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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2018-8-31 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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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宣武门迤东的内城南垣,在宣武门瓮城东月墙上向东拍摄,远处可见正阳门 [奥斯伍尔德·喜仁龙 Osvald Si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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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宣武门城楼南面铁路道口,瓮城与箭楼城台已拆除,瓮城东西月墙与城墙的结合部改造成了两个墩台,右侧可见南堂的房顶。最左面的铁路小房子到1990年代初仍然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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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宣武门城楼石匾,民国後重新书写勒石的汉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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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宣武门城门洞外(南)侧,门洞上镶嵌着民国後新刻的汉文石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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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宣武门城楼东南与内城南垣外侧护城河,从城墙上可看到南堂的顶端 [赫达·莫里循 Morrison Hedda,原籍德国的女摄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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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宣武门城楼东南与内城南垣外侧,此时瓮城与箭楼已拆除。原注释:City moat, walls, and gates in Beijing [赫达·莫里循 Morrison Hed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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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宣武门城楼南面,原瓮城内,此时瓮城和箭楼城台已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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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以後,宣武门城楼南面,七七事变日军侵入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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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s,宣武门城楼南面(原瓮城内)。满大街跑的主要还是人力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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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s,宣武门城楼西面及西马道(城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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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宣武门城楼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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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宣武门护城河桥头,宣外大街香炉营,上斜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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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宣武门城楼南面(原瓮城内),有公共汽车站,应该是15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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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前後,宣武门城楼东南侧豁口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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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2018-8-31 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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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前後,宣武门城楼东侧城墙正对南堂处开有豁口,护城河上架有桥梁,进出内城交通以此豁口为主,9路无轨电车正向桥上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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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2018-8-31 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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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宣武门城楼北面(宣内大街),画面中的无轨电车是9路,现在叫109,路东还停着一辆解放前遗留下来的美国小吉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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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宣武门路口东北角,南堂及地铁站。那会儿马车还能上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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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2018-8-31 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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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前後,宣武门路口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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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2018-9-30 14:31
九、正阳门
正阳门是明清北京城内城南垣之中门,位於京城南北中轴线上,也就是正南门,素有“国门”之称。因其位于皇城和宫城的正前方,故又俗称“前门”。元世祖忽必烈在金中都城东北3里营建大都城,即今日北京城前身。城周60里,辟11门,丽正门为其南正中之门。明灭元後,改元大都为北平府。明成祖朱棣完成“靖难之役”,获得帝位,改元永乐,遂决定迁都北平,於永乐十七年(1419年)将元大都南城垣向南移建2里,丽正门则迁建到今正阳门的位置,时仍称丽正门。正统元年(1436年)为了加强京师的防禦能力,在京师各城门外增建箭楼、闸楼,改护城河木製吊桥为石桥,正统四年(1439年)完工,丽正门正式改名为正阳门。另一说(李晴《正阳门更名时间探考》[2012 《北京文博》]),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後,至迟到洪熙元年(1425)间,丽正门已改名为正阳门(南京原有城门名正阳,为南垣之东门,1931年改名为光华门)。正阳门箭楼是正统四年时建成,时至今日,正阳门城楼已历590馀年,箭楼已历570馀年。正阳门城楼与箭楼位於现在的天安门广场最南端,1988年,第三批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正阳门因其地理位置的特殊,并位於皇宫的正前方,明清正阳门除具有与其它城门相同的军事防禦功能外,还是一座礼仪之门。城门本是衔接城池内、外的交通要道和城垣攻防战中的焦点,起着重要的军事防禦作用,是古代城市建筑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正阳门自然也不例外。但是,由于正阳门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其军事防禦功能并不凸显,其国门地位在明清时期更为显著。有诗云:“巍巍正阳,雄峙京师。夺五城之佳气,耸九门之高标。卫皇都而拱宸居,隆观瞻以示万邦。”所以"仰拱宸居","隆示万邦"的国门属性凸显。明清时的旧京百姓其实对天安门以及金銮殿是“不可望,不可及”的,但是对於正阳门可说是亲切无比,因为这裏百姓可及,是皇家和百姓连接的地方,正阳门瓮城裏的观音庙和关帝庙,皇上进出城要去,老百姓进出城也能去。正阳门内棋盘街,明朝时即为百姓往来、进出京城的必经之路,商家列肆其间好不热闹。京城百姓昵称正阳门为“前门楼子”。民谣唱曰:“前门楼子九丈九,四门三桥五牌楼。……”。这前门楼子还是最接地气的所在。


  正阳门在历史上,据载共经历了五次火毁。第一次是在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四月。《明史》卷二九《五行志》中对这次火毁的记载非常简单:“三十八年四月丁丑夜,正阳门箭楼火”。这次修缮箭楼花了三万两银子,估计烧毁程度不大。第二次是明崇祯十七年(1644)四月二十九日。据史载,李自成撤离北京时,放火焚毁宫殿及内城九门城楼。此前有所讳言,多不提及,但《明记》、《明史》、《明史纪事本末》及《国榷》等史书均有记载,而毁後重建则文献无征。又史载清顺治帝入主北京後,曾修缮明宫,京城九门当在修缮之列。第三次是在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五月。《高宗实录》及清廷内务府档案中,均有记载。据内务府大臣金简《堪估正阳门外火毁宫房事奏折》,可知正阳门外的一铺面房失火,遇风大助燃,火势蔓延,连及正阳门箭楼,还同时烧毁了东西两闸楼等设施。乾隆帝接奏折後,当即批准修復,历四个月完工,共用去工料银六万八千七百九十九两。然而,由于没有全部新换砖石,致使新箭楼和旧券洞内有裂缝和鼓闪。负责督工的大臣英廉、和珅只好自请出资赔修。第四次火毁发生在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一月二十九日。《清实录》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记:“正阳门箭楼灾”;又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三日,上“谕内阁:著派内务府大臣,迅速确实堪估兴修,并著于立春以前赶紧开工”。遂奉诏于道光三十年春开工,当时正值鸦片战争後的第十年,国库空虚,财力日绌。堪估修復工程共需白银六万八千多两。还特需三丈四尺多长的大柁,工部营缮司已无力筹办,只好把西郊畅春园一大殿的三丈六尺长的大梁拆下使用,才把箭楼修復。此次重修前後用了两年时间。(以上部分参引袁学军《正阳门的五次火毁与重建》一文)


  正阳门第五次火毁就是庚子事变被烧了。综合各种记述,大致情况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十六日,义和团为扶清灭洋,抵制洋货,火烧位于大栅栏的老德记洋货店(西药房),火势迅速向北蔓延,最终殃及正阳门箭楼被烧毁。两个多月後,八国联军已进了北京,驻扎在瓮城内的英军印度兵失火,又将正阳门城楼烧毁。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着直隶总督袁世凯和顺天府尹陈璧筹划修復。当时内忧外患,民困国穷,清廷一时拿不出钱来进行这样大的工程,只好由袁世凯带头,倡导各省大员捐资助修。但是在重建施工中,因工部所藏的工程档案经庚子之变遭焚掠无存,只好按照与正阳门平行的崇文、宣武二门的形制,并根据地盘广狭,将高度与宽度酌量加大而重建,於1906年完工。

  城楼建筑样式与京城其它各门同,即重檐歇山三滴水楼阁式建筑,屋顶敷灰筒瓦绿琉璃瓦剪边。但建筑规制均高於其他各门。袁学军先生(正阳门管理处)在《正阳门建筑特色及其功能的演变》一文中描述如下:“正阳门城楼坐落在砖砌城台上,城台上窄下宽,有明显的收分,宽95米,厚31.45米,高14.7米,城台南北上沿各有1.2米高的宇墙,城台上以城砖海墁。城楼为灰筒瓦绿琉璃剪边重檐歇山三滴水楼阁式建筑,楼脊饰龙头兽吻,每面有檐柱、老檐柱和金柱三层柱子,朱红梁柱,金花彩绘,楼上楼下四面均设门,面阔七间,进深三间,上下设回廊,上层前後装菱花格隔扇门窗,下层为朱红砖墙,明间及两侧正面各有实榻大门一座。城楼两端沿城墙内侧设斜坡马道以通上下。通面宽41米,通进深21米,楼身宽36.7米,深16.5米,高27.3米,整个城楼通高43.65米,为老北京所有城门楼中最高者。城楼外侧重檐以上悬挂木质大门匾。城门洞为拱券式,开在城台正中,五伏五券,内券高9.49米,宽7.08米,外券高6.29米,宽6米。”

  上述是现存正阳门城楼的数据,但是在上世纪初的重建施工中,因工部所藏的工程档案无存,就按崇文、宣武二门的形制,据地盘广狭,体量加大而建。当时既无档案可查,也无照片可依。庚子年城楼烧毁之前应有不少洋人所拍照片,但均在洋人之手,当时的建筑者恐怕是无从索取,或是根本不知有此照片,很多当时的照片,百年後才陆续浮现在世人眼前。现在有照片为证,重建後的正阳门与烧毁前,在外观上已有很大不同。三滴水的檐角重建後明显比之前外探和上翘,歇山顶屋面较之前有所抬高(重檐的间距加大,屋面檐下斗拱疑似多加了铺数,使屋面有所抬高),屋面坡度较之前为陡。因为城台地盘一样,从重建前後的宽高比来看,现在城楼应比烧毁前为高。还有细部的差别,烧毁前城楼屋面的戗脊走兽是7个(这与京城其他各门相同),重建之後上升为9个,这说明当时重建後提高了规格(?);烧毁前城楼上下层檐柱都没有抱柱加固,重建後增加了抱柱;城楼二层的平座,烧毁前从照片上看,平座大小与地盘檐柱拄础范围一样或略有收分,重建後平座大小是略大於地盘檐柱柱础范围。



  城楼的彩绘除斗拱、梁、枋以外,滴珠板为如意头图案彩绘,山花板为红地描金飘带纹图案,二层木制护栏也施以描金彩绘装饰。檐柱、博风板、楼体、门窗等仍为朱红色。



  正阳门城楼前後面阔九间(十柱九开间),两侧面阔为五间(六柱五开间)。上下层各为28根檐柱,二层另有4根擎檐柱,於平座四角,支撑飞檐。内城其他八门均为在城楼门洞外侧上方城台上沿镶城门名横式石匾,无木匾,唯正阳门城楼重檐南面正中悬挂巨大竖式木匾,直书正阳门三字,前清时为右满左汉双文,民国後去掉满文,汉文居中。横式石匾则是镶在箭楼门洞外侧上方的城台上沿,内城其他八门箭楼无匾。



  正阳门箭楼是最能体现古代军事防禦思想和技术水平的建筑,为一砖砌堡垒式建筑,雄踞於巨大的瓮城南端城台之上。袁学军先生在《正阳门建筑特色及其功能的演变》一文中的描述为:“城台高约12米,上窄下宽,亦有明显收分。城台正中辟券门,与城门相对,五伏五券,门洞内设千斤闸,南侧宽10米,北侧宽12.4米。箭楼上下四层,楼顶为灰筒绿琉璃剪边重檐歇山式,饰绿琉璃脊兽,戗脊走兽为7个。南、东、西三面辟箭窗,以作对外防禦(射击)之用,南面(外侧)四层,每层13个(内城其它八门是12个),东、西各四层,每层4个,後抱厦两侧各1个,共有86个箭窗。箭楼的结构为前楼後厦(抱厦後檐墙辟3门供进出楼内之用),面阔七间,宽62米,进深20米;北出抱厦庑座,面阔五间,宽42米,进深12米,整座楼通高35.37米;屋面前後戗脊走兽是7个。在明清北京城垣的箭楼中,唯正阳门箭楼辟门,亦最为高大雄伟。”据据清吴长元辑《宸垣识略》载:“正阳门外门(箭楼)设而不开,惟大驾由之。月城东西设二洞子门,为官民出入。”也就是说皇帝出入时箭楼中门才可洞开,平时官民人等只能行走闸楼门洞。



  1906年箭楼重建後,由照片上可明显看到每层的高度增加了,庚子事变烧毁前,每层的间隔与箭窗的高度相仿,而重建後每层的间隔要大於箭窗的高度,从体量比例上也可看出重建後的新箭楼要高於老箭楼。另外,因参照崇文、宣武的样式,後抱厦两侧仅各开了1个箭窗,而成为了总共86个箭窗。而老箭楼後抱厦是两侧各4个箭窗,总共92个箭窗。



  上述是1906年正阳门重建後的格局。时光荏苒,时至1915年,已是改朝换代後的民国了,由于交通的压力,正阳门东西火车站的确立,使正阳门成为了当时北京的交通枢纽,旧有格局已不适应形势的变化。北洋政府决定重新规划“国门”周边的格局。当时以内务总长朱启钤牵头,聘请了德国建筑师罗斯凯格尔(Rothkegel)主持设计,改造正阳门。1915年6月开工,年底工程完毕。正阳门瓮城被拆除,城门楼两侧各开有两个进出内城的门洞,瓮城内的范围成为了一个开放场所,箭楼得以保留,成为了一个单体建筑。原在瓮城内城楼下门洞两侧的观音庙和关帝庙也保留了下来。1906年重建後,箭楼未能恢复原样,原本总共有92个箭窗(进楼有3门,92×3=276,明朝国祚276年,箭窗数隐含了大明的气数),因参照崇文、宣武的样式,後抱厦两侧仅各开了1个箭窗(原本是各4个箭窗的),就成了86个箭窗。1915年的改造,後抱厦两侧又各增开了4个箭窗,就成为了现在的後抱厦两侧各5个箭窗,总共则成为了94个箭窗。罗斯凯格尔的设计,将箭楼下面两排箭窗的上沿增加了华盖式的弧形窗檐,瓮城墙断面附以月牙形的“绶带悬章”式的西洋弧线装饰,箭楼四周加装了栈道式挑台走廊,环以汉白玉护栏。箭楼北侧修建了对称的双之字形登城梯道和中间的观景平台,一直延续至今。这在当时也是毁誉参半,周边道路和环境得到了改善,但就古老京城的格局确实被破坏了,突兀的箭楼显得不伦不类,这也开了扒瓮城修铁道的先河。老北京城池“祸不单行”,环城铁道工程与正阳门交通改造同时开工,随即北、东垣城门的瓮城与正阳门瓮城一样,就都被扒了。



  正阳门瓮城规模较内城其它八门要巨大,瓮城内南北长108米,东西宽85米(喜仁龙《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中的数据),东北、西北两内角为直角,东南、西南两外角为弧状抹角,瓮城东西月墙上各设闸楼一座,闸楼为单檐歇山顶,灰筒瓦绿琉璃瓦剪边,下辟券洞门(洞子门),闸楼外侧设两排共12个箭窗。瓮城墙与大城高度相同(高约11.36米),宽度略窄,为土墙心外甃城砖。瓮城墙顶上海墁城砖,外侧筑雉堞,内侧筑女墙。瓮城四面均辟有券洞门,东、西、南为吊落式闸门(千斤闸),北门即城楼下进出内城的城门洞。据清吴长元辑《宸垣识略》载:“东月墙在东洞子门外至正阳桥,形如扇面,列肆居之,其傍城夹道曰荷包棚”。“西月墙在西洞子门外至正阳桥,形与东月墙同。其傍城夹道曰帽儿棚”。这是十八世纪前的状况,到二十世纪初,重建正阳门後,东、西月墙外的连房建起,就统称为东、西荷包巷了。



  北京内城的瓮城内都各有一座小庙,而唯独正阳门有两座庙,东为观音庙,西为关帝庙。正阳门关帝庙内塑像为明朝原物,皇帝天坛祭天、先农坛躬耕回宫时必在庙内拈香。庙内有“三宝”,青龙堰月刀、关帝画像、白玉石马。文革期间,正阳门关帝庙与观音庙一同被拆除。



  正阳门箭楼的改变还没有完,时至1928年,北伐成功後,国都迁至南京,北京復又成为北平。当时市府倡导国货,辟正阳门箭楼为国货陈列馆,为改善楼内采光,在後抱厦檐下正中开了一个巨大的後窗户,这个後窗户也延留至今(别小看这1个後窗户,箭楼总窗数就成为了94+1=95,九五至尊啊,自然是安稳了,也隐含了正阳门不能随便被抹去)。



  正阳门城楼和箭楼由於所处位置特殊,又在天安门广场最南端,虽不再有“国门”的功用,但标志性作用还是很强。所以1949年以後还是不断得到维护和修缮,但是它的命运也是扑朔迷离,岌岌可危。1965年部队以战备需要,给中央打报告要修建北京地铁,报告中规划是沿北京城墙旧址修建地铁,沿途所剩馀城墙、城门全部拆除,正阳门城楼和箭楼也在拆除之列。中央批准了修地铁的报告,最终正阳门城楼和箭楼中央还是决定保留了下来,更在1988年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所以至今人们还能够观赏到保存完好的这对城门,使後代还能够看到老北京城池的一点影子。



  有些传说只可看作笑谈。传说明朝建筑正阳门箭楼时,永乐皇帝前来视察(正统年修箭楼时永乐皇上早已归西),发现正阳门箭楼的楼顶并未如他所期望的那样高大壮观,于是龙颜大怒,限期一个月将正阳门箭楼的楼顶改建得高大气派,否则予以治罪。工匠们殚思竭虑却无计可施,无比惶恐地面对将被治罪的后果。有天,一个衣衫褴褛的老木匠前来乞求工匠们为他的咸菜加点盐。此后数日,他不断地前来请求工匠们给他的咸菜添“盐”。终于有个工匠受到了启发,添“盐”不就是为楼顶添"檐"的意思吗?按照这个思路,工匠们为正阳门箭楼的楼顶添加了一周飞檐,使得箭楼的楼顶变得高大华贵,并使整个正阳门箭楼的整体规模显得巍峨壮丽。永乐皇帝见之,惊为神来之笔,不禁龙颜大悦。工匠们满怀感激地前去寻找那位老木匠,却遍寻不得,这才悟出那位老木匠必定是木工神仙鲁班先师显灵前来点化他们,帮助他们渡过了难关。



正阳门轶事(摘自王铭珍《正阳门纪事》)



  美国兵守“门禁”

  内城九门,昔日每座城门都要设置岗哨,盘查进出城门之车马行人和在城楼上守卫。谁来站岗,您一定会说当然是国人啦。其实不然,庚子事变後,国门正阳门城楼和城墙上的门禁权是由美军把持的,上下正阳门城楼也得经美国人批准。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後,清政府同意,正阳门城楼及东侧城垣为美军兵营及使馆边界,因此联军要控制这里的制高点,美国使馆就设在正阳门内东交民巷西口到城墙一线,所以美军就在城楼及城墙上设岗。国人十分愤懑,後几经交涉,於民国八年(1919年)10月31日达成协议,美军於11月1日交还正阳门城楼上的门禁权。



  “走桥”与“摸钉”

  过去每逢正月十五之夜,许多少妇要到正阳门“走桥”与“摸钉”。这是一种民俗。

  何谓“走桥”?就是正月十五夜里,妇女结伴行游街市,凡有桥处,相扶而过,这样就能“消百病”。所以,又叫“走百病”。凡是不过桥的人,就不能长寿。明代吏部尚书周用对这一风俗作了非常生动的描写:“都城灯市由来盛,大家小家同节令;诸姨新妇及小姑,相约梳妆走百病;俗言此夜鬼穴空,百病尽归尘土中;不然今年且多病,臂枯眼暗兼头风。”

  所谓“摸钉”,就是在“走百病”时,经过正阳门,必须用手摸门上的铜钉,这样可以生个男孩。《水曹清暇录》载:“正阳门上摸铜钉,云宜男也。”

  京师的这一风俗,始自元代,到明清两代更为盛行。两扇门两个九九,八十一个门钉,後来其中有不少不是铜钉了,而是用木头旋圆塗上金漆的。原来这是民国年间重修正阳门时因为钱紧,而不得已李代桃僵了。



  门匾上的“門”字为什么没有钩

  如果留心,途径正阳门时,您会发现那匾额上正阳门的“門”字是没有钩的,同字典上的“門”字写法不同。这是为什么呢?原来紫禁城内,悬挂的许多门匾,其“門”字,都是没有钩的。明朝人马愈在他的《马氏日志》中说:宋都临安玉牒殿灾,延及殿门,宰臣以“門”字有脚钩,带火笔,故招火灾,遂撤额投火中乃熄。後来,凡书法家书写门额时,多不钩踋。这是皇家的一个禁忌,否则,就将招来杀身之祸。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命一位叫詹希源的书法家题写一块门匾。挂匾那天,朱元璋亲自揭匾,不看便罢,看到那个带了火钩的“門”字,顿时龙颜大怒。当即命人把那块匾拆下来砸碎,并传旨,要刑部大堂把詹希源捉拿归案,以居心不良之罪,斩首示众。从此以后,不管是哪位书法家,谁也不敢再写带火钩的“門”字了。书法界称“門”字最后一笔为火钩,皇家以为“門”字带火钩,会钩来火灾,会妨碍帝君出行、招贤纳才。因此,这是一种忌讳,谁敢冒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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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2018-9-30 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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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十五年(1750)《京城全图》上的正阳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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