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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8-10-30 14:03

书面与正统的造访:“藏与道”的首次体系化文化勾勒



流霞 发表在 现代诗谷|新诗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1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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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面与正统的造访:“藏与道”的首次体系化文化勾勒
  ——刘翔长诗大风系列第二部《藏语》赏读与揣味
  章闻哲

  在书面的表达上,全部收藏史概包含一种考古史与具体的文物赏析史。我在这里所指的“书面”,对于收藏来说,却意味着“收藏之道”的非单纯经济学与单纯考古鉴别意义上的描述与建树,换言之,它是第一次以规模化的书面形式来直面“藏道”的一次历程,以书面形式诠释“藏道”,意味着不再包含“收藏市场”里那些讳莫如深的不成文的法规,那些经济学意义上的不为外人所道的“炒作方式”。“藏道”将因此成为透明的礼法,成为正统的精神文明体系中的一种表述。也因此,刘翔的《藏语》作为“收藏的絮语”,将是一种可见的新的“收藏文化”的开端,不再仅仅是玩赏的手记与心得。
  ——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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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藏道”诞生的契机

  当然,在一般的文物与精致器物的收藏中,对于人类或祖国文明与文化传统的热忱与珍惜之情是在每一个收藏家那里不言而喻的一种文化背景与正式的精神支持。这种背景与意义的正统性常常在第一时间上超越市场的具体运作,成为收藏行为名正言顺的荣誉。不过在实际的文物与古玩市场中,却常常伴随经济背景下的妖魔化现象,同时,“赏玩”本身的行为也带有旧的社会中奢侈阶级的腐朽形态之遗传印象。因此,对诗人刘翔来说,首先必须面临的是如何在这种遗传基因与他自身作社会主义体制下一名军人的精神之间获得一种“转移空间”,完成精神的履新。其次,是在市场本身固有的某种妖魔化操作里坚持某种正义,使得收藏本身既不违背经济之道,更不违背文化自身的纯洁性。这当然不仅仅是一种自我辩护,阅读《藏语》,我们不难发现,刘翔是与时俱进的,即便生活有多种途径,依然保持着一种军人的基本精神素质,这种精神素质概表现为:不怕困难、不畏艰险,昂首前进……的意志与行动力。可以说刘翔永远具有某种“朝气”,充满激情,这种激情一方面诠释了他对艺术的天赋与热爱,另一方面也诠释了他并不惮于融入时代的经济大潮中勇敢地做出某种精神表率,以及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保持对物质的某种非凡的见识。这种见识,当然也不仅仅是阻止物欲,而恰恰是在收藏背景下宣布的一种“顶级的追求”——顶级追求,当然不是流于通俗的奢华的物质意义之上的,而是对文物与艺术品的真理式的追求。这种追求在我的主观理解里,也包含着对地域经济与经济意识发展的肯定——刘翔出身于西北的野战部队,两次参战后调入总装备部的科研部队,众所周知,绵阳是全国的科技城,高古文化遗存丰富多元。因此,当一名军人进入财力、智力与魄力投资隐喻中的收藏界时,我确实看到了一种整个地方经济腾飞的趋势,并且为之鼓舞。在这种主观的理解背景里,刘翔对于“物欲之征”的收藏界的道义定义,或坚持以艺术与文化的纯粹性之全神投入,坚持以军人的节操,以军人之果决、刚毅与谋略参与其中,就不无充满了传奇色彩。当然,就传奇抵达充足的传奇而论,它无疑包含我在上述主观中衍生的景观。对于刘翔来说,重点是收藏本身价值的系统化定义,并在这种价值中重现一名军人与艺术家的品德与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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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大道至简,或“大美之前”词的必然素朴

  刘翔写现代诗,惯用短句,两三行居多,至多五六行。因此可见其重生活之悟,以灵感抒发为常见,而稍轻于斟字酌句,乃至词技之务。这种诗基本的生产方式类似抓捕生活磨砺瞬间产生的电光石火,以其简短有力,而伴有某种“石破天惊”的动机,或因此颇有期待某种震惊效果的显在意志。很多人都写短诗,当然也志在震惊,而刘翔犹为衷情于短书,并且尤其显得功夫不在“拈断三根须”上,而只在瞬间的悟道上。诚然,这些瞬间又总是在一个大主题下与其他瞬间构成紧密的整体,只是整体的形成过程显然比较随机,这就显示了一种自由、率性、不事修饰的趋向。如果从前,刘翔所写的《浓春》一类的长诗还可见修饰性,那么,在《藏语》中却完全本着“大道至简”的精神,而不屑再务装饰之事了。因此,《藏语》之词用,常常见于粗犷,其中更可一窥西南人民的性情和军人的不拘小节与豪情。如果写《浓春》时的刘翔,在军人的豪迈之外,还有大自然与生命自身那种浓烈、柔婉与野性乃至艳姿的幻思与真实的触觉,那么在《藏语》中,尽管藏品本身亦有春色无限,却敛尽了脂粉,竭尽刚直与果决。如此便抵达了“更真”的境界,不再有任何虚以委蛇的环节,与“收藏”精神恰好一致——当收藏之美负载文化与道德时,固然足以令人不枝不曼,端坐谨肃起来,但主要还是源于诗人在搜寻藏品的过程里逐步建立了一种美的自信。这种自信,带来对美的定义,而不再是商榷性地表现美、以求认同的过程。可以说,《藏语》的主旨正在于为收藏本身立法。这种立法当然不是“我说了算”,而是“我”在收藏过程中的自律与原则的反映,以及“我”对收藏界固有的那种“藏污纳垢”的消极面的自我警策与净化;并通过这种自我的正直与深潜的文化姿态抵达对业界的影响。无疑,去伪存真是收藏界的日常行为,看似很有原则,却未必完全实践。刘翔通过诗歌的形式,将收藏行为大化为一切真善美的接待姿态。正如他写道:“真,是收藏的尊严/真,是收藏的美;/真,是收藏的高贵/脱离了真/一切都是无聊的笑谈”(《藏语》,第642节)——看似朴素,看似收藏惯常的定律,却意在从收藏业出发,言普遍之人道、人格,言一切人类活动原则。收藏之道因此变成了一切大道之象征,不再仅仅是商业本身,或一个圈子本身的经济原则,而是更高一级的道法,代表了人类纯洁的信仰,直指收藏的终极意义之兑现。这也可看成是一种收藏的“超度”:摆脱了蝇营狗苟的经营与谋利,摆脱了单纯的消闲与物质赏玩,升华为道法本身投射于具体中的先验的寓言式操作。本着这一精神,收藏成为一种柏拉图式的理想国:这是一个没有污秽的地方,保存的仅仅是世上一切最美最真的东西。它也可以理解为王尔德式的唯美主义之地,一切庸俗之物盖排除于此外。——无疑,这种决心正是通过诗歌本身得到强调,并得以清晰起来的。因此,诗歌在这里并非收藏的一种附加式的说明,而是与收藏行为一起构成收藏之真正艺术化、文化化的一种特殊的塑造与实践途径。没有这一收藏思想的显现,收藏本身还是市场传统上的通俗化的行为。而鉴赏本身则可以视为一种表层的形式:谈论一种风化层的纹路,一种表皮的艳美,一种光泽的古韵,固然足以陶冶情操,却似乎还远未抵达道的本质。

  因此刘翔在《藏语》中很少谈及鉴赏本身,而更着意于藏与不藏,着意于探寻本身的历程与体验。“藏美”需要一种雄才大略,诗人在这里非常直抒胸臆地道出:“认得到/买得起/藏得住/这是道”(《藏语》,第644节)——没有任何华丽的词汇,这种直白,或许在许多诗人看来,应该还算不上诗,然而,如果我们愿意细究一下,那么,这种最简单的表达,恰恰蕴含着多重价值体系的哲学,从最表层的经济学秩序到最深层的任何一种美的原则的坚守,从一般知识到真善美的辨认,从纯粹的物质功利主义到文化范畴的某种操守之间的距离的保持,无不讲究着一种道的藩篱与道的协调。在此,我们也经历到一种介于收藏界的行话带出的行业景观与个体在道的背景下拥有的底气之间的形式与内容的体验。这种表达,对于诗歌来说不啻是反文化、反精英甚至反诗歌的,因为世俗经济学的词汇向来在诗歌中是被修辞化的。但显然,在刘翔看来,非如此直接,非以此种粗犷、简略就不足以揭示收藏之大义。——同样的简略、粗线条化的表述在《藏语》中比比皆是,诸如“必须有原则/有界线/有善恶/懂因果”(《藏语》,第646节)等等——无疑,这种最一般化的道德原则在《藏语》里被经常性地与收藏背景交汇,形成了收藏行为自身的美学图式,一种有线条、有明暗与表内层次上的丰富的规划、筹谋,潜在地与诗人作为一名军人之间进行着严格的对话,传达出一种商业的、文化的、军旅三位一体的战略式的“藏道”。因此,尽管语言是大白化的,但内在却不无折射出集艺术之痴迷、文化之执着、道义之坚守、勇武之气概等等于一炉之精微,之宏深,之立体。当然,这是就独特背景下的文化诠释而可予肯定的诗学,对于诗歌本身来说,脱离了具体背景的这种抽象与简化,于诗之发展是利是弊,自另当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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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道的界际:军旅与商旅之间的对话原则辨析

  显而易见,在收藏的本在姿态中,追寻与守望的对象由于是物质本身,因而常常有某种“拜物教”或“恋物癖”之虞,在这种瑰丽、奇崛与繁华的“物质巅峰”的资本氛围里,它尤其与一种社会主义军政文化氛围是具有某种不言而喻的对立的。而刘翔正是曾经置身于后者氛围中的一位。因而,《藏语》所谋求的“道”,首先看来正在于为这一对立与转型建立一种“沟通之道”。如上所述,《藏语》并不避讳经济之道,或者说避讳某种可见的资本力量——这种不避讳,毋宁说是由时势所决定的。但这种经济之道,之所以拿“避讳与否”论之,显然在于,收藏本身是一种个私化的活动,而非在于讲述一种地方或者一个时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因此,它与改革开放一般的政治抒情显然不在同一个抒情与叙事体系里,它更表现为“私有化”术语或进程下的一种文化个性的诠释。正如“藏”本身所带有的显著的“私化”表情。故如何在这种“私化”的行为下与诗人的军旅文化素养(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先的奉献型素养或集体主义精神文明传统)在具体的时空里获得统一,显然在于让这种“藏道”归于“人间公道”。在这样一种机理下,《藏语》也可理解为从私道向公道转化的宣誓仪式。而在文物收藏的法与非法的敏感线上,则又可以理解为固有的军人身份通过文化本身对于法的自觉的理解与自我警戒。诗人说:“垃圾中的文物是心头之伤/尘埃中的文物是瞳仁之伤/文物是故乡啊/怎能不守望/怎敢不守望”;又说:“收什么藏什么这是道……所以你想藏海/水怎么办?/你想澎湃/盐怎么办?/有多少美就在那个地方/不以你的意志不美/它就任性地存在于庞大的事物里”(《藏语》,第53章)——与其说这是一个收藏迷的无奈的自白,毋宁说这是关于“美”的公与私的对话,是美的一种时空结构定义——任何美都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在与周遭环境的关系中体现的。事实上使美脱离这种关系,不仅不可能,而且即便脱离,美本身也会立刻丧失。这种关于美的发现与定义,与收藏之道联系起来,也成为界线与原则的说明。在故乡的意义上,收藏品更成为一种文化血统与民族根源的追踪——这就为“物质的守望”本身举行了一次净化仪式,使之过渡到了文化的守望,情感的守望,根的守望,使得制度下的某种公私对垒语境,在人文的向度上获得了某种意义的解放或者共和。显然,这种过渡与解放作为所发生的事件的首要前提,依然是军旅文化背景——在一般的收藏者或者一般的文物赏玩者那里,收藏中的物质与文化的统一性向来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是说,《藏语》的首要创作动力与个性机制正在于区别于一般的那一诗人的个性化身份。因此,它是一种特殊的个人体验角度上对于收藏之道介于一般与特殊之间的戏剧化的演绎:显在的投资身份看起来是第一线的,但实际在“藏道”中坚持某种界限的却是军人身份乃至一种艺术家基于卓越的艺术修养之上的那一独立的艺术原则。因此,《藏道》对于一般的收藏圈子内的操作术语既有一种审视和修正意图,又有一种融入其中、引领新风的计划,在其中,物质审美与道法审美贯穿于整个鉴别与寻找过程,也渗透于投资本身。如诗所云:“借用别人的眼力与智慧/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自己有力量/才能打胜仗”。(《藏语》,第700节)

  在另一种解放形式里,正如马尔库塞的“艺术社会”把社会(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看成一个可在艺术维度上运营至理想目标的空间,刘翔也有把收藏世界的诸矛盾或诸缺陷与完满之间的运动过程,看成是一种类似艺术品本身的创造过程:“收藏是一种高超的/绝妙的/艺术的/享乐的投资行为”(《藏语》,第612章)——诗语依然去繁就简,是经过一系列复杂的鉴别、谈判与定夺之后获得美的结果上产生的胜利者的感叹式的总结。这是一种无法言喻的大美与大胜之上的唯一的措词,就像一切事物归总到上帝那里的高度抽象与至上真理的显现时刻;就像一说到上帝,对于信徒来说俨然就代表了一切真善美,不再需要具体的解释。但是,在这种高度愉悦的总结里,我们也看到一种通过全神贯注于某一事物,将此事物与世界的其余事物隔离开来,从而获得了收藏本身的那种纯粹性——这时,收藏是无关法度的,无关公私的,而只是美的一种超拔的境界。这个具有意识转移性的“忘我”的陶醉时刻,使得观众也渐渐把收藏本身看成一件人世间的一件不再有任何疑议的绝对的美的、自然而然的、应当归之于人类应有的幸福体验从而是绝对不受阻碍的社会活动。诚然,当我们这样解释时,无论收藏界或者一般的古玩爱好者甚至此外的所有人,都会有一种强调:在合法的收藏范围,谈论“阻碍”本身不是很奇怪吗?确实,这是很奇怪的——但是,如果真的无关于阻碍,那么,诗人在这里严肃地谈论“必须要有界线/有善恶……”就变得无的放矢了。可以说诗的维度正在于一种界线的确立。尤其是一种军旅文化在其中试图渗透时的那种特殊界线与一般界线之间的衡量与定夺。然而,过分地强调界线毕竟令人不安,或至少是令人拘谨的,尤其是对于身处其中的收藏者来说,更是一种对自由的兴趣爱好之突兀的干预。于是强调一种美的享受,一种美的甄别过程,正是为了恰当地回到诗与艺术的自由领地,回到艺术的本质,而不是变成一种“一般政治”,或者道德的操演。换言之,正是美的存在,使得关于美的一切活动获得了公允,即便是“资本”这种在社会主义文化诠释上带有特殊的历史消极印记的事物,也在这里获得了首肯——这一具体的区别于大制度改革路线上的“首肯”,乃是个体经验在新旧时代转换之间的适应性的具体反映,也是对大时空环境变化的具体的实践性说明——所谓另一种解放盖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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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大藏:从“金字塔”的暗示到《十三跋》的雄图
  然而,当诗人欲在收藏界大展雄图时,我总感到这里也有一种英雄主义——尤其在诗人提到资本金字塔上贫富比例的悬殊性时,这种英雄主义的端倪就犹为明显。仿佛“收藏”——这件在“藏金纳宝”中显示其自身为直观的财富战争本身,即意味着要将金字塔颠倒过来,要通过资本主义自身的方式战略性地重置财富,让穷人占有最大的资源。这种潜在的革命意识,当然并不在更多的证据中揭示它自身,同时也不在辩证法里揭示它自身的活动结果果然是惠及“穷人”这个集体的,因此这种与传统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与实践有迥异之别的可能性只能算是我的另一种主观的臆测。但是把这种潜在的可能,拿来作为《藏语》的一种“藏”,则无疑是其审美自足性的客观反映。无论如何,当我们阅读作品时,若能从中获得多样性的信号,这种信号将足以支持作品本身在趣味性与艺术性上对其存在的意义化说明。在此,我只想说,当军旅文化与商旅文化对接与碰撞时,《藏语》不无是履新的,锐意的,可谓“藏”中露头角,“藏”中有深意。

  “藏”是“找”的结果,也是开始,这种寓意人生的“大藏”之语,趣意不可谓不开阔而盎然,德与文之蕴不可谓不深厚。如诗云:“巴蜀,这是多么好的江山/别糟蹋这吉日良辰。”——江山辽阔,物华天宝,与收藏暗中相叩,又折射无可隐遁的豪迈之气,尚美之意。无疑,《藏语》中,“找”是另一个构成“藏道”的基本建筑。这种“找”在第678节里,表现为最普遍的某种尘埃中的明珠复兴主义,而在《十三跋》中则体现为一种真实的跋涉意义上的寻找,伴随着对巴山蜀水的自豪的歌颂,也体现了对巴蜀文明的追踪。虽然只有“十三跋”,却也相当浩荡绮繁,堪为一部“寻史”。这部“寻史”刘翔以词的形式写来,犹为流光溢彩,不妨如是说,其艺术价值远高于正文部分。如果金石研究与收藏史上,有一种诗以其质与量都堪与那些绝无仅有的藏品媲美,那么,我恐怕最合乎此项荣誉的只能是刘翔的《十三跋》。从词的结构与音律上体现的功底,到词所表现的外在景观与内在的风度之间交替辉映,整体看来堪以自然、流畅、精微、丰美譬之。诸如藏家之闲情、商情、雅情;军人之豪情、山河风物之对弈、旅途之风尘劳顿、求美之执著;藏市之波诡云谲、文物之异彩彪炳、文人之意气风发等等,无不在其中。诗风若著彩袖辉煌,面容亦不失其风流清俊,犹青史绿牒,清风芙蓉,不媚不郁。以巴蜀大地为背景,走千山万水,写人杰地灵,豪放有之,婉约有之。以现代之衡量,相对许多写词者不是青涩、扭捏,拘谨,就是不重音律,过度白话,以致诗意尽失,视之面目不堪,读之佶屈聱牙;则刘翔之《十三跋》倒可以用“熟美”(譬之健全圆融,或至少抵其十之七八)一言蔽之。当然,这也仅仅是个人“一面之词”。然而——对藏界来说,或者毫无疑问是一种锦上添花,至少不会令诸大美藏品失掉颜面,故又堪称相得益彰。甚或可见一种载入藏家史册之征兆——古往今来,为收藏之嗜好而以散文、杂文或评鉴形式记录藏品见闻者或亦广众,以词的形式,并以适当的规模记载,至少在个人涉猎范围来说并不多见,甚至可以说杳然无迹。故假使作为一种开端性的尝试,刘翔的《十三跋》与史册相邀,不是虚拟或预言与否的问题,而恰恰是不得不成为一种收藏文化史的补阙而存史的问题。
  是为序。
  2018-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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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2018-10-30 14:04
  因此,诗歌在这里并非收藏的一种附加式的说明,而是与收藏行为一起构成收藏之真正艺术化、文化化的一种特殊的塑造与实践途径。没有这一收藏思想的显现,收藏本身还是市场传统上的通俗化的行为。而鉴赏本身则可以视为一种表层的形式:谈论一种风化层的纹路,一种表皮的艳美,一种光泽的古韵,固然足以陶冶情操,却似乎还远未抵达道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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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2018-11-20 13:09
  “藏”是“找”的结果,也是开始,这种寓意人生的“大藏”之语,趣意不可谓不开阔而盎然,德与文之蕴不可谓不深厚。如诗云:“巴蜀,这是多么好的江山/别糟蹋这吉日良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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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2018-11-26 10:08
谢谢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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