“守死”,只有突围才有一线生机。10月8日黄昏,史泽波趁大雨浓雾和我主力正在休整的机会,悄悄弃城向西逃窜,企图穿越我太岳军区逃回浮山、翼城地区。

  长治守敌脱离坚城,给了我军以歼灭该敌的大好时机。刘伯承当即命令围城部队跟踪追击,太岳纵队从 亭地区直出安泽、沁水间的马壁地区,控制沁河,兜击逃敌。太岳纵队此时正在地区休整,接到命令后立即将部队分为两路。一路由772团经张店、良马、南北孔滩进至马壁地区进行堵击,一路由主力决l旅和386旅20团、2l团(老爷山战斗结束后,晋冀鲁豫军区决定士敏独立团升编为386旅第21团)、配属386旅的38团以及高平独立营,直奔东、西峪进行截击。

  史泽波率部出城后,一路上不断遭到阳城、沁水、翼城及沿途各地方武装和民兵的袭击、骚扰,只能一边打一边走,行军速度受到很大影响。由原负责围困长治城的太行纵队第33团及各县地方武装组成的追击部队,则在后面紧紧追赶。10月10日,我追击部队终于在沁水县的香沟追上了敌人的后卫部队。经过1个小时战斗,俘敌700余人,把逃敌的“尾巴”剁掉了。然后又追到大庙庄地带,咬住了敌人的主力部队,从后面向逃敌发动攻击。

  负责堵击的太岳纵队10月8日晚24时从土落村地区出发,向西南方向快速行进。太岳纵队自从战役打响起,一直在进行连续作战,此时部队极为疲劳。但部队仍在胜利形势的鼓舞下,奋勇追击逃敌。经过三昼夜的连续强行军(笔者认为,在解放战争中的陈赓指挥的第四兵团及其前身部队一个有突出的特点就是“能跑”,比如著名的“两阳追击战”),772团终于在11日凌晨先敌到达指定地区。772团立刻以2营东渡沁河,抢占了佛庙岭,以3营占领将军岭,修筑工事,准备阻击逃敌。10月11日12时,逃敌主力进至佛庙岭地区,当即遭到772团强有力的阻击。逃敌数次进攻均被击退。此时,20团、38团亦赶到将军岭与已在这里的772团3营会合,共同阻击敌人。敌人为了夺路逃走,以营团规模的兵力反复冲击,试图打开通路,均在我军阻击下未能得逞。太岳纵队决1旅赶到后,立即与我阻击部队和追击部队协同动作,将逃敌压缩到桃川附近的山沟内。这时史泽波陷入了与彭毓斌从老爷山地区突围后又被包围时一样的境地,部队疲惫不堪,士气低落到极点,已经失去了进行有组织抵抗的能力。10月12日下午3时,我军对被围之敌发起总攻,仅经过3个小时战斗,就全歼了敌人。史泽波被太岳纵队决1旅57团俘虏,第68师师长郭天辛和暂编第37师杨文采也被我军俘获。至此,上党战役全部结束。

  上党战役经过33天战斗,共计歼敌13个师(含相当于师的挺进纵队)35000余人,缴获山炮24门,轻重机枪2000余挺,其它枪械16000余支和大量弹药,作为胜利的代价,我军共计伤亡约4000人。

  上党战役实际上是在两个相互比较熟悉的对手之间进行的。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部队是由抗战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第129师发展而来的。抗战时期129师与阎锡山的晋绥军(当然也是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既是同一战区的友军,又在内部磨擦的战场上多次交过手,彼此的脾气摸得都比较“透”。可是阎锡山自认为十分了解“八路”的作战实力,觉得他们只能打打中小规模的运动战和游击战,对于其派往抢占上党的近2万大军无可奈何。所以在进占长治后,阎锡山命令史泽波去抢占周边各县,造成了兵力分散,给我方实施各个击破创造了条件。等到发现“共军”真要“虎口拔牙”时,各城守军都被包围,动弹不得,只能坐等着一个接一个的被收拾掉。阎锡山对我军的攻坚能力过于轻视,认为我军很难攻下1、2千人驻守的较大县城,他似乎很有自信上党各城能坚守到胡宗南和孙连仲的部队到达上党之时。等到长治外围各城相继被我军攻克,只剩下长治一座孤城时,才急急忙忙组织了一支援军去解救长治守军。此时,阎锡山又以为我军会因为兵力不足而打援、攻城不能兼顾,没有命令史泽波全力突围以和援军会合。如果那样,两股敌人合在一起将有3万余人,而我军参战部队一共才3万1千余人,双方兵力相当,将大大增加我军歼敌难度。可是阎锡山在援军即将被歼之际,却发电报让史泽波坚守长治,使史泽波白白浪费了2天时间,使之没有趁我军主力被牵制在老爷山地区时坚决突围。等到援军被歼,我军兵力可以自由转用时才冒险突围,覆灭的命运当然不可避免。除去国民党当局政治腐败、不得民心的大气候外,在战术、指挥方面犯如此多的错误,也是敌军失败的重要原因。

  与阎锡山一样熟悉对手的刘伯承,则在上党战役中表现出了极高的指挥艺术水平。早在日本宣布投降之际,刘伯承(当然还有敌对双方的很多“大人物”)就正确地预见到了作战对象即将发生变化。因此,刘伯承很早就电示所部集中部队,编组野战兵团。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采取边打、边建、边练的方法,迅速建立了一批能进行较大规模运动战的野战兵团。同时,为了使刚组建的各野战纵队能迅速适应阎锡山这个对手,刘伯承及时下发了一系列指示,对阎锡山的晋绥军进行了深入分析,帮助部队很快熟悉了运动战这一作战形式。从而建立了一支能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的强大战斗力量。战役打响后,刘伯承利用史泽波分兵占据6座县城便于我各个击破的态势,以及晋绥军守城强野战弱的特点,制定了攻城打援的作战计划。这一计划抓住了敌军的弱点。长治周围各县守备兵力较少,相对于长治城是敌防御体系中的弱点,所以首先从这里开刀。长治城守敌较多,是个强敌,但一旦脱离城防也就变成了弱敌,便于我在野战中歼灭。尽管后来打援企图没有实现,但我军强大的打援部署却震撼了长治守敌,使得长治周围各县顺利的被我军攻克,我军各部队也获得了一定的攻坚经验。之后在我军强攻长治时敌援军将至,摆在我军面前的是两个敌人,一个是长途跋涉赶来的敌人援兵,一个是困守长治的史泽波部。这时刘伯承正确把握了战场重心,将主力转而歼灭敌援兵。因为在当时我军攻坚能力很弱的情况下,万一不能在敌援军到达之前攻下长治,敌援军赶到后我军将腹背受敌而被迫撤围,阎锡山就会在长治站稳脚跟。在攻歼敌援军时,刘伯承采用“围三阙一”虚留生路的方式,压迫、诱使敌军脱离工事,使其在野战中迅速就歼,为我军迅速转用兵力追歼长治逃敌创造了条件。刘伯承充分利用了敌人作战行动上的不协调,抓住战机,灵活转用兵力对敌各个击破,使晋冀鲁豫军区部队以3万1千人的兵力歼灭国民党军3万5千余人,歼敌数甚至超过了我军全部参战部队的人数。

  上党战役的胜利,对于推动“双十协定”的签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晋冀鲁豫军区来说,上党战役拔掉了阎锡山安在我根据地“心脏”的一个钉子,为下一步转向平汉线方向作战创造极为有利的条件。国民党方面的战史也认为我军“长于机动,处处争取主动;兵力转运,灵活迅速,计划周密,命令彻底,善伺机会,巧于出奇制胜”;“控制上党区后,复回师平汉线,阻扰北上接收冀省之国军,益获兵力转用之自由,影响战略,实为至大。”十四年后,刘伯承在《二野在解放战争中》一文中谈到上党战役时说:“上党战役开始时,敌正沿同蒲路与平汉路推进,但我们背上背着上党这个很重的包袱,力量不好抽,而且部队子弹也少。”“这个胜利,使我们背后有了靠头,又有了子弹,为很快转入平汉线作战创造了条件。晋冀鲁豫军区部队以解放战争第一战——上党战役的胜利,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



  一次非同寻常的飞行


  1945年8月25日,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搭乘一架美国军用运输机在大战之前赶回前线,同机的有一大批我军高级指挥人员和重要干部。

  他们所乘坐的飞机是一架美制Dc型飞机,即道格拉斯运输机,这架飞机主要是用于运货的,属于当时的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每周或半个月在西安和延安之间往返一次,为观察组运送补给品。这次是中共中央专门借来供我军这批高级干部使用的。当然乘坐人员的身份没有向美军透露。之所以用这种飞机,主要考虑安全性比较好,只要有块较大的平地就可以降落。

  这次飞行是十分机密的。据当时在飞机上的杨得志回忆,他是在8月24日夜间接到第二天上午9点到延安东关机场的命令的,而且只让他一个人去,参谋和警卫员都不能带,也不许其他同志到机场送行。同机的都有谁,杨得志也不清楚。等上了飞机才知道当时飞机上共有21名重要党政干部,分别是:刘伯承、邓小平、林彪、陈毅、薄一波、陈赓、肖劲光、傅秋涛、李天佑。邓华、杨得志、陈锡联、陈再道、宋时轮、邓克明、王近山、滕代远。黄春甫(江华)、聂鹤亭、张际春、黄华,其中一部分干部是通过晋冀鲁豫军区转赴其它根据地的。黄华后来回忆说,当时他并不知道这次行动,他是负责与美军观察组的联络工作的,到机杨后发现同一架飞机上有这么多重要干部,担心万一出现什么情况,机上人员不能与美军驾驶员沟通(机上的我方人员只有黄华精通外语),才登机随行的。

  飞机飞行了4、5个小时,降落在晋东南黎城县长宁村的临时机场上。降落后,黄华即随飞机返回了延安。“刘邓”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及时赶回了晋冀鲁豫军区,从而顺利指挥并取得了上党战役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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