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新帖  新投票  回帖  关闭侧栏
2079个阅读者,0条回复 | 打印 | 订阅 | 收藏
隐身或者不在线

发表时间:2017-8-23 06:15

中原和江汉地区文明化进程比较   



zyesheng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49-1.html


  本文所谓中原,主要指以嵩山周围为中心的现在河南省大部和晋南地区、关中东部地区;所谓江汉,指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黄河长江两大河流域,从约公元前7000年以后相互交融相互促进,约公元前4000年以后更是共同迈开了走向文明社会的步伐,成为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的主体。作为两大河流域重心所在的中原和江汉地区,在早期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进程中更是有着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而“长江中游通过自己的道路也迈进了早期文明的门槛,是长江流域的第二个文明起源中心”。但这两个文明起源中心的文明化互动进程如何,文明模式如何,兴衰原因如何,还缺乏深入讨论,本文拟从比较的视野略作考察。

  一、中原之兴与江汉之衰
  中原和江汉地区都经历了数千年的文明化进程,中原的文明演进之路曾经跌宕起伏,终究能顽强复兴;江汉的文明演进之路多半一帆风顺,最后却走向衰微。
  约公元前9000~前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原和江汉地区文化都跨过旧石器时代,趋于定居,出现陶器,为后世的文明化准备了条件。中原腹地以圆窝纹或绳纹罐为代表的李家沟文化,和洞庭湖地区以绳纹釜为代表的遗存,都有绳纹陶,彼此或当存在一定的文化联系。
  约公元前7000~前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是中原和江汉地区文化各自蓬勃发展、彰显个性的时期。中原的裴李岗文化在公元前6000年前后进入发展高峰,陶器形制复杂、功能细化,发明了堪称“早期中国”象征物的炊器鼎,石器磨制精整,骨笛、龟甲刻符等闪耀着智慧的光辉。正是在裴李岗文化的强势扩张影响之下,早期中国的文化统一性明显加强,出现了早期中国文化圈或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的雏形。长江中游地区先是出现彭头山文化,陶器器类单调,主要是绳纹釜、钵等,石器仍以打制为主;后在公元前6000年后,受长江下游跨湖桥文化的影响而出现圈足盘等新器,发展为皂市下层文化、城背溪文化、高庙文化、楠木园文化等一系列大同小异的文化。其中发端于高庙文化的白陶、獠牙兽面纹、八角星纹等,精美复杂且充满神秘色彩,影响深远。此时中原和江汉地区文化交流逐渐增多,比如裴李岗文化中期卵形双耳罐、双耳壶、平底钵等的出现可能与彭头山文化的影响有关,而稍晚彭头山文化中的素面双耳壶、双鋬平底或圈足深腹罐、小口耸肩扁壶等则当为裴李岗文化因素。

  约公元前5000~前35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原和江汉地区文化频繁交流,文明化进程于此开端。主要在裴李岗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仰韶文化,经过数百年的积淀,终于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的庙底沟时代蓬勃振兴,以花瓣纹彩陶和釜形鼎为代表的东庄—庙底沟类型,从晋南豫西核心区向外强力扩张影响,导致中国大部地区文化交融联系成三层次的文化共同体,为夏商乃至于秦汉以后的中国奠定了基础,我们称这样一个多层次的文化共同体为“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庙底沟时代也是社会开始走向复杂化的时代,中原核心区附近的灵宝西坡、白水下河等遗址已经出现200~500平方米的大型“宫殿式”房屋,表明社会复杂到相当程度,已经站在了文明社会的门槛。江汉地区先后继起的汤家岗文化和大溪文化稳定发展,澧县城头山古城有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城垣,表明大溪文化早期社会有着较强的组织能力,社会秩序显著加强。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早期的白陶等因素,还一度传播到中原、长江下游甚至华南地区。庙底沟时代以后,中原的花瓣纹彩陶因素渗透进江汉地区,在中原文化影响和刺激下,汉水以东地区大溪文化油子岭类型异军突起,为江汉地区文化巅峰期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约公元前3500~前2500年的铜石并用时代早期,中原相对暗弱收缩,江汉强势北扩,文明社会初步形成。此时中原的仰韶文化后期逐渐进入一个相对低谷的时期,对周围文化影响显著减弱,外来文化因素大量涌入,中原腹地的核心文化地位一时不再。但从灵宝西坡墓地和郑州西山古城等来看,中原仍有相当实力。江汉地区先是大溪文化油子岭类型极度扩张至原为仰韶文化分布区的鄂北一带;约公元前3000年屈家岭文化形成后更是北向扩张至豫西南甚至豫东南地区,屈家岭文化因素则见于中原大部地区。属于油子岭类型的枣阳雕龙碑、京山屈家岭等处墓葬,随葬大量猪下颌骨或陶器,贫富分化显著。屈家岭文化更涌现出一二十处城址,其中最大的石家河城面积达120万平方米,城内有宫殿区、墓葬区、祭祀区等不同功能规划,使得江汉地区形成以石家河古城为最高级中心聚落的多个层次的聚落体系。
  约公元前2500~前1800年的铜石并用时代晚期,亦即龙山时代,中原江汉剧烈博弈,最终中原取得决定性胜利。龙山时代可分前后两期,龙山前期中原和江汉大致呈北南对峙状态,中原腹地的前期王湾三期文化拥有郾城郝家台等城址,更靠北临汾盆地的陶寺文化甚至还有近300万平方米的陶寺古城,显见其实力迅猛回升。江汉地区石家河文化的北界仍维持在豫南以北,文化因素更北向渗透进关中、陕北,先前的诸多城址仍在沿用,宗教祭祀如火如荼,文化格局大体未变。龙山后期中原的王湾三期文化尤其煤山类型实力大长,出现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等城址或大型聚落,煤山类型南向大规模拓展而代替豫南、鄂北、鄂西地区石家河文化,并深刻影响江汉腹地使其演变为肖家屋脊文化。我们曾以古史传说中的“禹征三苗”事件,来解释文化格局如此大规模的剧烈变动。中原对江汉文化的强烈影响,当然并非人群的全面替换,很可能江汉腹地绝大多数仍为当地人群;也并非说江汉文化此后就乏善可陈,肖家屋脊文化精美玉器的发现,就是其仍有相当实力和活力的体现,但这些玉器在江汉毫无渊源,总体属于海岱—中原传统,从这个意义上,江汉文化传统究竟是衰微了!此后的二里头—二里岗时代,中原重获至高的核心地位,以二里头—郑州商城王都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异常强大,对外影响则及于中国大部,而江汉地区长期低迷,至二里岗文化时期才在中原直接影响下有了黄陂盘龙城等区域中心聚落。

  二、中原模式和东方模式

  铜石并用时代前后,中原和江汉地区着大体一致的显著社会变革趋势,同时,逐渐形成两种具有一定地方性特点的社会发展方式或文明演进模式,即中原模式和东方模式。但江汉地区又与同归入东方模式的良渚、红山等有所差别,可称江汉亚模式。

  中原和江汉地区铜石并用时代前后普遍发生的社会变革,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父系家庭和家族组织凸现。灵宝西坡、安乡划城岗等墓地不同级别墓葬分区埋葬,枣阳雕龙碑、邓州八里岗、郑州大河村等地的房屋成套成排分布,都应当与中原和江汉地区父系家庭和家族组织的凸现有关。

  2.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工。中原龙山时代王湾三期文化、陶寺文化等的精美黑陶、彩绘陶、玉石器,以及铜器等,江汉大溪文化晚期至石家河文化的精美玉石器等,都应当与专门工匠的存在有关。不同的是,中原高规格器物的制作原料可能主要在当地,主要涉及原料和产品的控制与分配问题,而江汉腹地并不存在玉石器原料,可能还涉及与峡江等地的远距离贸易。

  3.社会趋于复杂化,呈现万国林立的状态。铜石并用时代以后聚落分化,出现中心聚落,社会渐趋复杂化。尤其龙山时代前后中原和江汉地区都城垣林立,这和良渚文化良渚古城唯我独尊的情况有显著差别。陶寺文化虽有庞大的陶寺古城,但其对王湾三期文化、后岗二期文化、造律台文化中诸多城垣聚落可能还不具有实质的统属能力,最多也只有中心认同;石家河文化中石家河古城虽然最大,但既然周围还有那么多大小不同的古城,说明石家河古城聚落并不具有绝对权力。总体属于万国林立的“古国”时代。

  4.冲突加剧,战争频仍。城垣、玉石钺、箭镞、乱葬坑的增多,都当与人群间越来越频繁的冲突和战争密切相关。

  中原和江汉地区文明演进模式,或者中原模式和东方模式之江汉亚模式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中原地区重贵轻富,而江汉地区富贵并重。中原如西坡大墓,阔大墓室内随葬精美玉钺以及成对大口缸、簋形器等陶器,彰显出墓主人具有崇高地位;但随葬品最多一墓不过10余件,且多为粗陋明器,显示出生死有度、重贵轻富、井然有礼、朴实执中的特点。而江汉雕龙碑、屈家岭、肖家屋脊等富墓,墓室不是很大,却摆满陶器、猪牲,奢靡浪费,显出富贵并重的特点。

  2.中原和江汉地区虽都流行祖先崇拜,但江汉更加淫祀鬼神。两个地区墓葬基本都是竖穴土坑墓,为祖先安排永久的地下居所,同一墓地往往有大致相同的头向和葬俗,聚族而葬,体现对祖先的敬重和对社会秩序的重视。但江汉石家河遗址群的邓家湾、肖家屋脊、印信台等处,在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阶段却非常流行“祭祀”遗存,如数以万计的红陶杯、红陶动物和陶人,套尊、倒立尊、扣碗、“祭坛”等,屈家岭遗址也有类似现象。

  3.中原地区比江汉地区武备发达。中原地区城垣基本都是版筑,比江汉地区多半堆筑而成的城垣更为规整陡直,防御功能更佳。中原和江汉都有专门的伐兵玉石钺,但作为远程武器的箭镞却是中原远为先进,王湾三期文化“用作武器的石镞不仅数量多、磨制精,而且形式多样:有三棱、四棱、六棱、圆锥、柳叶形等多种。反之,石家河文化……镞数量少、磨制不精且形式单调,主要为继承屈家岭文化而来的一种落后的宽扁柳叶形镞。”

  三、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中原生计较为艰苦,文化颇多波折,故能长存忧患,自强不息,而江汉生活较为优裕,文化发展平稳,难免耽于安乐,少思进取,这或许就是中原之兴与江汉之衰的主要原因,所谓“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龙山时代中原地区已经有“稻、黍、稷、麦、菽”所谓“五谷”,而江汉地区农作物基本都是水稻,有人或许会说是由于江汉地区作物的单调,使得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气候冷干时期食物来源可能不如中原北方地区稳定,从而造成江汉之衰。其实中原虽有“五谷”,但占绝对优势的仍然是粟和黍,新来的小麦在农业中比重还很小;而江汉平原除水稻外,也有少量粟的种植,长时期属于江汉传统的鄂北豫南更是稻粟混作,而且江汉地区还有丰富的鱼类水产资源。这说明中原和江汉地区的农业基本都是多元状态。更进一步说,如果气候变迁造成江汉地区出现危机,那么其北的中原地区面临的危机一定更大。可见以江汉地区稻作农业的单调解释其文化衰变存在诸多问题。实际情况可能是吃“五谷杂粮”的中原总体生活较为艰苦,气候恶化时面临生存危机;而江汉“鱼米之乡”经济长期较为稳定,生活更加优裕。

  中原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敏感的气候条件,还决定其文化发展颇多波折,呈现盛则辐展四方,衰则四面临敌的态势。“气候干冷时,迫于生存压力的北方文化大规模南下,挣脱沼泽水患之苦的东、南方文化迅速膨胀;中原文化农耕条件不如前优越,内部矛盾增加且外部压力加大,实力必然遭受影响。气候暖湿时,北方文化安于故地甚至北移,东、南方文化由于沼泽水患而影响发展;中原文化的农耕条件明显改善,内部矛盾减小甚至对外开拓,实力自会明显增加。”而江汉地区气候更加稳定,发展较为平稳,盛则北进中原,衰则中原人南下,对外关系更加单调。这样经过较长时期的锤炼积淀,就使得中原地区文化容易形成海纳百川、机智变通和长存忧患、自强不息的特质,而江汉地区可能养成相对封闭、骄傲自满、耽于安乐的风气。这样的文化特质差异,为中原文化之兴和江汉文化之衰埋下了伏笔。当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干冷气候事件导致北方文化多米诺骨牌式南向移动的时候,江汉文化被南下的中原文化击败就成了情理之中的事情。约2000年后,“小国僻远之秦”(《史记·六国年表》)而能伐楚成功,几乎是禹征三苗的翻版。

  来源:《江汉考古》作者:北京联合大学考古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韩建业
  




----------------------------------------------
世上没有比人心更高的山、世上没有比脚步更长的路
发新帖 新投票
 回帖
查看积分策略说明快速回复主题
你的用户名: 密码:   免费注册(只要30秒)


使用个人签名

(请您文明上网理性发言!并遵守相关规定
   



Processed in 0.017548 s, 9 q - 无图精简版,sitem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