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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8-10-10 14:35

戊戌变法中的湖南风云(6)张之洞为何转向



库屠左夫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49-1.html


  湖南新政遇挫,和张之洞的影响也有一定关系。张之洞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由两广总督改任湖广总督(中间曾暂署两江总督),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离任入阁。按清朝官制的规定,所辖省份的巡抚须受总督的节制。况且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与张原是旧交,有多年的情谊。因为说到底,张之洞在晚清也是一著名的改革派,与包括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唐才常、杨锐、刘光第等在内的改革派人士,均有密切联系。

  梁启超在写给张之洞的信里说:“今海内大吏,求其通达西学深见本源者,莫吾师若;求其博综中学精研体要者,尤莫吾师若。”1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月十六日,张之洞在湖北总督府延见梁启超,礼遇甚隆,当晚谈至二更,并以一千二百金聘梁为两湖书院院长,为梁所拒绝2。康有为也和张之洞见过面,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九月中旬,康、张多次晤面于南京,商谈设立强学会上海及南京分会事宜,达成诸多共识,张并捐银一千五百两作为筹备经费。后因张不同意康的孔子改制之说,合作没有成功3。《时务报》也是在张之洞的支持下创办的。至于杨锐,乃是张之洞的门生,直到戊戌政变发生之前,仍与张保持密切联系。而刘光第则称张为“命世先觉,真识时务俊杰,中国神智人”4。陈宝箴保荐刘光第和杨锐,实际上也是得到了张之洞的首肯。

  但张之洞和康、梁等激进的维新派人士并没有走在一条路上,由开始的欣赏以及一定程度的合作,很快就分道扬镳了。对陈宝箴推行的湖南新政,张之洞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给予支持的。因此有饬令在湖北推荐发行《湘学报》之举。只是到了戊戌年的闰三月下旬,《湘报》刊出易鼐的文章,他才出面干预。他在前引戊戌年闰三月二十一日为《湘学报》和《湘报》事致陈宝箴函的末尾,有一附言:“鄙人撰有《劝学篇》一卷,大意在正人心、开风气两义,日内送呈并祈赐教洽。”5陈宝箴收到后当即决定,从四月一日开始将《劝学篇》在《湘学报》第三十七册上连载,直到六月二十一日(1898年8月8日)出版的第四十五册还在继续刊登。但同时以上各期《湘学报》也在连载易鼐的《五洲风俗异同考》。编者并不因以湖广总督之尊批评了易鼐,就从此不发易鼐的文章。这种处理方法,即使是今天的刊物,恐怕也未必做得到罢。

  张之洞的《劝学篇》是当变法维新浪潮遍及全国、改革势力与守旧势力紧张对阵、帝党和后党的矛盾趋于公开之际,提出的以学术为基底的一种也许是当时比较切合中国国情的变法维新主张。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与研究晚清史事的诸君子稍有异同。我不认为《劝学篇》的主旨是反对变革的,而可以看做是倡导渐进变革的一篇宣言及实施方略。“中体西用”的提出6,也不是如时贤所言,是一完全不通的理论,而是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求变革而又不丧失自主性的一种选择。所谓变革,当然是在保存自我的前提下的弃旧图新,而不是从根本上推翻自我。如果完全推翻自我,就不是改革而是革命了。革命自然也没有什么不好。问题是1898年那一历史时刻,并不具备革命的条件。当时的情况,改革比革命更现实更有可行性。改革也有两种方式,即激进的变革和渐进的变革。康有为、梁启超等主张的变法是激进的变革,张之洞的变法主张是渐进的变革。皮锡瑞戊戌年三月二十日日记载,黄遵宪看了易鼐的文章也颇不以为然,说:“日本有顿进、渐进二党,今即顿进,亦难求速效,不若用渐进法。”7可见黄遵宪主张的也是渐进的变革,此与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的主张应为若荷苻契。

  至于激变与渐变两途,哪一种更好?我想已为中外之历史事实所验证。很少有激进变革有好的结果的。或曰康有为之激进变革虽然失败了,但十年以后发生的辛亥革命,帝制终于被推翻,不是也说明激进变革有其正面作用吗?可是不要忘记,正是康有为之激进变革导致戊戌政变,尔后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更不消说再以后的军阀混战等无穷变乱了。如果站在检讨历史的角度,不是为历史行程作辩护士,则不能不承认张之洞《劝学篇》阐述的变法主张,不失为晚清特定历史时刻的老成持重之见。

  百年之后我辈人士捧读《劝学篇》,看到《内篇》九篇,一《同心》、四《知类》、五《宗经》、七《循序》、八《守约》、九《去毒》,尚可理解。因为当时已经到了世变之亟,甲午战败、德据山东、俄取旅大,中国有被瓜分的危险。所以《同心》提出保卫民族国家(保国、保教、保种),《知类》呼吁爱国,都是题中必有之义。《去毒》明鸦片之害,至有“地球万国鄙恶不食之鸩毒,独我中华乃举世寝馈湛溺于其中,以自求贫弱死亡,古今怪变,无过于此”8之语,可见抱冰主人为国人的劣根痼疾痛心疾首到何等地步。《宗经》、《循序》、《守约》探究为学方法,溯源流、辟诸子、归儒宗,辨明为学次第,主张先打好中学的根基,再致力于西学,通博取约,抓住重点,也不乏有益于当时后世之言。惟三《明纲》竭力维护纲常名教、六《正权》反对民权,是否站在了变革时代的反面?不过,只要看看康有为的激进变法还要依赖光绪皇帝,就无须过分诧异莫名了。陈宝箴主持的湖南新政的高峰,是南学会对民权的提倡。张之洞担心变法不成而变乱,才出面干预。若然,也许是为了保持改革的渐进性,不得不维护纲常名教、缓行民权?可惜历史未为我们提供试目以待的机会。

  我个人最不能接受的是《劝学篇》之第二篇《教忠》,具列清朝的十五条“仁政”,包括薄赋、宽民、救灾、惠工、恤商、减贡、戒侈、恤军、行权、慎刑、覆远、蕺兵、重士、修法、劝忠,而且是“举其最大者,此外良法善政不可殚书”。南皮先生未免太过了。清朝统治完美如此,还变法为何?此一篇超离了“劝学”本义,已有向当道沽誉买好之嫌,我不禁为抱冰主人羞矣。

  《外篇》十五,力倡学西学、派留学生、广建新式学堂、改革学制、学西文译西书、办报纸、改变科举方法、注重能源交通(矿学和铁路)、研究农工商兵等专业学问、建设强大国防(一篇至六篇、八篇至十二篇、十四篇)每一项都有特识特见,大都切实可行。第七篇阐述变法的紧迫性,第十三篇强调会通中西,更为至理名言。最后一篇第十五《非攻教》,据理据事劝导国内民众,尊重西方信仰,不得对教会教堂及传教人士施非礼行动。揆之两年后的义和团,不能不佩服南皮的先发之见。而第三篇《设学》公然提出改佛道寺观为学校,真不啻惊天骇俗之论:“今天下寺观,何止数万?都会百余区,大县数十,小县十余,皆有田产,其物业皆由布施而来。若改做学堂,则屋宇田产悉具,此亦权宜而简易之策也。”9在此一重大问题上,南皮不仅不保守,而是过分简单激进了。

  《劝学篇》经由张的门生、翰林院侍读学士黄绍箕进呈给光绪皇帝,光绪帝于戊戌年六月初七日发下谕旨,说:“原书内外各篇,朕详加披览,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著将所备副本四十部,由军机处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10一个月以后,即七月初六日,光绪又谕军机大臣等:“《劝学篇》一书,著总理衙门排印三百部,内《明纲》一篇,自‘议婚有限’至‘皆不为婚’二十一字、注语自‘七等’至‘无为婚者’三十四字,著删去,余皆照原文排印。”11谕令所删之原文为:“议婚有限,父族母族之亲,凡在七等以内者,皆不为婚。”注语为:“七等谓自父、祖、曾、高以上推至七代。母族亦然。故姑、舅、姨之子女,凡中表之亲,无为婚者。”张文本身是对的,合乎人类学的规约;但此种主张颇不合于清初爱新觉罗家族的“本事”(例如太后下嫁等),令其删汰,应属有因。但对《劝学篇》一书本身,光绪帝是极力肯定的,他不仅认真阅读过,而且一再以朝廷之力公开向社会推广,销量据说竟达至一二百万册。

  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的改革主张,和《劝学篇》阐述的观点多有相似之处。但相似不等于完全相同。张对清廷“仁政”的颂扬,必为义宁父子所不取。可靠证据显示,陈三立当时并不是很赞成谭嗣同那样大肆倡议民权。戊戌政变后的第二年,即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年)之五月,他在为吴铁樵所写墓表中,郑重阐述了民权问题。盖此吴君曾学数学于京师同文馆,对西方自然科学多有了解,故喜欢谈论民权。陈三立说:“其论治颇喜称民权,与余不合。余尝观泰西民权之制,创行千五六百年,互有得失。近世论者或传其溢言,痛拒极诋,比之逆叛,诚未免稍失其真。然必谓决可骤行而无后灾余患,亦谁复信之。彼其民权之所由兴,大抵缘国大乱,暴君虐相迫促,国民逃死而自救,而非可高言于平世者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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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三立

  依陈三立的看法,西方的民权之说得失互见,视为叛逆,痛拒极诋,固非得当,认为妙法无极,立刻就可以在中国施行,也绝不是可以取信之道。这就是他对民权的主张,其有别于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诸激进变革人士,显而易见。但政变之后,特别是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入帝京,两宫出逃,国将不国之际,陈三立对民权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写道:

  然顷者吾畿辅之变,义和团之起,猥以一二人恣行胸臆之故,至驱竖顽童,张空拳战两洲七八雄国,弃宗社,屠人民,莫之少恤。而以朝廷垂拱之明圣,亦且熟视而无如何,其专制为祸之烈,剖判以来,未尝有也。余意民权之说,转当萌芽其间,而并渐以维君权之敝。盖天人相因,穷无复之之大势备于此矣。则君夙昔所持论,又乌得尽非而终不以为然邪?13

  斯是散原在慈禧政变后转而对民权之说持赞许的态度了。“弃宗社,屠人民,莫之少恤”、“其专制为祸之烈,剖判以来,未尝有也”。愤怒的矛头指向了前所未有的专制,自然对民权有了解之同情。所以他说,吴君铁樵所主张的民权说,不仅不一定不对,而且还应该予以正视。

  陈宝箴的变革思想,我以为开始时他比较谨慎,后来相当一段时间由于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热血人士所感染,加之国家处于危亡之中,他几乎介于激进和渐进之间。对梁、谭给他的信里讲的一些观点14,例如关于地方自立自治、预做亡后自救等,他并不是毫不认同,甚至面对他不能完全赞同的比较激进的观点,我看出他也能在很大程度上给予了解之同情。事实上,湘中改革人士的变革热情,正是由于受了陈宝箴改革精神的鼓舞才得到空前发挥。证明此点的,是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日(1897年12月3日)《上陈宝箴书》中开头的一段话:

  月之望日,伯严约诸公集于堂中,坐次述世丈之言,谓时局危促,至于今日,欲与诸君子商一破釜沉舟、万死一生之策。彼时同坐诸公,咸为动容。启超闻是言,心突突不自制,热血腾腾焉,将焰出于腔,盖振荡迅激,欲哭不得泪,欲卧不得瞑者,迄今六昼夜,径欲走见,有所陈说。而呐于言语,弗克自达,用敢以笔代舌,披沥肝胆,为我公一言之。15

  梁启超所叙述的“伯严约诸公集于堂中”这件事,无疑是陈三立代表陈宝箴召开的一次改革动员会或神仙会。陈三立向与会者传达的陈宝箴的指示,是要诸位贤者共同献计献策,商量出一个“无法之法”,因此用了“破釜沉舟、万死一生”八个字。可见陈宝箴改革决心之大。正是受此次动员会的激励,梁启超热血沸腾,欲哭无泪,连续六昼夜不能成眠。邹代钧给汪康年写信,也谈到类似的心情:“右丈识见为当今所无,拟联络南皮、浏阳为一气,以撑东南大局。湘之富,天下之富也;湘之强,天下之强也。存亡之机在此一举,钧与伯严、伯纯三人熟商,当以破釜沉舟之势为之。湘吏无才,士人尚有十数人可用,风气已渐开,坚僻者固多,然皆无用之流。右丈声望,官民无不敬服,又能慎选士人用之,必可济事,亦断无阻挠之虞也。”16邹是舆地专家,与义宁父子的关系一直不错。当然他的估计未免过于乐观,后来证明并不如此。但他的信写于十一月十六日,陈三立召集的改革动员会刚开过不久,所以有这样的热情。

  我用上述例证说明,梁启超、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等被视为激进的改革人士,他们的改革热情和改革举措,都是在陈宝箴的鼓励、支持、指导之下得以张扬并付诸实施的。陈宝箴开始时和参加动员会的“诸公”并无大的不同,后来遇到守旧势力设置的巨大阻力以及来自张之洞的影响,目睹“明定国是诏”颁发前后朝政的诡异气氛,陈宝箴似更清醒也更自觉地站到了渐进变革的位置上。但他的变革决心并不曾动摇。这从他对康有为始终不完全否定可以看出来。不仅不完全否定,如前所述,他还颇觉得康有常人所不及的难能之处。而且他还有一极独特的看法,即他认为康有为不一定真的赞成民权。其所上《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折里面,有一段易被忽略的话:“第臣观近日所传康有为呈请代进所辑《彼德政变记》折稿,独取君权最重之国以相拟议,以此窥其生平主张民权,或非定论。”17揆诸康有为后来力主保皇的表现,不能不佩服右铭公洞察幽微的先见之明。

  至于《劝学篇》提出的“中体西用”的观点,陈宝箴早在时务学堂的招考示中就已经提出,他用的语词,是“必以中学为根本”(见前论时务学堂章所引)。此可见陈宝箴和张之洞两个人的改革思想,可以说是在异同之间。皮锡瑞对《劝学篇》的评价是:“此老究竟是读书人,所说透彻,亦平正无弊。不取民权,缓开议院,自是正理。保国教忠,彼身为大臣,应如此说。惟诋公羊使乱臣贼子喜,与予说左氏使乱臣贼子喜适相反。闻此老好左氏,宜所见之谬也。其论学以小学训诂为先,施之今日,亦觉迂远。”18除对公羊对左氏的学术观点互有歧见,《劝学篇》的基本立意和宗旨,皮锡瑞表示认同。尤其难能之处是,义宁父子和张之洞彼此之间的互相惜才、互相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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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之洞与劝学篇

  陈三立和张之洞很早以前就有唱和。1906年张之洞七十岁生日,陈三立曾写长诗为之贺寿,对张的一生学问事业备加褒扬。涉及戊戌维新时期张之洞的态度,陈三立以下列诗句加以揭橥:

  是时环外侮,机牙竞怒张。

  千纪积敝陋,势待扫以更。

  群言乃不揣,淆乱杂披猖。

  公起斟酌之,践取加维防。

  于事有砥柱,于国有干城。

  于民有衽席,于士有津梁。

  于古保纯粹,于今辟康庄。19

  诗意为当时中国外有列强的欺侮,内有千年敝政,国家已经到了必须扫除陋习、改弦更张的紧要关头。因此群言纷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混乱见解和不切实际的主张。这时张之洞站出来发表《劝学篇》,斟酌得失利弊,提出既改革又可以防止弊端的办法,使得国家和民众两相受益,指出了一条国家发展的康庄大道。因是贺寿,且囿于诗的特殊形式,对张的评价未必尽妥。何况这是戊戌政变过去七年以后的想法,也许与1898年夏天那一历史时刻不尽相同,但义宁父子对改革的总的看法确实也是如此,他们希望“守国使不乱”20,所以陈宝箴才建议由张之洞来领导全国的改革。

  陈宝箴特荐张之洞入都赞助新政的电文,系请总署代奏,其中写道:“近月以来,伏见皇上锐意维新,旁求俊彦,以资襄赞,如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等,皆已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仰见立贤无方、鼓舞人才之意。惟变法事体极为重大,创办之始,凡纲领节目、缓急次第之宜,必期斟酌尽善,乃可措置实行。杨锐等四员虽有过人之才,然于事变尚需阅历。方今危疑待决,外患方殷,必得通识远谋、老成重望、更事多而虑患密者,始足参决机要,宏济艰难。窃见湖广总督张之洞,忠勤识略,久为圣明所洞鉴。其于中外古今利病得失,讲求至为精审。本年春间曾奉旨召令入都,洵商事件,旋因沙市教案,由沪折还。今沙案早结,似宜特旨迅召入都,赞助新政各事务,与军机总理衙门王大臣及北洋大臣遇事熟筹,期自强之实效,以仰副我皇上宵旰勤求至意。”90然为时已晚,特荐电文发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八月初七,头一天,八月初六,慈禧训政已经开始矣。

  至于张、陈两个人的性格,张是惜官恋位之人,陈则不惜挂冠而去。陈的意气精神,冠绝一时。由此我得出一看法,即评价湖南新政的成败得失,张之洞的牵制固然有之,但亦不必过高估计张之洞对陈宝箴施加的影响以及所起的作用。倒是王先谦、叶德辉等守旧势力把张之洞《劝学篇》的发表以及对《湘学报》的干预,当做了鼓舞自己向新政发难的口实和奥援这一点殊堪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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