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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身或者不在线

发表时间:2018-12-8 14:34

舍利取义的朱家璧将军



zyesheng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49-1.html


  朱家璧,云南龙陵人。黄埔军校第八期生,曾在滇军任职。1938年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1年被派回滇军从事共产党的秘密工作。1948年领导圭山、西山起义,后任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副司令员。云南解放后,先后任昆明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第十四军参谋长、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等职。朱家璧由一介青年成长为边纵名将,是从敢于舍利取义开始的。

  更名换姓赴延安

  朱家璧,1910年生于龙陵县象达乡朱家庄,4岁时父亲病故,全家仅靠母亲勉力维持。1919年9岁时私塾开蒙,1924年在龙陵县高等小学读书。彼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受跻身于滇军的叔父朱晓东(又名朱旭)的影响,朱家璧认为唯有从军,才能改变生活面貌。

  1927年,朱家璧前往昆明投靠在龙云手下第三师任师长、讨逆军第十路前敌副总指挥的叔父朱晓东。朱晓东见长大成人的朱家璧体魄健壮,十分高兴,将他与儿子朱家锡一起送到滇军军官团受训。后朱家璧又到南京文化学校求学,1930年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1932年3月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并入黄埔军校南京主校,统称黄埔军校第八期。朱家璧在二总队学习,同期的还有57位云南籍同学。期间,朱家璧阅读了大量“禁书”,如鲁迅翻译的《毁灭》、高尔基的《人生》、富尔曼诺夫的《夏伯阳》等,革命信念日益坚定。

  1933年9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同年10月,朱家璧毕业回到云南,被分配到云南陆军讲武堂军官教导团任区队长。朱家璧清楚红军是为劳苦民众谋利益的,对国民党军“围剿”红军的行为感到愤怒。他时常给自己的士兵讲他悟出的“做人的道理”。

  1937年,日本悍然发动七七事变,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了抗日的革命圣地,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前往。朱家璧也更加确定,一定要到延安去,真正汇入抗日的浩荡洪流中。

  9月,朱家璧调滇黔绥靖公署军士大队任区队长时,请从欧洲回国途经昆明的《生活》周刊编辑、中**员艾寒松到队里作报告。朱家璧请他帮助自己去延安,艾寒松答应帮忙。但后因朱家璧无法脱身而未能成行。

  1938年1月12日,爱国民主人士、八路军高级参议周素园受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之邀到昆明。他此行受毛泽东及朱德所托,除向龙云做统战工作外,还和一些进步青年进行了接触。

  朱家璧闻讯,感到机会难得,找到了周素园,向他表露了积聚在心中的郁闷和抗日救国的志向,并说想到延安去投奔共产党,请他予以帮助。周素园看他态度坚决,是位有志青年,答应帮他开介绍信。周先生问:“写什么名字?”朱家壁想了一下说:“写化名陶隐潜吧。‘隐’是隐藏,‘潜’是潜伏。”此时,朱家壁已决心改名换姓,与旧军队决裂,与自己的过去决裂,走一条崭新的光明之路。介绍信开好后,周素园让他先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具体联系。

  当时,龙云组建了四个补充大队,派卢浚泉兼任第一大队大队长。卢浚泉欣赏朱家璧的带兵方法,对其印象较好,就调他去当区队长。于是,朱家璧乘调动工作之隙,化名“陶隐潜”,拿着周素园写的介绍信,和黄俊(1949年后任原北京军区后勤部卫生部部长)等7位青年一同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取得联系后,经多天艰辛跋涉,抵达延安。

  二十几岁的朱家璧,主动脱离滇军,改名换姓,秘密出走投奔共产党。他视舍弃的“利”为“蝇头小利”,视取得的“义”为“中华民族大义”。朱家璧参加革命,不是走投无路,为生活所迫,而是因心中的信仰和理想。

  学成主动请长缨

  朱家璧到了延安后,改用“陶隐潜”名。不久,组织谈话了解了他的情况后,安排他入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习。

  抗日军政大学前身是1931年创建于江西瑞金的中国红军学校,是中共创办的培养军事、政治干部的学校。1937年1月20日迁至延安后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毛泽东任教育委员会主席,为抗大规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

  朱家璧进入的抗大四期是抗大空前大发展的一期,学员猛增到5562人,编为8个大队,43个队。除西藏、西康、青海以外,各省都有学员,还有一些华侨和国际友人。

  抗大四期于1938年4月开学。毛泽东喜见抗大在战争中迅猛发展,在开学时,郑重题词:“学好本领,好上前线去。”毛泽东还在开学典礼上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你们到抗大来学习有三个阶段,要上三大课,由西安到延安,八百里秦川,这算第一课;在学校里住窑洞,吃小米,出操,这算第二课;但最重要的是第三课,这便是到斗争中去学习,现在你们才开始第二课。”勉励大家要勇敢、坚定、沉着,在斗争中学习,随时准备为民族解放事业牺牲自己的一切。

  1938年8月1日,第四期第一、二大队毕业,毛泽东在第四期学员毕业证书上题词:“努力奋斗,再接再厉,光明就在前面。”并在毕业典礼上讲话:“我们要全国民众团结起来,用团结的力量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用团结的力量去建立一个新中国。然而这不是一件短时期的工作,所以我们必须‘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毕业后,校务部决定让朱家璧再到抗大四大队直属队学习。

  抗大学习期间,朱家璧自己打草鞋,冬天自己缝棉袜。尽管物资相对匮乏,但大家吃一样的,穿一样的,同甘共苦,上下级、同志间关系都很融洽。朱家璧后来回忆说:“崭新的生活,从头到脚涤荡心身,最使我高兴的是,学员们用秫秸秆(相似于我们云南的芦柴秆)捆成的垫子‘席地而坐’,在膝盖上记笔记,完了还讨论,有时争论得很剧烈,愈争愈明白,愈接近真理。”

  其间,朱家璧与“大众哲学家”、抗大主任教员艾思奇交往甚密。艾思奇生于朱家璧家乡的临县云南腾冲,且与朱家璧同庚。他讲的大众哲学课给朱家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朱家璧回忆说:“艾思奇讲课不是以声情取胜,更多的是有敏锐的思想、严密的逻辑、通俗的表达方法。在教学中,他循循善诱,乐于解答问题,也给学员们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

  朱家璧在抗大学习期间,新组建的滇军五十八军军长孙渡率军出征抗日,朱家璧的爱人王芳组织战地服务团准备一同出发,但后来国民政府下令军队战地服务团一律取消。她便写信给朱家璧,要求也到延安去,未能如愿。但在抗大组织的为抗战募捐的活动中,她积极代朱家璧募过两次款项。组织了解到朱家璧与滇军将领、中级军官认识较多,认为朱家璧若回到滇军工作,再与各方面配合起来,会比当教员更有利于革命。在朱家璧毕业后,组织先将他留在延安做统战工作,后又调他去中央组织部举办的第二期党员训练班第7队学习。同年,朱家璧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全会要求全党应把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毛泽东号召每个党员都要时刻准备武装上战场,全党都要注重战争,学习军事。

  根据六中全会精神及毛泽东的号召,朱家璧与同在训练班学习的云南籍同学刘林元(云南省开远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赴苏联参加第五次国际职工代表大会,1938年3月赴抵延安)等一起研究,认为有必要向中央建议加强云南的统战工作。于是,朱家璧用陶隐潜之名,与刘林元于1939年1月24日联名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副部长李富春呈送了《我们对于将来回云南及滇军中工作意见的报告》。

  《报告》全文3000余字,主要写了两个问题:

  首先,《报告》介绍了他们了解到的云南统一战线存在问题,“现在要从事于艰苦的抗战而想取得最后的胜利,全恃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但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形成历来地方割据的局面,政治上成为各别的特殊势力范围,所以统一战线在全国一般的巩固和扩大的今天,但在云南仍然是非常的薄弱”。

  其次,《报告》根据云南统战工作薄弱的实际情况,向中共中央提出,“可请陶隐潜利用旧的关系,到滇军工作,与高级将领取得密切联系,帮助他们建立军队政治工作制度,采用新的战术,拟定兵员补充办法,来使滇军壮大起来。因为陶与滇军高级将领都有深切的关系,因为他的亲叔是云南老的师长,与卢汉、孙渡、张冲等是同事,现师长鲁道源、集团军参谋处长马瑛,是他的直属部下,而多数团营长等中级军官,又是陶本人的同事,许多连排班长等下级干部,又是他在军分校及军士队中任队长时代的学生,可以说滇军中各级干部,都与陶有关系,而军长张冲是绿林出身,曾做过抢富济贫的豪杰,现在他日益转变,政治认识也较清楚,他有整顿滇军的决心,但没有更好的人来帮助他”。“只要利用这一切关系,到滇军中,很可以做一番抗日伟大事业。并且通过滇军中上层的联系,推动与云南上层建立统一战线。……加强云南工作,实有当务之急”。“我们愿意到云南工作,而且应该到云南工作”。

  《报告》中,朱家璧等主动请缨“回云南及到前线的滇军中工作”,表现了他们把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为党工作,不惧流血牺牲的可贵精神。

  深入敌内搞统战

  1940年9月,为了壮大抗日力量,中共中央成立了敌后工作委员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总负责,加强开展敌后工作。根据这一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决定抽派一部分在延安工作的南方籍同志回敌后和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中央认为云南和滇军在抗日战争中地位重要,近年对龙云的统战工作虽取得了显著成绩,但还需要有人从内部对龙云的亲信施加影响。陈云想到了一年多前向中央组织部写报告,主动请缨回云南打入滇军工作的朱家璧。此时朱家璧在陕北公学当教育干事。因此任务特殊、艰巨,故陈云亲自找朱家璧谈话。

  陈云对朱家璧说,一年多前,他和刘林元同志曾给自己和李富春同志写过一封信,今天找他来,就是谈派他回云南工作的问题。陈云指示:“你回去后,要利用云南地方实力派同国民党中央的矛盾,利用社会关系作掩护,广交朋友,争取上层,做好统战工作。总之,要深思熟虑,多谋善断。”陈云还就白区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作了重要指示。谈话从上午9时一直持续到近12时,朱家璧告辞要走,陈云留他吃饭。用餐时,朱家璧发现警卫员端上来的饭菜与他在陕北公学食堂吃的差不多。党的领导人不搞特殊,这使他深受教育。

  过了两三天,陕北公学组织科便通知朱家璧到中组部报到,同董必武及茅盾(沈雁冰)夫妇等共19人,一起去重庆。大家在一起开了会,宣布了组织纪律,研究了应对国民党检查站的办法。到了西安,一天下午,董必武召集大家开会,说因工作有变,现中央决定让他返回延安,到重庆去的同志沿途要更加谨慎。

  几经周折,朱家璧一行人抵达重庆红岩村。

  那时,中共在重庆红岩村公开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另又秘密建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统管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党的工作,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秘密身份常驻重庆,公开身份则是中共代表。

  朱家璧到办事处报到后,不久即有同志转告他,让他等候周恩来和他谈话。10多天后,有办事处的同志来告诉朱家璧,周副主席要同他谈话。朱家璧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我到了周副主席的办公室兼卧室,他详细询问了我离开云南的前前后后和在延安的学习情景,我一一做了回答。周副主席严肃而又亲切地指示我,回云南去,回滇军去。这时,我深深感到自己的任务是多么艰巨啊!……当周副主席得知我和过去的同学、熟人这些年都没有联系时,他教导我:‘你到延安,进过抗大,人家是会知道的,这个事实不能回避。’……周副主席鼓励我说:‘你最好想办法回到滇军去,因为你有那么一些同学、熟人嘛。云南的地方实力派,同重庆国民党中央有矛盾,这是你回到滇军工作的有利条件。’”

  鉴于朱家璧要打回滇军做统战工作,危险性极大,为防出事后暴露朱家璧的身份,周恩来指示朱家璧,组织关系留在南方局,在云南不与地下党组织发生横向联系。

  朱家璧临离开重庆前,中共代表、八路军参谋长、南方局统战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叶剑英也接见了他。叶剑英指示:“革命形势异常严峻,为此,南方局要求党员和干部要以巩固自己的职业,加紧个人学习,广泛结交朋友为中心业务,要深深埋藏在群众之中,在社会上生根立足并巧妙地为党工作。你回云南后,一定要按这一要求去做好。必须竭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团结一切尚能抗日与不赞成反共的军人,与我们一道抗日。”

  朱家璧在重庆等待回云南期间,蒋介石强令在长江南北和黄河以南坚持抗战的新四军、八路军,在1个月内全部撤到黄河以北。中国共产党为顾全大局,做出让步,1941年1月4日,驻皖南的新四军军部等9000多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由泾县云岭启程北上。1月6日,在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军8万多人的包围。新四军指战员奋起反抗,终因寡不敌众,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副军长项英遭杀害,军长叶挺被扣押。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在此种大背景下,朱家璧带着在延安学到的“真经”以及周恩来、陈云、叶剑英的重托,回到云南。

  自此,朱家璧冒着极大的危险,打入滇军内部,先后任营长、副团长、团长等职,以此为掩护,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如把许多疏散的地下党员和进步分子隐蔽在滇军中,积极准备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主持成立滇军十八师艺工队和前锋剧团,宣传抗日救亡等,以实际行动努力践行了自己向党做出的承诺。

  作者:卓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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