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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7-8-14 10:42

“王牌间谍”王芃生是个日本通 曾全程参与青岛主权收回   



天山贡枣 发表在 无线湖南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382-1.html



文丨田野



原标题:间谍王芃生是日本通 曾全程参与青岛主权收回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光对抗击日本法西斯做出重大贡献
,也对同盟国提供了不少帮助。在这其中,中国情报部门预测日军偷袭珍珠港是很传奇的一笔。



中国是否破译了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密电?这个问题无疑是民国史上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尽管存在着诸多争论,但中国曾对日军军事行动做出过准确预测则是公认的事实,而做出这一重大预测的就是王芃(péng)生。其相关论断也被蒋介石重视,并交付美国政府。



王芃生因预测珍珠港事件而声名鹊起,殊不知,在此之前,他还成功预测过“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更为重要的是,他跟青岛还有着很深厚的渊源。今天的《发现青岛》,我们就来讲讲人称“日本通”、“王牌间谍”的王芃生。



早年留学日本,是个“日本通”



王芃生,


名大桢,1893年1月17日出生于湖南醴陵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少年就读醴陵县立高等小学、湖南瓷业学堂。1910年入读长沙湖南陆军小学,17岁时加入同盟会,投身反清革命活动,曾留学日本,参加过长沙新军起义。但一直以来声名并不显赫。







相较于革命事业的平淡无奇,早年的王芃生在学术研究方面却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特别是对日本的研究,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也难怪后来他在对日情报工作方面出类拔萃了。王芃生曾自撰《一个平凡党员的回忆与自我检讨》一文,其中追忆了其幼年的求学经历,也说明了他对日本史产生兴趣的原因:“余幼读先辈刘彦(式南)初版《中国近世外交史》,对国际外交极感兴趣。在磁业学堂时代,曾受过日人安田乙吉、大元礼吉及一女教员松本某子之教育,始闻留日归国诸先辈所谈明治维新事迹。对日本问题引起注意。在‘陆小’得读黄遵宪‘日本国志’及‘日本源流考’。又以革命先进,多往来日本,中日关系密切。至是,更认识革命成败与外交运用之重要。立志研究日本及国际关系,以待有用。”



王芃生由于幼年的兴趣,长期研究日文,研究日本历史。他青年时期在南京复成桥军需学校,一开始还是看一些中译本的日文教材,再后来直接阅读原著。最后他两次留学日本,就读于日本陆军经理学校高等科,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部。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写出了《中日关系之科学研究》、《日本古史辩证》、《日本古史之伪造与山海经盖国及倭属燕之义证》,令人惊叹。



王芃生如此沉迷于研究日本
,其日文造诣渐渐超出常人之上,甚至比一些日本“高手”还要厉害,有两件事可供佐证——其一,陈敦正在其《“世界的日本通”王芃生》中谈到这样一件事:“王芃生的日文程度,不但能读、能写,而且说得流利。因此在日本有很多日本朋友。有一次,他到缅甸视察,被日本特务包围,他冒充日本商人,大谈他日本‘家乡’风光,竟化险为夷,被蒙混过去。”可见其对日语的精通程度。



其二,曾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的何凤山在《中国辛德勒论王芃生》一文中提起了更为有趣的一件事。当时王芃生在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工作,馆中有一主事李耀商,云南人,他的职位虽低,而来头颇大,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与当时鼎鼎有名的周佛海有同窗之谊,他之能厕身外交界,在驻土使馆服务,即由周佛海所力保。李耀商除日文之外,尚通晓六国语言,常感叹地说:“书读得好,有什么用?我在东京帝国大学时还不是比周佛海的书读得好!”言下不免稍有牢骚。可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也对王芃生佩服不已。有一天,李耀商跑来告诉何凤山:“呵!我不晓得王参事的日文有这样好,我想日本的高手也不见得比他强!”何凤山问他怎么知道的,他答:“我刚看见他写给日本大使德川的一封信,信手写来,字字珠玉呵!”



正因为对日本吃得透,王芃生获得了“日本通”的称号,也为其后来在情报界施展才华奠定了基础。



全程参与收回青岛主权



尽管王芃生对日本的研究相当精深,但他并没有得到施展才华的舞台,身无一官半职,在当时还只是一个穷学生。他走上仕途,源于后来的华盛顿会议,凭借力争青岛主权,开始走上外交生涯。



在收回青岛的过程中,王芃生起了很大作用。1921年,美国主持召开华盛顿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是“远东及太平洋问题”,其核心是中国问题。早在两年之前,中国就因力主收回被日本抢占的青岛主权,而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此次,华盛顿会议的召开,对中国来说无疑是一大利好,毕竟列强都不希望看到日本在中国一家独大。王芃生当时尚在东京留学,领悟到中国可利用此机会收回山东权益。于是,他撰写了《华盛顿会议之预测与中国应有之准备》的小册子,详细列举日本侵略中国、强占青岛的种种罪证,根据国际法开列日本必须归还青岛的理由,交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团高等顾问汪大燮,汪看后说,“后生可畏,中国有望矣!”汪大燮因年老多病,向外交总长颜惠庆推荐王芃生代替前往。王芃生被破格聘为中国代表团咨议,赴美国参与筹划会谈,由此步入外交界。



1921年11月12日,华盛顿会议召开。日本反对讨论山东问题,坚持通过中日双边谈判来解决。王芃生在会议期间做了大量资料工作。1922年2月4日,日本在美英的压力和中国人民反日斗争的形势下,同中国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规定恢复中国对山东的主权,日本撤出山东,归还胶济铁路,但中国要以铁路产值偿还日本。



王芃生由美回国后,经王宠惠(中国参加华盛顿会议的全权代表之一)介绍任鲁案调查善后委员会调查部副部长、行政处副主任,青岛接收准备委员会委员,细目协定起草委员。不久,任接收青岛行政及公产两委员会主任委员,协助鲁案善后督办王正廷工作。1922年12月10日,中日在青岛举行了移交仪式,中国正式收回了被德国侵占14年、复被日本侵占八年之久的青岛。这一年,王芃生刚刚30岁,激动之余,为直抒胸臆,曾填词《清平乐》一首(元旦述怀
,癸亥作于青岛):“一年容易,百岁真如寄。阅尽前朝兴废事,惟有青山无异,漫嗟昨日蹉跎,休论来岁如何?争似安闲今日,且宜沉醉欢歌!”为纪念收回青岛,王芃生还撰写“胶澳接收纪念碑铭”,立于德提督府之纪念亭处(即今之市政协前)。此一重要文物早已陨失,青岛史籍对此碑铭也无记载。



青岛收回后,王芃生任胶澳商埠督办公署政务部处长兼法规编审委员长,办理鲁案善后事宜。1923年熊炳琦接替王正廷。王芃生继续协助熊炳琦督办接收善后工作,自始至终参加中国收回被侵占的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大片领土的有关事宜。



1924年,王芃生因力劝胶澳商埠督办熊炳琦抵制吴佩孚提出的由胶澳筹集巨款收买广州海军的计划,引起吴佩孚大怒。于是,两人同时辞职而去。随后,王芃生改任山东省长公署统计处处长兼山东统计讲习所所长,掌管全省统计工作。次年,因参与反对军阀张宗昌督办山东事败,避走日本。中国驻苏里南大使袁南生曾撰文评价王芃生参与收回青岛主权一事:“他因自始至终参与收回青岛主权而功垂青史。”



成功预测“九·一八”事变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远在日本的王芃生回到国内,参与到革命运动之中。在此期间,他投身时任湖南省主席何键帐下,担任参谋长。当时,王芃生曾代表何键与蒋介石有少数几次在应酬场所作礼貌性接触,彼此均无深刻印象,泛泛之交而已。



最先看上王芃生的是张学良。《“日本通”王芃生的感情世界》一文介绍,王芃生的日本朋友很多,再加上他面相憨厚老实,所以他的日本朋友很多时候说话也不回避。同时王芃生也会装疯卖傻,混在日本人群中,谈诗谈文,因此也得以听到不少日本人酒后茶余的“狂言”。王芃生经多方揣测、整理思维后,得知1931年9月日本将有军事侵略,忧心如焚。于是他急忙赶往北平,告诉张学良左右的人。但令人无可奈何的是,他们以为日本即使发动进攻也不过小规模的挑衅,于是就对这一情报置之不理。王芃生着急生病,住进了德国医院。果然在他住院时,日本军队在9月18日夜晚进攻沈阳北大营、长春南大营。



王芃生准确预测了日本将发动“九一八事变”,却并未受到张学良周围人的重视。张学良当时很想有一番作为,但是大家怕他生气就不敢把王芃生的建议呈报。“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急得生病。在他生病期间,有人将王芃生一事以密报告诉了他。他病好后去德国医院看望王芃生,请他病好后帮忙研究东北外交问题。后来,王芃生创办了《外交日报》,本人亲任主编。



此后不久,王芃生又远赴日内瓦襄赞国联中国代表团工作,提供揭露日本侵华罪恶之日文证件。据王芃生好友游弥坚介绍,“王芃生将他苦心搜集的几十大箱日文书籍,全部运到日内瓦。几十大箱书,某一问题在哪一本书的第几页第几段,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丝毫不差。……为了准备我国在国际联盟控告日本侵华的资料,却日夜躲在一家旅馆的一间小房间里,不停地看和写。由于工作太过度了,这位其实只有30多岁,突然双目视力模糊,难以阅读。然而为了苦难的国家,眼力不济,并不能阻止他的工作。”国联事件结束后,王芃生即前往伦敦考察欧洲外交及风土人情,此后又赴驻土耳其大使馆工作。



自“九·一八”事变开始
,王芃生逐渐显露其在情报领域的才能。凭借对日本深入的研究,他通过手头掌握的资料,一次次地准确预测日军的行动,包括日本何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军对珍珠港的偷袭,以及日本的投降等重大事件。



他的才能逐渐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虽非黄埔系,也没有江浙背景,但他被蒋介石委任为专门的对日情报机关——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与这个情报机关平行的情报机关还有戴笠的军统和徐恩曾的中统。王芃生是中将,比戴笠(少将)的军衔还高。



成功预测“七七”事变



王芃生具体在何时被蒋介石所注意并无确凿依据,后人有材料表明,王芃生曾就“西安事变”面见过蒋介石,很可能这是他被蒋所看重的原因。



据原国际问题研究所第一组少将组长潘世宪在其《回忆王芃生与国际问题研究所》一文记载,王芃生于西安事变一周前回国,因为他已经掌握了“西安兵谏”的计划。王芃生回到南京后,立即通过外交部要求谒见蒋介石报告机密情况。但当时的王芃生只是一个驻外使馆的小小参事,既非黄埔系,又无奉化关系,要想见到蒋介石着实不易。直到蒋介石去西安的专车待发时,他才借外交部之力,勉强爬上了火车。在列车上他首先将在东京方面所获得的有关“西安兵谏”的情报以及日方的“对应措施”详细报告给了张群,并作了一些说明。张群说有些方面是南京方面所未料到的,所以就急忙转告了蒋介石。这样,蒋介石的列车在洛阳站停留了24小时,做了一些布置,主要是确保西安的安全和潼关方面交通的畅通。总之,王芃生的情报使得蒋介石在思想上和军事上做了一些准备。车到西安,王芃生便离开即将发生动乱的城市,取道城固,沿江返回上海。



“西安事变”让蒋介石遭受重创,自然而然的,蒋想起了在专车上王芃生所作的“报告”,于是就命人找王芃生。寻找王芃生颇费周折,据赵庆华所撰《“王牌间谍”王芃生》一文说,当时的外交部不知道王芃生的踪迹,驻日大使馆也不知道王的去向。直到1937年5月中旬,王芃生把在上海与谢南光、李万居及张锡琪、张锡钧兄弟等共同研究后撰写的一份报告送到外交部请转交蒋介石时,王芃生才被找到。这份报告分析了当时华北方面日本侵略军的形势。王等人估计不出7月上旬,日军将在华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从而控制华北全局(果然不出所料,不久“七七”事变爆发)。5月15日,王芃生见到了蒋介石。蒋即命令王芃生组织一个对日情报机关。但由于当时还未对日作战,所以暂时避免“对日”字样,该情报机关即定名为“国际问题研究所”,实际上则是以对日情报为主。又考虑到战争一旦爆发,沿海各地必被日军从海上封锁,为了打通后方交通,王芃生又讨了个“交通部次长”的空头衔,亲自去越南、缅甸和泰国等地布置交通。



国际问题研究所直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业务上直属蒋介石的侍从室
。当时,与其平行的情报机关还有戴笠的军统和徐恩曾的中统。王芃生是中将,比戴笠(少将)军衔高,而且他们三人,只有王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1937年至1938年间,每个月都有徐恩曾(中统)、戴笠(军统)、海军上将杨宣诚(军事情报)、王芃生(国际问题研究所)和温毓庆(密电)参加的情报会议。



蒋介石让王芃生负责对日谍战,可说是知人善任。王芃生上任仅60天后,即5月中旬,便预测:“日军将在华北伺机制造事变”,“爆发时机当在日本陆军8月大异动之时,迟当在8月上旬,也有可能提前在7月间发动”。王芃生将此分析电告蒋介石,可惜没有引起蒋的注意。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发起军事行动,随后开足马力,全面侵华。“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印证了报告的准确性,蒋介石从此对王芃生另眼相看。



准确预测珍珠港事件



国际问题研究所成立之后,王芃生的才华得到最大化的发挥。中国驻苏里南大使袁南生在《王芃生,被世人遗忘的“国宝”》一文中称,八年抗战期间,王芃生广泛收集日本情报,包括派出情报人员深入敌后刺探敌情,例如,李鸿章的曾孙李家璟曾奉王芃生之命,在敌后收集情报。与此同时,王及时追踪、剖析国际形势,对德军侵犯苏联、日本偷袭珍珠港及日本投降等重大事件,均在事先作出了准确的判断,提供了大量丰富而准确的情报。



在这里,我们需要着重提一下对于珍珠港事件的预测,这一预测使王芃生的情报工作在国际上闻名遐迩。后人论及珍珠港事件的预测,因为各种原因,首先会想起池步洲。其实,池步洲所破译的并非珍珠港事件日方密电,而是日本外务省致驻日大使野村的特级密电:立即烧毁各种密码本,只留一种普通密码本,同时烧毁一切机密文件;尽可能通知有关存款人将存款转移到中立国家银行;帝国政府决定按照御前会议决议采取断然行动。池步洲据此电文推断出日军有进一步扩大战争的企图,但具体日军会采取何种行动,何时采取,并没有给出答案。也就是说,池步洲并未准确预测珍珠港事件。



王芃生确实准确预测了日军的这一行动,这也是公认的。据《王芃生与李万居》一文介绍,王芃生生前和李万居关系较好,珍珠港事件爆发前,李万居住在广州湾(湛江市旧称),当时李万居找到李月友,请她以当地居民身份往来以传送消息,由此她得到了正确的情报,即日本将不顾一切进攻中国香港、菲律宾。后来,消息经李万居传给了王芃生,王芃生判断出日本将发动太平洋战争。



曾在陈布雷手下主管情报的张令澳,著有回忆录《侍从室回梦录》,客观地反映了这一机密情报的传递过程:日军1941年12月偷袭珍珠港前约三个星期,王芃生曾送呈一份从日军大本营秘密弄到的《日军准备发动东进和南进攻势的战斗序列》情报资料。该情报判断出日军即将对美国太平洋军事基地和东南亚地区发动进攻。侍从室第六组看到这份情报后,迅速密呈蒋介石阅。蒋又立即批示:“密告美国政府。”可惜美国海军当局并未对这份谍报引起充分重视,以至后来珍珠港海军基地遭到了惨重的损失。据说,罗斯福总统在珍珠港事件后因未相信此情报而追悔不已,甚至派其子来华与王芃生长谈。



除了为最高层对日作战提出决策参考,王芃生领导的国际问题研究所还对政情做出解读,其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知识。如日本的战时内阁和首相数度变更,研究所每次都能对新首相了如指掌,并将其简历及可能的作为具文上报,其迅速与准确实属惊人,不愧为“日本通”。更为不一样的是,王领导的研究所不仅搞情报,而且还著书立说研究日本国情及其对外关系,剖析日本文化和民族性。王芃生1941年3月发表的《中日战争之文化史观》一文,从日本文化、教育
、学术及政治、军事等方面深入分析中日战争,断定日本必败,中国必胜,从而坚定了中国军民的抗战信心,同时警告日伪尽快反省悔悟,“重获新生”。



去世后蒋介石亲笔撰写挽联



引人深思的是,像王芃生这样一个情报天才,在对中共地下党的态度方面,却表现得十分暧昧,有时甚至加以保护。这或许有抗战大局所影响,又有惺惺相惜之感吧。



王芃生对共产党的同情之心在抗战初期就有所表露。抗战方兴,他一手策划郭沫若从日本回国抗日。郭是大革命时期的著名共产党人,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中将副主任,因发表《试看今日之蒋介石》,公开呼吁反蒋而受通缉,不得不在日本流亡十年。在获得蒋介石的默认后,王芃生负责了郭沫若回国的一系列具体工作。1937年7月30日,国民政府取消了对郭沫若的通缉令,随后,蒋介石在南京接见郭沫若,郭就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



《王芃生,被世人遗忘的“国宝”》一文还披露了王芃生和中共情报人员于炳然的交往。刚开始,王芃生不知道于炳然是情报人员
,知道后,不仅一如既往保持友谊和提供帮助。而且,后来还掩护他离开重庆。由于军统对于炳然已越来越怀疑,1940年7月,周恩来安排他撤回延安。王芃生以前曾介绍于炳然与戴笠认识,撤离前又安排两人见面,这有助于增加于炳然的安全系数。于炳然去见戴笠,结果一切顺利,戴笠还请他抽烟喝茶。他随后把见戴笠的情况告诉王芃生。王芃生明知故问:“怎样,不再回来了吧?”于炳然说:“看情形,也可能在北方打游击战了。”王芃生说:“好哇,咱们定个密码吧,可能将来有通消息的一天。”他想了想说:“‘直捣黄龙,与诸君痛饮’——用这几个字作Key(密码)吧。”于炳然说:“好,我已经记住了。”并说:“希望你以后常与徐仲航联系。”于炳然撤离前把徐仲航介绍给了王芃生,虽然没有点明,王芃生知道徐仲航也是地下党员
,他们后来果然一直保持联系。



1946年5月17日,王芃生不幸因心脏病去世,年仅54岁。蒋介石派代表致祭,亲笔撰祭文并书“荩怀茂绩”以挽。都说书生难以理政,但纵观王芃生一生,既有学者的严谨和特立独行,也有仕宦的遵纪和忠于职守,实属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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