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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2019-2-6 08:30
抓白毛子
李坚真任长汀当县委书记时,闽西反对“社会民主党”运动正在进行。省委交给李坚真一个任务,去古城抓反革命。省委一位领导说:古城问题很多,区委书记也可能有问题,你去了解一下。临走时,省委领导交给李坚真一个名单,要她按名单抓人回来。李坚真看到,古城区委书记于正平也在名单中。李坚真来到古城,于正平书记接待了她,很热情,详细汇报了古城的工作情况。当于正平问李坚真此行的工作安排时,她觉得这样的一位同志不可能是反革命。就说:我们这次来主要是抓逃进山区的反革命。当时,因执行了过左的政策,有些地主、富农和一些出身不好的人逃进了山中,时间一长,头发都变白了,人称“白毛子”。在区委的协助下,李坚真带人到山中,抓了一些这样的“白毛子”回来。至于他们是不是反革命,她也不了解,就兴冲冲地回到省委汇报去了。在省委,李坚真遇到了刚刚进入苏区的周恩来同志。听了省委和李坚真的汇报,周恩来说:抓反革命要有充分的根据,要进行调查研究,弄清楚事实,不要冤枉一个好人。后来,经过省委的认真调查,这次行动抓到“白毛子”,都被释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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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2019-2-6 08:30
大口小口,每家三斗
1932年夏,毛泽东同志在福音医院养病,有一天,长汀县委书记李坚真到福音医院,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当时群众生活条件很苦,粮食不够吃,靠吃薯干、菜干度日,吃盐也很困难,盐很贵,又买不到。毛泽东指示说:当个县委书记,要管好大家的家务,要组织群众多种杂粮、瓜菜、晒些菜干、薯干、芋头干、南瓜干、笋干等等准备渡荒。没有盐吃,可以组织群众挖烂屋的旧墙土熬硝盐,夺取盐商屯盐处的泥土也可挖来熬盐。有盐时,动员群众淹些咸菜,没盐时当盐吃。李坚真根据毛泽东的教导,编了个顺口溜:
大口小口,每家三斗;大袋小袋,每家三袋;大缸小缸,每家一缸。
每家三斗,是家家有存粮;每家三袋,是家家都晒菜干、笋干之类;每家一缸,是家家都淹咸菜。李坚真走到哪里,就宣传到哪里,发动群众准备东西来渡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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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2019-2-6 08:30
青苗跟田走
1930年6月,红四军前委与闽西特委在长汀南阳召开联席会议,称“南阳会议”。南阳会议前,闽西分配土地时规定,如分田在下种之后,则“本届的生产归原耕人收获”。南阳会议认为,这个办法对富农有利,对贫雇农不利,贫农及失业者名曰分了田,但实际上要等到明年秋天才能收获谷子。因而,改为“何时分田何时得禾”的政策,又称“青苗跟田走”。这一政策一经实施,又出现了新问题。长汀县委书记李坚真在下乡调查时,经常看到农民忙着收割青苗,把没有成熟的稻粒打下来,甚至直接把稻穗磨成浆煮来吃。还有农民把菜园的菜也拔了,连鸡、鸭、猪都杀了。原来,农民听说调整土地时,自己种的作物,要跟着青苗走。加上有人从中造谣破坏,造成了极大的心理恐慌。李坚真当即宣布:“谁人种禾,谁人收割,一切作物归原耕者所有,不跟田走。”这样,制止了恐惧,稳定了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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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2019-2-6 08:30
中间不动两头平
1930年红四军前委与闽西特委的联席会议(即“南阳会议”)上,分田按人口还是按劳动力曾有激烈的争论,后来该会议通过了按人口分田的决议。不过,这一问题后来出现了多次反复。1931年4月,闽西土地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了按劳动力分田的决议。决议说:“只要是有劳力的农民,应领得一部分土地。小孩、老人又群众大会决定酌量分给他们一部分田地,作为‘附加亩数’,亩数多少,要按照当地生活情形经过乡苏群众大会通过规定,但每人领得的‘附加亩数’不得超过有劳动力的人的每人应得的亩数的三分之一。”这样一来,那些人口多、劳动力少的贫苦农民和红军家属,分得的田就少了。这年夏天,长汀县委书记李坚真在叶坪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毛主席问闽西的情况时,她把这个决议跟毛主席说了。李坚真说:“现在群众对分配土地问题,讨论得很热烈,有的人主张按人口平均分配,有的人主张按劳动力分配,老人和小孩只分三分之一的地。”毛主席说:“你的意见怎么样?”李坚真说:“还是按人口平均分配好,最好是‘中间不动两头平’。”毛主席说:“按人口平均分配,‘中间不动两头平’好!中农的土地不动,没收地主豪绅的土地和富农多余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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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2019-2-6 08:30
查田运动
1933年6月,苏区中央临时政府发布了《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中央局发布了《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一场大规模的查田运动,在苏区展开。中央局认为土地革命执行了不正确的土地路线(即“抽多补少,抽肥补瘦”), 没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财产,消灭地主阶级的残余。查田运动最厉害的时候,有些地方把富农甚至中农查成地主,把一些中农甚至贫农查成富农。地主的一切土地财产全部没收,扫地出门,不准他们租种土地,也不准开荒,也不给饭吃,把地主剃成阴阳头游街,抓到劳役队去罚做苦工,有的地方还出现乱打乱杀现象。甚至连地主的小孩也不给饭吃。地主被抓被杀后,家属小孩就流浪街头到处乞讨。斗了地主,又斗富农。富农被斗,中农害怕,不少人逃跑到国民党统治区去。有的整个村的人都逃跑,结果使贫雇农很孤立。在查田运动的同时,在苏维埃政府内甚至红军内部查阶级,结合搞肃反,大搞检举揭发,一些当了多年干部和红军的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或反革命分子,被开除出革命队伍。有的被抓到劳役队去做苦工,有的躲藏到山中,也有的逃到白区,在根据地内造成一种恐怖气氛,人人自危,使社会秩序更加不安定。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国民党军队打过来了,不少人就反水,帮助国民党,使闽西根据地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况之中。这也是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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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2019-2-6 08:30
女工罢工
1933年,汀州被服厂发生女工罢工的事件。原来汀州城里没有面粉卖,女工上班买不到早餐吃,工人就不上班了。省委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一方面调来面粉解决女工的实际困难,一方面要省妇女部长李坚真到被服厂,做女工的思想工作。李坚真先找到女工班长彭雪英,做她的工作,跟她说:“面粉供应的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解决,请你协助我动员工人上班。”彭雪英被她说服了。接着,二人一起,挨家挨户去做解释。结果,被服厂很快就复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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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2019-2-7 09:56
五分钱
福建省委机关的同志在一个党小组过组织生活,李坚真是党小组组长,负责收党费。那时生活很艰苦,没有工资,每月就从伙食费中节省一点钱,到了月底分给大家零用,叫伙食尾子,伙食费本来就低,能节省下来的钱也很有限,每人每月不过分到几分钱或角八钱。每到了分伙食尾子的时候,李坚真就向大家收党费,每人五分钱。省委书记陈潭秋跟她开玩笑,叫她“五分钱”,后来大家都跟着这么叫。“五分钱”,成了李坚真在福建省委的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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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2019-2-7 09:57
《打土豪》
苦人苦伤心,
豪绅不做一身新,
餐餐吃的鱼和肉,
三筒大米酒半斤。
苦人餐餐菜糊糊,
做生做死米半斤。
苦人团结心连心,
拿起扁担打豪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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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2019-2-7 09:57
《为红军做草鞋》
新做草鞋四方方,
送给阿哥上前方。
哥在前方打胜仗,
后方工作妹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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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2019-2-7 09:57
《反对封建婚姻》:
十八娇妻三岁郎,
夜夜睡觉捧上床。
辛辛苦苦捧到大,
郎大妹老梦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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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2019-2-7 09:57
《送郎当红军》:
石榴开花心里红,
哥当红军妹来送。
早日消灭反动派,
后来再把婚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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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2019-2-7 09:57
《练兵》:
红旗飘飘手拿枪,
太阳出来就起床。
啊哟!心肝哥哟!
阿妹为了闹革命,
不要郎来我爱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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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2019-2-7 09:58
上海苏代表的会场
1930年5月,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上海召开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由全总林育南负责。筹备工作地址在爱文义路卡德路转角。大会会场在卡尔登戏院后面一排楼房里,在白克路上。中央决定由李一氓假作这个房子的主人,以房主的面目对外。还组织了一个临时“家庭”,李一氓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加上赵毅敏和李一超,赵毅敏假扮李一氓的“弟弟”,李一超扮做李一氓的“妹妹”。中央特科的顾顺章等人,负责会议的组织,他们安排了厨房、汽车和家具陈设,还负责房内房外的警戒。李一氓“一家”无非是大人小孩在楼下打麻将,开留声机,掩护这个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另行安排住处,不住在这里,这里只作会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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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2019-2-7 09:58
李一氓的“妹妹”李一超
1930年5月,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开会前,中央决定由李一氓充作这个开会会场的房主。那时赵毅敏和李一超两位同志被派来一起作会务,赵毅敏扮作李一氓的弟弟,李一超扮作妹妹,与李一氓夫妇、孩子组成了一个临时“家庭”,以遮人耳目。李一超,又名李坤泰,是来自四川宜宾的一位女同志。大会结束,这个临时“家庭”就解散了。虽然作为一个“家庭”成员时间不长,但由于李一超的爽朗性格,又是李一氓的四川老乡,又本姓李,可谓同志、同乡又同宗,关系处得很好。后来,他们还有几次私人往来,但以后就不通音讯了。直到解放初期,电影《赵一曼》上映,李一氓才知道,著名的抗联女英雄赵一曼,就是他的“妹妹”李一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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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2019-2-7 09:58
杨尚昆的“十日游”
1933年初,杨尚昆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整个行程,算起来,共十天,白区三天,游击区(国共双方拉锯区)三天,苏区四天,可称白区、红区“十日游”。《杨尚昆回忆录》记述了这十天的具体行程:
第一天:1933年1月2日或3日,出发。我奉命住进法租界的一个旅馆。不一会儿,来了两位秘密交通员,接上关系后,他们打开小箱子,取出事先购置的衣服,让我改装。当晚,他们陪我上船,开始了从上海到瑞金的旅程。陪同我的交通中,记得有一位名叫卢伟良,广东大埔人。我换上了一身广东平民的短装,因为不会讲潮汕话,一路上只好闭口不说话。
第二天:在汕头登岸后,在小旅馆里睡了一晚。
第三天:改坐小火车到潮州,乘韩江的小轮船北行,经大埔到三河坝(国共双方的交界区)。在三河坝,转乘小木船。
第四天:在三河坝一登岸,现在拉锯地区一个村子躲了一天。
第五、六天:晚上,游击队员送我们穿过团防的哨所。我们乘上弦月光在茂密的树林里走了两个晚上。
第七天:太阳露头时,隐约听到远处传来的儿童团的歌声,我的“哑巴”时代终于结束了。过了一会儿,一个老太太提着篮子上山来,笑着对我们说:“没有什么东西优待你们,只有两个鸡蛋。”
第八、九、十天:我们又在苍松翠竹丛中走了三天。在瑞金,我首先见到的是邓颖超同志,我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美丽牌香烟交给她,这是联络的“介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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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2019-2-7 09:58
叶坪老樟树
李一氓到中央苏区后,在国家保卫局工作,兼《红色中华》编辑。他住在瑞金城里的国家保卫局,每星期六下午,都骑马出城去叶坪编报。叶坪在城东北,相距约十里,《红色中华》编辑部在中央政府大厅,李一氓白天编报,晚上也就住在哪儿,随便找个空房间过夜。第二天还要做半天工作,吃完午饭,发了稿,又骑马回到瑞金。1962年,李一氓重访瑞金时,念世事沧桑,颇有感慨,写了一首五言律诗:
叶坪老樟树
屋后百年樟,盘虬散木香。
随枝系战马,纵笔听寒螀。
别久如亲故,感怀益劲苍。
重来绵水老,难以纪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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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2019-2-7 09:58
“打土豪”
靠近瑞金城有一条绵水,由北到南流向会昌,城外有一座古老的石桥,从东到西跨在绵水上。桥的西头,有家普通的酒店,兼营炒菜。那时瑞金的同志们当中有个习惯,只要是知道哪个同志身上那怕是一块银元,就要想方设法,一两个人,强拉去这家酒店,把他这一块钱吃掉,名之曰“打土豪”。还有奇怪的事,某一个同志并不认识这位“土豪”,跟这位“土豪”毫无交情,但他认识打“土豪”的一两人中的一个,也就满不在乎地跟上来,拿起筷子就吃,吃了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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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2019-2-7 09:59
辣椒官司
红军缺少蔬菜,就靠辣椒下饭。那时,部队里烂脚的很多,卫生部门认为是吃辣椒造成的。中央军委总卫生部长贺诚下令,部队一律不准吃辣椒,并由共青团组织“轻骑队”进行检查。队伍中的同志,尤其湖南人,吃惯了辣椒,没有它的刺激,实在吃不下饭,于是偷吃辣椒成风,最常见的办法,就把辣椒烧熟,藏在碗底偷着吃。这个现象,被刚到苏区的一方面军保卫局长钱壮飞看到了。钱壮飞毕业于医学专门学校,是学医出身,对贺部长的命令有不同意见,就在墙报上写文章,说吃辣椒的好处,对禁吃辣椒的命令进行抨击。贺诚也在墙报上写文章,反驳钱壮飞的观点。两个医生,在墙报上大打吃辣椒的笔墨官司。结果,卫生部长输了,因为指战员拥护保卫局长的意见,总卫生部不得已收回成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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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2019-2-7 09:59
不平等交易
苏区食盐紧张,用各种办法筹集食盐。没有办法,就用熬硝盐替代食盐。从几十年的旧土墙的墙土中,可以熬制出硝盐来。硝盐含有多种化学成分,可以作为爆竹的原料,有一点咸味,但更多的是苦味。当时的老百姓和后方机关毫无办法,就是吃的这种盐。盐的稀缺达到这样的程度,比如两个人合作,一个人出一只鸡,另一个人出一点盐,但是还是找不到出盐的人,认为一只鸡和一点盐,对于出盐的人来说,是不平等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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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2019-2-7 09:59
定量的蒲包
苏区的粮食定量,武装人员每月30斤,机关工作人员每月20斤。在这个限量下,政府还号召工作人员自愿减少定量。有自愿减少5斤的,有减量3、4斤的。这样,每个人的定量就不一样了,如何做饭,炊事员有简单而高明的办法。他们用一个小蒲包,拴上一个小竹牌,写上本人的名字,根据他自愿减少后应得的份量,称重、淘洗后放进蒲包,然后用麻绳扎紧。假如做60个人的饭,就用同样的手续捆成60个小蒲包,做饭的时候,放在锅里一煮。煮熟后,按照名单发放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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