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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8-10-22 17:38

蒋家王朝的“内廷”——侍从室(上)



库屠左夫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49-1.html


摘自《民国要闻探秘》
《民国春秋》编辑部



     军机处与侍从室

  史学家常说,历史往往会重演。公元1703年,清雍正皇帝乘着对准噶尔
用兵之机,借口军情紧急,需迅速缜密处理,便降下御旨,命于宫内隆宗门
附近建板屋数间,办理机密事务,这就是军机处。所谓军机处,不过是他私
人的权力班子而已。军机处的人员由皇帝从亲王、重臣中挑选亲信担任,直
接向皇帝本人负责,总汇全国大事的机要,送呈御览,再经“圣裁”后,承
旨出政。于是,军机处俨然成了凌驾于全国政府机关之上的政治总枢纽,如
《清史稿》所说:“军国大计,罔不总览。自雍、乾后百八十年,威命所寄,
不于内阁而于军机处。”      
  公元1932年。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置日军人侵于不顾,继
续进行“围剿”江西红军的内战。当时,除了他的几个亲信侍从人员如秘书、
副官以外,还需临时抽调一两个参谋人员,随蒋到各地工作。善于察颜观色
的政学系政客杨永泰向蒋建议:何不将随行的参谋人员以及侍从人员组成一
个侍从室?此言一出,正中下怀。于是,蒋介石上承清帝遗泽,乘着对江西
红军用兵之机,搭建了自己的军机处——侍从室,列入南昌行营的编制之内。
  4年之后,即1936年1月,蒋介石对侍从室作了正式改组,全称是:“国
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下设第一、第二两个处,此后又扩充了
一个第三处,每处各设3个小组,其分工大致如下:
  侍一处掌军机,下设第一、第二、第三3个组,分别掌管总务、军事参
谋和警卫。侍二处掌政治、党务,下设第四、五、六3个组,分别掌管党政
秘书、外交和情报综核工作。侍三处掌管人事,下设第七、八、九3个组,
分别掌管人事调查考核、人事登记和“中训团”学员的通讯、调查。此外,
蒋的安全保卫由一警卫大队担任,另设一侍卫长来统一调动指挥其行动。
  于是,改组后的侍从室,成了一个掌管军机、党政、人事大权的统治机
构。其规模虽不算大,但地位却凌驾于国民党政府各部门之上。凡在国民党
统治下的党、政、军各界要人,都无不与之发生联系。其风光恐不逊于清帝
的军机处。侍从室在1937年1月,得到军委会《组织大纲》的确认:“侍从
室在驻留时与办公厅密切联系,掌机要之承启转达,委员长行动时随侍行
动。”  
  据当了蒋介石20年监印官的姜辅成回忆,侍从室改组前,“除蒋介石亲
笔手令外,一般机密性的公文均须盖上军委会官印”;而在侍从室改组之后,
“重要的机密性文件多由侍从室直接发出。我们这个组织(监印室)形同虚
设”。显然,侍从室已成为蒋家王朝独裁统治的“内廷”了。

     侍一处与军事幕僚长

  侍一处是名副其实的军机处,侍一处主任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蒋介石的
军事幕僚长。从1936年侍从室改组,到1945年侍从室撤销,10年间,侍一
处主任七易其人,依次是:钱大钧、林蔚、张治中、贺耀祖、林蔚、钱大钧、
商震。其间,钱大钧和林蔚都是两度以高级军事幕僚长的身份,随侍蒋的左
右,为蒋所信任。
  钱大钧,江苏吴县人,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和日本士官学校,是蒋介石
黄埔嫡系的“八大金刚”之一。他在任侍一处主任时,在蒋身边处理文书,
安排蒋的生活行动,精细敏捷,颇称蒋意。1936年西南两广事变时,钱大钧
奉蒋之命,密赴大庾活动粤军将领余汉谋叛变陈济棠,获得成功,为蒋赏识。
他又兼任蒋的侍卫长,周游于国民党军政要贝之间,显得颇为得意。西安事
变后,蒋介石回到南京,痛定思痛,曾一度怀疑钱大钧是否受了张学良的暗
示,把停靠在临潼车站、备蒋专用的一列法制客车调开,向钱严词诘问。但
事实是钱已事先向蒋请示并得到蒋的批准才调开的。钱提出蒋的批示加以申
辩,蒋无话可说。念及钱在临潼华清池也被枪弹射伤,依然恢复了对他的信
任。钱后来虽一度受挫,但毕竟与蒋的关系根柢甚深,故能东山再起,于抗
战胜利前夕再度出任侍一处主任。离任后又被蒋任命力上海市市长。
  林蔚,浙江黄岩人,陆军大学第四期毕业。原任军委会铨叙厅厅长,掌
国民党政府陆、海、空三军人事管理多年,每遇职务调动,他的原职位是从
来不动的。林到侍一处任职,偏重于对战区的作战规划。他谨慎稳重,长于
谋划,实乃蒋家王朝中高级幕僚人物的典型。
  侍一处所处地位及主管业务大致如下:
  综缩机要。侍一处主管的业务,几乎包括了本应由军委会所属的各重要
部门和其它行政部门掌管的工作。从作战指挥、部队训练、国防装备到交通
运输、后勤补给以及人事经理等,侍一处无所不管。凡是蒋的参谋总长不能
决定或不敢决定的一些报告或请示的文件,都经过侍一处的第二组(侍一处
下设3个组中的一个,掌军事参谋业务),由参谋人员研究审核,签注意见
送给蒋介石作最后裁定。还有来自全国各地军政大员请示报告的文电,须由
蒋亲自处理的,也要经侍二组初步审阅后再行“呈阅”或“呈核”。
  参赞军机。包括参与制订重大决策,提出重要建议等。若逢蒋有重要军
事行动,侍一处主任常常要随侍左右,出谋画策。钱大钩就曾随蒋介石指挥
湘、黔、川、滇各省部队堵击红军和解决两广事变。
  传布命令。主要是向各战区高级指挥官正确无误地传达蒋的重要手令。
蒋在外指挥作战期间,常常深夜打电话找侍一处主任,对白天打的电报、命
令加以修改、补充;或是叫侍一处主任立刻打长途电话,传布命令到前方。
战事紧张时,蒋一夭要找侍一处主任多次。遇有紧急军情,还得代蒋亲拟电
稿发出。  
  协调关系。侍一处主任站在最高统帅的立场,与军事委员会各部门协调,
尤其要与军令部、军政部保持协调。蒋也正是依赖侍从室的“协调”来对军
队各部实行控制的。有一次,四川方面出了一点问题,蒋要何应钦到成都去
料理,何不愿去。蒋对张治中说:“你告诉何部长,一个军政部长为什么这
样胆小?他不敢去,我去!”张说:“委员长不必生气,我一定劝何总长去。”
出来以后,张就去见何应钦,说:“你如果不去,谁能够去料理呢?假使你
不去,委员长要自己去,你也不好意思。”何只得应允了。此日,蒋向张询
问了说服何应钦的情形,连连点头:“好,好。”
  从这几个方面,已可大略窥见侍一处作为军机要地的性质了。

     侍二处与陈布雷

  侍二处下设第四、第五、第六3个组,核心是第四组,它主管政治、党
务和秘书业务,管辖范围包括行政院所属各院、部、会,国防最高委员会和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中统”特务组织等单位。各省、市地方政府
行政首脑向蒋请示汇报的文电,也统由侍四组负责处理。蒋通过这一核心幕
僚机构,把党政大权集中在自己手里,包揽一切,巨细靡遗。而具体主持人
则是蒋身边的亲信幕僚人物陈布雷。他从侍从室改组之日起,就被蒋任命为
侍二处主任。与侍一处主任频繁更替的情况相反,陈布雷担任此职务,直到
1945年侍从室撤销,达10年之久。遇有重大事件,蒋时常约陈布雷单独密
谈,密谋策划直至深夜。陈还为蒋写了不少文章,蒋发布的重要文电,十之
八九皆出其手,故有蒋的“文胆”之称。
  陈布雷在大革命前,在上海任《商报》主笔,写过一些反军阀的文章,
受到蒋的注意。陈初识蒋,是在1928年的春节,被召见处是南昌。经几次长
谈后,蒋即动员陈布雷加入国民党,并与陈果夫一起做了陈布雷的介绍人。
此后,蒋曾问陈:“愿意做什么事?”陈答:“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位不必
高、禄不必厚,但求能有涓滴为公之助。”从此,蒋便以陈为心腹,陈亦视
蒋为“知己”了。此后,陈曾在杭州当过短期的浙江省教育厅长。蒋要发表
文告,一个电话或电报,陈就拎着一个小包,带着他自个用的文房四宝到南
京来了,写好文章,再悄然回杭州。
  入主侍二处以后,据陈布雷自己回忆,他的一项主要任务仍是为蒋撰拟
文稿。上了一点年纪的人都记得,1936年10月,蒋50岁诞辰之前,报上曾
发表过一篇以蒋署名的大作《报国与思亲》,南京政府通令全国中等以上学
校作为必读的国文教材,学生且须背诵。报纸的宣传说,这是委员长在自己
诞辰之前,念国难,念母恩,含着眼泪写出来的至诚至情之文。可是陈布雷
在其《回忆录》中,却披露了此事的真相:蒋的寿辰将届,“旋闻京中将有
盛大之祝寿会,乃决意离京作华山游”,“……命撰《报国与思亲》一文,
备于生日前发表,此文余携往沪上,于福康里寓中撰成之,寄往华山,经蒋
公命力子、楚伧酌加一段而后发表”。原来,此文是蒋在华山悠哉游哉之时,
陈布雷在上海替他绞尽脑汁炮制出来的。
  陈布雷在《回忆录》中还记载,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在西安事变
中被张、杨释放。26日傍晚,蒋由张学良陪同抵南京。在机场下机后,“蒋
公授予草稿一纸,命与夫人详谈;即为整理记录,于五时赶成之,即对张杨
之训词也”。据当时宣传,蒋是在西安机场等候专机时对张杨训了话,所谓
草稿就是“蒋夫人笔记”的训话要点。其实,“训话”既非蒋的原话,亦非宋
的原稿,而是陈布雷的大作。
  陈为蒋捉刀,虽然是心甘情愿的,但有时也有牢骚。西安事变后,蒋要
陈到杭州为他社撰一篇《西安半月记》。陈虽对事变经过是了解的,但要凭
空伪造一篇文章,则既非易事,亦非乐事。据说,陈在社撰这篇奇文时,心
中有苦难言,愤懑无从发泄,就拿笔来出气。他手握狼毫,久久未写出一字,
却在墨盆中狠戳,笔头一连被他戳断了几支。他的夫人王允默看了着急,就
让陈的胞妹劝他不必动火,陈暴怒地挥手让她们全都出去,说:“你们什么
也不懂。叫我全部编造谎话,怎能不动火!”当然,动火归动火,谎话还是
编造出来了。
  蒋介石每次对他的文武官吏发表重要讲话时,事先常同陈布雷商量,斟
酌拟订提纲,由陈拟成文稿。但蒋在讲话时,不习惯照念讲稿,还是由他信
口开河,速记人员照原话一字不易地记录下来,送给陈审阅。经过陈的一番
文字加工,最后送给蒋亲自核定发表。蒋对陈的文字虽说是满意的,但仍十
分挑剔,修改两三次是常事,最多的有18次易稿之事,常常使文章越改越长,
连宋美龄也批评陈布雷文章太长。有一次,陈布雷听到别人对他的这种批评
后,苦笑着说:“我和你有同感,但我有不得已的苦衷。每次我把文章作好
送呈总裁,总裁总要一改再改,还加许多意思进去,所以文章就越作越长了。
你说一般人不喜欢看长文章,我这写的人也是一样,一篇文章交了卷要我再
多看一次,我也不大愿意。”    
  陈布雷在国民党中的重要作用,不仅在于为蒋代拟文稿,且表现在逐渐
成为国民党宣传方面的主持者和决策人。侍从室设有宣传小组,由陈一人负
责。国民党中宣部的工作方针、计划,大都要向陈请示报告。

     侍三处与人事情报网

  蒋历来重视对人事权的控制。按照蒋的规定,凡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和行
政院所属机关、部队,以及中央和地方各行政单位的高级军政主管人员的任
免,必须经过蒋亲自核定,然后交主管部门发布命令。关于高级行政人员的
储备、考核、挑选、任用,蒋曾命侍二处第五组主管,但因涉及范围太广,
实在管不了,大约在1939年底或1940年初,陈果夫秉承蒋的意旨,提出了
“由党培植掌握新干部的计划”,向蒋建议成立一个独立单位,专门办理人
事调查、登记、考核的业务,经蒋批准,就在侍从室系统下成立了第三处,
陈果夫任主任。
  侍三处的内部业务,大体包括这几方面的内容:首先是整理原有的人事
资料,作为建立其整个业务的基础;其次,通过各种组织,主要是“中央训
练团”的组织,进行联络、吸收和甄选各方面的人才;最后,他们建立了一
套比较完整的人事登记制度。按照他们当时吹嘘的说法是:“一面为集纳人
事资料的尾闾(古代传说中海水流归之处),一面为供应人事资料的源泉。”
  在侍三处的工作中,是把组织工作摆在首位的。他们以国民党CC特务组
织为核心,采取各种方式,对各方人士进行联络、拉拢、甄选和控制。其活
动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成立所谓“实业计划学会”。该会负责人陈立夫,原系北洋大学毕
业。他利用“学会”组织,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拉拢当时一些高级知
识分子和知名人士,如大学教授、工程师及科研工作者,通过侍三处向蒋推
荐。  
  二是成立“中央训练团”受训结业学员通讯处,隶属第三处。派CC系的
小头子吴铸人为主任。规定“中训团”受训结业的学员回到工作岗位以后,
要按时和“通讯处”联系。并规定学员报告的内容:除个人读书、工作和所
在机关单位的活动情况以外,还要汇报周围人的思想情况。侍三处根据汇报,
对受训结业学员进行考核、登记,择优予以升迁。
  三是在中央训练团成立高级班。抽调国民党厅、司、局长和专员级官吏
来团受训,期限半年,结业后,由侍三处登记,直接掌握,作为培养使用对
象。  
  四是控制考铨处。考铨处是国民党考试院铨叙部派在各地方的分支机
关。陈果夫首先把CC系的人塞进各地考铨处当处长,从而直接指挥各地考铨
处,对地方人事进行染指。    
  此外,侍三处还逐步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人事登记制度和方法,把经
过调查和从各方面搜集到的人事资料,经过分析研究,制成各种登记卡片,
同各种原始资料一起构成人事登记卷。然后按照指定姓名和指定范围,制成
各类索引卡,依照运用程序一索即得。
  这样,通过侍三处几年的经营,在全国各地都撒布了“人事情报网”,
从而使蒋介石得以把从中央到地方的人事权控制在自己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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