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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9-1-12 10:42

70年前的这场决战,再次证明了这条真理



zyesheng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49-1.html


  70年前的今天,一场影响中原大地归属的决战尘埃落定。此役过后,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国民党的政治中心南京和经济中心上海完全暴露在人民解放军的攻击矛头之下。

  以少胜多的例子,在中国的战争史上并不罕见,不过,淮海战役能够让国共两党的最高统帅对最终结果都始料未及,让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惊叹为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自然有其不同寻常之处。

  时隔70年重温那场大决战,孟子的那句名言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仁者无敌”,这是先秦儒家战争观的高度概括,也是后世儒法之争的主要症结之一:仁义道德,对战争胜负乃至国家安全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而这场发生在中原大地上的决战,用一场无懈可击的胜利为历史做出了回答。

  回顾这场战役,初看之下像是一场近代军事家为后人奉上的实战教学。从1948年11月6日晚对国民党军第7兵团发起攻击,至1949年1月10日杜聿明集团全军覆没,66天的战斗中,人民解放军在战场总兵力少于敌军的情况下,把握战机,将大规模运动战与大规模阵地战相结合,形成局部优势,将敌军分割成几大块分批予以歼灭。在这场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江苏海州、西到河南商丘,北始山东临城(现薛城)、南达淮河的大决战中,诞生出无数近代战争领域的经典案例,无愧为一本写满战争艺术的“教科书”。

  如果细细品读这本“教科书”,不难发现,在影响甚至是决定这场战争胜负的诸多因素中,有许多更深刻的细节引人深思。

  中野华野迅速会师,得以进行联合作战,是这场决战胜利的前提条件。这种大规模的联合作战在以前很少见。为了统一指挥两大野战军,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5人组成淮海战役总前委,统筹淮海地区作战、支前等一切事宜。

  有了联合作战的指挥部,不代表一定能把这场规模空前的战役打好。国民党军队就是一个很好的反面典型,由桂系将领白崇禧的华中“剿总”和蒋介石嫡系将领刘峙控制的徐州“剿总”矛盾重重,且各军将领都有着自己的小九九,没有拼死一搏的决心和勇气。国民党军之间的配合支援不力是一个让蒋介石十分头疼的“痼疾”,淮海战役中自然也存在这个问题。

  当得知第7兵团被围困,蒋介石当即调兵遣将,反应不可谓不快。诸路援军中,力量最强的第2、第13兵团,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沿陇海铁路并肩东援。出乎意料的是,黄百韬昼思夜想的这根“救命稻草”,却在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的阻击下“步步惊心”。至第7兵团被全歼整整10天的时间里,这支“强大” 的援军前进不到20千米。另三路援军,也同样被联合作战的中原野战军死死拦住,黄百韬最终也没能等到援军。淮海战役后期,国民党军的两大精锐力量被分割包围在相距不过60千米的地区内,从始至终未能打破刘伯承元帅形容的“吃一个(第12兵团),挟一个(杜聿明集团),看一个(第6、第8兵团)”局面,直接影响到淮海战役的最终胜负。

  反观人民解放军的联合作战,则远非国民党军可比。在战役的不同阶段,中野华野互唱“主角”,无论是攻坚还是阻援,都能不惜代价地达成预定战略构想。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正是负责阻击前来增援的第2、第13兵团。在阻击战最艰难的时刻,部队伤亡惨重,但没有上级首长的命令,他们一步都没有退出战场;中野76团3连在战斗中边打边重新编组,最后只剩下指导员和9班长等17名负伤同志,仍然编成两个突击班,攻下敌军最后一个地堡群;中野6纵 “襄阳营”1连3排战后只剩下3名战士……这样的案例,在淮海战役中比比皆是。

  而当国民党军全线告急时,电台里却到处都是类似这样的电报:“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不过,被国民党军将领寄予厚望的所谓“兄弟”,不是怯战不前,就是存心自保,后期国民党军的局势诚可谓一盘散沙、举步维艰。

  不仅如此,与共产党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且毛泽东多次在电文中明确授予总前委“先斩后奏”权力相对应的是,时任华中“剿匪”总司令的白崇禧不仅拒绝统一指挥国民党军在中原地区的部队,抽身事外在武汉静观国共在淮海地区决战,甚至暗暗制约蒋介石从华中调兵增援淮海战场,以求借淮海战役之败逼迫蒋介石下野。如此争权夺利,岂有不败之理。

  国民党的失利,问题也不仅出在领军将领身上,兵无战意也多次影响了战局的走势。淮海战役期间,国民党军4个半师、28500余人战场倒戈,其对战局产生的深远影响,远远不仅是双方兵力的“加减”。

  其中,第3“绥靖”区副司令官、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的起义,让出了长约百里的防线,使华东野战军悄无声息地切断陇海路,堵死了黄百韬西逃之路。据粟裕大将回忆,如果再晚上5个小时,黄百韬可能就堵不住了。1948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电报中指出:“北线何、张起义是第一个大胜利。”

  如果说“杂牌军”的起义,虽让蒋介石痛心,但多少还有一丝侥幸,那么第85军第110师师长、中共地下党员廖运周的起义,则无异于一道晴天霹雳,粉碎了蒋介石最后的幻想。战役的第二阶段,当黄维决定孤注一掷,以4个建制完整的主力师拼死一搏时,作为先头师的第110师却给了他致命的反戈一击,彻底埋葬了他的突围企图。

  两次战场起义,除了对战局产生的直接影响,还使被围困国民党军的残余将领之间互相提防,时刻担心被身边的战友“出卖”,让国民党军将士愈发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士气一落千丈,极大促进了淮海战役的及早结束。


  此外,还有一个因素对这场大决战起到了决定作用。“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永远是战争领域一句颠扑不破的至理,这场在广袤的中原大地上进行的参战兵力规模空前的战役,对双方的后勤能力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众所周知,接受大量美国援助的国民党军机械化程度远高于人民解放军,转战、运输速度理论上远快于解放军,且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初步形成了水陆空三位一体的后勤保障体系。与之相对的是,人民解放军的后勤体系中,机械化程度聊胜于无,即使已经集中力量组织了 257辆汽车进行后勤支援,但和国民党军比起来还是有着很大差距。不过,当铁路公路被切断后,国民党军看似强大的运输能力也就被打回原形,被围困的军队只能靠着一点微薄的空投补给苟延残喘,最终在弹尽粮绝中覆没。

  而在大规模运动战和大规模阵地战之间转化游刃有余的人民解放军,对后勤能力的考验理应更大,却基本没有受过补给缺乏的困扰。支持人民解放军作战的,是543万自愿参战的支前民工,换算下来,每一个前线作战的战士,身后都有9位支前民工的支持。人力运输,看起来有些“不上档次”,可当一辆辆推车、一副副挑子汇聚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最后的“战绩”也同样让世界惊叹:向前线运送弹药730万千克、筹运粮食4.8亿千克、转运伤员11万余名。

  纵观淮海战役,“兵贵神速”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不快,堵不住国民党军逃窜的路线;不快,不能抢在敌军增援前啃下硬骨头。为了抢下时间差,我军部队每天以70公里的速度开进都是“家常便饭”。而无论人民解放军打到哪里,背后的人民群众就支援到哪里,写下了许多感人肺腑的故事。

  山东农民唐和恩,自己随身带一根一米长的竹竿,踏遍五省共88个地方,累了用它当拐杖,过河踏雪用它来探路。在五个多月的时间里,跋山涉水,忍饥挨饿,熬不住了就吃口萝卜,省下小米、白面供应部队;每逢刮风下雨,他把自己棉衣脱下盖到军粮上,宁肯自己受冻也不让物资遭受损失。巾帼英雄朱永兰,在短短四昼夜时间内,战胜四百里风雪和烂泥滩,在敌人的炮火封锁下将粮食送到已经断粮两天的解放军手中。而她自己穿的草鞋却早已磨烂,大雪天一双脚冻得又红又肿。朔里乡几百名民工,扛着300多块门板,在寒风刺骨的冬夜跳进冰水里,泡了一夜,修好了两座大桥。

  是什么信念在支撑着他们?当然是对美好生活的朴素追求,更具体地说,就是“耕者有其田”,吃得饱、穿得暖。为了让子孙后代都能过上这样曾经只能在梦中实现的生活,解放区的人民自然舍生忘死地跟着人民解放军,军民同心,舍生取义,为了幸福的明天而浴血奋战。

  而对于国民党军士兵来说,又有什么支撑着他们在枪林弹雨中坚守呢?没有!且不论有多少士兵是被强征入伍,就算是在国民党军队中“摸爬滚打”多年的老兵,恐怕让他们拿起枪作战的唯一动力也仅仅是“当兵吃饷”四字罢了。可如果能够选择,又有几人甘愿为了一点粮饷搭上自己的生命。

  “为何而战”的迷茫之后,自然会生发出一种对人民解放军的“心向往之”。淮海战役中,刚从国民党军中“解放”的战士赵庆功主动请缨,要求发给自己子弹参加战斗。许多像他这样的“新解放战士”不断补充进解放军,上午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士兵,经过思想教育,下午就可以作为“新解放战士”补充到解放军连队参战。如此一来,解放军“越打越多”也就不足为奇了。以华野为例,开战前为36.9万人,在战役结束时竟增加到55.1万人。

  或许有人认为,这种思想教育其实是一种“洗脑”,但如果置身于当时的环境下,其实很容易理解。随着解放区的扩大,许多身处解放区的国民党士兵的家人朋友,都在解放区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也不会再有人去剥削压迫他们,梦寐以求的好日子近在眼前。而1948年国民党势力范围内的日子,实在没什么好留恋的。且不说国民党军内部派系林立和相互欺压,只从生活上看,此时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体系已彻底崩溃。一组数据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法币的发行量由抗战胜利时的5万亿元快速上升至1948年8月的604万亿。民间的恶性通货膨胀,让法币贱不如纸,有的造纸厂干脆以低面额的法币作为造纸的原料,比用其他纸成本还低。经济系统的崩盘,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直观的表现是,一名前线士兵的薪资,甚至只能买几粒花生米。哪边的生活更好、更有前途,自然是不言而喻。

  历史的大潮浩浩荡荡,失去了民心和凝聚力的国民党,难逃覆灭的结局。

  其实,曾经的国民党并非如此无可救药。“耕者有其田”口号的上一位提出者,正是孙中山先生。不过,随后国民党的继任者们,却统统忘记了孙中山先生的教诲。当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忙于争权夺利乐此不疲,当各地军阀名义上归顺中央却时刻惦念着自己那点“家产”,当历次党争最终的结果不过是诞生了一些新的权力或者利益集团,其立党之基石自然被蛀蚀一空。

  信仰普遍缺失的国民党军将领,领军自然是为了捞权、捞钱。淮海战役之初,国民党决定放弃海州、连云港,徐州“剿总”总司令、黄埔军校毕业的刘峙,因舍不得自己在海州的几个盐号,竟将这一机密军情告诉了其经纪人。当消息满城风雨时,国民党第九“绥靖”区司令李延年竟还蒙在鼓内。而战场上的其他将领,不管是真的被人民解放军打怕了,还是舍不得自己辛苦混来的那点“家产”,结果都不过是贻误战机,以至兵败如山倒。

  对于人民解放军来说,决定战役走向的几场攻坚战和阻击战打得同样很惨烈,国民党军的几大美械王牌主力并非浪得虚名。不过,无论是前线的各级指战员,还是阵前冲锋的战士,职责分工或有不同,却都是在同一个理想的指引下,为了新中国而努力的同志。这正是中野华野两大野战军首次大规模联合作战却能亲密无间、默契协同的根源所在。不将军队当成自己的“私产”,一切行动都出于一种发在内心的信念,亦能在生死关头坚信自己的牺牲会换来更为美好的明天,这样的军队怎么可能失败?

  那么,共产党为何能够保证自己的“初心”不被侵蚀?一个故事可以很好地证明。肖玉壁和孔祥熙,同是贪污,1933年参加革命、浑身有90多处伤疤的肖玉璧因贪污挪用公款3050元边区币,被处以极刑,而敛财无数的孔祥熙则照旧掌权发财。

  3050元边区币和90多处伤疤之间的那杆“秤”,量的不是一处伤疤值多少钱,而是那份为了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奋斗终生的赤诚还在不在。两种作风,决定了两种走向。共产党人参加革命,从来不是为了搏一份“从龙之功”以求封妻荫子,而是发自内心地想拯救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使其能够挺直腰杆立于世界之林。如此赤诚初心,自然能够团结一切渴求美好生活的各界力量。前进的道路或许不会一帆风顺,但当永远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后,自可百战不殆。

  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这正是先贤们孜孜以求的天下正道,守正,则天下助焉。当今的中国,正愈发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挑战也接踵而来。以史为鉴,永葆初心,真的和人民站在一起,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为了中国人民之幸福、为了世界人民之幸福,奉公笃行,自可团结世界上一切渴求和平安定与美好生活的力量,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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