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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8-8-26 14:35

一边倒的反对之声,传统礼教观念成为觐见礼制难以跨越的门槛?



库屠左夫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49-1.html


  1867年9月30日,距《中英天津条约》规定的10年修约的期限已近,为早作准备,清廷下旨命各大员上奏言事。其中以“觐见”一事讨论最为激烈。

  沈葆桢当时尚属较为开明的人士,仍坚决反对改变觐见礼制,表示不废典章。他在奏折中大谈练精兵以固京城,其意是乘此数年内,速行修政强兵之道,待同治帝亲政时,国势之盛如康熙之时,西方公使觐见,自然必行中华仪节。广东巡抚蒋益澧在奏折中对请觐一事,仅言“攸关体制,朝廷自有权衡,非臣下所敢擅拟”,可他在奏折中也大谈练兵之道,称“拣将练兵,以卫京师而固根本”。他的意见是在京师练精兵1.5万人,再选“卓著战功素有威望之大员”,各国必不敢随意要求。江西巡抚刘坤一的意见与蒋益澧相同,奏折中一字未提觐见之事,却提出“多练禁旅,以立不拔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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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葆桢

  另有一些官员引经据典地反对改变仪节,其言论自不相同。官文考订了“觐”之本义后,认为只要告诉西方公使“觐”之含义,他们就会放弃要求觐见。至于总理衙门信函中提出的“权其适中者”,官文表示,“其中机宜,非奴才所能及也”。由于一时想不出办法,也有官员主张先拖下一段时间再说。

  以洋务名臣显著当时留史后世的两江总督曾国藩,一字未言该行何礼,却又明白表示可不用“属藩之礼”,且又引史为据。这正是他的一贯作风。为臣子而改礼仪,本就冲犯理教。时世转变并不能同时带动观念转变。同是洋务出身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之奏折,虽称“入觐之仪,必应妥议”,但也明言“顺机俯从”,“创行之典”,不与越南等国同礼。最有意思的是,他竟称此项“大政”为“苟非隐忧实害”。另一位洋务名臣新任湖广总督李鸿章,则表示各国公使可在清朝御史行列中排班入觐,等到中国使节至西方各国行西礼时,即有了依据,命来华各国公使同例行华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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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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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鸿章

  在清朝的历史中,如此大规模地商议朝政,实属罕见,也正说明觐见之礼系于“国体”不可轻意变革。在这些官员的言论中,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天朝”观念的痕迹,而这些官员,无一任官内地,其职守或正在或曾在沿海沿江,都与西方各国打过不同程度的交道,由此更能体现传统礼教观念之根深蒂固。毫无疑问,清朝的此次讨论,众说纷纭,得不出任何结论。1869年,总理衙门与英国商议修约时,对觐见之礼并无新议。而同治帝尚未亲政,觐见一事也随之拖了下来。

  广东人民出版社委托宣传

  ( 茅海建:《当代学人精品:茅海建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

  ( 编辑: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史硕士研究生 谢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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