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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7-7-14 05:32

20名红军战士不费一枪一弹活捉500名敌军   



zyesheng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49-1.html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转移至井冈山,由当地武装首领袁文才、王佐接济了五百担稻谷,上千名起义官兵得以稳住阵脚,在湘赣边界开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次年4月28日,朱德、陈毅又率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余部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袁文才、王佐的队伍会合,组建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红军第四军。大量兵员集中在“人口不足两千,产粮不足万担”的弹丸之地,在国民党严酷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下,粮食供求矛盾日趋尖锐。

  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前委临机应变,组织、引导宁冈、永新等地农民开展生产自救,取得了好收成。朱德、毛泽东亲自带队下山挑粮,经过一个多月长途跋涉、往返穿梭,为井冈山根据地储备了30多万斤粮食。红四军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任“敌军围困千万重,我自岿然不动”,以弱击强连续粉碎了国民党三次军事
  “进剿”,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和扩大。

  1929年1月14日,打破国民党的重重围困,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跳出井冈山,转战幅员广袤、物产富饶的赣南、闽西。风味万千、营养全面的客家传统饮食,养育壮大了革命力量和红色政权,1931年11月7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主席。在为期13天的会议期间,600多名来自国内外的代表,尽情分享了“红都国宴”的美味和中共取得局部执政地位的喜悦。

  但随着工农武装迅猛扩充、各级党政机关相继设立,脱产的公务人员不断增多,农村劳动力严重不足,再加上干旱、水涝等自然灾害频发,造成粮食连年歉收,奸商趁机囤积居奇、哄抬粮价,而国民党的“困死”“饿死”手段越来越卑鄙,对苏区物资一律实行禁运,种种手段加剧了粮荒饥馑。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苏维埃政府紧紧围绕和服从革命战争的中心任务,始终把发展农业生产置于各项经济建设的首位,放手发动群众开荒垦田、开渠治水,大办互助合作组织,大兴劳动竞赛运动。仅1933年一年,中央苏区消灭荒田,新开荒田可产粮26万担。到1934年,修复水利工程万余处,新修水利工程千余处。农村基层普遍建立了劳动互助组、耕田队和犁牛合作社,中青年农村妇女解开裹脚布下水田,唱起了农业生产的主角。

  与此同时,各级苏维埃政府设立了专门的粮食管理、经营机构,积极开展粮食购、存、调、销业务,调剂余缺,打击奸商;平抑粮价,稳定市场。到1933
  年9月,苏区全境设有公营粮食调剂总局1个,省局5个,县区分、支局60个。到1934年2月,中央苏区由群众集资创办粮食合作社1071个,拥有社员
  243904人,股金242097元。为了确保苏区军民用粮安全,临时中央政府于1932年12月通令各地,要求有计划地限制粮食出口,禁止主粮改作副食用途。

  正因各项工作到位、措施得力,苏区农业在大灾、战乱之年依然逆势飘红,1933年,中央苏区农产增长15%,闽浙赣苏区更是高达20%。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自豪地宣称:“现在农民的生活比较国民党时代是至少改良了一倍。农民的大多数,过去一年中有许多时候吃不饱饭,困难的时候有些竟要吃树皮,吃糠秕,现在则一般不但没有饥饿的事,而且生活一年比一年丰足了。过去大多数农民每年很少有吃肉的时候,现在吃肉的时候多起来了。”

  后勤保障也是战斗力,在第四次反“围剿”接近尾声时,红一军团某炮兵营20名战士不费一枪一弹,活捉了500名缺粮断炊的国民党军;一个红军炊事员凭着一把锅铲,竟降服了一连全副武装的饿兵,这场战争胜利结束后,中央苏区进入了全盛时期。
  官兵一致,干群一心

  1927年9月30日,毛泽东在永新三湾领导秋收起义部队整编,创造性地推行支部、士兵委员会建在连上,取消军官“四菜一汤”的待遇,让士兵民主管理伙食,自由支配节余的“伙食尾子”。有一次部队急行军,毛泽东因熬夜起得迟,来不及吃早餐、带午饭,饿得他竟向人讨饭吃。朱德平易近人,经常深入厨房、灶间,跟炊事员打成一片,以至于每每被不明真相的群众和敌兵误为“伙夫头”。红军官兵政治平等、经济公开,吃多吃少一目了然,吃好吃坏心甘情愿。

  1929年2月9日,朱德、毛泽东率部从井冈山一路转战,孤军深入到瑞金大柏地时,3600余人的队伍只剩下不足2500人,平均每人只有20发子弹,并无粒米撮盐之炊。这天正是农历大年三十,当地群众因受国民党的欺骗、蒙蔽,早已人去村空,而国民党赣军5个整编团在后面紧追不放,一场灭顶之灾即将降临。毛泽东当机立断,指示军需处特事特办,允许以连为伙食单位统一开具欠条,赊购大柏地村民来不及带走的“过年料”,让众将士吃饱喝足,增强体力,终于击破强敌。一个多月后,军需处信守诺言,拿出3500块光洋兑现了欠款,赔偿了战争损失。红四军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因敌取资,劫富济贫,赢得了所到之处劳苦大众的拥护和支持,士气空前高涨,战力倍增,牢牢地控制了全国最大的一块红色根据地。

  苏维埃政权为了防止产生官僚、特权和腐败,杜绝多吃多占、铺张浪费,确保自身肌体的健康、纯洁,加大了对党员干部队伍的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力度,从1932年2月起,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深入持久的反腐肃贪斗争。1933年12月15日,毛泽东、项英签署、颁发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第26号训令,首次明文规定了贪污浪费的量刑定罪标准,对贪污、倒卖粮食的犯罪分子惩罚尤为严厉。一个代号为“江西老表”的红军干部因倒卖了两担军粮,被军事法庭处以极刑,令害群之马闻风丧胆。

  绝大多数苏区干部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分田地,夜打灯笼访贫农”,传颂一时;“真心实意为群众,柴米油盐都想到,问寒问暖情义重”,蔚然成风。中央党政机关率先垂范,11个部委二成多冗员、重费被核减,工作人员的伙食标准一降再降,每人每天只发油盐钱三分,食米半斤。在前方战事吃紧、粮食供应最困难的非常时期,后方非战斗人员半干半稀只吃两顿饭。有一阵子,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刘少奇吃饭时总是躲在一边,有人怀疑他瞒着大伙偷吃猪肉,气愤地跑过去一看,发现他吃的原来是红薯叶!

  苏区干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苏区群众也毫不含糊,纷纷慷慨解囊,硬是从牙缝里抠出粮食支援革命战争和苏维埃经济建设,而且大部分群众卖粮不要钱、借谷不要还,主动退回政府发给的购粮款和借谷票。1933年,临时中央政府应各地苏维埃与工农群众的请求,借谷20万担,推销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
  1934年,中央苏区分3次借谷104万担,其中“中央苏区的乌克兰”——宁化县群众借谷7万余担,数量最多、质量最好。“红都”瑞金群众从中共建政到北上转移,历年间借谷25万担,认购公债68万元,其它物资更是不计其数。

  红军官兵步调一致,苏区干群上下一心,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顽强地与“庞然大物”国民党南京政府抗衡了数年之久。直到洋顾问李德瞎指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但中央红军主力并未伤筋动骨,依然能够从容完身而退。

  人民政协报 作者:王卫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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