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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8-9-12 08:08

中国历代皇帝的故事:乾隆当权64年 发动文字狱130多次



zyesheng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49-1.html


  乾隆死了,但中国的文字冤案并未随他而消亡。回首中国文人的生存环境,一言以蔽之:艰难与险恶。

  乾隆作为承业皇帝,算是历史上最幸福的皇帝,他手下的盛世很大程度是得益于其父雍正。可父子二人相比,儿子的威名远在老子之上。同样的酷治江山,父子二人“酷”的效果却大不相同。儿子酷政“酷”得刁,玩得妙,帝王这套游戏规则算是被他把玩到家了。他刚柔并济,先宽后严,效果和口碑都非父辈可攀。

  单说他大兴文字狱一事,其规模之大,时间之久,神经程度之极,都远超父祖,不但把清朝文坛搅得乌烟瘴气,自己也落得个神经过敏症。有史以来,以清朝文字狱最多,清朝又以乾隆一朝最多,两个“最”字搁到一朝,可想当时文人的生存状态之危。

  据《清代文字狱简表》统计,乾隆在位60年,退休后仍不舍得弃权,又管4年,共计64年,制造的大规模、中规模和小规模的文字案共计130多起,可以说五个月就要对文人“刀斧伺候”一次。中央政府咬文嚼字、乐此不疲,地方政府为邀功请赏、扩大战果,恨不得挖地三尺。说白了也就是投皇帝之所好,挠皇帝之所痒,借无辜文人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戴花翎罢了。当然,其间也不乏文人失尊拍皇家马屁拍到马腿上,把性命拍丢的主儿。

  如冀州秀才安能敬,写一首“恩荣已千日,驱驰只一时,知主多宿忧,能排难者谁”。从诗作水平来看,此秀才可能刚刚出道,笔功稚浅,心里想的和落于笔端的错位大,鸿沟宽,累得他满头大汗,才得一首四句小诗,本意是想对清朝歌功颂德,不想竟被曲解为咒骂皇帝有忧有难,无人辅佐。安能敬被抓进大牢,拉上大堂,皮开肉绽后,他红着脸说了一句实在话:“我原要竭力称颂,无奈说不上来。”

  无独有偶,着名学者全祖望也曾干过此类倒霉事。他曾在《皇雅篇》中大叙雍正得位之正的问题,谄媚之意彰显,单等皇帝发现。可惜的是,皇帝还没看到,却被仇家瞅出了问题。全祖望的文章内有“为我讨贼清乾坤”之句,冠“贼”字于“清”字之上,被仇家指责为大逆不道上奏乾隆,后因有朝廷官员竭力为之辩解,才得以幸免。这马屁拍得又是一个不值。

  乾隆数十年屡兴大狱,缺德事干得真是不少,因而到了晚年,对“老”、“死”一类的字眼忌讳莫深。如乾隆四十四年,直隶的一个能人智天豹,数十年修得一本万年历,为讨好乾隆,特托人献给乾隆一本。不料,乾隆看后,发现该历只编到乾隆五十七年,越品越觉得不对头,这小子岂不是在变着法子咒朕早死?智天豹因巴结皇帝而掉了脑袋,冤情至深。可能直到死时,他方体悟出“伴君如伴虎”这句老话的深刻内涵:皇帝老儿跟前的马屁精可真不是那么好当的啊!

  可以说,清朝前期的文人们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野史上讲到一个刘三元,此人神经有毛病。某日,他疯气一犯,对着衙门大喊:我乃汉室后裔,要众官扶持。此等书面语言大老粗是说不出的,这个刘三元很可能是位落第秀才,因屡试不第,压抑而疯。可惜,乾隆政府并没有因精神的问题赦免他,判他个一刀之刑。

  但比起另一位因在书信上写“坤治”年号被凌迟的江西疯子,一刀亡命的刘三元算是幸运了……文字案一桩接着一桩,虽说不是一窝风的大型运动,但这种零星不断持久战比集中战威力更大,给文人造成的心灵恐惧更是持久。文人个个心惊胆战,背着脑袋“爬格子”,用字用句皆小心翼翼,前后关照,审了又审,小心得不能再小心了,可依然不能保证全家老小的性命。当然也有不怕死冒大险写诗的。文字狱大兴其间,就有能人作诗曰:“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大概就是对外夷皇帝们咬文嚼字功夫的一种极力反抗。

  乾隆这位可爱的“十全老人”咬文嚼字的功夫也的确了得,他不但火眼金睛,还有骨头里面挑刺的癖好。到他这一朝,忌讳的字眼不断扩大,从明显处到隐晦处,从字面义到引申义,层层推敲,让文人们防不胜防,一旦被他揪住小尾巴,他根本不会给你留申辩的余地,一瞬间便能让你体会到啥叫“祸从天降”。

  当身上的小肉片在刽子手的刀下如同雪花飞舞之时,自己却还不知道哪里得罪了皇帝老儿?哪个字眼戳到了他的讳处?只得带着重重疑问和极刑的疼痛到阴间去细揣细问了!比如,杭州卓长龄着《忆鸣诗集》,“鸣”与“明”谐音,被人指为“忆念明朝”,上报给乾隆。乾隆帝一看,问题更是严重了一层,连卓氏的家人都携带着一齐深恶痛绝之,称他们“丧尽天良,灭绝天理,真为复载所不容”。从咬牙切齿的咒骂来看,这哪里还是政府对民众,简直上升到了私仇家恨的层面上了。

  从上可以看出,文人阶层也是一个千人千性的小社会,啥嘴脸都有,有怕死的,也有不怕死的;有丢弃文人骨气的软蛋,也有刚正不阿的硬骨头。尽管千人千性,但作为文人还是有其共通的性格脉络的。比如说,文人自古就有种种繁多的失意情绪,发起牢骚来不知不觉。再比如,文人参政的欲望,让其总是无法远离政治磁场。在“学而优则仕”的价值观念的影响下,中国文人要么入仕为官,将文人和官吏的双重身份归于一身;要么就是奔波于考场几十年,落得一腔怨气。文人与官场的这种紧密又微秒的关系,便是历朝历代的政治运动皆是拿文人开刀的原因。

  但总的说来,文官也好,屡试不第的秀才也罢,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失意心理:没有及第的想入朝为官,当上官的又嫌当的官太小,欲壑难平,牢骚满腹。说白了,吃的都是“口舌”之亏。乾隆五十三,湖南耒阳的老秀才贺世盛,多次科举都没及第,只得靠代写词状为生。不平事经历得多了,便把经手的案件拼凑总结出一部《笃国策》。写成之后,立即上京城投献,以待取悦龙颜,换得一官半职风光风光。不想此书涉及了批评捐官制度的问题,取悦不成,反而被定为“妄议朝政”,被判了斩立决。

  爱好“口舌之祸”的文人面对神经质皇帝,面对天天瞅机会拍马屁的官僚,小心作文不犯忌讳实属上策。可文人一旦作起文章,便进入了“庖丁解牛”的无意识状态,哪里管得住手中之笔,心中牢骚不吐不快。比如乾隆四十四年五月,乾隆不知从哪弄得一本文集。文集的作者系安徽一贡生:书很有可能是自费出版,就像现在的业余作者爬了几十年格子,敲了很多年的键盘,掏腰包出书一样,算是文学生涯的一次总结。此贡生也是怀着此种心理为自己的文学生涯“总结”了一下,并为这次“总结”自撰序言,把多年人仕不顺的牢骚话全兜了出来,火药气极浓,指斥上天。本以为发行量不大,安徽贡生并未将序言之事放置于心。事不凑巧,“文集”被乾隆偶然“宠幸”到了,其结果可想而知:贡生被斩首不说,连其子和处理该案不力的知县也被判以死缓。

  按理说,乾隆即位时,大清江山已统治百年有余,皇位稳如泰山,大没必要再像父祖们那般跟知识分子叫板。然而,一个文化上的弱势民族从蛮荒之地入主中原,统治一个智慧的民族,其文化心里是相当复杂的,复杂的文化心理继而又转化成民族敌视。皇帝一旦敌视哪个群体,这个群体自然就不会有好果子吃,不会有好日子过,直杀得“砍头只当风吹帽”。

  乾隆四十二年,江西的一个老学究深居书斋多年,不懂官场规矩,更不知道满清皇帝文化心理上的软肋所在。当他看到《康熙字典》中存在的问题,便犯上了知识分子的较真病,私下删改不说,还另编《字贯》一书。《康熙字典》乃钦定之书,敢于对该书进行批评,自然是“罪不容诛”。江西巡抚海成侦知此事,不敢怠慢,立即上报朝廷,又将老学究革去举人,投入大狱,隔三差五地提出来审讯,同时又把案宗上交乾隆。乾隆在审理案宗时,发现该书凡例中将康熙以下以至他自己的庙讳、御名各以本字开列,“深堪发指”,立即传旨将罪犯移押京师,照大逆律处决。同时巡抚海成也受牵连。他虽首举有功,但却因未及时发现这一重大问题,而被乾隆咬牙切齿地斥为“天良昧尽”,革职下狱。

  从一系列的文字案上看,除了胡中藻案与政治有点关联外,其余的多因乾隆神经过敏症所引发,涉及人员大多是下层文人,有文学青年,还有老不及第的秀才,甚至连一些早已作古的墓中之人也未能幸免。可以说,乾隆坏事干了不少,功绩也不少,整人很是有一套手段,光拿下层人民开刀,杀鸡骇猴,把狂妄自负的文人们整得大气不敢出,还不得不从心眼里服人家,还不得不拈起笔来撰写人家是一代明君、一代圣贤。

  本文摘自《文史天地》 作者:孙青瑜原题为:神经质的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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