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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7-9-11 07:47

周恩来曾为何批评项英:处理不好 就要犯错误   



库屠左夫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49-1.html


  核心提示:因叶项不和,周恩来到皖南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调解叶项关系。他对项英说,“中央认为叶挺作为党外人士利于国共团结抗日,只是暂时的,如果不是考虑这一点,他的党籍问题很容易解决的。”他还严肃指出,“团结叶挺是新四军内部团结的关键所在,这是一件大事,如果处理不好,就要犯错误。”对于周恩来的耐心劝导调解,项英表示接受,并在周恩来主持的军部领导人会议上,作了一万多字的自我批评,主动提出将军事指挥权、军事干部的安排权交给叶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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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英 资料图

  本文摘自:凤凰历史,作者:一点资讯·白小原,原题:新四军成立为何选他当军长?蒋介石千算万算算错此人

  (一)新四军艰难成立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我方积极调停,促进了事变和平解决,揭开了二次国共合作序幕。

  自1937年2月始,周恩来等人就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等地同国民党展开长达半年的谈判。其间,中央为表达联合抗日决心,于1937年7月15日提出取消红军番号、改编国民革命军等建议。7月17日,周恩来、秦邦宪等在庐山同蒋介石再次会谈。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蒋介石发表了抗战宣言。

  但蒋并未放弃与日本谈判,以致出尔反尔。8月9日,周恩来等由西安飞抵南京,再次与国民党谈判,就军队改编、指挥、人事安排等问题,与蒋艰难谈判。

  8月22日,国民党根据协议,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但对于项英、陈毅等领导的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则屡设障碍、百般阻拦。经极力争取,蒋介石才勉强同意南方红军游击队单独成立一个军的要求。

  (二)军长谁来当?老蒋打错了算盘

  谈判时,蒋介石说:“这支部队可以成立,但军官必须全部由政府委派。”周恩来态度很坚定:“蒋委员长,这很不合常理。”

  周恩来反复交涉,蒋介石作了让步:“军官由国共双方各出一半,政府军官任正职,贵党方面任副职,至于军长由双方协议。既然国共双方都不适合出任军长,那就任命一个懂军事的无党派人士。你们去找,我们也去找,找到合适的人选,再来谈成立这支部队的事情。”说罢,拂袖而去。

  蒋介石原本认为,双方都不可能找出合适的“无党派人士”来当新四军军长,这支部队成立之事必定搁浅。他没有料到的是,周恩来早已物色好了叶挺这位北伐名将。

  早在1937年7月,周恩来赴庐山谈判途经上海时,就由潘汉年安排,秘密会见了叶挺。周恩来与叶挺在1927年南昌起义时就共事过,交情深厚。

  这次会面十分重要。由于时间紧,又要防范敌特。周恩来简单而真诚地告诉叶挺,他正在和国民党谈判关于红军、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的问题,希望叶挺能够出面参加改编,并主持这支部队。周恩来还示意叶挺,在适当时候向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等沟通一下,以取得他们的支持,继而争取蒋介石同意。

  见周恩来如此信任自己,叶挺坦荡而言:“为国杀敌,正是我所期望的。既然恩来兄信得过我,我一定奋力向前,不辜负期望。”

  此后,叶挺拜会了陈诚。陈诚力荐叶挺,正中蒋介石下怀。在蒋眼里,叶挺不仅有极强的军事才能,更重要的是他早已脱离了共产党,正可借叶挺之手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掌为己用。于是,1937年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出通报,宣布“委员长核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


他没有想到,叶挺任新四军军长后,于10月下旬秘密离开南京,辗转来到延安,与毛泽东等人面谈。

叶挺在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人热烈欢迎,他以“爬山折回去”和“又跟上来”的生动比喻,坦诚表达了对自己过去脱党的遗憾,以及今后坚定跟党走、抗战到底的决心。

(三)军长辞职出走

新四军成立后,由叶挺、项英领导。因两人时常闹矛盾,路线又相左,导致部队发展不顺。同一时期,八路军扩大了3.5倍,新四军才扩大1倍;八路军开辟敌后根据地十几个,新四军仅有一块。

延安分析认为,新四军有两大问题亟待解决。一是项英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对国民党顽固派缺乏警惕,未坚决贯彻新四军发展方针。二是项英对没有党组织关系的叶挺不够尊重,叶挺难以开展工作,还导致叶挺向党辞职,离开军部云岭前去香港,后在广东惠州一带组织抗日游击队。

蒋介石得知叶挺出走后,多次挖苦说,连叶挺都不能与你们合作,将无人与你们合作,还说要为新四军另派军长。

此这一形势下,周恩来到新四军视察。1939年春,周恩来想方设法找到叶挺,劝他到重庆恳谈,再由重庆送叶挺回云岭。

1939年2月16日,周恩来与叶挺飞抵桂林,后经湘桂铁路北上,2月23日到达新四军军部云岭。

周恩来在皖南的20多天里,多次听取新四军汇报,提出新四军发展三原则:“哪个地方空虚,就向哪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哪个地方只有日军伪军,没有友党友军去活动,我们就向哪里发展。”

(四)叶项不和,周恩来当“和事佬”

关于叶项的关系,陈毅在《1938年至1943年华中工作报告》说,“项英对叶挺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部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

事实上,在实行党委负责制的新四军,项英的权力无人能及,他是中共六大选出的政治局委员,又是东南分局和军分会书记。而作为非党军事干部,叶挺在新四军地位尴尬,无法参与党委决策,他作出的决定没有项英点头是无效的。这样,叶项的矛盾就不可避免了。

项英军事上不尊重叶挺,生活上也颇有微词。叶挺喜欢以马代步视察部队,带的副官、随从多,前呼后拥一大帮,项英则喜欢轻车简从,所以他认为叶挺爱摆官架子,旧军阀做派,不符合红军官兵一致的作风。叶挺爱穿皮夹克、西装等便衣,很少穿新四军深灰色制式军装,项英则剃光头,无论冬夏,新四军军装不下身。叶挺单独吃小灶,还从广东带来厨师,还安排一些非党员干部到军部任职,等等。项英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的作风。


因叶项不和,周恩来到皖南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调解叶项关系。

他对项英说,“中央认为叶挺作为党外人士利于国共团结抗日,只是暂时的,如果不是考虑这一点,他的党籍问题很容易解决的。”他还严肃指出,“团结叶挺是新四军内部团结的关键所在,这是一件大事,如果处理不好,就要犯错误。”

对于周恩来的耐心劝导调解,项英表示接受,并在周恩来主持的军部领导人会议上,作了一万多字的自我批评,主动提出将军事指挥权、军事干部的安排权交给叶挺。

此后,毛泽东、周恩来在文电中多次提醒项英要尊重叶挺,团结处理好两人的关系,可谓语重心长,呕心沥血。

后来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蒙受重大损失,固然有许多因素造成,但不能不说叶与项的矛盾是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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