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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8-11-7 07:42

敌后统战工作的典范——新四军大力争取地方游杂武装抗日



zyesheng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49-1.html


  1938年春,新四军组建完成后,士气高昂,所属各部纷纷挺进敌后开展抗日斗争:陈毅、粟裕率第一、第二支队开赴苏南敌后,谭震林率第三支队开赴皖南敌后,高敬亭率第四支队开赴皖中、淮南敌后。不久后成立的游击支队,也在彭雪枫率领下开赴豫皖苏边敌后。当时,新四军进入敌后首先碰到的难题,并不是侵华日军的正规部队,而是各式各样的游杂武装、土匪、帮会。这些地方势力带来比较棘手的问题,若处理不好,不仅不能顺利开展敌后抗日斗争,而且会影响到新四军在敌后的立足生根。

  一

  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陈毅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一支队支队长。4月中下旬,他受项英委托,组建起新四军先遣支队,由第二支队副支队长粟裕率领,去江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6月1日,陈毅率第一支队离开南陵,6月3日晚通过芜湖、宣城间的日军封锁线,进入江南敌后。

  在敌后,新四军面临着复杂的斗争形势,几乎每天都在战斗。经过一年的奋勇征战,陈毅通过调查研究,总结了新四军在敌后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他将江南地区的武装力量逐一梳理,并将其写进了总结报告中。他把江南地区的各种地方武装势力大致区分为以下十种类型:

  (一)国民党军派遣的游击兵团;

  (二)地方拥兵自卫土皇帝式的武装;

  (三)抗日分子如文化人、前进青年集合而成;

  (四)帮会首领号召成立的,徒子徒孙一大堆,加上绿林成分;

  (五)地方县区政府的常备部队;

  (六)两面派武装;

  (七)反正的部队;

  (八)含封建迷信的武装,如大刀会、红枪会之类;

  (九)含党派性或党派领导的武装;

  (十)散在民间未成军的武装。

  上述各种各样的武装,名目繁多,情况各异。少数是抗日的,多数是既抗日又扰民的。就像后来的京剧《沙家浜》中胡传魁那样,十几个人、七八条枪也能拉起一支武装,自称“司令”,但“打日本是要先跑的”。

  新四军初到江南,对这些地方武装势力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政策,是关系到能否站稳脚跟并开展抗日斗争的问题。对此,中共中央给新四军军部发出了关于“组织与团结无数的游击队在自己的周围”的指示。根据中央指示精神,项英于1938年6月23日致信陈毅,提出:“对于地方武装的方针,是帮助和扶植一切民众武装,使它发展扩大。中心是争取同我们一块抗日,达到统一指挥,建立纪律,洗刷坏分子,学习和开展游击战。我们除此以外,主要是加强政治教育和领导,不仅在名义上归我们指挥……而最重要的是争取在我们政治领导下,进一步派人到里面去做政治领导工作,在行动上受我们指挥和共同行动,创造成为我们新的部队基础,并逐渐吸引一部编入我军。”

  相关工作随即迅速展开。

  二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军部的安排,陈毅、粟裕率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进入江南后,对各类游杂武装采取了不同的方针,区别对待。比如,对于一切抗日的武装力量,予以有力的扶助,特别是在政治工作方面,帮助其发展,使之与新四军共同抗日。而对于流氓、地痞类的武装,则主要是争取其下层,但对其上层也采取了教育争取的政策。只有对待那些极少数勾结日伪、鱼肉人民的顽固分子,如朱永祥等武装势力,则坚决进行打击,将其消灭。

  在强有力的政策指导下,新四军打开了斗争局面。各类游杂武装最终的结局是大浪淘沙:第一类积极抗日,转化为正规军,走上了光明大道;第二类腐化堕落,被敌人收买了,终于被敌解决;第三类素行不法,脱离民众,不是被剿灭就是被人民群众所解决。前述朱永祥被抓获后,被押送至国民党第三战区。而新四军由于加强了对游杂武装的统战联络工作,促使其中不少人主动、自愿要求加入其中,从而扩大了部队规模。

  彭雪枫率新四军游击支队挺进豫皖苏地区后,开展了对众多名目的游杂武装的统战联络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国民党河南二区专员宋克宾下辖鹿邑、柘城、夏邑、商丘、虞城等广大地区,有保安部队近千人。该部总队长聂洪范、吴青旺、宋铁林,均曾任西北军的师长。经过做工作,加之感受到新四军纪律好、受到群众拥护,他们便多次派人,要求新四军去人到该部进行帮助改造。安徽亳州的余亚农部有七八千人,也与宋克宾部一样,要求与新四军合作。彭雪枫派人多次与余亚农联络,余态度恳切。杞县有支部队人枪近千,与日伪军作战多次,但成分较差。后经争取,能接受新四军的指挥。像这样经统战联络后能受新四军节制的游杂武装,各县都有。西华县地方武装的领导者胡晓初、侯香山,原系本地土霸。抗战开始后,中共豫东特委书记沈东平利用私人关系与他们接勉,使他们倾向共产党、新四军。国民党要拉拢和瓦解该部,被他们拒绝。后来该部被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第二总队,辖两个团,胡晓初任总队长,侯香山任副总队长,总人数达到1800人。胡、侯两人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但因该部成分很坏,土匪、兵痞占多数,整训中逃亡很多,又经洗刷,最后剩下一个营,在抗战过程中锻炼成了主力部队。

  张爱萍率苏鲁豫支队挺进至皖东北开展敌后抗战,该地区游杂武装也很多。由于开展了统战联络工作,将某些游杂武装加以收编,新四军的部队得到了扩大。

  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刚进入敌后时,除了日寇、伪军以外,也要面对大量游杂武装。有的游击队挂着抗日的招牌,群众却称之为“黑击队”,实为土匪和流寇。李先念、陈少敏等领导人运用党的统战武器,对各类游杂武装做了深入细致的工作。如在随西县争取了绿林式的“大洪山抗日游击支队”120余人参加新四军;在桐柏地区收编了王广显等土匪队伍43股共600余人;在豫南争取了徐天斌部200余人。从而使一部分游杂武装走上了抗日救国的光明大道。

  当时各地区还有一些“两面派”武装,公开方面是伪自卫团,暗中又与新四军联系,表示愿为我方办事,以达到保存实力的目的。这些“两面派”武装的头面人物一般是当地有实力的上层人士,在地方上担任过一定的职务,有一定的社会影响。新四军对这些“两面派”人物及其指挥的武装,不是简单化地一律视为汉奸加以打击,而是积极开展联络工作,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说服他们不忘自己是中国人,不要为虎作伥,少干伤天害理的勾当;同时鼓动他们为抗日出力,多帮新四军办事,允许他们以“两面派”的面目出现。通过斗争实践的考验,不少这样的武装成了倾向新四军的“一面派”。



  三



  华中敌后地区土匪很多。1938年12月9日,毛泽东和王稼祥致电彭雪枫,指出对土匪的政策应当是:

  (一)我们武装有剿匪安民的责任,首先要恢复政权,恢复抗日秩序。

  (二)在我力量足够的地方择最坏的土匪消灭之。

  (三)收编较好的而力量不大的土匪部队,收编后或争取之,或收枪解散之。

  (四)不能消灭、不能收编之土匪部队,则与之联络,准备实行(一)(二)两项办法。

  (五)在实行上项办法时,必须多采取合法手续,如发动县长区长请我们打土匪,群众请愿剿匪等,宜用比较缓和的方法而不使统一战线破裂为原则。

  中央之所以指示对土匪采取上述方针政策,是因为不少地方“官匪勾结”甚至“官匪一家”。国民党的官员往往是土匪的后台或靠山。以邳县、睢宁、铜山地区为例,土匪之多是少见的,而土匪武装的情况又相当复杂。根据中央指示,进入邳睢铜地区的新四军和八路军对土匪武装区别对待。对于那些杀富济贫、尚有民族气节的,尽量做工作,争取将其收编。对于那些投靠敌伪、残害群众、民愤甚大的土匪武装,坚决予以消灭,匪首就地正法。对那些愿意改邪归正的土匪武装,则将其收编,或补充部队,或遣散回家。实践证明,多数土匪武装能够逐步得到改造。

  新四军挺进敌后开展抗日斗争,如何对待帮会也是重大问题之一。

  华中地区的青帮、洪帮、刀会等各种封建帮会组织分布广泛,人数众多,在群众中有很大的影响。有的帮会还渗透到政界、军界,能量更大。有的帮会除刀、枪等原始器械,还拥有枪、炮等现代化武器。

  1939年3月周恩来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干部大会的报告中,对面向帮会的方针政策明确指示:“争取青帮、大刀会的群众。我们应研究这些组织,进行政治工作,争取他们。”

  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在谈到帮会问题时,指出:“对于大刀会,是从政治上争取他们成为抗日民众武装组织,把封建迷信成分逐渐去掉(开始不要反对迷信和师父),培养和扶植政治上进步分子,取得领导地位,逐渐去掉迷信和坏的上层分子,以达在实质上、名义上成为我们领导之下的抗日的民众武装。”

  陈毅率第一支队挺进江南后,在宴请上层士绅时也邀请帮会首领到会,勉励他们抗日。在苏南溧阳、高淳一带,“大刀会”这一封建帮会组织很普遍,敌伪和国民党顽固派都千方百计操纵“大刀会”反对共产党、新四军。1940年6月在横山(今属安徽当涂县)就发生过“大刀会”暴动事件,新四军一个连受到了很大损失,地方武装亦被搞垮。为此,苏南区党委和十六旅对争取“大刀会”做出了进一步的部署。

  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大刀会”头头称坛主,下设大师兄、二师兄等,分头发号施令。其中坛主、点传师的一部分就是国民党的乡保长或地主富农。溧(阳)、高(淳)“大刀会”的后台是国民党专员汪国栋。“大刀会”的基层群众绝大部分是贫苦农民,少数是地痞流氓。刀会内部有一整套封建会规,控制极严;还有行话、暗语,排外性很强。区长兼区大队长范征夫和副区长兼副大队长沈传清,根据上级指示,对“大刀会”开展了统战工作,教育和争取了许多基层群众和少数进步的上层神职人员。在激发抗日热情的基础上,在“大刀会”内部成立了秘密游击小组,发给枪支弹药。后来其内部发生分化,越来越多的群众倾向了新四军。1944年9月6日,敌伪军下乡抢粮抓丁,刀会会员和群众上千人奋勇抗击,在县警卫营支援下将敌伪军击溃,并追至敌伪据点,焚毁碉堡两座,活捉日军一名。战斗胜利后,“大刀会”许多会员参加了民兵。有些会员还参加了新四军主力部队,入了党,成了排连级干部。

  作为新四军第三师第九旅的前身,陇海南进游击支队在开辟苏鲁边区过程中,争取了在邳县一带颇有影响的“安青帮”头面人物、曾任国民党邳县五科科长的夏慕尧。夏和山东省委统战部部长郭子化有较深的友谊,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表示赞同。经过多次联络交往,夏慕尧将自己组织的部队交给了新四军。后来他的弟子滕玉荣还当上了营长。每次与日伪军作战他都冲杀在前,后在围剿土匪的战斗中英勇牺牲。

  和夏慕尧同辈的另一位“安青帮”头目闵达三,在邳县群众甚至土匪中都颇有影响。经过统战联络,他逐渐靠拢共产党、新四军,还帮助收编了一些土匪部队。

  彭雪枫率游击支队进入豫皖苏边区后,经过调查,发现鹿邑一带“红枪会”非常活跃,据说它起源于清朝末年白莲教义和团。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溃兵土匪到处骚扰,农民靠拢封建帮会和宗教迷信组织武装,借以自卫。抗战爆发后,一些地主则以“抗日保家”为名拉起了“红枪会”武装。彭雪枫在《目前河南应该做什么》一文中,对帮会及其所组织的武装进行了分析,认为“我们不应该忽视民间这种伟大武装力量,我们应该加紧对他们政治上的宣传鼓动和新战术的训练”。同时他又指出,“红枪会”是一个欺骗性很大的封建迷信组织,但它的广大会员都是穷苦农民。一天,彭雪枫只带少数随行人员到“红枪会”的祭坛,用事实戳穿了所谓“刀枪不入”的谎言,又和“红枪会”头头彭谋结拜为兄弟,还举行了结拜烧香仪式。由于彭谋在“红枪会”中的辈分最高,所以许多“红枪会”会员直呼彭雪枫为“司令爷”、“司令伯”。

  通过彭谋,游击支队争取了其他许多地区的“红枪会”首领和广大会员,减少了阻力并转化为助力。

  彭雪枫率部队进抵安徽淮上地区后,为了迅速打开抗战局面,还聘请了毫县“红枪会”师爷任义清为游击支队司令部参议。部队每到一地,任义清就以“红枪会”师爷和新四军参议的双重身份,与各地“红枪会”首领联络,帮助新四军做说服争取工作,因而使新四军未受“红枪会”的干扰,抗日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

  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于1939年秋到江北兼任江北指挥部指挥,率新四军向皖东、皖中发展。但这时“大刀会”把持了战略要地巢南一带,几乎村村设堂,户户有会员。而国民党也拉拢“大刀会”,准备掀起反共高潮。

  经过调查,摸清了“大刀会”三个主要头头不同的政治态度:项举鼎比较中立,赞成抗日,但对新四军误解甚多;任邵堂是开明士绅,民族感较强,为人正直;郑旭初不抗日只反共,是国民党特务。根据党的统战政策和“大刀会”各派首领不同的政治态度,江北游击纵队统战科科长蒋天然、巢南地委书记周新武等同志,先后做了“大刀会”的争取工作。后来“大刀会”头头项举鼎将有枪支的会员编成联防队九个支队,项任总指挥,每个支队都有新四军派去的人员担任政治、军事教官。经张云逸、何伟、黄岩批准,蒋天然作为新四军代表,与项举鼎等头头签订了新四军同“大刀会”联合抗日的十条协议。后来又经过耐心争取,“大刀会”联防队的四个营改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巢南独立团。

  随着统战工作的深入和抗日形势的发展,巢南“大刀会”这一封建帮会组织,终于得到了彻底改造,很多刀会成员先后参加了新四军。巢南这一帮会“王国”,后来成了新四军第七师的抗日根据地。

  作者:夏继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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