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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9-2-8 12:14

共和国金融摇篮——记闽西工农银行



zyesheng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49-1.html


  1929年3月,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进入闽西,开辟红色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为了扼杀红色政权,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开展“会剿”的同时,制定了《闽省封锁推进法》,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以阻止苏区与外界的商品流通,这严重制约了苏区经济的发展。

  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1930年11月7日,中共闽西特委在合作社经济基础上建立起闽西工农银行。这是在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尚未成立之时,中共率先在闽西范围内创立的、具有一定规模的股份制政府银行,所制订的闽西工农银行章程,成为中国共产党主导的红色金融史上首部“银行法”,开创了中国革命金融法制的进程。它的创立,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政府管理股份制银行的序幕。

  为打破经济封锁,闽西苏区建立信用合作社

  闽西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苏区经济环境相当严峻。其时,劣质银币和白区纸币在区域内大量流通。奸商将劣币偷运到苏区,再以低廉的成本将苏区产品和真金白银输送到白区,获利巨大;而苏区用劣币前去购买白区商品时却遭遇币值缩水,从而严重制约了苏区经济的发展。

  国民党政府持续对闽西苏区进行军事“会剿”和经济封锁,给苏区经济带来异常复杂的严重后果,致使区内工业品严重短缺、价格不断上涨;反之,农业产品和本地特产却价格低迷,且很难经正常途径外销。这种存在于农工生产与贸易流程中的“剪刀差”严重挫伤了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比对当时的米价和布价,一套成年男子衣裤需用布4米,等价于52.5公斤大米。“谷贱伤农”,极不合理。生存压力导致在土地革命中获得土地的农民,只能求助不法钱庄。农民拥有土地却依然无法摆脱高利贷经济的盘剥,陷入长久的贫困之中。

  1929年9月3日,中共闽西特委发出《中共闽西特委通告(第七号)——关于剪刀差问题》,指出:“这种现象实际上仍是剥削农民……这种剥削简直比任何方法还要厉害,农民受了这种剥削,必然要穷下来。”《通告》第7条从工业和农业两方面非常详细地分析了“剪刀差”产生的各种复杂原因:

  (1)工人工资提高,商人便在物价中取偿;(2)受“会剿”影响,商人不敢尽量采办货品(固然有些商家,尤其是行栈,会用怠工方法以扰乱我们,然总算绝少),因而市场供不应求,而物价便提高起来。为什么农产品会跌价呢?原因是:(1)暴动过后的乡村,债券焚烧,高利债务不还,有些农村便取消了一切债务,而多数拥有货财的地主土豪又杀的杀,跑的跑,藏匿不出,因此,乡村中一般的要停止借贷,金融流通完全停滞,农民在此收获时节,无钱发给工资,结果只有贱卖粮食以资救济;(2)抗租斗争胜利,农民不必交纳地租,人人粮食有余,为要购买日用生活品,大家便将米出粜;(3)农民骇于“会剿”声势,大家怕谷子被敌人抢去,所以贱卖米粮,求得现利。因此米的市场上形成供过于求,粜者多籴者少,米价便因此而跌落。此外,尚有一个原因,便是:(4)各处粮食不能调节,多者多,少者少,以致米价高低各处不同。

  《通告》向闽西各地各级苏维埃政权提出了应对办法,以解决当前面临的困难:要开办县农民银行、区借贷所,办理低利供贷,打破高利贷剥削;县区政府要筹集基金,在市场上高价收买粮食,然后根据粮食短缺实情及时投放销售或转运;要鼓励农民创办生产、消费、信用等合作社并发行纸币、流通金融,以减轻商人的剥削,使农民的利益归于自己;将无田耕者转移到地多人少的乡村;不再提高工人们的工资,要使他们理解,米价下跌实际上已相当于提高自己的工资,农民、工人要彼此协助,以便控制日用品价格不上涨;救济失业工人,将他们安置到乡村和赤卫队中;宣传、讨论“剪刀差”形成的原因,让工人们明白“剪刀差”的后果,工人阶级要在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取得农民的信任,农村经济发展了,工人才有工做。

  《通告》发出之后,闽西各地各级苏维埃政权纷纷响应中共闽西特委的号召,各类合作社如雨后春笋般在闽西红色土地上破土而出。此时,各信用合作社都已开始发行一定数量的低值货币,用以解决农民的资金困难。

  1929年10月2日,《中共上杭县委会对上杭县第一次工农民代表会议的提案》指出:“为维持各地粮食起见,凡粜米者须得乡政府粜米证,不得自由多粜,致现时米多跌价,以后米少饥荒”,“商家贩运米谷,价格不可限制”,“船只货物来往各地,政府予以保护”,“不向商家筹款”。针对信用社货币问题,中共上杭县委在提案中专设了“合作社问题”,要求各乡政府应宣传合作社的作用和办法;各级政府应切实保护合作社,追收欠账及惩办侵吞社款者等。

  此外,苏维埃政权也在上述措施之外广开渠道,充分发挥在白区工作的秘密支部的作用,建立地下交通线,向苏区运送紧缺的盐、药品、日用品等,以保证苏区的物资流通和贸易正常进行。

  经过上述努力,闽西苏区的“剪刀差”有所缓解。1930年2月22日出版的第78期《红旗报》刊登了定龙撰写的《闽西工农兵政府下的群众生活》:“现在各乡都有群众集股开设的消费合作社。工农必需的油盐等货,群众自己采买,不受内地商人的剥削。此外还组织了各种生产合作社,工人共同经营,共享权利。”“多数区政府开办了信用合作社(即农民银行),苏维埃下的群众,有正当需要(用在农业或工业上),可向政府供货,至多只取一分的利息,打破了高利贷的剥削。”

  闽西各地各级苏维埃政权努力消除“剪刀差”问题,但因政策的不完善,在生产和流通环节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对此,1929年11月2日的《中共闽西特委通告(第十三号)——中共闽西特委第一次扩大会的精神与闽西党目前的任务的决议》提出了“对剪刀现象问题的策略”,决定适度采取措施,予以纠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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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闽西工农银行,探索发展苏区金融

  1930年3月18日到24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龙岩县城召开。会议通过的《经济决议案》提出,要保护纸、木、烟的流通,设法输往白区,吸引苏区外商人,组织这三类特产合作社,维持外来必需品的输入,鼓励商人办货,解决他们的困难;调节粮食的产销,办米合作社,不限定米价;颁布《纸币条例》,将合作社的管理置于法律之中;明确了信用合作社为纸币发行机关,规定了发行纸币的储备金,发行面值为一角、二角、五角三种。

  信用合作社通过发行纸币,促进了苏区经济的稳定增长。但是,苏区在不断扩大,而信用合作社却依然各自为营、各自发行纸币,纸币使用范围小且分散,独立核算,金融不统一,因而流通受到了限制,信誉受到影响。建立统一银行的需求日益迫切。

  1930年9月2日,“闽西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在《政府工作报告大纲》中提出,要“统一财政”,建立工农银行,消灭高利贷,集中现金发展社会经济。

  同月,闽西苏维埃政府颁发布告第七号,全文如下:

  闽西苏维埃政府布告第七号

  ——关于建立闽西工农银行

  为布告事,闽西自从土地革命胜利,赤色政权建立后,社会经济已日渐发展,可是目前敌人经济封锁致社会经济的发展发生了很大阻碍。因此,大会决定设立闽西工农银行,调剂金融,保存现金,发展社会经济,实行低利借贷。现已推举阮山、张涌滨、曹菊如、邓子恢、蓝维仁、赖祖烈(长汀推举一人)七人为银行委员会委员,阮山为主任,成立筹备处,着手进行。银行资本定二十万元,分二十万股,股金以大洋为单位,收现金不收纸币,旧银器每两折大洋陆角,金器照时价推算。限期九月内募足。募股办法是:各级政府、各工会、各部队组织募股委员会,县委会五人,区委员会三人,各工会、各部队三人至五人。除向工农群众招募股外,合作社每资本百元至少应买票十元,粮食调济局每资本百元至少要买票二十元(先交半数,十二月交清),各级政府、各工会及各机关工作人员,每人至少应买股票一元。除将章程公布外,务须全闽西群众踊跃入股,以策进行,此布。

  附闽西工农银行章程:

  1.名称——闽西工农银行。

  2.地点——总行设在龙岩城,分行设在各县政府所在地,并在各乡区政府附设代理机关。

  3.任务——调济金融,保存现金,发展社会经济,实行低利借贷。

  4.营业——存款、放款、汇兑、买股票、买卖金银、发行纸币、铸造铜片、兼营储蓄事业。

  5.资本——总定额二十万元,分作二十万股,每股大洋一元,一次收清。

  6.股票——用无记名式,分一股一张,五股一张,十股一张三种。

  7.组织——如下表:

  —杂 务

  —秘 书 —火 夫

  —特务组

  银行委员会 —会计科

  —营业科

  —司 库

  8.职权—(1)由闽西政府选派七人组织银行委员会,执行下列任务:1、计划一切银行事宜。2、任免并监督银行主任及各科科长。3、审查银钱账目〔及〕各预算决算。

  (2)由委员会选派主任一人,统管银行一切事务,直接对委员会负责。

  (3)由委员会选派秘书一人,会计科长一人,司库一人,分别管理各科事宜,直接对主任负责,间接对委员会负责。

  (4)其余工作人员,由主任及各科科长斟酌选出并指挥之。

  9.利息—放款月利百分之零点六,定期存款半年以上者,月利百分之零点四五,活期存款月利百分之零点三,每一周年复利一次。

  10.红利之支配——逐年赢利,以百分之二十作公积金,百分之二十奖励工作人员,百分之六十归股东照股摊分。

  11.本章程之增删或修改,由银行委员会决议执行之。

  主席团:张鼎丞、曾牧村、陈楚民、邓子恢、简祥明、张载荣、郭滴人、范乐春、张世昌。

  该章程规定了银行的组织机构与决策机制、股东的权力、行长的产生、各科的责任。布告中长汀推荐的人,根据相关史料记载,为黄维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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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闽西苏维埃政府制订的这份银行章程,是中国共产党主导的红色金融史上首部“银行法”,开创了中国革命金融法制的进程,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政府管理股份制银行的序幕。

  1930年9月25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召开经济、财政、土地委员会联席会议,并在决议案中讨论了工农银行问题:

  1.通令各级政府禁止私人收购首饰银器,在赤区收买者,处以十倍之罚金,出口者处以死刑。2.私人向银行借款,由信用合作社代理。3.商店向银行借款,规定月利一分,即1%。4.银行将按照下面分配而活动:(一)存库不动的现金30%;(二)投入闽西政府及各级政府10%;(三)投入各种合作社25%;(四)社会市面流通13%;(五)社会保险7%;(六)投入苏维埃商店和土地生产15%。5.龙岩杂洋与光洋一样价格,值时洋十八毛,纸票照旧十七毛半。

  闽西苏维埃政府与筹备处多次进行细致研究并召开筹备会议,决定为闽西工农银行配备十余名职工,由阮山任行长,曹菊如任会计科长,陈寄今任出纳科长,赖祖烈任营业科长兼秘书长。

  1930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当天,闽西工农银行在福建龙岩县城下井巷原“彩昌店”举行了隆重盛大的开业仪式。

  开业前,工农银行从龙岩东街东碧斋印刷厂调来了一台石板印刷机,请来两名工人到银行二楼,赶印工农银行暂用币一元纸币三万元,但还是赶不及。开业那天,实际上只是募股。银行开业吸引了很多群众,里里外外非常热闹。一年来,苏维埃政府努力消除“剪刀差”,苏区工农大众看到自己美好的日子有了期盼,发自内心地怀着对苏维埃政府的爱戴,将自己的金银与首饰等抵价入股。

  1930年11月25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出《通行闽西工农银行纸币》布告:“为使金融便利流通,特先印暂行纸币三万张,每张一元,与光洋同价,自布告之日起开始通行。”闽西工农银行用道林纸印刷纸币,面额为一元,辅币二角、一角。1931年发行新版,版面由绿色改为红色,仍然保留“暂用”字样。

  后来,时任会计科长曹菊如回忆说:“纸币开始流通时,不少人不愿意使用,有的人收到纸币立即到银行兑换银元。银行为保证信用,凡来兑者,不论兑多兑少,均以兑给,还随来随兑,并保持着纸币与银元一比一的比例。”闽西工农银行的这种做法,使工农群众普遍感到放心,纸币在苏区内便有了很高的信誉。因携带银元笨重不方便,人们更愿意使用纸币。从事贸易的商人,甚至以“贴水”(倒贴补差额)的方式到闽西工农银行用银元兑换纸币。1931年11月,工农银行在长汀举行周年纪念。银行将金条银元分别垒成金塔银塔,展示一个星期。人们还没有见过如此之多的金条白银,更加坚定了对工农银行的信任。

  在募股方面,闽西工农银行计划第一期募股12万元,向各合作社、粮食调剂局募6万元,群众、商人认购6万元。开业募股只占1/10。在向各县、各区募股时,股金纷纷被财政紧张的地方苏维埃政府截留、挪用,用以缓解地方财政困难。与初期有些地方信用社不使用工农银行纸币相仿,闽西苏维埃政府初建时期,地方本位主义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工农银行的募股进程。1931年1月5日,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签署《闽西苏维埃通告第十三号——合作社一律负责兑现闽西银行纸币》,批评有些地方政府合作社没有兑换、使用闽西工农银行纸币。

  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1930年12月15日,龙岩县城陷落,闽西工农银行跟随闽西苏维埃政府机关搬到龙岩大池;次年1月,迁往永定虎岗,设在“德和店”;8月上旬,虎岗失守,工农银行随机关迁往上杭白砂;9月中旬,红军重新攻克长汀,10月23日,闽西工农银行搬迁到汀州兆征路144号办公营业。工农银行疲于奔波,不能开展原定的业务,第一期募股计划受到很大影响。在迁移中,银行充实、调整各县募股委员会,调查信用合作社基金与募股中因各县财政紧张而被截留的资金,进行第二次募股。

  1931年迁址虎岗时,工农银行印制了第二版纸币,并计划发行五角辅币。但因中共中央上海局遭特务破坏,工农银行派往上海的制版人员杳无音信,下落不明。很久之后,五角版由另一个人带回。出于谨慎,工农银行始终未启用此印版。1972年冬,长汀四都楼子坝林场工人垦荒时,曾发现这块工农银行五角的印版。后经专家鉴定,它并没有使用过的痕迹。

  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早的金融实践,工农银行成立之初,工作人员都没有金融管理经验,也没有银行的规章制度可以参照。在会计与出纳方面,由会计科长曹菊如在实践中探索、制订出收款单和付款单制度,这是现代银行所用传票的雏形;在记账方面,他们参照并改进中式账簿和旧式记账方法,以及商店的记账方法,耦合了复式簿记原理,建立起整套银行账务管理模式。后来,毛泽民来到工农银行,了解银行账务管理的艰难实情后,便托人从广东买了本《银行簿记实践》,交由工作人员学习研究。据此,工农银行初步获得了现代银行业会计、出纳、运营等管理制度。就此而言,工农银行为国家银行的建立进行了人才与技术储备。

  闽西工农银行建立之后,主要开展存款、放款、汇兑、买期票、买卖金银、发行纸币、铸造硬币等业务,兼营储蓄业,但因时局与人才的制约,许多业务并未实际开展起来。主营业务围绕“发展社会经济,实行低利借贷”这一中心目标,因地制宜地开展借贷,并严格规定贷款月利与活期、定期存款利息。

  国民党政府封锁下的苏区,真金白银严重匮乏。闽西工农银行为了增强纸币的价值,在实行银行本位为主要体制的同时,也实行商品为辅的货币价值体制。根据1934年11月10日银行留存的第五号《日计表》测算,金融资产包括了重纸、白盐等重要物资资产共有6991.3元,占金融资产总额9.75%,占基金15.4%,这些物资凝结着一定劳动时间的价值量,具有相当的物质价值。银行推销这些重要商品,低于市场价格出售,便于回笼货币、提高纸币信用。因此,闽西工农银行的纸币既是银元,又代表着商品。据第二任行长赖祖烈回忆,1932年4月,毛泽东率领红五军团攻打漳州时,所需的军粮都由工农银行筹集供给。

  为维护工农银行纸币信用,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布公告,施行工农银行纸币与大洋同价、白区纸币照大洋价减低四折政策,逼迫非苏区纸币退出苏区。新生的红色政权开始运用价值规律和金融政策,以此驱逐劣币劣钞,并严格控制发行数量,稳定了闽西苏区的货币流通,从而在闽西苏区逐步建立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货币金融体制。

  闽西苏维埃政权摧毁了当地国民党政权的国家机器,而闽西工农银行则摧毁了当地国民党政权的金融制度。工农银行逐渐完善的经营模式和金融制度后来为中央苏区、延安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的金融建设提供了宝贵的金融理论和实践经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人民政权灵活借助物资调度和“人民币”投放,及时有效地根治国民党遗留的恶性通货膨胀,“人民币”迅速占领市场,国家金融、物价得以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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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障苏区经济供给,呈现共和国金融萌芽

  工农银行在初创时期几经搬迁,影响募股。尽管资金短缺,但是银行还是千方百计拿出一部分资金,投资对农业经济起到非常重要作用的各类合作社,支持发展粮食生产,支持工业发展,保障闽西苏区军民用品的需求。在永定,工农银行帮助当地利用资源优势开办石灰生产合作社,除了本地使用之外,还通过汀江水运支援上杭、广东大埔,并挑往龙岩供建筑与造纸用;开办“耕犁合作社”“农具合作社”解决农业生产的耕牛、农具、肥料等实际问题;在长汀,银行从资金上支持成立贸易公司,克服困难,开展对外贸易;长汀中华织布厂有300名职工,100台织布机,月产棉布18000匹,在银行的支持下,缓解了苏区军民用布;向汀连南阳铸铁合作社投资,制作农具与铁锅,缓解了农具短缺的状况,保证生产,解决了群众日用品的来源。造纸业是闽西主要经济之一,银行向造纸企业发放贷款,扩大纸张生产,解决了苏区各种类型用纸的困难;资助长汀熬盐厂、斗笠厂、印刷厂、红军被服厂、闽粤赣军区兵工厂等企业。长汀成为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非常繁荣,有“上海广州不如汀州”之说。工农银行在长汀设立了熔银厂,将收购的银器熔解提炼,提高银的纯度,用铸造的银饼以及产品到白区购买苏区紧缺的药品、煤油、布匹、食盐等物资。后来,在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后,闽西工农银行将库存的所有银饼交给国家银行。

  闽西工农银行为了冲破国民党政府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努力将贸易业务发展到白区。他们在长汀水东街设立了营业部,从资金上支持苏维埃政权所设立的“中华商业股份有限公司”,帮助公司将纸张、木材、钨矿出产销往白区;甚至奇迹般地与“围剿”苏区的国民党第19路军达成物物贸易,用钨矿出产换取对方的棉布、药品,间接瓦解了第19路军对苏区的“围剿”。银行鼓励商人将苏区的物资卖到白区,购入苏区紧缺物资,从而打破了敌方的经济封锁。

  曹菊如回忆说:“闽西地区在收割季节,稻谷上市集中,谷价下跌,农民只好低价出售;到青黄不接时,谷价上涨,缺粮农民只好借高利贷买粮。为了帮助农民解决‘谷贱伤农’和高利贷的剥削,银行帮助各县建立合作社,向粮食调剂局和粮食合作社发放贷款,在收割时以较高价格买进粮食,缺粮时按原价九五扣卖给农民,安定了农民生活,发展了农林经济。”在闽西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工农银行用自己初步形成的金融管理理念,为农民着想,维护农民利益,运用金融手段,医治了这个顽疾。同时,工农银行也以扶贫助困为己任,通过互济会,救济被军阀摧残、劫后余生的农工群众,帮助他们重建家园。

  闽西工农银行既从事传统银行业的储蓄与贷款业务,也摸索创新业务。他们为闽西苏维埃政府的代理财政工作,集中各种资金,统一财政收支,确保政府资金的正常动作。政府、军队、机关、团体的没收款和捐款都交到银行,作为财政存款。这种做法,实际上等同于现代银行代理金库制度。银行货币不用于政府开支,只在财政紧张时才用现金临时周转。这有效保证了银行纸币始终具有高度的信用。在此,工农银行始终将调剂金融、保存现金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为国家培育金融人才,新中国惦念老区人民

  1931年11月7日,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同时,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任命毛泽民为行长。遵照中央指令,闽西工农银行停止募股。根据1934年11月10日工农银行的《日计表》所显示,闽西工农银行两次募股金额为:45316.75元。

  毛泽民非常赏识会计科科长曹菊如的银行管理才干。1932年初,曹菊如被调去筹建国家银行。曹菊如根据已掌握的银行管理知识和闽西工农银行的业务经验,参照闽西工农银行的章程,起草国家银行的章程,制订国家银行的业务范畴,建立银行的各种账簿和单据。1932年2月1日,国家银行正式开业,曹菊如任会计科科长。1930年11月在东固银行基础上建立的江西工农银行,1932年4月改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江西分行,福建省也建立分行。因为闽西工农银行是股份制银行,所以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予以保留。两家银行进行了分工:国家银行福建省分行负责代理金库,收税款与从土豪那没收的金银,从资金上支持闽西工农银行;闽西工农银行主要业务是管理支持信用合作社,支持农业与工业的建设与发展。因闽西工农银行所发行的纸币在苏区信用非常好,因此,国家银行成立后,它继续流通了很长时间才逐步被收回。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之后,延续着此前的管理经验与运营模式,六名工作人员中,三人来自闽西工农银行。所开办的业务与闽西工农银行相近,包括建立分行、支行、兑换处,办理抵押、贷款、存款、票据、汇兑,发行钞票、代理国家金库、发行公债等。在毛泽民的领导下,国家银行采用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筹集资金,建立国家金库,整顿税收,建立财政,培训金融干部,努力打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发展苏区经济。国家银行参照闽西工农银行经验,积极探索金融管理体系,为中央财政部建立各种管理制度、财簿表格。曹菊如无论在闽西工农银行还是在国家银行,都始终强调“要做到币值的稳定,就必须有保证稳定的手段——充足的物资”。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后,闽西工农银行一直坚持记账、营业。银行员工冒着危险走村入户结清存款、收回纸币,用生命呵护着银行的信用。到11月10日,闽西工农银行保存的账册记载金额为666.615元,主要来自国家商店与粮食局,还另有未分红的股东款5685.67元。1935年春,中共福建省委被打散,闽西工农银行才将账簿、设备、资金埋藏,停止股东分红发放,结束自己的使命。

  新中国建立后,为了保障群众的利益、维护党的金融信用,1952年经中央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同意,对闽西工农银行发行的纸币以及股东所持有的原股金收据或股票,中国人民银行皆按银元的牌价进行收兑。

  闽西工农银行是在中国共产党与苏维埃政府领导下,由闽西工农群众、各级苏维埃地方政府参股的第一个股份制银行,工农群众参股占50%。从成立之日起,积极发展苏区金融,支持苏区发展经济,支持土地革命,是影响极大、极深远的红色金融机构。闽西工农银行在发展历程中探索出比较科学、完整的银行管理制度,为中国共产党积累了早期金融管理经验与货币发行经验。闽西工农银行在各县设立分行,各区、乡设立代办机构与信用合作社,有数百人参与金融管理,培养起一支精干的人才队伍。这些金融人才后来在陕甘宁边区建设以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初期的金融建设中起到重要的支柱作用。他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代优秀金融管理人员,他们的成长也为国家培养了早期金融人才。

  后来,邓子恢由闽西工农银行委员会委员,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部长、新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曹菊如由闽西工农银行会计科科长,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副行长、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赖祖烈继阮山之后,于1932年任闽西工农银行行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务院财政秘书等职。金库管理员曹根全,1932年调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陕北曾任西北银行科长兼银行印刷厂厂长,陕甘工委财政部长,东北银行嫩江省银行行长、吉林省银行行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党组书记、行长,中国农业银行黑龙江省分行行长。

  闽西工农银行为新中国国家银行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先期贡献,成为共和国的金融摇篮。

  作者:钟建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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