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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8-4-13 09:07

从磨头湾村看乡土中国   



高山流水102 发表在 永州论坛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253-1.html


一位研究农村问题的官员,听说我是农村出来的,建议我写篇文章。其实,我的农村生活阅历很有限,15岁那年离开家乡考上中专读书,以后参加工作,再也没有回到农村。磨头湾,一个偏避的小村庄,阔别四十年,如今已成为故乡。小时候乡村生活的点点滴滴,现在只能在记忆中寻找它的影子了。
  好在近几年,在修谱人中,我是做实地调查的“先行者”,为弄清磨头湾周氏家族的血脉系统,我实地探访了零陵周家大院、道县楼田、江永上甘棠村、宁远大阳洞等周氏古村,还到了四川、广西、重庆等宗亲所在地,利用考察家谱的机会,住在村庄里,去观察异地村民们是怎样分工合作和生活的。虽然地方不同,经济发展不同,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风俗习惯也不尽相同,但乡土社会的本质是一样的,从而引发我对乡村社会深层次的思考。
  上世纪四十年代,费孝通《乡土中国》一书曾指出,从基层看上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我的记忆中,乡村那些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就是费孝通副委员长所说的中国社会的基层。
  在高科技和城市化大潮的今天,乡土社会已成了远去中的历史。但这些让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魂并没有消散,它们仍在方方面面的影响着现代中国。
  故乡是一片热土。本文以石岩头镇磨头湾村为主线,沿笔者的思路,可以一窥中国的基层社会。
  旧时乡村地名以傍水位置为通名,常见的是湾,指处在河曲部位的居民点,磨头湾因地处小河边而得名。围绕河岸,磨头湾、田中间、山脚底,在地形上恰好鼎足而三,大体上成一个三角形,故有“代田代三村”之说;代田,古时将一亩地分为三份的意思,零陵本地音称代田为大田,也有口传为“三丘田”的。
  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如道县楼田村、江永上甘棠村、宁远大阳洞。宁远下灌村,这个自然村的人口超过了万余人,这样大规模的村落在湖南省都是唯一的。
  磨头湾村是从田中间、山脚底村发展而来。周氏家谱记载“自明朝周秀远移至湖南,落业于永州府零陵县开善乡隆庆里大田寺山脚底居住……继因丁口繁衍,分作三宅:一名山脚底,一名田中间,一名磨头湾”。 自给自足的乡土社会是不需要流动的,不象现在这样农民工进城。人口繁殖所引起的地缘扩张也是很有限的。繁殖到一定程度,他们不能在原有地域上集居了,就开辟新村落。但很多离开老家漂流到别的地方去的并不能长成新村落,只能在其他已有的社区中插进去,实现了血缘与地缘的分离。
  明末清初,四川经过战乱,导致人口急剧减少,因此才有“湖广填四川”的大规模移民,也为代田周氏入川带来了契机;在清初历史条件下的外省移民迁川活动中,活跃着一种专门以游说移民入川为职业的人,极力鼓吹“省易于度,一去人籍,便可富饶”。同时又充当中转站的业务,包揽引路,送其人川,以达到捞取"包银"的目的。一户从零陵出发的移民家庭,前往四川途中的盘费开支,大体在一二百两银子之间。这些数目意味着,即将离开原乡的人们,必须罄其所有家产,才可能筹足这笔上路的盘资。族谱上记载,代田周氏在康熙年间入川。而从田中间搬迁至磨头湾,是在清朝乾隆年间。这是周氏家族历史的转折,标志磨头湾宗族的开端。从此风生水起,经过10代的生息繁衍,如今磨头湾已形成一个100多户、500多人的村庄。
  农村有一句老话:“一表三千里,一堂五百年”。乡土社会的亲属圈子,是一种由血缘关系连接而成的,它们之间可分为父亲一系与母亲一系,可以一直推开去包括很多人。凡是拉得上亲戚的,都包容得下。就拿磨头湾村来说,最初从田中间迁来的韩继周所生的三个儿子,以后分作三脉,构成整个村庄的三大家族;其中,周韩振的三个儿子周继高、周继柳、周继梅,传至启字辈周启主、周玉生、周启玉、周启文、周启能。现在微信家族群里的这些人都是周启能后裔。
  以上是父系,如果从母系来讲,我们的曾祖母汪氏,汪家村人。汪家村因汪姓始居,故名,今属水口山镇夏大村汪家组。祖母杨爱妹出生在一个叫雄板山的自然村(今水口山镇禾木山村),共7姐妹,大姐杨金妹(1909年生)嫁于今珠山镇马迹岭村。相传昔日竹山马在此吃竹叶留有足迹,故称马迹岭。姨奶周玉英(曾祖周应澣的女儿),嫁于今水口山镇白玉塘村,村内一塘中多石灰石,故名。如果把这一支母系的后代也记入家谱,将构成更加庞大的家族体系。
  这是血缘社会的基础,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生决定了他的地。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古往今来,磨头湾人祖祖辈辈在这块土地上从事水稻生产,主要农作物以水稻为主,传统的手工业是做竹席子。湖南广西一衣带水,他们也到广西搞副业,叫做“上广西”。我小时候在家常听到村里人聊天,讲他们到广西瑶山,体验过当地瑶民的生活,讲他们是怎样生活的。
  秦始皇统一中国,设置“十里一亭”行政架构,在交通干线上的“邮亭”,是专供传递文书者或来往官吏中途住宿、换马的处所。由于年代久远,这里已找不到“上广西”的驿站。
  乡土社会是一个生活很安定的社会,向泥土讨生活的人是不能老是移动的,生于斯,死于斯,在一个地方出生就一直生长下去,直到死,每个人住的地方就是他的父母之邦。历世不移,祖先们的经验必然是子孙们所会得到的,每个人可能得到的经验,是同一方式的反复重演。读了《乡土中国》,这让我一下子明白了很多原来想不通的事情,也意识到了原来不曾意识到的乡村现象,因为见惯不怪。
  旧社会磨头湾人很多是不识字的,因为那时没有学校,文字没有下乡。这是乡土社会的本质,乡下人没有文字的需要。因为大家可以用说话交流。语言造成了人,那是极对的。但词却不一定要文字。词是可以用声音说出的语言。一切文化中不能没有词,不一定有文字,这是费孝通先生的解释,也是事实。
  过去总是说乡下人愚那是因为他们不识字。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在社会急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文字是现代化工具。文字是间接的说话,说话可不注意语法,在乡土社会里不用文字绝不能说是愚。在这种社会里,语言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了。如现在的清明挂山,都是祖传下来的孝文化。
  科举制自隋唐到清代历经了一千多年,改变了隋朝以前采用的九品中正制选拔官员的制度导致出身寒门的普通人无法步入仕途的状况。自隋唐开科取士,代田周氏家族从没有过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的,但也出现过乡绅阶层或经商迁居城市的人。 农村地主,在中国有几千年历史。土地的原始积累有一个过程,磨头湾村的地主,有的是勤劳致富,有的是在外地经商赚钱回来买地,也有的是来自祖辈遗产,不完全是教科书上讲的剥削。
  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构成的网络。道德维持社会的生存和绵续。乡土社会中,女子有着“三从四德”的标谁,父子间讲究负责与服从。男女授受不亲,男女有着门门阃内阃外的隔离,乡村里夫妇之间的感情的淡漠是日常可见的现象。我在农村中长大,认识了这一事实。夫妇大多是用不着多说活,没什么话可说,一早起各忙各的,没功夫说闲话。出了门,各做各的。妇人家如果不下地种田,留在家里带孩子。工做完了,男子们也不常留在家里,男子汉如果守着媳妇,是没出息的。茶馆、烟铺、街头巷口,是男子们的消遣场所。乡下,男的和男的在一起,女的和女的在起,孩子们又在起,这些观察使我觉得乡下人与城里人有很大差别。
  乡村是很辛酸的。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们小时读的一首描写古代农村生活唐代的诗,正是乡村生活的真实写照。零陵县志记载,明朝嘉靖至万历年间,零陵大旱酿成巨灾,人食树皮;崇祯年间,零陵地震,大水成灾,不难想象当时“十年九不收”的民生状况与家族的生存环境。
  乡村生活是很单调的的。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以后,生活似乎单调了许多,众多人开始抱怨机械劳动枯燥乏味。记得小时候听父母说,旧社会农村的冬天,村里人目不识丁,缺少文化,黑暗的房间只有煤油灯照明,忍受着单调、枯燥的时光。古时磨头湾人常伫立在村口的河边看日出日落,等侍时光流逝。
乡村是落后的。多子多福思想根深蒂固,从前的磨头湾,家里只有一兄弟,别人会骂你是"个崽儿子”。
几千年的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导的国家,农村、农业、农民(三农)构成社会和经济的主体。1840年鸦片战争标志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磨头湾村昌字辈一代周昌阳、周昌寅等人出生于鸦片战争前后,形成家族近代史。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但磨头湾村以小农经济、小手工业(打竹席)作为经济基础的自给自足形态仍然没变。
  清朝道光年间,当时来自东南海上的鸦片流毒猖獗,磨头湾村里吸食鸦片成风,穷的人到烟馆里吸鸦片,家里比较富的人则在自己的家里偷偷吸大烟。在磨头湾一带,嗜酒之风源远流长,自祖辈起就孕育了本地的酒文化。酒席上,有许多规矩。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他们把酒看成自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曾祖周应澣出生的同治五年(1866年),正是洋务运动时期。欧风美雨,西学东渐,随着西方文化的涌入,中国社会风俗和衣食住行等深受影响。但农村仍然是传统社会的农民、地主阶级。甲午战争前,村里有了洋火(火柴)、洋伞、洋车。日常用品都是从国外进口,所买的东西都要加个洋字,把外国流入的银币也称为洋钱。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旨在改变经济落后、文盲充斥、卫生不良、陋习盛行、公德不修等不良现象的乡村建设运动,对磨头湾这样的偏避村庄影响不大。1919年五四运动,近现代文明的传入,农村社会慢慢向近现代转型,村里才有了私塾(学校),有了报纸。启字辈一代有人进县城做官,他们带来了城里人的生活方式。
  回首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近代史,家族的繁衍与发展,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是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缩影,绵延数百年家族史的里程碑。
  在中国乡土社会,家庭是做事业的,纪律是必须维持的。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很多方面与现代社会不同,可以说是无法的社会,而是礼治的社会。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铭记、信奉。在乡土社会中,不知礼,就成了撒野,没有规矩。如抽大烟,认为这是全村的丑事,“这简直是丢我们村子里脸的事”
  乡土社会是个传统社会,传统就是经验的累积。人们常说中国传统文化,文化本来就是传统,不论哪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的。乡土社会传统的效力更大,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乡民们见面问贵庚、客套中互问年龄这礼节反映出乡土社会里的长幼有序。长幼原则表示了教化权力的重要。年长对年幼的具有强制的权力。儒家注重的孝道,其实是维持社会安定的手段。孝就是承认长老的权力。长老权力是建立在教化作用之上的。
  乡土社会是个小农经济,自给自足,必要时可以关门自给,权力的范围可以小到“关门”的程度,于是产生了长老统治、无为政治。“为政不在多言”、“无为而治”。
  中国古代政权不下乡,即所谓“王权止于县政”,政权只延伸到县一级。秦汉时期实行郡县制,朝廷命官至郡县而止;因此,乡村完全靠“自治”。千百年来,农村靠的是孔孟之道与儒家思想作为精神支柱,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社会作组织结构。宋朝王安石变法,乡村推行保甲制,每十家组一保,户中最富有者担任保长。清朝对保甲制有了大的发展,同治10年由原来的保、甲二级变为牌、保、甲三级,10户为一牌,10牌为一甲,10甲为一保。县级行政机构称知县公署,基层称乡、里;磨头湾隶属零陵县开善乡(水口山)隆庆里;民国成立之初,废弃保甲制度,知县改称知事(后改称县长)。1935年,农村恢复保甲制度,全县组编807个保、7979个甲。其负责人均为地主及代理人;磨头湾村地主为甲长。 解放初,零陵沿用旧时乡保甲制,全县29个乡镇、345个保、3569个甲;我村与今水口山镇汪家村共一甲,与水口山镇马家湾共一个保;1950年6月,开始废除保甲制度,乡的名称以地名命名,村以下设组,由甲改置而成; 1958年人民公社运动,磨头湾村按血脉亲近关系,划为二、三生产队;和平村的前身是石岩头公社和平大队。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隶属关系几经变迁,从1951年互助组,1954年初级社到1956年高级社;建立初级社的时候,当时有3个初级社,和平初级社是其中一个,建立高级社时得名和平;磨头湾叫和平高级社,先后隶属郭家乡、火湘桥乡;到1958年人民公社时,隶属超美公社(今珠山),1962年,隶属关系转为石岩头公社和平大队第二、三生产队。
  以上记叙磨头湾村的历史及隶属关系沿革,旨在说明乡土中国在经历土地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重大制度变迁之后,乡土性特征已经发生变化,然而乡村社会的实体结构及部分乡土文化依然存续,由此构成了中国基层社会的后乡土性特征。
  今天,以礼治秩序来概括乡土中国,认识前现代中国社会国情,弘扬孝文化,在实践中去探索中国农村的改革与发展,对实现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有着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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